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出玉门、阳关通向西域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经过西北边境，跨越葱岭以达波斯、大秦。伴随着丝绸的输出，中国内地的养蚕技术也逐渐传播到西北各族，传到国外。这已人所熟知，无须赘述。但是来自内地的丝织手工业在西北各地传播的记录却很少见，那里是否自己生产丝织品，也不清楚。新出吐鲁番文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将就这些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我对于丝织技术的发展和东西交通所知甚浅，谈不上什么研究，希望同志们指正。

哈拉和卓八八号墓出有《北凉承平五年（447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1)录如下：

1　承平五年，岁次丙戌，正月八日，道人法安

弟阿奴

2　从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

3　锦一张，绵经绵纬，长九五寸，(2)广四尺五寸。

4　要到前年二月卅日，偿锦一张半，

5　若过期不偿，月生行布三张。民有私

（沽）

6　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故各半，

7　共员马一匹，各〇了。倩书道人知骏

8　时见　道智惠(3)丞安

承平本是北凉残余势力割据高昌的沮渠无讳及弟安周年号，其五年是丁亥，与本件的五年丙戌不合，很可能这个承平乃高昌王麹嘉的年号，这一疑问，《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已有说明。年号问题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总之本件年代至晚也在公元506年。

契券告诉我们，道人法安及弟阿奴所举的锦称为“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锦”。“丘慈”即龟兹，今新疆库车。据券，这张黄色为地的锦是高昌当地生产的，仿照丘慈制作的，其特点是“绵经绵纬”。这里可以知道，高昌、丘慈都生产锦，大概这种“绵经绵纬”的锦始于丘慈，因此即以丘慈命名。丘慈锦似乎在高昌销行较广，所以为高昌所仿制。哈拉和卓九九号墓出有《北凉承平八年（450年？）翟绍远买婢券》，(4)录如下：

1　承平八年，岁次己丑，九月廿二日，翟绍远从石阿奴

2　买婢壹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慈锦三张半，

3　贾（价）则毕，人即付。若后有何（呵）盗仞（认）名，仰本

4　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二主先和后券，券成

5　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罚丘慈锦七张，入不

6　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

7　券唯一支，在绍远边，倩书道护

本件的承平八年己丑同样与沮渠安周的承平八年（450年）庚寅干支不符，《吐鲁番出土文书》编者疑为公元509年，亦是麹嘉年号，晚于上件止三年。据券，买婢人翟绍远与上件举锦券的锦主姓名相同，卖婢人石阿奴之名亦与上件举锦人名同。本件出于墓道，很可能原来与上件同为哈拉和卓八八号墓物，后来经盗扰混入此墓道。本券载明，婢价以丘慈锦偿付，悔约也以丘慈锦赔偿，可知丘慈锦在本地区相当流行。

丘慈锦的特点是“绵经绵纬”。所谓“绵经绵纬”，即指用以织锦的蚕丝不是治茧抽丝，而是治茧为绵，自绵抽丝。《周书》卷六《武帝纪》下建德六年（577年）九月戊寅称：“初令民庶已上，唯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停断。”《通鉴》卷一七三陈太建九年（577年）记此事，胡注：“绵绸，纺绵为之，今淮人能织绵，紧厚，耐久服。”纺绵为绸至今有之，五、六十年前江浙乡镇常常可以见到。“绵经绵纬”的锦亦即纺绵为丝织之。哈拉和卓九〇号墓出有《高昌永康（？）十年用绵作锦绦残文书》(5)记“须绵叁斤半作锦绦”。本件年号已残缺，据同墓出有《永康十七年残文书》拟定。“永康”是柔然受罗部真可汗年号。永康十年相当于公元473年。(6)正是阚氏高昌时代。假使上引两券的承平为麹嘉年号，则此件尚在其前四十余年（475—506年），那时用绵作锦绦的。

哈拉和卓九九号墓经过盗扰，出有扰入文书三件，其中之一为《某家失火烧损财物帐》，据共出的扰入文书有高昌延昌二十二年（582年）纪年，本件年代当在麹氏高昌中期。文书首称，“九月十四日家人不慎，失火烧家”，下列被烧财物，除房屋的梁、椽及少量生活用具外，绝大部分是各种衣服、纺织制成品和纺织所用的原料。这些原料计有“绵经纬二斤”、“布缕八斤”、“绵十两”、“叠缕两”。此外还有“蚕种十薄”和“绢姬（机？）一具”。这一失火人家简直像是“纺织手工业作坊”。这些种类不同的原料表明当时高昌地区在生产一般的锦、绢、叠布、麻布之外，还生产“绵经绵纬”的纺织品。由此得知，早自阚氏王朝，晚至麹氏王朝中期，高昌地区百年间一直在纺织这种具有绵经纬特点的锦或其它绸之类。

这样一种纺织技术在西域有它的特殊意义。《北史》卷九七《焉耆传》：“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焉耆和高昌一样，火祆教与佛教并行，但佛教显然居优势。《法显传》记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到夷，称“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又《大唐西域记》卷一记阿耆尼国云：“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夷、阿耆尼并即焉耆，法显称僧徒“法则齐整”，玄奘也说“戒行律仪，洁清勤励”，其养蚕不取丝，当由佛教戒杀之故。这一点《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瞿萨旦那（于阗）”条记载甚明。本条在记鹿射僧伽蓝时叙述了蚕种西传的故事。据说当地本来“未知桑蚕”，后来得娶“东国君”之女，这位王女私自“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避免了关防的搜查，传入瞿萨旦那。这段故事中的“东国君”是谁？是何朝何代发生的事可以不管，总之表明于阗蚕桑之业传自东方。在记叙这一故事后，接着有如下一段话：“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于阗“上宜五谷及桑麻”，亦见《北史》卷九七本传。其地一直是西域崇信大乘佛教的重镇，内地第一个西行求经的僧人朱士行即在于阗求得大乘经《放光般若》。《法显传》说于阗“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大唐西域记》说此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王妃刻石为制，要待蛾出茧破才得治茧，当然亦因戒杀之故。《续高僧传》卷二七《释道休传》记载道休“不服缯纩，以伤生也”，同卷并记释道宣云：“余曾参翻译，亲问西域诸僧，皆以布毡而为袈裟，都无缯绢者，纵用，以为余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龟兹、于遁（阗）诸国，见今餋蚕，唯拟取绵，亦不杀害。”道宣亲自询问西域诸僧，知道龟兹、于阗诸国养蚕只取绵，和玄奘所说相符。龟兹也是“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亦见《大唐西域记》卷一），佛法甚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称玄奘到屈支（即龟兹），“将近王都，王与群臣及大德僧木叉毱多等来迎，自外诸僧数千皆于城东门外张浮幔，安行像，作乐而住”。玄奘所以受到这样厚待，应与高昌王麹文泰作书二十四封，“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有关（亦见上引传）。传又云：“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寺在城东南，以法师从家乡来，先请过宿。”可知高昌与龟兹宗教上的关系密切。高昌人仿制丘慈锦，与这种“绵经绵纬”的锦在高昌流行，疑亦与宗教有关，不仅贸易往来。

据上所引诸书记载，西域的焉耆、于阗、龟兹都有蚕桑，由于遵守佛戒，不愿杀生，所以一定要待茧破蛾出，方才治茧取绵。话说到这里为止，似乎西域各地养蚕只满足于将茧制成绵絮。但据吐鲁番所出文书，知道至少龟兹在取绵之后，还纺绵成丝，织成“绵经绵纬”的锦。既能织锦，当然也能织绢绸之类。那就说明养蚕不仅取绵，而且也取丝纺织。

当然，我们目前只知道龟兹有这样绵织的锦，并为高昌所仿制，焉耆、于阗是否也以绵取丝作锦呢？我们不知道。从高昌仿制这点看来，其他各地也未必不能仿制。哈拉和卓九〇号墓出有《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7)其中有云：“张绾传令，出疏勒锦一张，与处论无根。”上面已提到此墓大致在阚氏高昌时期。疏勒在《法显传》中为竭叉国，称“有千余僧，尽小乘学”。《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称“佉沙国”，那时佛教比前更为兴隆，玄奘说其地“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据《法显传》，那里因为山高地寒，“不生余谷，唯产麦耳”，假使这样，那就很难种桑养蚕了。但玄奘却说其地“稼穑殷盛，花蒐繁茂”。《北史》卷九七《疏勒传》也说“土多稻、粟、麻、麦”。疏勒即今新疆喀什市，气候虽寒，当时未必只能植麦。从上引文书看来，那里不仅有蚕桑，而且还生产以疏勒命名的锦。疏勒也崇佛教，是否也是绵织的呢？我们不清楚。假使如此，那么龟兹锦所以命名的特点可能别有所在。但不管疏勒锦是否用绵抽丝织成，纺织手工业传入疏勒并生产具有自己特点的锦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哈拉和卓九〇号墓还出有《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帐》，(8)记有“钵斯锦”。钵斯疑即波斯，鍮石也正是波斯的产物，(9)这样，纺织手工业技术的传播就目前所知，起自高昌，经过焉耆、龟兹、疏勒，由此西越葱岭，以达波斯。这一条传播的道路和汉代以来著名的北道相符。

高昌地区大概早就有蚕桑和纺织手工业。《北史》卷九七《高昌传》说“其地宜蚕”，大概本之《魏书》，(10)以后《周书》、《隋书》的《高昌传》都这样说，想也沿袭《魏书》，但却是实况。前引文书正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将再作一些补充。

阿斯塔那一号墓出有《西凉建初十四年严福愿赁蚕桑券》，(11)内称“严福愿从阚佥得赁叁薄（簿）蚕桑”，(12)同墓又出《某人条呈为取及买毯事》，内称“杨奣从刘普取官四斛，为丝十三两。□□得十一斛，作丝二斤三两半”；又出《刘普条呈为绵丝事》，称“都合绵七斤”，“杨瓜生丝一斤、索卢来丝十两”。(13)这二件条呈中所见的丝、绵是和官府有关的，条呈内有“请副内纪识”语，可以为证，但这是征纳物呢，还是交换、折价物品，还不明白。根据文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麹氏高昌期间绵、绢确是某种赋税的征发对象。阿斯塔那一五五号墓出有《剂俗绢残条记》二件，(14)其一云：

其二云：

按本墓所出文书有纪年者早自高昌重光二年（621年），晚至延寿十年（633年）。此二条记亦应为高昌后期文书。又阿斯塔那三六六号墓出有《高昌某年永安等地剂僧俗逋绢钱条记》，(15)内称：

1　永安五月剂俗逋绢钱七十一文半。次十月剂

2　逋钱七文。

3　　宁十月剂俗逋绢钱卌文。　　次僧逋钱

〔后缺〕

本墓文书止出此一件，据内容与前引条记类似，亦当是高昌后期文书。像这类“剂僧俗绢、练钱条记”还有一些，今不悉引。所谓“剂僧俗绢”的确切解释究竟是什么，尚待研究，这里只能肯定其为一种赋税，其征纳本来是绢，高昌后期已折钱交纳。又阿斯塔那九二号墓出有《高昌诸寺田亩官绢帐》，上记诸寺田亩数及树数，下记绢、绵数，(16)例如“绢半绵半”，“绢二半、绵二半”等。末称“合计得绢”云云。本件似是据田、树征纳绢绵，但旧亩多少和征纳绢绵多少并无必然关系。同墓所出还有一件《高昌某岁诸寺官绢捎本》，“官绢捎本”是原件标题，意义不明，内记诸寺名及绢、绵数，多的“绢五绵五”，少则“绢半绵半”，却没有田亩及树的数量，与上件不同。这些绢、绵是否就是所谓“剂僧俗绢”的僧绢呢，还是对诸寺的布施，不明。

阿斯塔那九二号墓为合葬墓，出有《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阳保久妻张氏墓志》及《唐总章二年（668年）杨保久墓志》，这二件文书均拆自女尸纸鞋，应在延寿十六年前，但也不会太早。

根据上引文书，麹氏高昌时期曾经以绢、绵作为赋税征纳物是无疑的，既然被作为赋税征纳物，当然也反映当地的绢、绵生产较为普遍。即使在后期，绢、绵已折钱交纳，但从寺院文书中（且不管是征纳或者布施）仍反映当地的绢、绵生产。完全可以证实史籍关于高昌“宜蚕”的记载。

关于高昌“宜蚕”的记载，两《唐书·高昌传》已不见，只称“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17)唐代西州的调据贞观户籍是緤布而不是绢或麻布，(18)也表明当地以种白叠，织叠布为主，(19)养蚕织锦、绢的手工业已经衰落，但也还不是完全不见记载。《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陇右道西州交河郡条下记“土贡丝、布、毡、刺蜜、蒲萄、五物酒浆、煎皱干”，丝仍列为土贡物品的第一位。《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陇右道厥赋称“西州白”，《通志略》《地理略》引《开元十道图》河西道贡物称“西州白毡”，《元和郡县志》卷四〇陇右道西州贡物称“开元贡毛、(20)刺蜜、干蒲萄”，《通典》卷六记诸郡土贡，交河郡（西州）是“贡布十端”。历考诸书，均不见贡丝的记载。但《六典》以下所述都是开元制度，《通典》称郡，更是天宝时制，《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所述也可能别有所据，源出唐初记载。

最后，附带提一下，阿斯塔那二一四号墓，出有《唐汜贞感等付绵练当青科（稞）帐》，内容是列记诸人姓名及付绵若干屯或练若干匹，计当青科若干斛斗。付绵最多二十屯，少则两屯；付练多至二十匹，少则五匹，与应纳青科多少相当。内“绵拾屯”与“练伍匹”都“计当青科（稞）陆硕伍（斗）”，则绵两屯相当于练一匹。本件只付绵、练，却没有丝。本件纪年已缺，同出有《唐麟德二年（665年）张君妻麹胜墓志》，本件当不晚于本年，据书法和内容也不能早于唐代。征纳青稞是什么税目，经常性的赋税还是临时征发，我们难以确定，但知这不是对个别人户的征纳，以绵练当青稞也不是个别人户的特殊处理。是否可以反映唐代西州仍然有较普遍的蚕桑和纺织手工业呢？

附记：本文写成后，承新疆博物馆武敏、吴震二位同志见告：新疆出土的北朝织物中有“绵经绵纬”所织之，又阿斯塔那三〇五号墓所出尸衾亦系“绵经绵纬”织成，但较粗疏。今附记文后志谢。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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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181页。

(2) “九”字下当脱“尺”字。

(3) “道”下脱“人”字。

(4)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187页。

(5)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7页。

(6)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称北魏文成帝之和平五年（464年）为柔然之永康元年，则十年为癸丑，公元473年，据吐鲁番所出《莲花经》残卷题记称“永康五年，岁在庚戌”，则永康十年为公元476年，与《魏书》不合。详《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4页注。

(7)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17页。

(8)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4页。

(9) 《北史》卷九七《波斯传》。按波斯锦亦见于《梁书》卷五四《诸夷传》“滑国”条。传称：“普通元年（520年），又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时间晚于哈拉和卓九〇号墓。

(10) 《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原缺，后人以《北史》卷九七《西域传》补，而删去魏以后事。

(11) 本墓出有《建初十四年八月韩渠妻随葬衣物疏》，建初是西凉李暠年号，李暠卒于建初十三年（417年）初，子李歆嗣位，随即改元为嘉兴，建初十四年实为嘉兴二年。按西凉占有酒泉、敦煌，高昌虽说僻远，由酒泉，经敦煌、伊吾以达高昌，不出十日，不应迟至次年八月尚不知改元，且所引条呈乃官府文书，更不应惘然不知改元。这批出土文书具有建初纪年的有两种情况，一是确知为西凉“建初”，哈拉和卓九一号墓的《西凉建初四年（408年）秀才对策文》即是；也有很可疑的，哈拉和卓八八号墓所出《西凉建初二年（406年）功曹书佐左谦奏》即是（以上两件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7～20页）。本墓所出的建初纪年文书也难确定其为西凉，但从文字内容和书法看，应早于麹氏高昌时期。

(12) 这里所云“蚕桑”，实即指蚕，所以用“簿”计算，但不解蚕怎样租赁。

(13) 以上所引阿斯塔那一号墓所出文书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7～20页，又查原文“丝”并作“系”。

(14) 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293、294页。

(15)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335页。

(16) 本件共有五段，除第一段绢、绵为墨书外，其他四段均朱书，与下件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175～179页。

(17)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高昌传》此句作“撷花可织为布”。此用《旧唐书》卷一九八。

(18) 见哈拉和卓三九号墓所出《唐贞观二十一年帐后□苟户籍》，《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第101页。

(19) 按《梁书》卷五四《高昌传》已云：“草实如蠒，蠒巾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前引哈拉和卓九〇号墓所出《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多处记载“行緤”，多至四十匹，这是较早时期的墓，可知叠（緤）布的生产早已有发展。但高昌文书还未见普遍征纳叠布的记载。

(20) “毛”可能是“毡”之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