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相近也章。

朱子曰：“性即理一语，自孔子后，惟程子言之。此一语即千万世说性之根基。理者，公共之物，不会不善。”又曰：“孟子未尝言气质之性，程子言之。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又曰：“气质之说起于程张，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自孔孟后，未尝有人说到此。如诸子说性恶，说善恶混，说三品，亦是。但不曾明其为气质之性耳。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却不曾说得下面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程张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但言仁义礼智是性，孟子是也。只论气禀，不论一原处，荀杨以下是也。予于太极图解亦云，所谓太极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物得是气质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则谓之性。气质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然其本然之理，则粹然至善而已。”今按：子贡言夫子言性与天道未可得闻，此下遂有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及善恶混诸说。程张始言性即理，又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朱子谓其原自濂溪《太极图说》，而创为理气论。此为有宋理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一大突破。朱子此处言之甚晰。朱子又曰：“性与气皆出于天，如天气之清明阴黯，可见气之美恶。然好者常少，而不好者常多。以一岁言之，晴和而不寒不暖者，能几时。而夏寒冬暖，愆阳伏阴者皆是也。虽一日之间亦然。盖其气错揉万变，不能均平，所以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又如颜夭而跖寿，尧舜与孔子福寿不同。”今按：如朱子此处，言气即言天，亦可有善有恶，及善恶混之分争矣。西方宗教认为善只在上帝，人世则原始罪恶，故有世界末日之主张。科学哲学全不理会善与恶之争，此是西方人心硬之表现。中国儒家，自孔子以下，大体主张偏向善。即庄老道家言自然，言气不言性，但亦有偏向善之倾向。此为中国人心软之表现。文化不同，本于人性有不同。程朱所言，仍亦无可非也。

惟上知与下愚不移章。

朱子曰：“不必求合，人所言各有地头。孔子说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人之气质实有如此者。如何必说道变得，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气质之性。孔子说得都浑成了，程子此段却只说到七分，不说到底。孟子只说得性善，其所言地头各不同。”今按：此言地头不同，略如今人言立场不同。伊川言无不可移，此显与孔子言不合。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亦与孔子下愚不移之说不合。朱子则以气质之性来说孔子之不移，然于孟子伊川说皆不置辨，此见中国学者之气象宽厚处。象山阳明皆明言朱子不是。自朱子言之，此亦所言地头之不同矣。朱子又曰：“圣人之言，则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程子则曰，以其不肯移，而后不可移耳。盖圣人之言本，但以气质之禀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则以人，责其不可移。而徐究其本，则以禀赋甚异而不肯移，非以其禀赋之异而不可移也。”今按：此条又在不移之上加了不可移与不肯移之两项。不可，即孟子之不能。不肯，即孟子之不为。然朱子谓以其禀赋之异而不肯移，则仍依孔子义，仍以气质之性说之。惟其气质之性使其自不肯移，此即下愚之所以不移也。而气质之说则本于程子，朱子之言亦可谓细而和，缓而尽矣。

或问游氏之言曰，夫道未始有名，感于物而出，则善之名立矣。托于物而生，则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庄子曰，物得以生谓之德。性者，善之资。故庄子曰，形体保神谓之性。盖道之在天地，则播五行于四时，百物生焉，无非善者无恶也。故曰，继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则出作而入息，渴饮而饥食，无非性者无妄也。故曰，成之者，性也。何也？朱子曰：“道未始有名，善之名立，性之名立，此则老佛之言，而分道与善与性为三物矣。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虽出于庄周之言，然所谓仪则者，犹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而特遗之，且独以出作入息，饥食渴饮为言，则是所谓性者无复仪则，专以佛者作用是性之言为主矣。是虽欲极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为性者，反滞于精神魂魄之间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学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谓托于物而生者，是又以为先有是物，而性托之以生，如释氏授胎夺阴之说也。”今按：此条朱子又明辨之，力辨之，亦犹孟子之所谓不得已而辨者。游氏亦程门大弟子，朱子极尊二程，而于二程之言多有辨，于其弟子谢杨尹游亦各有辨，会合观之，乃可知中国学者之态度。

礼云礼云章。

或问：诸家言礼以敬，异乎程子，何也？朱子曰：“程子以理言，礼之体也。诸家以人言，礼之用也。”黄幹曰：“今集注与程子说不但敬与序之不同，虽言和则同，而所以为和亦不同。集注之敬与和主人心而言，程子之序与和主事理而言。然有人心之敬与和，则见于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今按：是则朱子释《论语》亦不守程子说，而朱子之重视于心，亦由此可见。故二程始提出理字，而朱子必挽回到心上来。如释仁曰心之德爱之理，是矣。惟象山说心，又过了朱子，则又多病。义理难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