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编辑《近思录》一书，凡分七篇十四目。首为道体，此两字即有大讲究。全部中国学术史，可分四大变。尧舜以下迄于孔子，可谓王官学时代。其时则学在王官，少及社会平民。孔子以下，百家言兴起，学术下降民间，为中国学术一大变。

孔孟儒家主要在言道，备见《语》《孟》两书。墨翟继孔子，亦言道，惟反孔子之道以为道。儒墨以下，共分八家，皆言道，而所言各不同。《庄子?天下》篇言：“道术将为天下裂”，是也。战国末期，天下渐趋于一，言道者亦渐趋于一。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汉初刘安为《淮南王书》，皆广招宾客，折衷群言以归一，即学术亦求统一之明证。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对策，表彰五经，罢黜百家。而学术重定于一尊，是为中国学术之第二大变。

汉武以下，可谓废止孔子以下之百家言，而重振孔子以前之王官学，乃以孔子与周公并尊，则实已会通家言于官学，亦可谓择一家言以重定为官学。而孔子乃为此下两千年中国学术史上之主要中心人物。

东汉末天下乱，政治复趋分裂，学术又随而变。先则庄老道家言再兴，继则印度佛教东来，于是道分为三，曰儒、曰道、曰释。隋唐复归统一，政治变于上，而学术则依然是儒释道三分之局面，此为中国学术之第三变。

唐中叶，韩愈倡为古文，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提倡辟佛，而以孟子之拒杨墨自比。著为《原道》篇，又有《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愈之论学论道，主要在孔孟儒家。宋兴，韩愈之言始昌。其先犹多偏在政治上，及神宗后，新旧党争，而北宋亦随衰。周濂溪始创道学，精阐孔孟，程明道伊川兄弟及张横渠继之，北宋道学遂立。其为学与汉唐儒有不同，主要在反老释，创新宇宙论人生论，更近西方哲学家言。宋史特立《道学传》，以分别于两汉以下之《儒林传》，其事未可厚非。此为中国学术之第四变。

以前儒家求道明道传道，偏重在人群治平方面。庄老道家始推论及于宇宙自然。体用二字兼言，始于东汉末魏伯阳之《参同契》。亦道家言。道体观念之成立，最先应起于此。佛教东来，主要亦先言宇宙，乃及人生，与中国道家言较接近。惟战国邹衍阴阳家言，会通儒道，亦先推论宇宙，而归极则在人道方面，实近儒。《中庸》《易传》后起，亦会通儒道，可谓古代之新儒家。周濂溪论学多本之《易传》《中庸》，而又时及阴阳家言。横渠著书亦多本《易》《庸》，独二程更多引孔孟。要之，此道体观念，可谓先秦汉儒皆未之有。宋代道学家反老释，亦兼采老释，道体一观念，则为讲究周张二程四家言者，一最重要纲领所在。

下及清代，学术又变而未定。西学东来，学术上又再变，而至今仍未定。此处不详论。惟一事必当郑重提出者，西方学重分别，中国学重和合。西方一切学问分门别类，各成专家，并无一共通观念，故不言道。惟宗教家言似近道，但专言灵魂，不仅与中国儒家相异，亦与老释相异。故西方政教分，其宗教之涉及人生方面者，乃自先有了一大限。既主自由平等，惟不犯法律规定，岂不人人各可有一道。中国人言道，无论其为人道天道，皆有统有体，又必会通和合为一。此则中西双方一大不同处。

今再细言之，中西双方道不同。单就中国言，亦可谓儒、释、老三家言道各不同。专就儒家言，亦可谓先秦孔孟言道与宋代道学家言又有不同。而专就北宋周张二程四家言，又各自有不同。惟中国人言道则终有其大同处。朱子举道体二字为《近思录》全书之第一目，可谓用意深长矣。

今再以现代语简约言之，道可谓是理想的人生。具体人生，古今中外，人各不同。但可有一超时空的抽象的更高理想的共同境界，并融会天地万物大自然而和通为一，此即宋代理学家所谓之道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