政府领袖如不得人，徒以厉民而已，民亦何赖有此政府邪？

耿天台所为书中，记王龙溪归自都门，往晤王心斋，两家弟子侍从颇多。心斋自候于大门之外，遣弟子迎之，揖让而入。旋同登山，弟子从焉，登临歌啸，各适其适。既而归，心斋设筵相款，宾主酬酢，纵论帝王杂霸之事，弟子听焉。俄而门外喧嚷，遣人视之，则舆夫也，喻而止之。龙溪因言“皇王霸者之气象，今日尽见之矣。”弟子未喻。申之曰：“登临之乐，陶然相忘，非二帝之事乎？揖让酬酢，进退以礼，非三王之事乎？怒目恶声，攘臂相向，非杂霸之事乎？”闻者悦服。

当轴虽有意提倡，但于书院之性质未能认识明了，又无魄力，真乃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未足与语。吾之三原则：（一）不隶现行学制系统之内，（二）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三）任何仪式不阿俗举行。与彼实大相迳庭。其关于学术统类，尤非时人所能骤喻。故知其未必能相容，或且以为忤，以为谤己，亦未可知。然彼无如予何，吾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书院之成与不成，于道无所加损，于吾亦无所加损也。

昔贤遭乱世，犹可于深山穷谷之中隐居讲学，今日已不可能。故同一处困，为时不同，则处困之道亦异。但心亨之义不可变易，义理所安处即是亨，“求仁而得仁”是也。举世所由皆不仁，相率以即于危亡之途而不悟，言之益深悲测！一身之计，真有所不暇耳。

古人处灾变之礼，如亡邑亡国，变之大者。“国君去其国，则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则曰：奈何去宗庙也。士则曰：奈何去坟墓也”（文在《曲礼》），此义非今人所知。今人劝人避害为义，不知义当止则止之，义当去则去之。所谓害者，以义为断。义当止而去，则害义；当去即止，亦害义。今吾尚可以去，可以无去，翔而后集，非迂回也。若避乱不成，但有俟命。实则何必择地乃为首阳。困而不失其亨，亡而不失其正。处危乱之道尽此二言，识之！益以衰朽，惮于转徙，其或不为齑粉，尚堪假息衡门，贤辈勿为吾忧也。

衲僧家每谓达摩东来，祇觅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吾行天下，亦祗明得一义，觉人我之间，本无间隔，但习气差别万殊，浅深不同，卒难与除。若令心习顿尽，则全体是性，更有何事？此程子所以言：“我这里祇有减法，减尽便无事也。”今学校正是习气窠窟，吾持此术以德，直乃“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然吾不能变其彀率，救得一分是一分也。来此（注：指泰和）已五日，不见一兵，但见平原旷野，清江丛林，老樟合抱，荫及数丈，窗牖洞明，天宇广大。视开化之山水峭急，颇觉彼土逼仄而此则坦夷。所憾者，无叶先生之人物耳。

来此已将旬日，居处一切粗定。但感家俱缺乏，无处可借，真如净名空诸所有，唯置一榻，安住而卧。然虽家徒四壁，窗牖虚明，天宇旷阔，颇足开豁胸襟，不似在开化时终日如达摩面壁也。吾平生最爱老树，此间随处皆有之，尤多枫与樟，皆数人合抱，百余年物。樟则盘拏如盖，枫则修直干云，各有意态。朝暮云烟变幻，日月出没，凭窗可观。自昔住焦山，三十年来未有此境。所不及者，枕底无江声可听耳。山谷《快阁》诗有“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之句，吾尝读而喜之。今来此，犹仿佛此景象。若在太平时，亦可卜居，然若非避难，吾亦安得至此？释氏“业风吹动”之说，真不虚也。……顾亭林犹能载书行天下，彼草《日知录》多在行旅之中，吾今日殊不能及也。

自柳州至大塘，颇多平畴，可喜。远山巉崿，不觉可厌。过大塘以上，则山径盘迂陡仄，至庆远，始有平原。虽城市，而颇具乡村风味，在平世亦可居也。

大局已成孤注，亦何所容身，将来志事，决不能如梨洲、亭林之安然肥遁，可知也。譬之弈然，全局已无一活子，而犹自诩国手，其谁信之。吾行如得免沟壑，当思如何绵此圣学一线之传，如何保此危邦一成一旅之众，如何拯此生民不拔之苦，此乃今日士类人人当负之责也。乃见闻所及，犹是虚憍矜伐，涂饰欺国故习，岂复有望？不学之害，一至于斯，可哀也已……世间事无定相，业风所吹，不由自主。所能自主者，但审之义理，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至于行止之利害，不能逆睹，不可计，亦不必计。如此，则随处皆可绰然矣。

曼倩玩世，梁公屈身，未足语于心斋也。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非有心于刑人。人之陷于刑辟者，实自刑也，故曰“天讨有罪”。

今之习言“永存”，“永存”者，超乎时间。人人觉得有个不能自已，觉得非如此不可，不如此不行，此便是性，便是诚，便是无妄。太极也，无极也，皆此之谓也。然此非初学所知，要在自己体会。又云：虽恶如桀、纣，终有本性发露时，亦是不能已处。方望溪《原人上》揭出此意，可选作国文教材。

唐太宗确有帝王之略，贞观之治可称小康。当时所定书，如《唐六典》开元时定、 《唐律疏义》，均见开国规模。《群书治要》《魏郑公谏草》等书，皆可存之作。惜其虽有知人善任之才，而不学无术，家庭父子兄弟之间竟不可问耳。

友人某君当日在杭州教陆军小学，日写小篆、饮酒、作《选》体诗，甚恬澹，颇好议论。尝云：西洋politics与policy，po-lice皆出一源，而policy则起于希腊之city，citizenship所谓议会，亦即沿袭当时之市府会议。实则希腊之文化，海盗商人之文化也。酒色歌舞，好勇斗狠，故其政治祗尚力。中国则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王者之政，自是以德化为本。虞芮讼田，入境而返。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所用力，尚安用警察为哉！当日言论如此，不意后来一变至是。方其初办刊物，亦祗以维持生计，意在标新领异，用以取悦于人。既其骑虎不下，祇得变本加厉，此亦始愿所不及料者也。

李长者，唐之宗室。隐居山中，着《华严合论》，多精义。惟语文字处，其说多陋，如荆公所谓“波为水皮”之类。

民族、国家等主义，同人于宗，吝道也。

《申报》载美国亚力山大教授prof. hartlay. b. alexander在浙大讲演，略谓中国虽需要机械文明，而机械文明一事，实不足以尽人生。西人之于人生，往往不见其全，中国人所见远过欧美，以其能求真、善、美之生活也。大抵单调雷同，便灭杀生趣。各民族各有其文化，应互相了解尊重，而不必强归一律云云。先生云：今日情形，真所谓单调雷同。亚力山大教授之言，不为无见。特彼所谓真、善、美之生活，既当作一件事物，向外求取，便无从得。性者，真、善、美兼具者也。然而合下现成，不待外求之义，恐非所及知耳。

战祸愈扩愈大，将来一切机械多归破灭，人之好杀或倦而知返。《春秋》之义，王者有征无战。须是国联有兵，而各国无兵，乃能保持和平耳。

罗斯福虽亦资本主义者，而力倡非战，冀保西半球之和平，有足取者。问西人战祸之愈趋愈烈，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有以启之。先生云：亦是推波逐澜。纵无达尔文，亦复如是，以其处处从利上着想也。圣人之言，非彼所知。如武王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义，彼中殆难了解。故对治西人之病，当参用老氏之旨。

客来谈游览。先生因言：瀑布可观不可听，其声暴厉。古人造字，“瀑”字从“暴”，盖有取于是。往在焦山枕江阁听江声，爱其动中有静。又滩声亦较轻松，胜瀑声多矣。

报载丹麦科学家波耳言：研究原子，知虽在细微之物，其中亦秩然有序而不可乱。又言：科学无国界。理有可信，言有可采。

论汉初人物云：萧何、张良辈均不足数。萧为刀笔吏，陈平六出奇计，世莫得闻，总之不出今人金钱收买运动一类伎俩。又如汉武以子少母壮为非国家之福，而杀钩弋夫人，曰：“汝不得活！”复语侍者曰：“此非汝曹所知，不见吕后事耶？”其为人亦自可知。而褚先生乃盛称之曰：“谥为武，岂虚哉！”其陋可笑。

谈战事云：日人自以为求民族生路，实则以此求生，真所谓斩头觅活。中国士气之盛，犹是尊王攘夷之思，先王之遗泽历数千百年而未泯者。为士卒者虽不必人人识字读书，而耳熟焉，而非近几年来某某等几人训练之结果。至于汉奸之多，却是嗜利无耻之训练所致，此则今人所不识者也。

常人之情，闻胜则喜。实则消除战祸，端在哀矜一念。杀念之动，在佛法便是业，是业便有报。蚊蚋嘬肤，一拍而死，出于无心，等于误杀。怒而杀之，便有业报。

战事未可预料，而将来生活方式总须变更。财可私有，产不可得而私有。井田之制不可复，井田之意在均平，仍当取法。物质享受，须是化除悬殊，去泰去甚。农工自食其力，商则消费合作，办法尚为近理。士则劳心，亦须善于教人，非同裨贩，乃为有益于人。今人言生活，虽引车卖浆者皆知养家，家以外能推而及之者实少。须知生活不为一己方好。

此时纵不高谈仁义，但以现代国家而论，如苏俄未尝不肤革充盈，望之俨然，而其腹心之中未必无疾；如中国则百孔千疮，内外交病者也。

谈种族云：女生为姓，先有姓而后有氏。如王氏出于王子晋，姬姓之后；马氏出于马服君赵奢，为嬴姓之后。姓氏书云：十四姓皆出于黄帝。今内地不开化处，犹有两姓械斗之风，结党成群，俨然国际战争之雏形。六朝时代犹有门阀阶级，不通婚姻。自唐兴科举以后，白屋可至卿相，世家或夷为庶人，而阶级渐泯。今大多数人民以姓氏不同而互相歧视者，固已绝无矣。不特此也，吴越当日世仇，今则化为一家。由是言之，则今日国际种族之界限，将来亦终当消灭。意大利人某君着《政治罪恶论》political crime，余尝依日人译本重译之，原稿登于《民立报》，未竟。彼意直以为政治便是罪恶。又如罗素对于现代国家亦深致不满，托尔斯泰亦然。所惜者，彼等于中土圣人学术大本大源尚无所见，有如佛经所谓边僻之人不得闻佛法者然。使此等人可以多得数辈，不过三言两语，可以开悟。人人性分具足，非待取而与之故也。

先生由桐庐赴开化避寇，江行多滩，水声时急。滩尽水平，声亦寂然。舟近龙游，先生云：深则平矣。

日本将来之崩溃，当由一部分军人思想之左倾，而推翻万世一系之天皇，预料事亦不远。但中国之危视日本为更近耳。

“支那”之名，不始于日本，佛书中已有之。明人陈士元着《象教皮编》，《学海类编》中有之，释“支那”云“文物之邦也”。

嘉庆初，阮芸台抚浙，时海内承平，公务清简，乃集其督学浙江时所取门下士为《经籍籑诂》，以陈仲鱼鳣主其事。当时涌金门茶肆为文士聚集之所，讨论汉学训诂，皆在杯壶茗肴间。书成，遂为讲训诂者必不可少之典籍。俞曲园生时较晚，亦闻其风而悦之者。前代掌故，昔贤风流，由今追忆，殊足动人向往。

今之中日，犹昔之吴越，今之俄德，犹昔之秦楚。春秋战国之际，纵横捭阖，此起彼仆。由今观之，同是中国，何有畛域？将来世界大同，中外一家，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乎？

三代学制，书阙有间。自汉以来，学制固可考见，而学校从未办好，人材亦从不出于学校。两汉经师均非博士俗学可比。后汉郭林宗颇事标榜，大学生时或干政。魏、晋以降，遂不复有学校，乃以九品取人，大中正掌进退之权，渐成门阀之风。唐、宋以科举取士，而后来国子监以及府县各学，乃至仅存虚名，实无一人。四十年来废科举，代以学校，求其真能化民淑世者无闻焉。吾意学校欲办好，必也主其事者稍知办学之要，慎选人师，日共讲论。至于技术人才，祗可别立专科学校，不必于大学造就。

问办外交者忠信不能两全。答云：此言祇是随人起倒。今之外交，无非纵横捭阖，更无信义。须知世界不能长此混乱。或云：在此过渡时代，总是如此。答云：所以成为过渡时代者，正以举世颠倒，执迷不悟耳。吾人信念终不可无，第一当信性善，第二当信圣人可学而至。徐徐体究，真有所知，则不至随俗起倒，可以立矣。

诸葛武侯一法家耳，犹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今人则予智自雄，绝无虚心咨询之意。孔子之对哀公曰：“惟其言而莫予违，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是可畏也！

问制度变革与顿渐。答云：顿渐本说修省工夫。然内圣亦可说顿，外王亦可说渐。

中国学制不能自立，全用钞袭，名词多不妥。如大学有“校长”，不称“学长”。书院之山长，今之讲师、导师，皆出佛经。山长本之诸山长老（讲师则本禅师、律师），日人袭之而不知所自来。中国复袭日本，不待兵戎相见，而国已亡矣！

清廷之于亭林、船山、梨洲，待以宽大，征聘不至，听其讲学。将来中国若亡，虏辈必无如此度量。古人一成一旅犹可中兴，今则不能。颇冀于深山穷谷中，集有志之士，相与致力此学。人数不可多，不预政治，庶免遭忌。然是非所在，固当详论及之，但不可发表耳。又如中土终不可居，则羁旅异域，如昔之马克思，今之爱因斯坦，亦何不可。如能得精通西文人士数辈，可以说明此理，公之于世，庶几或有明眼人，可以留下几许种子。故外国文自是紧要，非不可学，但须别于今之所以为教者耳。

问师范国文教材，答云：可选授《孟》《荀》《国语》，《孟子》可多选。因言：保氏教国子以六书，识字在古人是小学之事，今则在大学为专科。《凡将》《训纂》《急就》皆古人之小学教科书，然多枯燥。如以六书授学生，为言象形、指事，自然有趣，惟假借、转注稍难耳。吾意小学教本当用《论语》《孝经》，使了文义，能背诵、能默写。义理不妨稍迟，及其记忆力之强而授之，可以终身不忘。此外则数与方名，择要授之，使通珠算，足备日用。如是，则小学卒业，文理通顺已过于今之大学矣。英文、几何之类，本不必人人学习，徒耗脑力。有志于工程机械一类职业者，可入专校，各就所需选习之，则所学所用不至判然两途矣。

讲学诚不可已，然形式则不必具。书院成否，有何加损？聚人虽多，不必有益。姚兴供养鸠摩罗什，徒众三千余人，而高足弟子不过生、肇、融、睿四人。孔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真得闻道者，亦祇颜、曾二人，游、夏之伦但能说《诗》而已。释迦福报过于孔子，弟子盛极一时。魏文侯之于子夏，齐宣王之于孟子，视定、哀、季康子之所以待孔子者，殆有过之。吾观近日所接人，如陈百村以军人来问儒学，意态恳挚，如赖振声以历史为理欲消长之纪录，如王驾吾驳陈独秀论孔子与中国，似吾穷居间谈，无意中亦未尝毫无影响，又何以形式为？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刘静修文集•读药书漫记》有云“岭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药以治毒；湖南多气，而有姜桔茱萸以治气”云云，以譬天将降乱，必生弭乱之人也。

先生草书院简章毕，出示学者，因言：宗教家置身政治之外，故丛林会堂能不随朝代之转易为兴亡。邱长春之白云观至今无恙，而唐、宋寺院犹有存者，且逾千年矣。儒家则每以达官致仕，主讲院中，或名士论政，足以左右与论，遭忌贾祸，书院遂不能久。其为当道所延揽者，又不免望风承旨，同于博士之陋，是以皆不足以治学。此文之作，超然政制之外，经济亦属之社会而不仰给于政府。冀创立之后，可与丛林教会同其长久也。尚嫌时间短促，不及详细规划，得暇当参考《百丈清规》，重立规模。此亦儒家向所未有，所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不必自我成之也。

北宋王质相太祖，尝言鼻中须能吸得三斗热醋，方可为宰相。太祖在军阀中可谓宽厚，而为之相者其难如是。故钱若水之事太宗，未及四十岁便求引退。可见后世君臣之际无道甚矣。

“五族共和”本是欺人之语，不妨各自为政，而合为联邦。将来世界大同，终须由此而成。亚、美、欧各洲先各自成一联邦，拥戴共主，比于天子。有王者起，百年之后可矣。

伊川语韩持国：“当自求士，不当使士来相求。”持国虽未能用其言，闻之犹爽然自失。今则并持国其人者亦无之矣。

强敌压境，沦亡可惧，当思所以保存文物，绵延先圣血脉之计。张荫麟谓墨者之钜子即是领袖，弟子数百人实有组织。诚得有心人于今日，可以略仿其意。谋生之道，各听其便，仕宦商贾，一概不加限制，但须有聚集之所。生事无忧者，以其所余供养大众。而所为大众者，亦皆求力能自给。百工之事，不待外求，庶几退足自存，进可以易风移俗、淑世救人。此中最要一事为不争政权，否则必不容于今之世矣。

兵之为物，祇能备而不用，用之则危，故曰“圣人以此毒天下”。先儒于“毒”字曲为之解，惟伊川《易传》以“害”字释之为得其义。用兵焉得无害！

川中以产药名，而求药于肆，乃往往不可得，得之亦每不堪服食。药材遍山野，而人多不识，识之者乃在田夫野老，缁衣黄冠。彼其伏处岩穴，不与人世相交接。樵苏之余，时有所得，仅以自服，或以施人。其意未尝不美，惜其于种植之方，培养之道，种性科别之要，不加之意。加意于花木者，乃在大学生物系，而其心思之所营注，又仅止于种植培养区分而已，于其用途，则未尝尽心，无怪货之弃于地也。古人卖药，传为美谈。使吾人能自辨药物，躬亲种植，不惟自用，兼可济人。乱世能是，足以自活，较之仰给嗟来之食，岂不大佳。天下事可为者多，但不遇有心人，终于无可奈何耳！

书院讲义理，违俗好，相去太远。吾尝思之，舍义理而谈词章，亦可以专明诗教。然词章亦岂易治？先须熟读古籍，经部必不可少，次则《国语》《老》《庄》《楚辞》《史记》、两《汉书》《文选》，皆当熟。熟于两汉文字者，可以明文章体制。然讲师亦难其人，吾一人力有不足，祇合杜口。此有近于老氏之旨，不得已而遁于二氏，后之人必有以此议我者矣。

浙江图书馆有覆刻北宋本《四书》，余借取一观，并不甚好。后记并姓名而无之，当是坊本。宋本不必尽善，世人每视为古玩。傅沅叔自言近得《周易》单疏宋本，书祗两册，二三百页，至以万三千元购之，而津津乐道，以为宋本以经为贵，经以《易》为首，而单疏又为海内孤本，日本人各经单疏本皆有之，独缺《易经》，吾今得之，书目增光不少云云。此等人祗知版本，校勘且未之敢许，题跋且不尽通，书之内容则不问也。张菊生跋张子韶《孟子传》，但云书经朱子评驳，遂至湮没，今复得以问世，引以为幸。至于两家是非，可以存而不论云。既无真知灼见，亦祇得存而不论耳。

先生尝论中国与夷狄之辨曰：分中国与夷狄，不可专从地域与种族上计较。须知有礼义即是中国，无礼义则为夷狄。夷狄尚知礼义，则夷狄可变为中国；中国人不知礼义，中国即变成夷狄。内中国而外夷狄者，乃重礼义而轻视非礼无义之谓。由此可知，区别文明与野蛮，亦当以有礼义、无礼义为准。有礼义谓之文明，无礼义谓之野蛮。非曰财富多、物质享受发展快便是文明也。

先生曰：我为学得力处，祇是不求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