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朱子曰：“弘非止是容物，乃容得众理耳。今之学者执德不弘，才得些子道理，便自足。他说更入不得，如此则滞于一隅，如何得弘，如何胜得重任耶。”今按：西方学者崇尚专门，倘以中国语衡重，亦可谓其执德不弘。所以在西方史上，学者从不负政治重任，亦不负师道重任，其实则是不负人群大道之重任。不仅任不重，抑亦道不远。过些时，他那一套便须有另一人另一套来代替。所以我们要只说求变求新了。

兴于诗章。

朱子曰：“只是这一心。兴于诗，兴此心也。立于礼，立此心也。成于乐，成此心也。”又曰：“今岂特诗乐无，礼也无。而今只有义理在，且讲究分别是非邪正，到感慨处，必能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涵养德性无斯须不和不乐，便是成于乐之功。如礼，古人这身都只在礼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无之，只得硬做些规矩，自恁地收敛。”今按：朱子此处语，也须放宽看。由屈原陶潜以下，也尽有诗。昭明《文选》及唐宋诸家集中诗，也有可兴，朱子也亲自在诗上幼年起即用着功。礼乐也非绝。朱子在后世礼上尽多讨究，并亲定了《家礼》一书。乐则最微，亦非无。朱子在此方面似用力最少。惟孔子先圣既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子所谓只有义理，则从先圣先贤心上来。故孔子教其子，学诗学礼。朱子教人，则读《论语》《孟子》。此非不是，亦并不与孔子意相违。四书之教先于五经，正是理学最着精神处。但并不是有了义理，不再要诗与礼乐了。后人误解理学家，每在此等处。今日则诗与礼乐三者真全废了，则朱子此条更值注意。今人亦有言复兴文化者，则当从义理大处来兴诗兴礼兴乐才是。

民可使由之章。

或问：子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朱子曰：“理之所当然者，所谓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圣人之为礼乐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则莫不原于天命之性，虽学者有未易得闻者，而况于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盖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又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又曰：“由之而不知，不害其为循理。及其自觉此理而知之，则沛然矣。必使之知，则人求知之心胜，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复由，而惟知之为务，其害岂可胜言。大抵由之而自知，则随其浅深，自有安处。使之知，则知之必不至。至者亦过之，而与不及者无以异。”又曰：“某尝举张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当事亲，便要体认取个仁。当事兄，便要体认取个义。如此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曰，王介甫以为不可使知，盖圣人愚民之意。曰，申韩黄老之说便是此意。”今按：说不可使知之非愚民，已极详尽。今人读《论语》此条，仍必主愚民说，不肯读书，亦无如之何矣。近世科学昌明，驾驶飞机者，岂尽知飞机制造之理。修理电灯者，岂尽知电灯制造之理。科学上之一事一物尚然，又何论于国家治平礼乐刑政之大。所以中国人论政，必兼言教，而又言不可使知，其理微矣。学者则不可不察。

好勇疾贫章。

或问：好勇疾贫之说。朱子曰：“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贫，则不肯为乱。疾贫而不好勇，则不能为乱。自古乱民，皆其材力出众，而迫于饥寒者也。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产，厚其生乎。抑学者不幸而好勇，又不幸而贫，苟无道以持之，自行一不义，取非其有，日长月滋，其不流于跖也几希。此又学者所当自警也。”今按：近世资本主义盛行，必疾贫。又以帝国主义求为保持扩张，则必教民好勇。使国外受阻遏，则内乱必兴。又有好勇而疾贫之学者为之助长，其不致乱者几希。故中国为政者，必重制产厚生。而知仁勇三德，勇必随于知与仁之后也。今国人方慕西化，既教人疾贫，又教以好勇，其为危道亦可警矣。

大哉尧之为君章。

朱子曰：“非惟荡荡无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见，又有焕乎之文章可睹。”今按：庄老之论不如儒，即此一端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