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德不宏章。

朱子曰：“此以人之量言。总群言，该众理，而不自以为博。兼百善，具众美，而不自以为得。知足以周万物，而于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济众务，而于天下之事有不屑为。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余地焉。非其量之大，则其执德孰能如是之宽广而不迫哉。易所谓宽以居之，而曾子所谓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谓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则先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当，则喜自负，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则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则必欲试其才。所谓执德不弘者，盖如此。虽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夺，然亦安能为有无哉。”今按：朱子说《论语》及其说《孟子》《学》《庸》，主要都在发挥此心。而同时象山，尚嫌其未能用力于此心，亦似执德之未弘矣。今则西风方煽，人人以对外面一事一物寻求知识为已尽此心之能事，而弊病丛生，更待执德能弘者来为之作更高之领导与解放。

朱子又曰：“义理无穷，心体无限。若信道不笃，则容众太广后，随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笃而不弘，则是确信其一说，而或至于不通。”今按：今之宗教信仰者，每易陷于不通。科学哲学亦多不通。而笃信西方，则必认中国以往为不通。实则仅是中西双方之不相通而已。求其信道笃而执德弘，岂易言哉。

虽小道章。

朱子曰：“小者，对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专一家之业以治于人，道之小者。然皆有用于世而不可无。其始固皆圣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观。然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而皆不可以达于君子之大道。是以致远恐泥，而君子不为也。谢氏谓坦途之歧别，是矣。”今按：朱子以农圃医卜之属为小道，而谓固皆圣人之作。中国古史传统固如此。近世西方科学，以中国人观念言，亦皆有用而不可无，亦皆出于圣人，然非大道。而西方则自始即不讲治人之大道，亦可谓至今犹缺。大学中，政治系与化学系会计系等同列，肄业四年即毕业。民主政治仅尚多数，佐以法律，各自自由，非有道可言也。若宗教，则应属异端，非小道。恺撒事恺撒管，政教分，非异端乎。故中西文化相异，实难合而言之。

大德不逾闲章。

朱子曰：“大处既是，小处虽未尽善，亦不妨。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今按：中国古人，道分大小，德亦分大小。小道君子不为，小德则出人可也。只要择大道行，暂时有小差失，或走不到，尽可且恁地前去。此即义理与功利之辨。若论功利，只要有所成，即认为十分圆满了，则多走小道守小德亦便是。但大成小成之间，则人必有争。实则人世间哪有速成的事。西方人急功近利，但亦功成身退。希腊成了，来罗马。罗马成了，又来北方蛮族。直到当前，仍如此。中国讲大德大道，遂成一大传统。其实亦可谓至今无成，而败乱亦相寻。但只论该如何做而已。

子夏之门人小子章。

朱子曰：“洒扫应对，所以习夫形而下之事。精义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理则未尝有大小而无不在。君子之学不可不由其序，尽夫小者近者而后可以进夫远者大者。无大小，理也。有序，事也。由其序，则事之本末钜细无不各得其理。而理之无大小者，莫不随其所在而无所遗。不由其序，而舍近求远，处下窥高，而理之全体固已亏于切近细微之中矣。洒扫应对是小学事，精义入神是大学事。精究其义以入神，正大学用工以至于极致处也。虽尧舜孔子之圣，其自处亦常在下学处。下学便上达。”今按：《论语》言道有大小，德有大小。朱子此处则言理无大小，但事亦有大小。如洒扫事小，道小德亦小。但处事由人，人之处事之理则无大小也。今人洒扫有自来水，古人不知，今人尽谓是进步了。今人应对可用电话，古人不知，又尽谓是进步了。只在事上讲是如此。但人之处洒扫应对有一心，心对事便有理，此心则尽可无进步，反而退步了。要我来做尧舜，我不能要尧舜来做我。我如此般洒扫应对，尧舜怕也只得如我般洒扫应对。阳明便有如此说话。所以朱子要说理无大小。但人之立志，则立志向上，由我来做尧舜，不该向下自足，却问尧舜如何来做我。所以道有大小，德有大小，终不可以不辨。中国人在做人一套上尽有讲究，所以有此诸说法。西方人则尽在处事上着想，此诸说法便都说不上。

又依朱子此条所辨，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西方人尽注意在形而下处，因此又要另有一套形而上哲学。中国人则从洒扫应对形而下处，直通到精义入神之形而上处。所以说，理无大小，吾道一以贯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