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鹘产与阿疎

《辽史》卷二七《天祚纪》天庆二年（1112年）九月载女直称兵之始曰：

初，阿骨打混同江宴归，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赵三、阿鹘产拒之，阿骨打虏其家属，二人走诉咸州，详稳司送北枢密院。枢密使萧奉先作常事以闻上，仍送咸州诘责，欲使自新。后数召，阿骨打竟称疾不至。

天庆三年三月又有记载曰：

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骑突至咸州，吏民大惊。翌日，赴详稳司，与赵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

按此两条与《契丹国志》卷一〇所载文意相同，要之起衅由于阿鹘产也。顾《辽史》于天庆四年又出一构成战祸之阿疎，而《契丹国志》则绝不见其姓名，《天祚纪》天庆四年正月曰：

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疎不从，遣其部撒改讨之。阿疎弟狄故保来告，诏谕使勿讨，不听，阿疎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不发……秋七月，女直复遣使取阿疎，不发，乃遣侍御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语答曰：“若还阿疎，朝贡如故，不然，城未能已。”

据此，则不从阿骨打而奔辽者，阿鹘产之外，别有一阿疎矣。然试以《金史》考之，则知《辽史》所云阿疎事实隐括《金史》所载也。《金史》卷一《世纪》曰：

（穆宗三年），纥石烈部阿疎、毛睹禄阻兵为难，穆宗自将伐阿疎，撒改以偏师攻钝恩城，拔之。阿疎初闻来伐，乃自诉于辽。

卷二《太祖纪》二年六月又曰：

康宗尝以不遣阿疎为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节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为言，终至于灭辽然后已。至是，复遣宗室习古乃、完颜银术可往索阿疎……辽复遣阿息保来诘之。太祖谓之曰：“我小国也，事大国不敢废礼。大国德泽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无望乎？若以阿疎舆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

阿疎，《金史》卷六七有传，所载略同。顾《金史》乃绝无一言及阿鹘产，适与《契丹国志》有阿鹘产而无阿疎相反。夫此两人皆以女真而不从阿骨打相同，奔辽相同，因之而起衅相同，更以《金史》与《契丹国志》之有无互见证之，(1)其为一人必矣。至其旁证则又有二。

《辽史》卷二八《天祚纪》天庆五年（1115年）载耶律章奴之叛曰：

章奴……趋广平淀犯行宫。顺国女直阿鹘产以三百骑一战而胜。

此条亦见于《契丹国志》卷一〇，而《辽史》卷一〇一《耶律阿息保传》曰：

六年，从阿疎讨耶律章奴。

阿疏即阿疎，其事相同一也。(2)

《辽史·天祚纪》天庆五年载女真之议和条件。一曰归我叛人阿疎，二曰迁黄龙府于别地。首以阿疎为言，然天庆八年和议，乃不及此。据《辽史》卷二八《天祚纪》曰：

金主复书曰：“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还我行人及元给信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则可以如约。”

至七月，女真又改宽其条件为“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郡，裁减岁币之数”。但求一“以兄事朕，册用汉仪”。按此次和议为辽、金开战后最具体亦最有成功希望之一次。《金史》卷六七《阿疎传》云：“及太祖伐辽，底辽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疎亡命，辽人不与为言，凡与辽往复书命必及之。”到天庆八年之独遣阿疎，疑有遗漏。今考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记，乃知其全文盖有十条：

乞徽号大圣大明一也，国号大金二也，玉辂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宝五也，以兄弟通问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岁输银绢二十五万匹两，大宋岁赐之半八也，割辽东长春两路九也，送还女真阿鹘产、赵三大王十也。

按此盖七月修改后之条件也。一至五及七可视为包括“册用汉仪”一语中。六即“以兄事朕”，八则裁减岁币也，九但求长春路，是时金已尽得东京，此不过欲辽之承认，亦即免割上京、兴中府也。独十无所附丽，不能不认为《辽史》之缺脱。姑退一步言之，《三朝北盟会编》所记，未必可信，然至少可以证明原作者必习闻金人索阿鹘产之事乃无可疑。夫金人所索者在《金史》则阿疎也，而宋人所闻者在《契丹国志》和《三朝北盟会编》则阿鹘产也，其事相同，可证者二也。

夫阿疎与阿鹘产不过一音之转，《金史》是也，宋人诸书亦是也，其误乃在于《辽史》编者但务博采而不知比附耳。

二　萧奉先与萧得里底

《辽史》卷二七《天祚纪》乾统四年（1104年）见西北路招讨使萧得里底，天庆二年（1112年）见枢密使萧奉先。萧奉先《辽史》卷一〇二有传，所述唯四事。一为混同江头鱼宴谏杀阿骨打事；(3)二为护其弟嗣先败逃罪；三为谗杀晋王，逼反大将耶律余睹；四则述其死状。按此四事皆见《天祚纪》，今考其文皆与《契丹国志》同，盖出于《亡辽录》诸书也。萧得里底则《辽史》卷一〇〇亦有传，顾其名绝不见于《契丹国志》，今以事迹校之，知是一人两传，宋人称其汉名，辽、金人则称其契丹名耳。

考《天祚纪》天庆二年之前，绝不见奉先名，是年二月忽书枢密使萧奉先，虽不言南北，而以下文考之，知是北院枢密使。按《天祚纪》乾统四年七月，“以西北路招讨使萧得里底……知北院枢密使事”，六年正月又书遣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使宋，(4)官虽微异而《辽史》知院与枢密使互称，故是一官耳，如卷一〇一《萧陶苏斡传》即称萧得里底为北院枢密使也。

萧奉先者误国之庸臣也，《契丹国志》称自天祚兵败，中外归罪萧奉先，乃考《辽史》则女真兵起，奉先初未尝涉征伐大计，其轻敌致败，养痈贻患者萧得里底也，无缘咎责奉先，《辽史》卷一〇〇《萧得里底传》曰：

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备，举兵往讨，得里底独沮之，以至败衄。

而卷一〇一《萧陶苏斡传》曰：

时金兵初起，攻陷宁江州。天祚召群臣议，陶苏斡曰：“女直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曰：“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5)足以拒之。”

审此则得里底误国之罪不可逃，故天庆五年七月天祚亲征，九月即书“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出为西南面招讨使”，而《萧得里底传》亦云“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为西南面招讨使”。然天祚犹宠信之也，故于八年四月复内召为枢密使。至于萧奉先则据《辽史》当亲征之始方为御营都统，嗣后亦不闻贬谪，固似截然为两人也。乃考《契丹国志》卷一〇天庆六年纪文曰：“自天祚亲征败绩，中外归罪萧奉先，于是谪奉先西南面招讨，擢用耶律大悲奴为北枢密使。”又云“是岁，止罢耶律大悲奴，再诏萧奉先代之”。乍读其文，一似罢而复召皆在六年者，然复召书于燕王（即秦晋国王淳）东征之后，则至早亦当在七年以后。《契丹国志》本亦荟萃众说以成书，其有抵牾，不足深辩。要之两人之贬西南招讨间，其罪则一曰不合人望，一曰中外归罪，语气亦同，罢而复召更无不同，而《辽史》但有萧得里底之贬，不及奉先，《契丹国志》则但有奉先而不及得里底，其故可长思也。

至于《辽史》于得里底被贬之时，奉先固俨然都统，似有可疑而其实无可疑也。五年亲征诸将《辽史》糅杂诸书而载之，奉先之为都统，出于《亡辽录》和《契丹国志》，《辽史》不书奉先之贬，而采《亡辽录》和《契丹国志》之文以见其为两人，似有剪裁，而其实大谬。盖奉先未尝为都统也。(6)

又考《萧得里底传》曰：“是时诸路大乱，飞章告急者络绎而至，得里底不即上闻，有功者亦无甄别，由是将校怨怒，人无斗志。”《契丹国志》卷一一天庆九年（1119年）纪曰：“金人攻陷上京路……萧奉先皆抑而不奏。”此与《得里底传》所谓“飞章告急，络绎而至，得里底不即上闻”，可为互证。

奉先误国之又一事为逼反余睹，冤杀晋王，其事纪与本传皆详载，而纪尤详。卷二九《天祚纪》保大元年（1121年）正月曰：

初，金人兴兵，郡县所失几半。上有四子：长赵王，母赵昭容；次晋王，母文妃；次秦王、许王，皆元妃生。(7)国人知晋王之贤，深所属望。元妃之兄枢密使萧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潜图之。文妃姊妹三人：长适耶律挞曷里，次文妃，次适余睹。一日，其姊若妹俱会军前，奉先讽人诬驸马萧昱及余睹等谋立晋王，事觉，昱、挞曷里等伏诛，文妃亦赐死；独晋王未忍加罪。余睹在军中，(8)闻之大惧，即率千余骑叛入金。

二年正月又书：

闻余睹引金人娄室孛堇奄至，萧奉先曰：“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欲立甥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子，明其罪诛之，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上遂赐晋王死。（《契丹国志》卷一一同）

知此似晋王之死，全由奉先，乃考《萧得里底传》则曰：

保大二年，金兵至岭东，会耶律撒八、习骑撒跋等谋立晋王敖鲁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议曰：“反者必以此儿为名，若不除去，何以获安？”得里底唯唯，竟无一言申理。

又但言得里底而不及奉先何邪？试考之《金史》卷一三三《耶律余睹传》，则尤有可资证明者。传曰：

余睹作书，具言所以降之意……又言：“枢密使得里底本无才能，但阿谀取容，其子磨哥任以军事。”又言：“文妃长子晋王素系人望，宜为储副。”得里底以元妃诸子，己所自出，使晋王出继。(9)文妃（按此二字疑衍）又言：“晋王与驸马乙信谋复其枢密使，来告余睹共定大计，而所图不成。”又言：“己粗更军事，进策辽主，得里底蔽之，辽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辟，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与耶律慎思等定议，约以今夏来降。近闻得里底、高十捏等欲发，(10)仓卒之际不及收合四远。”

夫据《辽史·天祚纪》、《奉先传》及《余睹传》，《契丹国志》纪传皆以沮立晋王，逼反余睹为奉先罪，顾出之余睹自言则不及奉先一字，而怨毒所中独在得里底，若非以奉先、得里底为一人，此传殆不可解矣。

而其他又有可证者则两人之归宿同也。卷一〇二《萧奉先传》曰：

当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虽能攻我上京，终不能远离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捣云中，计无所出，惟请播迁夹山。天祚方悟，顾谓奉先曰：“汝父子误我至此，(11)杀之何益！汝去，毋从我行。恐军心忿怒，祸必及我。”奉先父子恸哭而去，为左右执送女直兵。女直兵斩其长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于其国主。道遇我兵，夺归，天祚并赐死。（《天祚纪》同）(12)

而卷一〇〇《萧得里底传》则曰：

金兵逾岭，天祚率卫兵西遁。元妃萧氏，得里底之侄，谓得里底曰：“尔任国政，致君至此，何以生为！”得里底但谢罪，不能对。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与其子么撒。得里底既去，为耶律高山奴执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脱身亡归，复为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时淳已僭号，得里底自知不免，诡曰：“吾不能事僭窃之君！”不食数日，卒。子么撒，为金兵所杀。

按此两段皆言受责被逐，责之之人虽异，而皆以为应负误国之责任则同也。且被逐同，被逐之时亦同（纪皆系于保大二年（1122年）三月），父子为左右执送金人同，父得脱而子被杀同，所异者唯在死状。或云赐死，或云自杀，或云被杀，同一奉先而史与《契丹国志》异，《天祚纪》又绝不言得里底之死，则亦终归疑案而已。至于其巧合处固可证为一人也。此又得以《金史》作反证，《金史》卷二《太祖纪》曰：

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五月，先是，获辽枢密使得里底，节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统杲使阿邻护送赴阙。得里底道亡，阿邻坐诛。

卷七六辽王《杲传》曰：

挞懒请益兵于都统杲，而获辽枢密使得里底父子。

卷七七《挞懒传》又书：

宗翰使挞懒追击之，不及，获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还。

所载与《辽史·萧得里底传》合。(13)按此事《金史》一见于纪，两见于传，获则以为功，逃则戮其将，金人之重视得里底为何如！反观奉先据《辽史》诸书固亦为金人所获也，而《金史》乃寂无一言，同一枢密使，同一为辽尊宠用事之大臣，夫何轻重之不同如此？则知奉先与得里底初非两人矣。

要之《辽史》言得里底事皆本之金皇统中陈大任所修《辽史》，故其言皆与《金史》合。萧奉先事则本之史愿《亡辽录》等书，故多与《契丹国志》合。金修《辽史》但知博采，而不知考核，至有一人两传之巨谬，昔人讥《元史》一人两传，而《辽史》则无人为发其覆，不知其中亦有两传同陷此误也。(14)

三　耶律章奴与耶律张家奴

《辽史》卷二八《天祚纪》曰：

（天庆五年，1115年）九月乙巳，耶律章奴反。

其下即列叙章奴谋立魏国王淳，而淳不从，章奴乃侵掠上京路诸州，兵败，为辽兵所得，腰斩而死，其事皆书于九月。卷一〇二章奴有传，所载略同。《契丹国志》卷一〇于本年亦有此记载，与《辽史》几于一字不易，知同出一源也。

章奴既平之后，纪于是年十二月乙巳又书：

耶律张家奴叛。

其下列叙其战事，至次年四月亲征，败之，饶州、渤海平而止。

按本纪以章奴之叛在五年九月，其平亦在是年，而张家奴之叛则在五年十二月，乱事绵延至次年四月始平，似截然为两事，然细察之，则固一事两纪也。

考章奴之名始见于纪天庆四年（1114年）十一月，云：

以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里朵为行军都统，副点检萧乙薛、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

《金史》卷二《太祖纪》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亦有同样之记载：

辽遣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谢佛留，骑二十万、步卒七万戍边。

《金史》之张奴即《辽史》之章奴，固不待言。而《宋元通鉴》政和五年记此事则作耶律张家奴，王宗沐叙阿娄冈之战，全本《金史》，何故忽改张奴为张家奴，虽不可知，然不能遽视为妄改也。《辽史》卷二八《天祚纪》于天庆五年（1115年）三月书：

遣耶律张家奴等六人赍书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五月，张家奴等以阿骨打书来，复遣之往。六月壬子，张家奴等还，阿骨打复书，亦斥名，谕之使降。

其说张家奴与章奴为二人，亦不待言，顾考《金史》则初无分判。《太祖纪》收国元年四月曰：

辽耶律张奴以国书来。上以书辞慢侮，留其五人，独遣张奴回报，书亦如之。六月己亥朔，辽耶律张奴复以国书来，犹斥上名。上亦斥辽主名以复之，且谕之使降。

审此则知《辽史》之张家奴，《金史》固仍呼之为张奴，与四年之都统章奴初未视为两人也。若考之《辽史》卷一〇一之《耶律阿息保传》，则即《辽史》之中亦有未加分判者。传曰：

金兵陷宁江州，边兵屡败，遣阿息保与耶律章奴等赍书而东，冀以胁降。

夫《天祚纪》明言赍书而东者张家奴也，而此作章奴，则亦视章奴与张家奴为一人矣。其证一。

复次，《天祚纪》于天庆五年十二月书：“锦州刺史耶律术者叛应张家奴。”(15)而卷一〇〇《耶律术者传》曰：

术者……尝与耶律章奴谋立魏国王淳。及闻章奴自鸭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数人往会之。

纪言应张家奴而传云应章奴，非亦以章奴与张家奴为一人乎！其证二。

纪于六年二月书：

张家奴诱饶州渤海及中京贼侯概等万余人，攻陷高州。三月，东面行军副统酬斡等擒侯概于川州。

而卷一〇〇《耶律章奴传》云：

时饶州渤海及侯概等相继来应，众至数万。

夫侯概所应者据纪为张家奴而又书之于《章奴传》，(16)则其为一人之证三。

纪称耶律章奴之侵扰地域，为上京所属之祖州、庆州、怀州、饶州，而书张家奴之侵扰地域，亦为上京道之祖州、(17)饶州及中京道所属之川州、高州。区域大抵相合，其证四。

盖《辽史》之记章奴事，全出于宋人书，故与《契丹国志》合。因原书之不著月日也，亦遂于九月下牵连书之，一若章奴旋起旋灭同在此一月内者，不思章奴说魏王，转战上京，结群盗，犯行宫，然后受擒，尔许大事，岂得于一月中了之，而又别书一张家奴以乱之，可谓无识之甚。

四　天庆五年亲征诸将辨

《辽史》卷二八《天祚纪》天庆五年正月下诏亲征，八月趋军中，记其从征诸将为：

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番、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御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将汉步骑三万，南出宁江州。自长春州分道而进，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直。

至十一月又云：

遣驸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剌等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亲军七十万至驼门。

按以上书分遣诸将，凌杂无次，由于采取诸书而未加考核，今为释之，则中军都统阿不即萧胡睹姑，亦即卷一〇一有传之萧胡笃。《胡笃传》云：

五年，从天祚东征，为先锋都统，临事犹豫，凡队伍皆以围场名号之。进至剌离水，与金兵战，败，大军亦却……胡笃长于骑射，见天祚好游猎，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国政隳废，自此始云。

本传虽不言其为围场使，然云凡队伍皆以围场名号之，此固围场使之作用矣。又其都监为耶律张家奴，前已证张家奴与章奴为一人，今以《章奴传》考之，则云：“及天祚亲征女直，萧胡笃为先锋都统，章奴为都监。”张家奴与章奴既是一人，阿不、胡笃亦不容有二。

然此疑是旧史原文，阿不或为胡笃别译，或为别名，其误不过名号之不统一尔，其下又别取宋人书以补之，而益兹纠纷。《契丹国志》卷一〇曰：

天庆五年（1115年）八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率蕃、汉兵十余万出长春路。命枢密使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为正兵，诸大臣贵族子弟千余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车骑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别以汉军步骑三万，命都检点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副之，南出宁江州路，自长春州分路而进，赍数月之粮，期必灭女真。

试阅此文，即知《辽史》之记载不过沿袭杂抄诸书的《契丹国志》而已，其间偶有小异则《辽史》亦未必一字不易也。以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为副，考之奉先、得里底、章奴三传均无是语，其为讹传无疑。而其致误之故，则亦自有由。奉先之契丹名为得里底，已如前述，而奉先之弟嗣先，则名敌里，(18)敌里与得里底本为一名两译，是奉先与嗣先之契丹名同也。故《辽史》卷一〇〇《耶律棠古传》曰：“会萧得里底以都统率兵与金人战，败绩，棠古请以军法论。”本文所指之得里底实为嗣先，以出河店之败，嗣先为都统也。以兄弟同名，故一误而以得里底当敌里，再误则以奉先当嗣先矣。其实天祚亲征在八月，而奉先之贬在九月。《契丹国志》所谓天祚两败之后，以奉先为不知兵者，一指萧嗣先出河店之败，一指耶律讹里朵达鲁古及白马泺之败也，事皆在亲征之先，故亲征之初，奉先已不为天祚所信，不容复以为都统也。其出宁江州之一军，都统为萧胡睹姑亦即胡笃也，其为一人甚明。

至于十一月一条则又出自《金太祖实录》，故与《金史》合。《金史》卷二《太祖纪》收国元年（1115年）曰：

十一月，辽主闻取黄龙府，大惧，自将七十万至驼门。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剌等将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泺。

按此文甚明白，而《辽史》改自将为亲军，义已费解，又不书特末一军之至斡邻泺，遂若俱至驼门，与原文亦不合。考《金史》言辽军之分配，但此一条，盖所云辽主自将七十万至驼门者，即《契丹国志》之五部正兵扈从百司等出骆驼口者也，是为天祚自将之大军。其云特末所将之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泺者，即《契丹国志》之步骑三万，萧胡睹姑率之南出宁江州者也，是为别将之一军，(19)要之，此次亲征实不过两道而已。

然则《辽史》如但承用旧史，或但采《契丹国志》及《亡辽录》，或但录《金太祖实录》，均无不可，其失未至甚谬，今乃兼收并蓄，遂如屋上架屋，重复乖忤而不可理矣。

五　结　论

以上述四篇讫，按《辽史》简略，昔贤所讥，今考其失，更以杂糅。盖元修《辽史》，据脱脱所上表则合辽耶律俨之《皇朝实录》，金陈大任之《辽史》，而更“发故府之椟藏，集遐方之匦献”，冶之一炉，勒为专史。夫天祚而上，旧史足征，室昉之《统和实录》，至明犹存，而史称兴宗重熙中（1032—1054年）曾修《起居注》，道宗欲观《起居注》，则史官所职，至是差备。爰自统和（983—1011年），迄于寿昌（1095—1100年），三朝史实，载笔易详。天祚蹉跌，乘舆播迁，乾统（1101—1110年）之前，当仍前轨。天庆（1111—1120年）而后，缺失可知。陈大任金人也，则采《金史》以补之，其所关涉，止及兵戈，治乱之迹，度难博赡。于是至正（1341—1370年）重修，兼采野史。其曰“遐方之匦献”，则宋人书矣。然辽制书禁至严，传书境外者罪至大辟，天祚覆国，图书入金，中秘所藏，不传于宋。南渡诸人，蒿目世变，推本乱源，颇言北事，而文献无征，纪载缺略，不无诬罔之辞，稍依口耳为说，是犹曹瞒之传，出自江东，海陵之纪，修于大定（1161—1189年），足广异闻，实为典要。虽然，言东事者详于金，言燕事者详于宋，是皆境壤相接，耳目所及，辽人既不能自言，则舍此亦无以为史，虽云芜累，义难求全。顾其失也，则颠倒错乱，重文复出，于是天祚一纪，卒不可读。夫《金太祖实录》虽亡，而《金史》现在，《亡辽录》诸书虽逸，而《三朝北盟会编》、《契丹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颇存涯略，苟加覆按，痕迹不掩；以《金史》还《金史》，宋人书还宋人书，去其重复，梳其纠纷，整齐之道，固亦非难也。抑天祚而上亦不云完书也，景、穆之前事涉五代，今亦以两《五代史》、《资治通鉴》校之，其颠倒错乱，亦犹《天祚纪》，而有时亦可订两《五代史》之失，则以耶律俨、萧韩家奴所修，辽人之所自言也。至于一书之中，纪表志传各不相谋，数行之隔，名字别号，随事而异，全书皆然，更仆难数，此则人事之不尽，不得以书缺有间为辞，治之者能审其源，证其同异而校其实，则庶乎其可也。至于清宫本考证，每引《宏简录》以证《辽史》，而不知《宏简录》之即出于《辽史》，既昧其源，安能核实，其陋妄不足论矣！

（原载1942年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编《史地教育特刊》）

附记：我在四十余年前曾治辽、金、元史。那时初读《辽史》，感到记载抵牾重复，很想仿照汪龙庄《元史本证》之例，对《辽史》作一点整理工作。纪传部分大致作了校勘考证，而罗继祖先生的《辽史校勘记》已出，辗转觅得此书，发觉校勘上有很多相同，罗书既出，我就没有必要继续下笔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孤岛”的上海沦陷，我应前国立师范学院之聘，间道入湘。我的《辽史校记》写在一部局刻本上，留在上海，没有带走，后来也丢失了。几年来治辽、金、元史，深感自己对古少数族语言一无所知，实在缺乏治此三史所必需的条件，很难取得较大成就。到国师后，由于教学需要，让我开中国中古史课，讲的是秦汉魏晋隋唐，我对辽金元史既有内怯之感，因而兴趣就转到了魏晋隋唐这一段历史时代上去了。1942年，国师史地系学生创办《史地教育特刊》，征求文稿。那时我对魏晋隋唐史只好算初学，写不出像样的论文，因而就记忆所及，写成《辽史天祚纪证释》一文，指出《辽史》中某些重复纪载和一人二传。本文发表后才知道，约在同时，傅乐焕先生有《辽史复文举例》之作，却未得见（后来阅读，知拙文没有重复）。1944年，我应聘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开的课除通史外，便是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辽金元三史从此搁置，但也还发表了几篇旧稿。这回辑录我已发和未发表的旧作，将这一组论文也收录在内，只不过留下我早年治史的尘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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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契丹国志》以女真之伐阿鹘产在阿骨打混同江宴归后，而《金史》纪伐阿疎远在穆宗时，当从《金史》。

(2) 按《阿息保传》又言阿疎其后叛辽，考阿疎后为金所擒，未尝叛辽，而天庆六年以后亦无阿疎叛事，则此文必有误。

(3) 按混同江头鱼宴，阿骨打不肯起舞，天祚欲杀之，奉先谏而止。此事亦甚可疑，《金史》既所不载，而考其年月，是时阿骨打尚未袭位，完颜部之酋尚是乌雅束也。洪皓《松漠纪闻》卷上曰：“道宗末年，阿骨打来朝，以悟室从，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阿骨打愤甚，拔小刀欲剚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甚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劝诛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远人，不可杀。’或以王衍纵石勒，张守珪赦安禄山，终致后害为言，亦不听，卒归之。”此当为一事之两传，而言在道宗时，又以双陆起衅，所言绝异。要之当时自有此一种传说，所闻则各不相同也。余考《金史》，天祚时阿骨打实未尝入朝，而《世纪》于扬割嗣节度之九年（辽乾统二年）书穆宗（扬割追尊号）朝辽主于渔所，十年二月归。而《辽史》卷二七《天祚纪》于乾统三年（1103年）正月书如混同江，女直函萧海里首，遣使来献，与《金史》合。疑天庆二年（1112年）钓鱼混同江云云，即由此致误也。此事固不能证其必无，然其可信之程度，仅当视为一种传说而已。

(4) 按《契丹国志》卷一〇乾统六年书“辽复遣泛使同平章事萧保先，牛温舒诣宋”。保先为奉先弟，疑误，当作“奉先”。

(5) 按《辽史》卷二七《天祚纪》天庆四年（1114年）七月作“遂发浑河北诸军”。

(6) 见下亲征诸将辨。

(7) 按卷六四《皇子表》天祚六子：文妃出晋王敖鲁斡第一。元妃出梁王雅王第二，燕王挞鲁第三。赵王习泥烈第四，秦王定第五，许王宁第六，皆不详所出。而《后妃传》云挞鲁为惠妃出，亦不言秦王、许王为元妃所出，与此不同。

(8) 《辽史》卷一〇二《耶律余睹传》出于宋人书，与后《萧奉先传》合。

(9) 按《辽史》卷六四《皇子表》晋王敖鲁斡出继大丞相耶律隆运后。

(10) 审此知拥立晋王之谋非诬，而余睹降时，其事犹未发，纪言文妃赐死，余睹闻之大惊，亦误。《辽史》卷六四《皇子表》曰：“保大元年（1121年），南军都统耶律余睹以敖鲁斡有人望，与文妃密谋立之，不果。余睹降金，文妃伏诛。”正与《辽史》卷一〇二《耶律余睹传》及《金史》卷一三三《耶律余睹传》合，可证纪之误。

(11) 按此云父子，甚可思。凡言奉先之奸，初未尝及其子，《金史·余睹传》言得里底子磨哥任军事，亦为罪状之一，可以互证。

(12) 按《契丹国志》卷一一言奉先行二十里，为左右所杀。《辽史》与《国志·奉先传》其他皆合，唯此为异，史、志所本之书，今已无可考，则不能知孰为合于原本，然即使原本为被杀，《辽史》改为赐死，亦必有所本，要之奉先之死，但以疑案视之可也。

(13) 《挞懒传》之磨哥，即《萧得里底传》之磨撒。

(14) 按《辽史》卷八九有传之杨晳与卷九七有传之杨绩为一人，余别有考。

(15) 按《辽史》卷一〇〇《耶律术者传》锦州应为银州之误。

(16) 按纪书章奴事，但言结渤海群盗，众至数万，而不举其名，似亦疑同一侯概而忽应章奴忽应张家奴，故疑不书，至《章奴传》则遥隔数十卷，不复忆改矣。

(17) 纪于六年二月书“侍御司徒挞不也等讨张家奴，战于祖州，败绩”。而卷九八《萧兀纳传》云：“兀纳一名挞不也，（天庆）六年，耶律章奴叛来攻京城（按是上京），兀纳以死拒战，章奴无所得而去。”疑此挞不也即兀纳。祖州故上京国也，然官号不同，不敢妄断。然传言章奴之攻上京在六年，若如纪言，则章奴在五年九月即已覆灭，六年扰上京地者，乃张家奴也。此亦为章奴与张家奴实为一人之证。

(18) 《辽史》卷二七《天祚纪》：“天庆四年十月，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引军屯出河店，两军对垒……萧嗣先军溃……十一月壬辰，都统萧敌里等营于斡邻泺东，又为女直所袭，士卒死者甚众。”而《金史》卷二《太祖纪》则云：“十一月，辽都统萧纠里……会于鸭河北……俄与敌遇于出河店……辽兵溃，逐至斡论泺。”出河店之役，《辽史》以嗣先为都统，而《金史》则以萧纠里当之。日本箭内亘氏疑为辽易都统而金人不知，故以后之纠里（敌里）当前之嗣先（见箭内亘《辽金纠军考》），王静安先生驳之，以纠里或敌里为嗣先之契丹名，其言甚是。

(19) 萧特末《辽史》无传，似不能与萧胡笃为一人，此《金史》与《辽史》、《亡辽录》皆不合，然云至斡论泺，则即南出宁江州之一军无疑，特其统帅既互见，未知孰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