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略述朱子论格物，亦可谓乃是朱子言心学工夫之画龙点睛，最后结穴之所在。此下当略述朱子与象山两人之意见相异。

后人言朱陆异同，率谓朱子乃理学，象山乃心学，其说之误，已辨在前。其实两人异见，亦正在心学上。

言朱陆异同，必首及于鹅湖之会。象山兄九龄《复斋》一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

象山和之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

此两诗，可见当时二陆要旨。然象山谓《复斋》诗第二句微有未妥。因《复斋》言古圣相传只此心，则欲传圣人之心，仍须读圣人之书，自不免要留情传注，寖及支离。象山改为斯人千古不磨心，则今日之我心，便是往日圣人之心。所谓此心同，此理同，直从己心契入，岂不易简。传心之说，朱子实已早发在前。朱子又曰：

心与理，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人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

凡学先要明得一个心。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此诸语，亦可谓乃是当时理学家共同信守语，朱陆异见，并不在此。

朱子又曰：

施之君臣则君臣义，施之父子则父子亲，施之兄弟则兄弟和，施之夫妇则夫妇别，都只由这个心。

人只要存得这些在这里，则事君必会忠，事亲必会孝，见孺子则怵惕之心便发，见穿窬之类则羞恶之心便发。合恭敬处自会恭敬，合辞逊处自会辞逊。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谓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谓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赞化育，亦只此心也。

人只是此心，以至千载之前，千载之后，与天地相为终始，只此一心。

若尽从此等处看，朱子与象山并无异见。然朱子又谓：

人心所见不同，圣人方见得尽。今陆氏只要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才自别人说出，便指为外。所以指文义而求之者皆不为内。只是专主生知安行，学知以下一切皆废。

简策之言，皆古先圣贤所以加惠后学，垂教无穷，所谓先得我心之同然。凡我心之所得，必以考之圣贤之书。脱有一字不同，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当之归。

此处乃是朱陆两家意见分歧处。朱子言人心之体，从大处说来，无内外，无古今，古圣贤所说，乃先得吾心之同然。此则同是一心，不须分别，若只把现前当下来看己心，则不免规模窄狭，不复能取人之善。

又曰：

学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与圣人之心无以异，是乃所谓传心。岂曰不传其道而传其心，不传其心而传己之心哉。

此较前说更深一层。就圣人言，则圣人之道固一本于圣人之心。就后之学者言，则必学圣人之道而后乃能知圣人之心。此一曲折，便会转入二陆所谓支离与精微的路上去。而且又说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则更似转到外重内轻，把圣人心来作己心准则，与象山意见似更相远。

朱子又曰：

如孝弟等事，数件容先做底，也易晓。若是后面许多合理会处，须是从讲学中来。不然，为一乡善士则可，若欲理会得为人许多事则难。

盖孝弟等事，质美者亦可以生知安行。其他许多人事，则无不从讲学中来，然亦不得摈之在己心之外。故朱子谓陆子静杨敬仲有为己工夫。若肯穷理，当甚有可观，惜其不改。穷理则即是讲学中事。朱子又曰：

孝悌忠信，若浅言之，则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间更无立脚处。故圣人之教，未尝不以为先。若极言之，则所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圣人一贯之妙者，亦不过如此。故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然后因吾日用之间，常行之道，省察践履，笃志力行，而所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贯之者，乃可言耳。盖其所谓孝悌忠恕，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个死底孝悌忠恕。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为乡曲之常人，妇女之检柙而已。何足道哉。

此处即是《大学格物补传》之所主。在朱子意，孝弟忠信，只属小学事。只是人之常行，日用之间一立脚处。圣人之教亦以是为先。但若极言之，孝弟可以通神明，忠恕可以达一贯，但其间必经过大学一番格物之教，讲学穷理，大有事在。否则

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若不博学，气质纯底，将来只成一个无见识底呆人。若是意思高广底，将来遏不下，便都颠了。

所以又说：

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令之所谓识心者，乃将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礼益卑。今人则议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

此等话，在朱子，亦并不一一针对象山而发。当时理学家风气，过分看重了心，看轻了事。又谓理在心，不在事。又因是而看轻了向外面去求知识。故朱子要说：

根本枝叶，本是一贯。身心内外，原无间隔。

此处所提本末内外，似乎是当时一般理学家所共同认为的一项重要区别。即如二程，向不提及濂溪之《太极图》，又不和康节谈数学。伊川于横渠《正蒙》，则谓其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明睿之照本于内，考索所至则在外。伊川又谓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本之内，见闻之知求之外。此在二程，亦显见有重视内本轻忽外末之倾向。程门诸儒，此一倾向益显。朱子虽宗二程，然言下竭力要泯此内外本末之隔阂。其为《六先生赞》，于二程外又增入周张邵马四人。又在二程中，自谓较近伊川。若从此方面推扩，则理学风气，将为丕变。然在一般理学家眼光中，则朱子似终不免有在枝叶上用力，近乎有驰外之嫌。象山兄弟，实亦以此意见看朱子。象山极重明道，而于伊川则颇致不满。朱子之言象山，则曰：

看子静书，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

又曰：

陆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本来是好底物事，只被私欲遮了。若识得一个心，万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

在朱子意，亦同样主张一切须自我胸中流出，亦主张万法都从心中流出，但又另开一面，主张从外面流入，来广大己心，发明己心。此一面，象山则谓之是支离。朱子又谓自明道转出谢上蔡，自上蔡转出张旡垢，又自旡垢转出了陆象山。象山自谓得之孟子，但朱子则指其亦从程门来。后人袒护象山，谓象山之学亦源自明道，其实朱子已早发此意。

朱子又曰：

抚学有首无尾，浙学有尾无首。

抚学即指象山，浙学则导自朱子老友吕祖谦东莱。但若要在二者间择取其一，朱子则宁取抚学。若不先有内本，则失却了理学传统精神。但朱子则更要由本及末，由内向外，有了首还要有尾。至若有尾无首，则将更遭朱子之呵斥。

由上所述，可见在朱子心目中，象山地位极高，朱子极欲与象山密切讲论以归一是，并时欲对彼我两家异见得一调和。故曰：

自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

此处朱子辞极谦退，然亦仍是牢守平日讲学宗旨，总是要本末内外一贯交尽。惟此项工夫，却甚难到达一恰好恰中之境界。往往不偏在这边，便易偏到那边。即朱子于北宋理学诸家中，亦只是要去短集长，求得一恰中恰好。而朱子对于自己工夫，亦时时有反省自谴之辞。在主意上则要不堕一边，而在工夫上，则每觉不遽是恰中恰好。若不明白到朱子这一番心境，则见朱子说话，往往忽彼忽此，像是没有定见。而象山听到朱子这一番说话，却云：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此一说，在朱子看来，亦并非不是。朱子所争，乃在知了尊德性以后，还须得道问学，不要尽靠在一边。不要尽把一边话来开导他人。此处恐是朱陆两家异见之症结所在。后人或有谓象山实是承接明道，伊川与朱子则走入歧途。从极严格之理学传统言，此亦不得谓之全不是。但朱子在理学传统中，意欲恢宏疆宇，廓开道路，把求知精神与博学精神充分加入，则此两家异见，自难调和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