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为政者，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故诸教令符号谓之经。
挽世有章学诚，以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故深非杨雄、王通。案《吴语》称挟经秉枹。兵书为经。《论衡·谢短》曰：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法律为经。《管子》书有《经言》《区言》。教令为经。说为官书诚当。然《律历志》序庖牺以来帝王代禅，号曰《世经》。辨强域者有图经，挚虞以作《畿服经》也〈（见《隋书·经籍志》）〉。经之名广矣。仲尼作《孝经》，汉《七略》始傅六艺，其始则师友仇对之辞，不在邦典。《墨子》有《经》上下。贾谊书有《容经》。韩非为《内储》《外储》，先次凡目亦楬署经名。老子书至汉世，邻氏复次为经传。孙卿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经》亦不在六籍中。此则名实固有施易，世异变而人殊化，非徒方书称经云尔。
学诚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然陈寿、习凿齿、臧荣绪、范晔诸家，名不在史官，或已去职，皆为前修作年历纪传。〈（陈寿在晋为著作郎，著作郎本史官，然成书在去官后。故寿卒后，乃就家写其书。又寿于高贵乡公、陈留王传中三书司马炎，一书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一书晋太子炎。武帝现在，而斥其名，岂官书之体也？寿又尝作《古国志》五十篇，《三国志》盖亦其类耳。）〉太史公虽废为埽除隶，《史记》未就，不以去官辍其述作。班固初草创《汉书》，未为兰台令史也。人告固私改作国史，有诏收固，弟超驰诣阙上书，乃召诣校书部，终成前所著书。令固无累绁之祸，成书家巷，可得议耶？且固本循父彪所述。彪为徐令病免，既纂《后篇》，不就而卒。假令彪书竟成，敷文华以纬国典，虽私作何所訾也？陆贾为《楚汉春秋》，名拟素王。新汲令王隆为《小学汉官篇》，依拟《周礼》，以知旧制仪品。孔衍又次《汉魏尚书》。世儒书仪、家礼诸篇，亦悉规摹《士礼》。此皆不在官守，而著书与六艺同流，不为僭拟。诸妄称者，若《东观汉记》署太史官，虽奉诏犹当绝矣。〈（《文选·西征赋》注引《东观汉记》：太史官曰：票骇蓬转，因遇际会。又太史曰：忠臣毕力。是其论赞亦称太史。然后汉太史已不主记载，《汉记》实非太史所为，署之为妄。）〉
且夫治历明时，羲和之官也。关石和钧，大师之所秉也。故周公作《周髀算经》，张苍以计相定章程，而次《九章算术》，然后人亦自为律历筹算之书，以讥王官失纪。明堂《月令》，授时之典，民无得奸焉，而崔寔亦为《四民月令》。古之书名，掌之行人保氏，故史籀在官则为之，李斯、胡毋敬在官则为之。及汉有《凡将》《训纂》，即非王官之职。许叔重论撰《说文解字》，自尔有吕忱、顾野王诸家，诗续不绝，世无咎其僭拟者。吴景帝、唐天后位在考文，而造作异形，不合六书，适为世所鄙笑。今《康熙字典》依是也。古之姓氏，掌之司商，其后有《世本》，然今人亦自为谱录。林宝承诏作《元和姓纂》，言不雅驯，见驳于邓名世。以是比况，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不在公私也。
王通作《元经》，匡其简陋与逢迎索虏，斯已！谓不在史官不得作，陆贾为《楚汉春秋》，孙盛为《晋阳秋》，习凿齿为《汉晋春秋》，何因不在诛绝之科？学诚驳汪琬说，云布衣得为人作传。既自倍其官守之文，又甚裁抑王通。准其条法，仲尼则国老耳，已去司寇，出奔被征，非有一命之位，儋石之禄，其作《春秋》亦僭也。
杨雄作《太玄》拟《易》，儒者比于吴楚僭王，谓其非圣人，不谓私作有诛也。雄复作《乐》四篇〈（见《艺文志》）〉。是时阳成子长亦为《乐经》〈（见《论衡·超奇篇》）〉，儒者不讥，独讥《太玄》，已过矣！《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然常用止于别蓍布卦。春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奇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仲尼赞易而易独贵。其在旧法世传之史，则筮书与卜梦等夷。《数术略》蓍龟家有《龟书》《夏龟》《南龟书》《巨龟》《杂龟》，杂占家有《黄帝长柳占梦》《甘德长柳占梦》，书皆别出。虽《易》亦然。是故《六艺略》有《易经》十二篇，《数术略》蓍龟家复有《周易》三十八卷。此为周世既有两《易》，犹《逸周书》七十一篇别在《尚书》外也。〈（左氏说秦伯伐晋，筮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季将生，筮遇大有之干，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说者或云是《连山》《归藏》，或云筮者之辞。寻《连山》《归藏》卦名或异《周易》，筮者占卦，其语当指切事情。知皆非也，宜在三十八卷中。）〉盖易者，务以占事知来，惟变所适，不为典要。故周世既有二家驳文，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尚考九流之学，其根极悉在有司。而易亦掌之太卜，同为周礼，然非礼器制度符节玺印幡信之属不可刊者。故周时《易》有二种，与《连山》《归藏》而四。及汉杨雄犹得摹略为之。是亦依则古初，不愆于素。学诚必以公私相格，是九流悉当燔烧，何独《太玄》也。
《晋书·束晢传》言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易繇阴阳卦》者，亦三十八卷之伦。以是知姬姓未亡，玉步未改，而《周易》已分析为数种。桐城姚际恒不晓《周易》有异，乃云魏文侯最好古，魏冢无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然则《易繇阴阳卦》者，顾仲尼所为三绝韦编以求寡过者耶？
凡说古艺文者，不观会通，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为章学诚，下者为姚际恒，疑误后生多矣！
自《太玄》推而极之，至于他书，其类例悉准是。外有经方相人形法之属，至于释道，其题号皆曰“经”。学诚所不讥，诚格以官书之律。释者有修多罗，传自异域，与诸夏异统，不足论。道士者，亦中国之民，何遽自恣？而老子又非道士所从出也，本出史官，与儒者非异教，故其徒庄周犹儒服〈（见《庄子·说剑篇》）〉。儒家称“经”即悖，而道家称“经”即无悖〈（墨子、韩子准此）〉，何其自相伐也？
章炳麟曰：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正今之世，封建已绝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犹欲拘牵格令，以吏为师，以宦于大夫为学。一日欲修方志以接衣食，则言家传可作，援其律于东方、管辂诸传，其书乃远在杨雄后。旧目《七略》，令目四部，自为《校雠通义》，又与四库官书龃龉。既薄宋儒，又言诵六艺为遵王制。时制五经在学官者，《易》《诗》《书》皆取宋儒传注，则宋儒亦不可非。诸此条例，所谓作法自毙者也。
问者曰：经不悉官书。今世说今文者，以六经为孔子作，岂不然哉？
应之曰：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史籀篇》《世本》之属）〉。《易》《诗》《书》《礼》《乐》《春秋》者，本官书，又得经名。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其亡变改。其次《春秋》，以《鲁史记》为本，犹冯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鲁太史〈（见《艺文志》）〉。然则圣不空作，因当官之文。《春秋》《孝经》，名实固殊焉〈（《春秋》称经，从本名。《孝经》称经，从施易之名）〉。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迹息者，谓《小雅》废。诗亡者，谓正雅正风不作〈（见《说大疋小疋》）〉。《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六月》者，宣王北伐，《小雅》之变，自此始也。其序通言正雅二十二篇废而王道缺，终之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国史之有编年，宜自此始。故太史公录《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明前此无编年书。《墨子·明鬼篇》引周燕齐宋四国《春秋》，三事皆在隐、桓以下，《周春秋》乃记杜伯射宣王事。宣王以上，欲明鬼，其征独有《诗》《书》。明始作《春秋》者，为宣王太史。盖大篆布而《春秋》作。五十凡例，尹吉甫、史籀之成式，非周公著也。晋羊舌习于《春秋》则为《乘》，楚士教太子《春秋》则为《梼杌》。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惑者不睹论籑之科，不铨主客。文辞义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
今以仲尼受天命为素王，变易旧常，虚设事状，以为后世制法；且言左氏与迁、固皆史传，而《春秋》为经，经与史异〈（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皆同此说）〉。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天下篇》）〉。责实有三：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王充以桓谭为素丞相，非谭生时以此题署。顾言端门受命，为汉制法，循是以言，桓谭之为《新论》，则为魏制法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即欲为汉制法，当自作一通书，若贾生之草具仪法者〈（后世王冕、黄宗羲之徒，亦尝为此）〉。今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翔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
经与史自为部，始晋荀勖为《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旧法。《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其后东观、仁寿阁诸校书者，若班固、傅毅之伦，未有变革。讫汉世依以第录，虽今文诸大师，未有经史异部之录也。今以《春秋经》不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之徒，方将规摹皇汉，高世比德于十四博士，而局促于荀勖之见。荀勖分四部，本已陵杂。丙部录《史记》，又以《皇览》与之同次，无友纪不足以法。后生如王俭，犹规其过。〈（据《隋书·经籍志》，王俭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则《七志》本同《七略》，但增图谱道佛耳。其以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同名为经典志，而出图纬使入阴阳，卓哉！二刘以后，一人而已。）〉今陈荀勖之法于石渠、白虎诸老之前，非直古文师诮之，唯今文师亦安得闻是语乎？今文家所贵者，家法也。博士固不知有经史之分。则分经史者与家法不相应。
夫《春秋》之为志也，董仲舒说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书，亦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汉书》，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其自美何以异《春秋》？《春秋》有义例，其文微婉。迁、固亦非无义例也。迁、陈寿微婉志晦之辞尤多。太山梁父，崇卑虽异哉，其类一矣！
然《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苍颉徒造字耳，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嗣犹蒙其泽。况于年历晻昧，行事不彰，独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诒后嗣，令迁、固得持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实仲尼、左丘明之赐。故《春秋》者，可以封岱宗配无极！今异《春秋》于史，是犹异苍颉于史籀、李斯，只见惑也。盖生放勋、重华之世者，不知帝力所以厚。生而策肥马乘坚车者，亦不识先人作苦。今中国史传连，百姓与知，以为记事不足重轻，为是没丘明之劳，谓仲尼不专记录。藉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国长久，文教浸淫，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馀数见印度人，言其旧无国史，今欲搜集为书，求杂史短书以为之质，亦不可得。语辄扼腕。彼今文家特未见此尔。）〉汉世五经家既不逆睹，欲以经术干禄，故言为汉制法，卒其官号郡县刑辟之制，本之秦氏。为汉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近世缀学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讫于百世。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豫制之？《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故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子·齐物论》语。经犹纪也，三十年为一世，经世犹纪年耳。志即史志之志。世多误解）〉。明其藏往，不亟为后王仪法。左氏有议，至于公羊而辩〈（范武子云：公羊辩而裁）〉。持《繁露》之法，以谒韩非、仲长统，必为二子笑矣！
夫制法以为汉则隘，以为百世则夸。世欲奇伟尊严孔子，顾不知所以奇伟尊严之者。章炳麟曰：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春秋》之绩，其什佰于禹耶？禹不治洚水，民则溺。民尽溺，即无苗裔，亦无与俱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然则继魏而后，民且世世左衽，而为羯胡鞭挞，其憯甚于一朝之溺。《春秋》之况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帱持，岂虚誉哉！何取神怪之说不征之辞，云为百世制法乎？
又其诬者，或言孔子以上，世𨱏𨱏无文教，故六经皆孔子臆作，不竟有其事也。即如是，墨翟与孔子异流，时有姗刺，今亦上道尧舜，称诵《诗》《书》，何哉？三代以往，人事未极，民不知变诈之端，故帝王或以权数罔下。若其节族著于官府，礼俗通于烝民者，则吏职固有常矣，书契固有行矣，四民固有列矣，宫室固有等矣，械器固有度矣，历数固有法矣，刑罚固有服矣，约剂固有文矣，学校固有师矣，歌舞固有节矣！彼以远西质文之世相拟。远西自希腊始有文教，其萌芽在幽、平间，因推成周以上，中国亦朴陋如麋鹿。〈（此类缪见，自江慎修已然。自有天地以至今日，年历长短，本无可校，而慎修独信彼教纪年，谓去今财五六千岁，因谓唐虞之视开辟，亦如今日之视秦汉。假令彼中记载，录自史官，自相传授，犹或可信。今则录在神教之书，而或上稽他国。他国之数，岂无彼教所未闻？安知不有远在其前者？神教之言，本多诬妄。然则管仲所谓七十二君，虽非经典所载，不视神教犹可信乎。）〉夫文教之先后，国异世，州殊岁，不得一剂。若夫印度文教之端，始自吠陀，距今亦四千年，不与希腊同流化〈（巴比伦、埃及、补多之属，琐琐天爱，不足齿录）〉。必欲使一剂者，大食自隋世始有文教，推此以方中国，复可云八代行事，自王劭、牛弘臆为之也。
问者曰：孔子诚不制法，《王制》诸篇，何故与《周礼》异？
应之曰：《周礼》者，成周之典。周世最长，事异则法度变。重以厉王板荡，纲纪大乱，畴人子弟分散〈（见《历书》。畴人者，世其父业，汉世谓之畴官，非专谓治历者）〉。《周礼》虽有凡要，其韱悉在畴人。畴人亡，则不能举其事，虽欲不变无由。故左氏言春秋时制，既不悉应周官，其后天下争于战国，周道益衰。礼家横见当时之法以为本制。若《王度记》言天子驾六，则见当时六骥之制也〈（按孙卿言六骥，又言六马仰秣。是当时固有驾六之法。然此事盖起春秋之末，故《说苑·正谏篇》云：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祭法》言七祀五祀，则见楚有国殇司命之祭也〈（别有说）〉。又以儒书所说夏殷故事转相傅丽，讫秦用驺子五胜，命官立度，皆往往取符应。汉初古文家如张苍，犹不能脱，况濡于口说者？〈（汉世古文家，惟《周礼》杜、郑，《诗》毛公契合法制，又无神怪之说。郑君笺注，则已凌杂纬候。《春秋》左氏，《易》费氏本无奇邪，而北平侯已谱五德，贾侍中亦傅会公羊。并宜去短取长者也。荀、郑之《易》，则与引十翼以解经者大异，犹赖王弼匡正其违。《书》孔氏说己不传，太史公、班孟坚书，时见大略，说皆平易。《五行志》中，不见《古文尚书》家灾异之说，然其他无以明焉。《洪范》《左氏》时兼天道，然就之疏通以见当时巫史之说可也，不得以为全经大义所在。刘子骏推左氏日食变怪之事，傅之五行，则后生所不当道也。大氐古文家借今文以成说者，并宜简汰去之以复其真。其在今文，《易》京氏、《书》大小夏侯，《诗》辕固、《春秋》公羊氏，妖妄之说最多。《鲁诗》《韩诗》虽无其迹，然异义。言《诗》齐鲁韩，皆谓圣人感天而生，则亦有瑕疵者也。毛公于履帝武敏，不取《释训》敏拇之解，于上帝是依，则云依其子孙。斯其所以独异。《尔雅》本有叔孙通、梁文所增，或毛公所见，尚无此说，亦未可知。而郑君乃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感天而生之明文，不悟《诗》非叙事之书，辞气本多增饰。即如郑言，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亦为感岳而生耶？《周语》亦云皇后有爽德，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此即医家所云梦与鬼交者，𬀩生穆王，当时遂有异语，岂真谓穆王是丹朱子耶？《春秋》穀梁氏最雅驯，独惜于礼未善。《王制》之伦，亦其次也。惟《士礼》则古今文无大差异。今世言今文者，独不敢说《士礼》。盖条例精密，文皆质言，不容以夸言傅会，亦无通经致用之事，故相与置之矣。）〉故《王制》不应《周礼》，而《繁露》《白虎通义》之伦，复以五行相次，其始由闻见僻陋，其终染于阴阳家言而不能骋。假令《王制》为孔子作者，何缘复有周尺东田之文？若为汉制法耶，爵当有王侯，何故列五等？地当南尽九真，北极朔方，何故局促于三千里？西域已宾，而不为置都护；匈奴可臣，而不为建朝仪。以此知其妄矣！《繁露》诸书，以天道极人事，又下《王制》数等。卒之令人拘牵数术，不尽物宜，营于禨祥，恐将泥夫大道。
言六经皆史者，贤于《春秋》制作之论，巧历所不能计也。
虽然，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故《青史子》五十七篇，本古史官记事。贾生引其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则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各以其职御于门内；太子生而泣，则曰声中某律，滋味上某，命云某，然后县弧，然后卜王太子名。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周考》《周纪》《周说》亦次焉。《周说》者，武帝时方士虞初，以侍郎为黄车使者，采闾里得之。今之方志，其族也。《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新物。唐世次《隋·经籍志》者，以是为小说根本。区以为事，《南州异物》《南方草本》则辨其产，《荆楚岁时》《洛阳伽蓝》则道其俗，《陈留耆旧》《汝南先贤》则表其人。合以为志，《周纪》之属以方名。故诸杂传地理之记，宜在小说。仪注者，又青史氏之流。今世所录史部，宜出傅小说者众矣！
《周纪》诸书，据偏国行事，不与《国语》同录于《春秋》家者，其事丛碎，非朝廷之务也。且古者封建，王道衰，故方伯自制其区宇。《国语》录周以下，齐晋楚吴越，皆秉方岳之威，制似共主。郑故寰内诸侯，鲁亦旧为州牧，而僭礼逾等之事多矣。故国别以为史，异于猥蕞小侯。自秦以降，以郡县治民，守令之职不与王者分重。独如《华阳国志》，录公孙述、刘备、李势之流自治一方者，宜在“春秋”〈（今所谓史部）〉。其他方志小说之伦，不得以《国语》比。宋世范成大志吴郡，犹知流别。挽世章学诚、洪亮吉之徒，欲以迁、固之书相拟，既为表志列传，又且作纪以录王者诏书，盖不知类。且刘绦为《圣贤本纪》，而子产在其录。本纪非帝者上仪。即府县志宜以长官列纪，何故又推次制诏？一前一却，斯所谓失据者哉！
世人又曰：志者在官之书，府县皆宜用今名。然今府县之志，不上户部，非官书。虽为官书，虞初奉使以采周俗，何故称“周说”，不称“河南说”邪？盖方志与传状异事。传状者，记今人，其里居官位宜从今。方志者，始自商周建国及秦汉分郡县以逮近世，二三千年之事，皆在其中，即不可以今名限齐。传曰：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今之府县，因古旧治而疆域迫陕者多矣，然其士女一端可称，虽分在他府县，犹入录。若范成大志吴郡，阖闾、夫差之臣，及孙氏时为吴郡人者，皆比次入其籍。阖闾、夫差所部，远及江淮。其地不专宋之平江，其臣佐出何乡邑不可校，以系吴，故志之。孙氏之臣韦昭，本云阳人。云阳于宋不属平江，以系吴郡，故志之。若署为“平江志”者，宜简韦昭之徒使不得与。为是斟酌古今，以吴郡为之号，然后其无旁溢也。今为府县志者，不旁溢则宜予今名，旁溢则宜予旧名。多爱不忍，士女之籍，从古郡县所部，而题名专系于今，甚无谓也。独旧郡过宽者，名不可用。汉世豫章，包今江西之域，而会稽笼有浙江、福建，延及江南。今为南昌、绍兴志，宜有省耳。格以官书，谓之周语国志之伦，其言无状。《秋官》小行人，自万民之利害而下，物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五物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管子》曰：《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山权数篇》）〉。以其掌之行人，故谓之《行》〈（犹太史公书称《太史公》）〉，明与《春秋》异流。世人不知其为小说，而以纪传之法相牵。斯已过矣！
庄周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外物篇》）〉。今之为方志者，名曰继诵训，其实干县令也。而多自拟以太史天官，何其忘廉耻之分邪？仪注之书，《礼记》引《赞大行》〈（《杂记》）〉，行人所书为小说，即《赞大行》亦在小说可知。且诸跪拜禁忌之节，阅岁而或殊尚，又不尽制度挈定。若《汉旧仪》《官仪》所录，八坐丞郎，有交礼解交之节，郎又含鸡舌香，而女侍二人执香炉从之。斯皆繁登降之节，效佞幸之仪，习为恒俗，非礼律所制，然犹以为仪注。斯固不隶《礼经》，而青史小说之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