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 禅
乾隆间，高宗常自言：践阼之初，即以周甲归政告天。至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辛亥，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高宗遵世宗家法，不立太子，惟密定皇储，缄名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后。始于乾隆元年，密定元后孝贤皇后所生皇二子永琏为太子。三年殇，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时仁宗未生。至三十八年，仁宗生十四岁，被密建为太子。至六十年九月辛亥，集王公、百官御勤政殿，启密缄，立为太子，并命太子名上一字改书颙字，是为嘉、道两朝帝讳自避习用字之始。
丙辰元旦，举行授受大典。帝侍太上皇帝诣奉先殿堂子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太上皇帝御太和殿，亲授帝宝，帝跪受宝。太上皇受贺毕还宫，帝即位受贺，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颁行天下，覃恩有差。太上皇帝以宁寿宫为颐养之所。太上有所行幸，帝必从。帝听政，必御乾清门；在圆明园，则御勤政殿。三年之中，太上训政。当乾隆之季，高宗倦勤，和珅用事，帝之得立与否，和珅颇有关系。既受内禅，高宗已称太上，耄而健忘，和珅颇能左右其意指。清世所传如是，然无正大之纪载。及阅《朝鲜实录》，颇足征实。节录如下：
朝鲜《正宗实录》：二十年，即清嘉庆元年，三月十二日戊午，召见回还进贺使李秉模等。上曰：“太上皇筋力康宁乎？”秉模曰：“然矣。”上曰：“新皇帝仁孝诚勤，誉闻远播云，然否？”秉模曰：“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李秉模于二月十九日乙未，先有驰启言：“正月十九日平明，因礼部知会，诣圆明园。午后，与冬至正、副使入山高水长阁。太上皇帝出御阁内后，入参内班。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黄昏时，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后御小舫，嗣皇帝亦御小舟随之。又令臣等乘舟随后。行数里许下船，入庆丰园，太上皇帝御楼下榻上，嗣皇帝侍坐，设杂戏赐茶，使内侍引臣等乘雪马行，一里许下岸，仍为引出退归。……臣等使任译问：‘从今以后，小邦凡有进奏进表之事，太上皇帝前及嗣皇帝前各进一度耶？’答云：‘现今军机姑未定例，当自有文书出去’云。申后，礼部又送上马宴桌于馆所。二十六日，礼部知会有传谕事件，年贡、庆贺各该正、副使明日赴部。故二十七日巳时，臣等及冬至正、副使，与任译诣礼部，则员外郎富森阿誊示传谕事件，以为贺使带来三起方物，业经钦奉敕旨，移准于下次正贡。再现奉敕旨：‘此后外藩各国，惟颁查照年例，具表赍贡，毋庸添备贡物于太上皇帝、皇帝前作两份呈进。’云云。”
据此，则内禅以后，依然政由太上，而和珅为出纳帝命之人，对外使且然，一切政务可想。但多一已显明之嗣皇帝，到处侍游侍宴，以全神贯注太上、和珅喜怒而已。此为仁宗动心忍性之日。
又：二十一年，即嘉庆二年，二月十七日戊子，冬至正使金思穆、副使柳 在燕驰启曰：“臣思穆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追到燕郊堡，与副使臣，书状臣翊模，会竣使事间，于皇帝宴戏，辄进参。太上皇召至榻前，亲酌御酒，凡三赐之，又频赐食物，命撰进观灯诗。臣等各制七言律诗一首以进，赐缎匹笔墨。圆明园宴时，太上皇使和珅传言：‘尔还以平安以过，传于国王。’又问曰：‘世子年纪几何？’臣等对曰：‘八岁矣。’又问：‘已经痘乎？’臣等对曰：‘未也。’”
又：二十二年，即嘉庆三年，二月十九日癸丑，冬至正使金文淳、副使申耆驰启：“臣耆与书状官洪乐游十二月十八日入北京，陪表咨文诣礼部。清侍郎多永武率诸郎官依例领受后，臣等退归南小馆。二十一曰，太上皇帝观冰戏。礼部知会，诣西华门外祗迎。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到臣等祗迎处，使阁老和珅传旨曰：‘国王平安乎？’对曰：‘平安。’又问：‘一国安乎？’对曰：‘安。’太上皇帝入西苑门，仍令臣等随来，伺候于瀛台近处。有旨赐食，引臣等一行，坐于殿门檐阶上，俱赐饭桌。又赐臣等御桌上克食。少顷，太上皇帝出御两龙雪马，设冰戏，臣等亦随后观戏。二十三日，赐臣耆及书状官鲟、鳇鱼各一尾。臣文淳一行，则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到燕京。二十六日，赐臣等书状官回回葡萄各一小袋。二十九日，皇帝行太庙岁暮袷祭，因礼部知会，臣等等待于午门外。皇帝乘黄屋小轿，侍卫甚简，出自午门，臣等祗迎。黎明，皇帝还宫。良久，自内赐臣等克食及鹿肉、鹿尾，仍令退归。三十日，设年终宴于保和殿，臣等两人共一桌。少顷，皇帝先出御殿，候太上皇帝升殿御榻，皇帝别设小榻，西向侍坐。乐作进爵，文武官亦皆陪食。又馈臣等酪茶一巡。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进御座前跪，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罢退归，又赐臣等及书状官榴、柑各一桶，又自内务府颁送宴桌二座，此则朝宴所受之桌云。又自光禄寺输送岁馔桌于臣等及书状官。今年正月初一日，因礼部知会，臣等与书状官及正官等，诣午门前伺候。皇帝乘黄屋小轿幸堂子，少顷回銮，鸣鞭动乐。太上皇帝御太和殿，皇帝在殿内西向侍坐。文武官循序趋入。臣等随入殿庭，立于西班末琉球使臣之右，行三跪九叩礼。太上皇帝旋即还内，又鸣鞭动乐。皇帝御太和殿，文武官及臣等行礼，一如初仪。礼毕退出。初五日，皇帝幸天坛，行祈谷大祭，臣等诣午门前祗送。初六日回銮时，当为祗迎，而是日太上皇帝与皇帝幸圆明园，两处迎送，谓难兼行，礼部只以太上皇帝动驾时祗迎之意知会，故臣等与书状官俱诣三座门外伺候。日出后，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到臣等祗候处，顾盼而过。须臾，皇帝坐马而出，御乘鞍具，皆用黄色，左右若干官，骑马侍卫。初十日，臣与副使同往圆明园，住接闾舍，则闻已前期设蒙古帐幕于山高水长之前云。十一日，通官引臣等入就班次，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而出，臣等祗迎后，太上皇帝入御蒙古大幕，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杂戏，亲王及蒙古王以下，俱赐宴桌。臣等两人共一桌，馈酪茶一巡。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诣御坐前跪，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讫，太上皇帝乘轿还内，皇帝跟后步还。内务府预设赏赐桌于帐前左右，颁赐亲王以下及各国使臣。臣文淳锦三匹、漳绒三匹、大卷八丝缎四匹、大卷五丝缎四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臣耆锦二匹、漳绒二匹、大卷八丝绸三匹、大卷五丝绸三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岁初设宴于紫光阁，例有此赏赐。今年不设紫光阁宴，故移给于蒙古幕宴。而琉球使臣赏赐亦如臣等。通官以太上皇帝特旨，引臣等进诣正大光明殿内，俾观左右鳌山，行中译员之黑团领
者，俱为随入，琉球使臣亦许观光。此则近年未有之事。自殿内至槛外，皆铺花纹玉石。鳌山制样，则正大光明殿内东西壁俱有层桌，桌上作五彩蓬莱山之形，岩壑高阔，楼阁层叠，珍禽奇兽，琪树瑶花，杂遝焜煌，不可名状。内设机关而外牵绳索，则仙官姹女，自谷而出，绣幢宝盖，从天而降，扃户自开，人在其中，急滩如泻，帆樯齐动。桌下围以小帐，帐内设乐器，机括乍摇，止作如法，其声俱是笙管丝钟。臣等退出后，由礼部知会，撰进观灯诗，以‘上元赐宴观灯’为题。臣等各制七律一以进。十二日朝，礼部还给前诗，又送他题，而以‘承恩宴赉观灯恭纪’为题。此则昨进诗未登彻，旋更出题云。故臣等又制七律一以进。琉球使臣亦应制。十四日，拟设灯戏于山高水长，以风紧姑停。十五日朝，先设放生戏，又赐宴于正大光明，通官引臣等入诣殿楹外。太上皇帝升殿，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戏，各赐馔桌及酪茶一巡。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本班。又赐御桌一器，印花长饼及一盘猪羊。须臾，太上皇帝还内，皇帝随入。罢宴，通官来传礼部言：“进诗使臣今当受赏，可留侍。’退待正大光明外门。臣等在东，琉球使臣在西。礼部侍郎多永武传授御前加赏蟒缎一匹，大小绢纸四卷，福字方笺一百幅，笔四匣，墨四匣，砚二方，玻璃器四件，雕漆器四件。臣等处各赏大缎一匹，绢纸二卷，笔二匣，墨二匣。琉球国王及使臣，赏亦如之。亦设灯戏于山高水长，皇帝于前侍坐，设角牴戏，赐酪茶一巡，馈果盒及猪羊肉鹿尾盘。又以元宵各一器，遍及臣等及从人。次第设灯火杂戏，西洋秋千，炮 埋火谓焰火尤轰烈如雷响，烟焰涨空。十六日归馆。十九日更诣圆明园。饭后，通官引臣等山高水长亭下。太上皇帝出座，皇帝侍坐。德明以特旨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使和珅传言曰：“你们还归，以平安以过之意，传于国王。”臣等叩头退出班次，各赐酪茶一巡，果盒饼肉之馈，灯戏炮具之设，一如上元宴。几毕，皇帝先入。宴毕后，太上皇帝入内，礼部官皆退。宦侍手招通官，引臣等随入山高水长阁内，从后门出，逶迤数十步。太上皇帝所乘黄屋小轿，载于小船，船上从官不过四五人。时已昏黑，而无烛炬，但有一人以火筒从岸前导，明照左右。筒制以土，外施绘彩，内装火药，节次火冲光烛地，似因火禁严故。臣等乘小舟从行，琉球使臣亦随入。其地极深严，两岸皆造山，间有石假山，山亭水阁分六所。舟行几一里，始泊岸而下，即庆丰园也。皇帝先候于此，侍坐如仪。御屏则纸涂而黄其中，每层安架，燃烛晃朗。前设灯架如屏，而高广倍蓰。灯架左右俱设灯棚，如白塔形，下广上尖，四面灯影不可数计。仍赐阁老以下及臣等酪茶一巡，设杂戏于庭前。少顷罢宴，随入朝官不过数十人。臣等退出，又乘小舟顺流下，登岸步行一帿场所谓一箭之地，此是正大光明之后也。仍为出来当即由此而出。二十四曰，因礼部知会，臣等与书状官及正官等，诣午门前领赏御前年例。回送礼单外，万寿圣节表缎四匹，里绸四匹，妆缎三匹，云缎三匹，豹皮七十张，马一匹，玲珑鞍 全部，一体祗受。逢授于上通事处，使于臣等复命日，同时呈纳。琉球使臣二十五日另领赏。”
乾隆末，荒于游宴，具见《朝鲜实录》。至授受礼成，太上既自命倦勤，又率帝般乐怠傲，稀御几务。时禁旅苦战苗疆，白莲教纷扰川、楚，天下不谓太平，而视为癣疥，戏愉之态，不为贬损。国史所不详，属国陪臣目击之纪载，足尽当日训政时情事。
又：三月二十二日丙戍，冬至书状官洪乐游进闻见别单，中有两款，关太上皇帝及皇帝情状：（一）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一）皇帝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故筵臣之敷奏文义者，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云。
和珅之权加重，乃由太上之记忆力益衰，和珅不过为传太上意旨之人，所传之真不真，无从质证，不得不畏而奉之，则其对嗣君，不暇计自全之道，假借一时而已。嗣君于政事虽沉默，然讲筵犹可择人自近，其韬晦之程度，不过至不敢预政而止，未尝至自饰为清狂也。附帝而不附和珅之人，和珅亦未尽倾陷，则亦非大奸慝。惟乘太上之耆昏而专擅，亦未尝顾及后祸矣。
又：二十三年，即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辛巳，冬至使李祖源、副使金勉柱，以清太上皇帝崩逝事，及仪注一度，同封驰启：“……十二月十九曰到北京，直诣礼部呈表咨文，住南小馆。二十八日，礼部知会臣等一行诣鸿胪寺，演元朝朝参礼。暹罗使臣同演。二十九日，皇帝幸太庙，礼部知会接驾。五更进午门前祗迎，暹罗使臣亦祗迎，在臣等下。礼部尚书纪昀押班。待皇帝还宫，臣等仍祗迎。少顷，以太上皇旨，引臣等入重华宫。太上皇御漱芳斋，引臣等进前，传谕曰：‘国王平安乎？’臣等谨对：‘平安。’仍命臣等退就班次。暹罗使臣亦参班。设宴观杂戏。三十日，设年终宴于保和殿。礼部知会，晓诣保和殿，坐东陛上。平明，皇帝出御殿内，举乐设戏，进馔献爵。赐臣等馔二人共桌。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进御榻前跪，皇帝手赐御桌上酒，臣等受领。少顷，皇帝入内。本年正月初一日五更，臣等诣乾清门外等候。天明，皇帝率三品以上行贺礼于太上皇帝。殿庭狭窄，诸王、贝勒门内行礼，三品官及外国使臣门外行礼。礼毕，臣等由右上门至太和殿庭。少顷，皇帝出御太和殿受贺。三品以上官至外国使臣，行三拜九叩礼，一如太上皇帝前贺仪。盖太上自昨冬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云。初三日卯时，太上皇帝崩逝于乾清宫。戌时，仪注来到，主客司移付。以朝鲜、暹罗使臣等处各颁大布一匹，随时成服。初四日昏后，礼部知会朝鲜、暹罗使臣等，每日辰、午、申三时，赴景运阁随班举哀。初五日黎明，臣等诣景运门外，参辰时哭班。留待午时，礼部以皇旨，引臣等及正官一人，入乾清宫魂殿门外，暹罗使臣亦同入。午时参内哭班，仍退待景运门外。申时又参内哭班，退归。初六日黎明，又入乾清宫，参三时哭班。在辰时前，以皇旨颁鹿肉三斤，似是解素之意。……初七日……传讣敕使始差出。上敕散秩大臣侯汉军张承勋，副使则内阁学士满人恒杰，通官一大倭克精额，二大太平保，副大倭升额，一次继文，二次保德。自礼部派定。起程日尚未的定。仪注一度，同封驰启。”
太上崩在正月初三，前数日岁杪时，犹及见太上临御问对，其使臣岁币事宜及成服礼节，不关当日事状者从略。朝鲜国中犹称中国敕使为北使，且以成服礼隆重为耻，对故明久而犹慕恋不已，对清则终以夷狄视之，此则直到朝鲜亡国犹然。特乾隆时累记宫庭之富盛，稍异以前诅咒薄菲之口吻耳。
太上有遗诰，朝鲜于敕使到日，敕中即遗诰之文，然不见于《东华录》。《东华录》决不肯遗此冠冕文字，其不载，当是《实录》所本无。遗诰中自述功德，《东华录》于上谕中述之，即缘以奉上尊谥，而于当日未蒇之军事，遗诰中作铺张粉饰之语，上尊谥谕中不之及。别一谕则直发其欺蔽皇考高年之罪，以归责于将帅，是与遗诰不侔。可见太上初崩，在廷之举措，旋即有所改正。此与和珅之得罪，皆朝局之小小翻覆也。
《朝鲜实录》：三月初二日庚申，幸慕华馆迎敕，还御庆熙宫，宣敕于崇政殿。敕书曰：“奉天承运，太上皇帝诰曰：朕惟帝王诞膺天命，享祚久长，必有小心昭事之诚，与天无间，然后厥德不回，永绥多福。是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一日履乎帝位，即思一日享于天心。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易也。朕仰荷上苍鸿佑，列圣贻谟，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不懈益虔。每遇郊坛大事，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自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竭祖陵。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岁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对章奏，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却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频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佑，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凡此肤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洽已安稍涉满假也。回忆践阼之初，曾默祷上帝，若能仰邀眷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其时朕春秋方二十有五，预料六十年时日方长，若在可知不可知之数。乃荷昊慈笃祜，康强逢吉，年跻望九，亲见五代玄孙，周甲纪元，竟符初愿。抚衷循省，欣感交加。爰于丙辰正朝，亲授玺皇帝，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逸，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后，朕日亲训政，盖自揣精力未至倦勤，若事优游颐养，则非所以仰答天祖深恩，不惟不忍，实所不敢。训政以来，犹日孜孜，于兹又逾三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寰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纡，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日弛也。越岁庚申，为朕九旬万寿。昨冬皇帝率同王公内外大臣等，预请举行庆典，情词恳切，实出至诚，业降敕旨俞允。夫以朕年跻上耋，诸福备膺。皇帝合万国之欢，申亿龄之祝，固为人子、为人臣者无穷之愿。然朕之本衷，实不欲侈陈隆轨，过滋劳费。每思《洪范》以考终列五福之终，古帝王躬享遐龄，史册相望，终归有尽。且人生上寿百年，今朕已登八十有九，即满许期颐，亦瞬息间事。朕惟庄敬日强，修身以俟，岂尚有所不足而奢望无已。朕体气素强，从无疾病。上年冬腊，偶感风寒，调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岁正朝，犹御乾清宫受贺。日来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皇帝孝养尽诚，百方调护，以冀痊可。第朕年寿已高，恐非医药所能奏效。兹殆将大渐，特举朕在位数十年翼翼小心，承受天祖恩佑之由，永贻来叶。皇帝聪明仁孝，能深体朕之心，必能如朕之福。付托得人，实所深慰。内外大小臣工等，其各勤思厥职，精白乃心，用辅皇帝郅隆之治，俾亿兆黎庶，咸乐升平。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矣。其丧制悉遵旧典，二十七日而除。天地宗庙社稷之祭，不可久疏。百神群祀，亦不可辍。特兹诰诫，其各宜遵行。”
此遗诰于嗣君初无抵触，而官书竟不载。细绎仁宗谕旨，于剿匪军事，词气与此迥殊。匪焰方张，距蒇事之期正远，遗诰先作自欺欺人之语，仁宗殆觉其可愧，故于《实录》去之。检太上崩日，谕旨欲行三年之丧，谕有云：“服制一节，钦奉皇考遗诏，持服二十七日而除。”此三句即根据遗诰而来，是必有一遗诏也。此诏颁之属国，而卒不入《实录》，其于应述功德，改用上谕，即在太上崩逝之日。谕云：
自古帝王，功德显著，并有隆称懿号，昭垂万世，典至巨也。我皇考大行太上皇帝，御极六十年，抚御万邦，法天行健，遇郊庙大祀，必亲必敬。崇奉皇祖妣孝圣宪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弥隆，尊养备至。综览万几，爱民勤政，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铤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
自此以下，言其诗文全集之富，开四库，刊石经，集石鼓文，复辟雍制，研六律，纂群编，乃言文德，为遗诰中所未定。其以上则皆遗诰语而浑括之，遂以此代遗诰。而剿匪事则于次日癸亥，别发一谕，正是不以遗诰为然之意。谕云：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经历有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借端牟利之积弊。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奈，为贼所胁者。若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展转追捕，迄无蒇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托付有人，他无可谕。惟军务未竣，不免深留遗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同为不忠之辈，何以仰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耶？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意虚糜坐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惩办一人。即如数年中，惟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军务关系紧要，不容稍有隐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若稍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
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重事？军营积弊，已非一日。朕总理庶务，诸期核实，止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瑞。而于军旅之事，信赏必罚，尤不肯稍从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惟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初四日既有此谕，而遣使颁发遗诰自远在其后。是在当时并不隐藏遗诰。虽与谕文抵触，未计及也。惟可知遗诰乃宁寿宫所出，和坤等所定。又证以谕中言“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之说，则遗诰本非实有太上亲笔，与历来遗诏出于顾命大臣等之手者一辙。本非仁宗所预知，后遂删去亦不为嫌也。所云 “伊等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语入告”，明揭前日欺饰之源。又云“朕心以时和岁丰、平贼安民为上瑞”，明不以捏报吉祥语为瑞，言外可知太上之耄荒，与昔日处分张广泗、讷亲等时，作用大异。一和珅得窥其旨，将帅皆从而附和之。仁宗时年已四十，犹自称幼主，盖愤于和珅、福长安辈，以太上旧臣相临也。
《朝鲜实录》：三月三十日戊子，书状官徐有闻进闻见别单，中有云：（一）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仍命与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又召入大学士刘墉、吏部尚书朱珪。珪则为珅中伤，方巡抚江南。乃于初八日，下珅于刑部狱，数珅二十大罪，布示中外。
初四日为太上崩之明日，《东华录》不书免和珅两职事。至初八日丁卯，乃书以科道列款纠劾，夺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于狱。《史稿本纪》从之。下狱时乃夺和珅大学士职。初四日先夺两兼职，不相抵触，但可补史之略。至数珅二十大罪，《东华录》所纪，非初八日一日之事。先之以十一日庚午谕：“苫块之中，每思三年无改之义。皇考简用重臣，断不轻为更易，获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经科道列款参奏，实难刻贷。是以于恭颁遗诏日，即将和珅革职拿问，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云云。是初八日拿问和珅，亦即于是日颁遗诏，是明明有遗诰也。所云“胪列罪状，谕众知之”，即在初八日。科道纠参，由王念孙为倡，见念孙《本传》，原疏未见。盖罪状经上谕乃明，并非言官所尽知也。先以纠参而拿问，继由王大臣鞫讯，和珅供认，乃有十一日之谕。谕中已言：“鞫讯供认情事，着通谕各省督抚，令将已指出各款，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复奏。”至十五日，直隶总督胡季堂复到，再奉谕始定为二十款。和珅《本传》遂以宣布罪状为在十五日，其实初八日已宣布矣。第一款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可见和珅能得太上之意，而仁宗以此为大罪，不受和珅之笼络。和珅以仁宗韬晦，疑为庸碌无能，故以拥戴为功，冀邀倾注。帝亦默然若承受之，使和珅安心，乃得相安至四年亲政之日。此见帝之尚有作用。二十罪《国史》具详，今可不赘。十八日，赐和珅自尽，史文遂以谕宣罪状为在其日，官书盖未若《朝鲜实录》能详现状矣。
徐有闻闻见别单又云：其子之尚公主者，其婿之为郡王者，及婢妾奴仆，并时囚系，封门孥籍。而使第八王按其事。珅之别业又在西山之海甸，亦令皇孙一人按而籍之。珅之京第，宝玩山积，过于王府。皇帝初欲剐杀之，皇妹之为珅子妇者，涕泣请全肢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曾任先朝大臣，请从次律。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
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遂缢而死。
和珅有婿为郡王，必是宗室，而未详其人。虽经囚系，亦必旋释。和珅之狱，概未株连。仁宗初年，亦由操心虑患而来，故颇有意识，不甚为过当之举也。和珅姓钮祜禄氏，正红旗籍文生员，由其高祖尼牙哈那军功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卫。四十年冬，始迁乾清门侍卫。四十一年正月，已授户部右侍郎。三月，已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已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自此遍历重职，且为翰林院掌院，四库馆正总裁，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累次。盖不待高宗耄及，已邀特眷。当充乾清门侍卫，即一见相得，此亦佞幸之遭逢，不可思议者也。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汛含龙，似用夏后龙 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谶，直谓再生做亡清之祸首，以报身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其解说则朋辈酒间，拈《朝鲜实录》此则而推测之词也。和坤籍没清册成专案，今已印行，详故宫《文献丛编》。
别单又云：新皇帝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坤亦恣行胸臆。至是，处置明决，众心悦服。又下一谕，以为重治珅罪，实为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刻不容贷。初不肯别有株连，惟儆将来，不咎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自有此诏，平日之趋附和珅者，始无疑惧之心云。
清代两权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贪黩乱政之罪。和珅之贻误军国，正为贪黩所必致，此外更有何因？仁宗分别言之，不过不欲株连，以此开脱行贿者耳。圣祖之于明珠，一经发觉其罪，即授权言官，使振纲纪。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养成大患，免其阁职，仍获以内大臣效用。于所宠爱，保全实多。高宗自谓英明，方之圣祖，有愧多矣。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梁武、唐明，其晚节颓唐之尤甚者耳。
郭琇参明珠，直声振天下，实由高士奇受圣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为定稿乃上。见李光地《语录》。且云：“这样龙、比，很容易做。”然则圣祖之不欲自示聪明，而以风节成就台谏，尤不可及也。
第二节 嘉庆间兵事（一）——三省苗
乾隆末叶，以十全武功自夸大，吏治不饬，滋生变端。得清强长吏可了者，必用帝室私亲、旗下贵介，借以侈其专征之绩。轻调重兵，但张声势，不求其肯綮所在。费繁役困，迭殒重臣。草草告蒇事，而患且百出。卒之得贤有司，而后真有措手之道，历十余年乃大定。绝非高宗所信赖之武力，克有成功。此亦见人君骄侈偏私，虽富强无益于事。嘉庆初平苗一事，官书侈福康安之功，于事实正相反。此亦盛极而衰之一征象。守文之主，尚能补救于用人之际，尽反先朝耀兵而不察吏之弊，久乃敉平。此为清代平内乱中最有意义之一事。
乾隆间，国威远震，视边裔蠢蠢之民，较腹地编氓，尤为鱼肉。苗介湘、黔山中，环以凤凰、永绥、松桃、保靖、乾州各城。官兵营汛相望，其驭苗也，隶尊如官，官尊如神。民与苗相接，亦存凌侮之意。官弁军民，各肆其虐。苗无所控，铤而走险。高宗未尝不知，而不解苗民之倒悬，却急谋私亲之封拜。《国史》载福文襄王破竹之功，百余年来，读史者亦从而尊信之，今不能不发其覆，以为后世之遇变者警也。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日丙辰，湖广提督刘君辅奏：“正月二十二日，准镇篁镇总兵明安图咨：黔省松桃厅属大塘苗人石柳邓，聚众不法，恐窜入楚境，见带兵堵截。旋于二十五日，据镇篁游击田起龙等禀称：侦闻永绥厅属黄瓜寨苗人石三保，纠众抢劫，由永绥之黄土坡及凤凰厅之栗林，烧毁民房，杀毙客民，见在竭力保护城池等语。臣恐石三保等或与大塘苗人勾结，檄派永靖、辰沅、常德兵千四百名，速赴凤凰、栗林等处听用。臣带本标将弁及战兵六百名，前往办理。”是为苗乱之始。
是日，谕军机大臣等：“贵州、湖南等处苗民，数十年来甚为安静守法，与民人分别居住。向来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今日久懈弛，往来无禁。地方官吏暨该处土著及客民等，见其柔弱易欺，恣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杀滋事。迨至酿成事端，又复张皇禀报。看来石柳邓、石三保等，不过纠众仇杀，止当讯明起衅缘由，将为首之犯拿获严办，安抚余众，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带领多兵前往，转致启其疑惧，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众，成何事体。”云云。此谕深悉苗变原由，则整顿政治，不必倚恃兵威，应有定见。乃甫阅两日，戊午，湖广总督福宁奏：“正月二十九日，据辰州府禀报，乾州城已被围，仓库被劫。并闻署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检汪瑶，俱已殉难。各路苗人约有数千。镇篁镇臣明安图在永绥、鸭西地方被阻。”等语。奉谕：“逆苗聚众不法，必须痛加剿除。福康安迅速到彼，相机剿捕。”等云。剿捕而烦此大勋贵，则封拜之欲起矣。再阅八日，丙寅，又谕：“和琳自西藏暂缓来京，接授四川督篆，带印速赴酉阳驻扎。并谕孙士毅交卸督篆，仍暂留四川。设和琳带兵策应剿捕事宜，期多一人多得一人之益。”云云。和琳者，和珅之弟。权贵群集，封拜之欲更炽矣。至二十三日乙亥，又谕：“福宁奏：查询起衅根由，据百户杨国安供，苗人生计本薄，客民等交易不公，与苗人争执，以致生变等语。客民与苗人争利，固事之所有，但地方胥吏兵役，藉端滋事，良民尚被扰累，何况苗民，岂有不恣行凌虐之理。而地方微末员弁，任意侵欺，亦所不免。何得以客民交易争执，即为起衅之由。此事着福康安于事定后，必须切实查询，究明严办，以示惩创。”高宗既知苗民激变之有由，其查究应在剿杀之先，待事定后则屠戮已畅，封拜已遂，乃始理激变之失，其何能及？
自是福康安、和琳迭次奏捷邀赏。和琳旋命专任会剿，川督仍由孙士毅署理。福康安一赏三眼翎，再赏由公爵进封贝子，三赏貂尾褂，四赏官其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五赐御服黄里元狐端罩。皆在六十年年内。明年嘉庆元年，更命赠其父傅恒贝子。至五月染瘴卒于军，加郡王衔，从傅恒配太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和琳则一赏双眼翎，再赏封一等宣勇伯，三赏上服貂褂，四赏黄带，五赏加太子太保、赏元狐端罩；入嘉庆元年，赏用紫缰。福康安卒，命督办军务，再赏三眼翎。八月卒于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此苗乱未告荡平，权贵所已邀之封拜也。其奏捷之词，则攻破苗寨数十百计，擒获匪酋吴八月。据称，八月自诡为吴三桂后，自称吴王，是为福康安督办时之功。福康安督七省官兵，计两广、两湖、云、贵、四川之兵皆集，与苗相持一年余，始既奏么么不足数，及老师矿日，则频以暴雨山潦阻涨为词，而饷道崎岖，先后益兵数万，降苗受官弁百余人，月给盐银者数万人，旋抚旋叛，军士中暑毒死甚众，数省转输，费巨万计。及和琳代将，擒石三保，此为和琳督办时之功。八月和琳又卒，额勒登保代将，又斩石柳邓父子及吴八月之子吴廷义。此数名酋，皆倡乱以来所指目。其实苗之为乱，不与数酋相终始。不化苗为民，则撤兵以后，苗中为数酋所为者何限。当时以著酋俱获，平陇贼巢亦克，而白莲教匪日益蔓延于川、楚，急于移师应之，遂告石匪荡平。又封明亮襄勇伯，额勒登保威勇侯，德楞泰子爵，鄂辉男爵。时嘉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子也。至奏报中，大帅之运筹，将士之用命，贼势之凶悍，逆寨之险阻，自是封拜应有之资。以腹地蕞尔数百里间，劳师七省，用众数万，贼巢未平，指目之酋亦未尽获，而二贵迭封，与开疆拓土之功无异。官文书所载如是。
《圣武记》一书，各篇亦多以官书为本，间采私家著述，或转有失实者。惟湖、贵平苗，独不据官书，极得事实。盖自荡平宣捷，爵赏既沛之后，苗变复起，经营十年，而后化苗为民，易兵为屯，纯得力于政治。魏氏生长湘南，耳目相接，其乡先辈严如熤号乐园者，躬预其事，又专著为书，有《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等作。平苗兴屯之傅鼐，大功成于一手。魏氏熟娴其事，又由傅鼐后任姚兴洁招修《屯防志》《凤凰厅志》，考订公私文据极详，故此篇之首即云：“呜呼！以臣所闻，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盖与当时颇殊云。”此盖深悉乡里近事，无庸作考订疑似语矣。所叙大帅之失机，奏保之不实，诱擒石三保出于效顺之土蛮，而由绅士严如熤力白其被诬之头目张廷仲，始屡收其效。征苗之师，以嘉庆二年三月撤移，应湖北教匪之急，留官兵二万分防。而苗兵受抚，月给盐粮银者三万七千人，劫掠四出，边无宁日。抚事由总督毕沅、巡抚姜晟主之。及四年，黑苗吴陈受寇边事闻，于是诏问：久奏勘定，何复有纠众数千连犯边卡之事。是前此福康安、和琳奏报不实，及草率蒇事之咎。自是湖、贵大吏不敢讳用兵，始奏以凤凰厅同知傅鼐总理边务，乃有募勇修碉，兴屯充饷，苗疆乃安。《国史》亦载鼐《传》，其平苗之功未尝不纪。则元年之荡平封拜，二年之奏凯移兵，其为粉饰何如。《圣武纪》载鼐复总督百龄书，稍见真相。魏氏集中有《傅鼐传》一首，读此乃知苗事真相，具录如下：
鼐复总督百龄书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抚两端，叛则先剿后抚，威克厥爱乃济。迩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帅以七省官兵，挞伐二载而未底定，何哉？论者谓始则恃搏象之力搏兔，以为功成指顾，而无暇总全局以商定算。继则孤军深入苗巢，前坚后险，实有羝羊触藩之势。兵顿乌草河、牛练塘、九龙沟者俱累月，不得已广行招纳，归咎于客民争占之滋衅，尽撤苗巢汛四十八处，以期苗释怨罢兵。如豢贪狼、养骄子，大功未就，相继赍志而殁。踵其后者，承士卒之疲劳，国帑之糜费，又值川、楚事急，仓皇移师北去。是以苗志得气盛，鸱张鱼烂，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罢，势难再议兴戎。鼐思民弱则苗强，民强则苗弱，因而卫民以壮其气，练勇以摧其锋，驾驭以伸其信，进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墉斯固。坚壁清野，无可觊觎。而后入其穴，扼其吭，夺其恃，歼其强，稚莠渐除，良善可康。此又嘉庆二载来善后之情形也。”
据此书则事尚未蒇，而既报荡平撤兵，不能复言兵事。于是所有真实平苗之举，反作非兵事论。使以前张皇讳饰之军功，独专封拜，岂不可笑。然仁宗能尽劳臣之才，官不必高而责犹可负，其功绝非向来勋贵所能企。此时已见满、汉之优劣矣。
《国史·傅鼐传》：嘉庆元年八月，调湖南凤凰直隶厅同知。四年，随巡抚姜晟截击苗匪，设法生擒首逆吴陈受。上以傅鼐将首犯擒获，尤为出力，赏给知府衔，即行补用，仍交部议叙。五年正月，姜晟保荐堪胜知府人员，奏：“直隶凤凰厅同知傅鼐，于嘉庆元年到任。时值军务甫经告蒇，该员清理苗占民田，安置归业难民，苗民畏服。该员才长耐劳，能胜艰巨，而不急功近利，为丞牧中仅见之员，堪胜保荐。见在办理镇筸右营一带荒弃民田，均给长壮丁勇抽撤盐粮一事，未便遽令离任。俟其妥善竣事，再行给咨送部。”奏入报闻。八月，晒金塘寨黑苗因乏食出扰民村，鼐随总兵富志那截击之，歼毙首逆吴尚保，得旨奖励，交部议叙。又谕曰：“凤凰厅同知傅鼐，前经赏给知府衔，着加恩即照知府食俸，俟有苗疆道员缺出，再予升补。”六年正月，湖南巡抚祖之望奏：“苗疆建碉置卡，屯勇均田，头绪纷繁。凤凰同知傅鼐，克胜巨任，不避劳怨，能得兵民心力，应责成该员，帮同道员，往来督率，独总其成。”奉旨：“傅鼐实好，朕亦知其官声。俟奏到时再降恩旨。”十一月，两湖总督吴熊光奏：“苗疆一应边务，必得专员亲身周历，随时督办。尤须文武员弁，同心共济，方能妥速完善。见任道员郑人庆，统辖苗疆，镇筸地处紧要，应令常驻镇城，坐镇办理，势不能分身督查。凤凰厅同知傅鼐，官声办事，均蒙圣明鉴察，自应仍令往来督率，以专责成。惟该员究系见任同知，与各厅营不相统辖，未免呼应不灵，即恐不无掣肘。查该员系蒙恩照知府食俸，遇有苗疆道缺准予升补之员，合无仰恳赏给道街，令其总理边务。”谕曰：“傅鼐平日官声甚好，在苗疆一年，一切筑卡均田等事，俱能妥速完善，着加恩赏给道衔，即令其总理边务。遇有苗疆道员缺出，准予升补。”七年丁父忧，湖南巡抚高杞奏留原任。谕曰：“傅鼐自嘉庆元年以来，办理该处边防妥协，素为民、苗悦服。即见在所办建城、筑堡、设卡、均田，仍系军务善后事宜，此时未便骤易生手，着准其署理凤凰直隶厅同知，不必开缺。”八年，永绥九里癫苗陇六生等纠众滋衅，傅鼐等先期得信，设法擒捕。上嘉其办理妥速，交部议叙。十年
四月，永绥逆苗石崇四与积匪石贵银，纠集附近苗人，攻扰边汛。鼐派员弁分调兵勇驰击，复督率官兵，奋勇围剿，叠次追捕，经官兵拿获石崇四、石贵银，先后擒斩逆党三百余名，众苗震慑，自行投首，呈缴器械，良苗安堵，地方宁谧。上以所办殊属可嘉，交部从优议叙。寻湖南巡抚阿林保奏：“据傅鼐禀称，嘉庆元年平苗善后案内，奏将查出逆苗叛产，并客民插花地亩，分给无业穷苗耕种。当日并未查明分给，所有田土悉为强苗侵霸。此次剿办逆苗石崇四名下，已有侵占苗寨田地一千余亩，其余各犯亦多有侵占之田。见在分别清查，即照叛产归公，另佃良苗耕种。正查办间，远近寨苗闻风震慑，各愿将从前侵占田地全行缴出，请收作良田，分佃良苗，每年纳租，以充公用。见在永绥七、八、九、十等里，业已缴出一万余亩，其余乾州、凤凰、保靖等处，亦纷纷呈缴，恳求一律办理。鼐又请将边防撤后，仍挑苗兵分交带管，即将此项官粮，赏给苗民支食。”疏入，得旨允行。五月，补授辰、永、沅、靖道。十三年二月，来京引见，奏对详晰。谕曰：“傅鼐由佐贰出身，荐升道员，历任苗疆十有余年，剿除顽梗，安抚善良，前后修建碉卡、哨台一千余座，均屯田土十二万余亩，收恤难民十万余户，挑留屯练八千名，收缴苗寨器械四万余件；又复多方化导，将苗民妄信巫师椎牛聚众恶习禁止革除，设立书院六处，义学一百处。近日苗民已知向学，吁求分额考试。所有凤凰、乾州一带边界苗众，实已革面洗心，辑宁安堵。凡该省历任大员，及在廷诸臣，多系傅鼐一人任劳任怨，不顾身家，尽心筹画，克臻完善。朕久有所闻，特因未识其人，尚未特沛恩施。本日召见傅鼐，见其人安详谙练，明白诚实，洵属杰出之才，堪为苗疆保障。着加恩赏给按察使衔，令其先换顶戴，以示奖励。”十四年，补授湖南按察使。十六年六月卒。此下恤典，照巡抚例赐恤。谕文从略。
《国史传》最不明了，盖缘嘉庆元年之苗疆荡平案不撤销，封拜不追夺，则苗疆不得为军事地方。所叙傅鼐之功，竟不知建碉置卡、屯勇均田，一切所为何事。嘉庆四年之生擒首逆吴陈受，五年之歼毙首逆吴尚保，明系战绩，而隐约有似寻常捕盗。既云独总其成，又云帮同道员，因总理边务一年，而其官仅同知，不足呼应各厅营，乃赏道衔。丁忧不开同知缺，改为署任，是大吏统军夺情办法，亦不叙明军中墨絰之义。元年善后案，既定清查叛产，收缴苗寨器械，乃十年不办，即是乱事未毕，无后可善。至此由鼐举行，乃真蒇苗疆兵事。叙述全不明晰。谕中言苗众革面洗心，辑宁安堵，中外大臣多称系傅鼐一人筹画，则前此封拜多人，举不及此一人矣。而将其出身佐贰，以示资格不及亲贵，虽成永久之功，不及涂饰一时之计也。在鼐乐以才器自鸣，功名自奋，原不问区区官赏，但从此知汉人中有人材，非若旗员挟从龙之阀、椒房之亲，赖专制之积威，朘举国之物力，重赏严罚，驱策效死之士，仅成焦头烂额之短计，不顾其后，兵撤即乱事如故。且苗本不出其乡，窟穴不过数州县。若有意涂饰，尽可糜烂三省而自谓太平，虽数十年间，亦或不至窜扰天下，震惊宫阙也。故自以为荡平即荡平也。知此则七省大兵本不当用，既用而撤移，官书有所牵掣，不言嘉庆元年以后尚有苗变。其实清一代能平内乱者，莫善于苗疆之役，而实在虚报荡平不许动兵以后。魏氏于《圣武记》之外，作《傅鼐传》，此则既传苗事之真相，亦永为平内乱之炯鉴。所谓用武力之成分，少于用政治者甚远，惟傅鼐足当之矣。录魏氏《傅鼐传》如下：
嘉庆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诸将移征苗之师而北，草草奏勘定，月给降苗盐粮银羁縻之。而苗氛愈恶，借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归苗之约，遂蔓延三厅地。巡抚姜晟至，倡以苗为民之议，议尽应其求。时凤凰厅治镇筸，当苗冲，同知傅鼐有文武才，知苗愈抚且愈骄，而兵罢难再动，且方民弱苗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年余，犄角渐密。苗妨出没，遂死力攻阻。鼐以乡勇东西援救，战且修。其修之之法，近以防闲，遥其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数者，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枪，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盗不逾。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数敷，犄角故势强。”民竞以劝，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将中鼐开边衅罪，又兵备道田灝者，阿大吏意，吝出纳以旁掣之，事且败。会四年，镇筸黑苗吴陈受众数千犯边，于是有“苗疆何尝底定”之诏，责巡抚姜晟严获首贼。鼐为擒之，始奏加知府衔俸。是年碉堡成，明年，边墙百余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雾潜出没。每哨台举铳角，则知有警，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戒严，于是守固矣，可以战。时镇筸左右营黑苗最患边，适谍晒金塘骁苗悉出掠泸溪，即夜三路捣毁其巢，复回要伏苟 岩，大歼之。苗气始夺。六年而贵州变起。盖湖南环苗东、南、北三面七百余里，其西南二百余里之贵州边，尚未修备，故石岘苗复思狡逞，煽十四砦并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乡勇千五百弛赴铜仁，而贵州巡抚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鼐还楚界，伊桑阿遂以招抚勘定奏，回贵阳。时首逆枪械皆未缴，各寨方沸然，边民赴愬云、贵总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鼐会剿，三日尽破诸寨。其破岩屯沟也，前两路贼皆垒石守，鼐使贵州兵攻其前，而自领乡勇夜探山后径，猿引上，黎明始达。炮天降，火寨起，贵州兵望之亦奋呼夺隘，遂连破五巢。其破
上下潮也，万山一峡，苗以死守，乃夜分贵州兵左右裹山围之，而亲督乡勇，黎明攻峡，至晡，炮破之，进逼其寨。骁苗方迎死战，即分兵火寨，上潮溃而下潮亦望风溃，又为守隘贵州兵擒斩。前后歼苗二千余，三日扫穴平。琅玕奏楚勇功最，并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误边罪，为新巡抚初彭龄所劾，伏法。鼐遂奉旨总理边务。鼐以永绥孤悬苗巢，形如釜底，自元年尽撤营汛后，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难二可虑，议迁城花园，而贵州方藉永绥声援，难其移。鼐乃请于贵州边设螺蛳堡，移湖南守备戍之，助弹压。于是总督琅玕亦奏移驻是。七年九月，厅既移出，群苗争占旧城，弥月枪炮闻黔境。鼐以乡勇数百，深入弹压，忽远近苗大集，鼐急据吉多寨，苗数重环之，铳如雨骤。鼐按兵不动，徐以奇计穿围去。苗疑不敢逼，然自此遂议缴枪械以绝其牙距。其抗命者，则复有永绥生苗、凤凰黑苗之剿矣。初永绥以厅城孤悬掣肘，从未深捣其巢，及是果抗缴械，阻丈田。于是石崇四等纠数千苗，复大猖獗。而是时厅已移出，且分驻形势地，又得贵州螺蛳堡可驻兵，遂立以乡勇千余、苗兵二千往，首败之夯都河，连烧六寨，乘胜穷追，宿阳孟冈。五鼓，万苗突至，四面噪攻，我兵时火药少，后路已绝，势岌岌。会雨霰杂下，苗绳硝皆湿，枪冻。比晓，我兵刀槊并前，人自为战，鏖至山后，斩堕溺死二千余，生擒石崇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蛳堡。连剿破口、漏鱼、补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贼起事即戕良苗，故鼐得以驱策苗兵，深入转战，月余破寨十六，获枪炮刀矛三千有奇，余寨乞命降。永绥苗一举平。由是师行所至，万苗讋服，纳兵恐后，罗拜犒迎。贵州吏未能行令于黔苗，鼐并檄黔寨勒缴枪械，震叠罔抗，边境销兵。时嘉庆十一年也。
以上为平苗之真实兵事。前此七省大兵，乃兵至苗窜，兵过苗集，治标不治本之策。《圣武记》：嘉庆元年六月，和琳复乾州，使额勒登保等进攻平陇，而自与毕沅、福宁及巡抚姜晟等毕沅新任两湖总督，福宁旧任，调督两江。遂奏善后章程六事。大抵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惟购收枪械一事，颇有关系而议旋寝。及嘉庆十年，兵备道傅鼐始按察勒缴四万余件云。《东华录》不载和琳善后六事疏，殆以善后之说为虚饰，以后十年事实具在，故《实录》删之欤？《国史·和琳传》则曰：“七月，疏陈苗疆善后六事：清釐田亩，归并营汛，酌改土弁，修复城垣，收缴鸟枪，安插被难民人。上以收缴鸟枪一条尚须斟酌，仍敕和琳筹办妥善。”然则缴械事反由上意寝之。此亦太上耄昏，和珅用事，知其弟所必不能办而故缓之也。夫不缴械则何谓善后，给盐粮以养持械之苗，使遇机而逞，此即熊文灿招安张献忠故事。和琳于给银、缴械二事，尚不敢不并言，中旨成就其封拜之盛，亦由教匪日炽，急欲移师，乐得置不远窜之苗为后图也。
《传》又言：初，乾隆乙卯，嘉勇贝子征苗时，川、湖、贵、广重兵环境，湖南提督刘君辅进五路平苗策，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军。鼐则侦谍阒然，声东击西，倏然其去，忽然其来。苗各自守则党日离，不测则情益绌。从来备西北边，莫善于李牧一大创之法，御流寇莫如坚壁清野法，而惩苗则莫如沈希仪雕剿法。鼐专用之，大小百战，歼苗万计，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余口，而所用不过乡兵数千。则又其训练有过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长：奥壑重巇，足仄目悸，兽蹠猱腾，如蓦平地，此一长也。地不可容大众，其进无部伍行列，退则鸟兽窜，冈回箐邃，贼忽中发，内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长也。铳锐以长，随山起伏，命中莫失，惟腰绳药，无重衣装，耐饥渴寒暑，此三长也。鼐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轻走以习步，仿造苗枪，立上、中、下三的，以习俯击仰攻，临敌亦不方阵进，呼聚啸散，无异以苗攻苗。又苗兼挟利刀，乘火器甫发，冒烟豕突，因兼习藤牌刀法，狭路相逢，则短兵接战，复以趋捷胜。每战还必严汰，不但趑趄者去，贪掠者去，即徒勇而昧机宜、昧号令者亦去。数年始得精兵千，号飞队，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行山涧风雨而行列不乱，遗赀货载道无反顾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阵亡若子弟，报公愤如私仇。而乡兵既明地利，习苗情，又多被祸同仇之家，故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绥苗事闻，诏各省督抚提镇，以鼐练乡勇法练官兵。《宋史》称辰州土官秦再雄练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历山飞堑，遂一方无边患。故详著之，庶后筹边君子有考焉。
以上为平苗兵来历及编练。就地发自爱身家之人，以地方官为帅，不用勋贵之重，七省调发之烦，批却导窍，不用泰山压卵大而无当之力，此因兵事而详其兵制者。以下乃可言善后。非元年贼巢平陇未下，和琳等遽奏善后六条，后悉作废之比也。
《传》又言：至其屯田一事，与修边御苗错举，皆于十年蒇事。其始不无广占民田以权利害轻重，及事定民争复业，屡有讼言，于是议者人异词。今独载鼐上巡抚高杞书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兵卫民，民实屯。有村堡以资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维。迩者贵州巡抚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请陈利害情形而效其说。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其营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师后，苗云扰波溃如故。维时鼐竭心筹之，无出碉堡为上。遂募丁壮子弟数千，以与匪苗从事。来痛击，去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而后苗锐挫望绝，薪烬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载乾隆五十九及六十两年用兵以来，苗乱奏报，以六十年正月为始。湖南本省用兵，乃先一年已起。已糜帑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而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虞，则自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于始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佚于终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田亩多少。凤凰厅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共需田三万余亩。乾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千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余亩。而后边无余隙，各环苗境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兵无以守，勇丁非田亩无以赡。在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即后路同资屏藩，亦乐损有余以补不足。此所以谓之均田，始本民愿，后有讼言，不为主者罪。况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则其亲族，而距边稍远者，则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土民杂处者，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为无赖，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稽之古效则如彼，筹之今势则如此，惟执事裁之。”其坚持定议者，大指盖如此也。
以上为善后之根本。高杞任湖南巡抚，在嘉庆七年至八年，时办屯已有效。以丁御苗，以屯养丁。兴屯之田，视需丁之数而定。均之于民户，而计其所养之丁，仍为各户子弟亲族。又有但输屯租，不以田别授者。后来首祸已弭，民思故业，不免兴讼，遂于鼐有间言。当其初不费国家给养，而得节制精劲之兵，功成之后，民有觖望，国家当设法代弥之，而反为任事者之谤议。较之福康安之泥沙帑项，师亦无功，徒得封拜，何可比也。
《传》又曰：积久制益密，田益辟，则又有出前议外者。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补助折耗，以廪赏，以葺缮，以赒恤，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出，别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于五年陈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陈经久八事，十二年复陈未尽七事。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故约官与兵民曰：“无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约苗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靡财，毋挟枪矛寻睚眦以酿衅。”则永永不穷且变，遂同学校同考试。呜呼，其亦善深长思矣。
以上为真善后。《先正事略》又详之云：“又以诗书礼乐化其獉狉之气。请将乾、凤、永、保四厅县，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苗字号，外加中额一名。苗益感奋。”李元度亦湘人，故事略亦得其详，然大致用魏氏说稍补苴耳。当时收拾人心，以科举为最有力，新疆于清末行科举数次，遂与满、蒙、藏情态迥殊，苗疆善后，至此而攻其心矣。
《传》又言：雍正间，张尚书广泗改黔、粤苗归流，设九卫军屯法。盖以经略督抚之权行之，故帖帖无异议。鼐区区守土吏，未领县官斗粮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奋于龃龉拮据中，盖独为其难。即其始欲不借屯以养丁，继不长屯以安乌合数千众，其可得乎？后之君子设身以处之，综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加按察使衔。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吁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边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给，门一木匦，诉者投满其中，夜归倒出阅之，黎明升堂剖决尽。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权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复入觐，天子方将擢鼐巡抚湖南，而六月卒于官。事闻震悼，赠巡抚，赐祭葬，敕祀名宦祠，并许苗疆专祠。呜呼，捍大灾，御大患，有大功德于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状。嗣兵备道者，桐城姚兴洁，招源纂《屯防志》《凤凰厅志》，志例当有传，乃传。
以上略举兴屯之与所凭借，为三省安边，民得苏息。不当以事后之浮议为据。以平苗之人而留苗疆去思，苗人德之如此。立苗疆专祠，较之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等祠，纯出于君主恩私者，其荣辱何如也。嗣子端弼幼，《国史》作四岁。四岁嗣子主鼐后，故无碑状，则本无谀墓之文。魏源修《屯防志》及《凤凰厅志》，皆鼐立功所在，而屯防尤由鼐而成。志当有传故为传，更非有傅氏后人请托之，此诚地方人士之公论矣。
《传》后论曰：魏源曰：方鼐之苦于大吏以掎齕也，则镇筸镇，总兵富志那实保全之云。又举岁给降苗数万金畀之，故鼐得以豢苗者蹙苗。富志那从征大、小金川，习知山碉设险之利，鼐实从受之，卒以成功，仁人之利溥哉。二妾遗孤，饪粥不给，而议鼐者至今龂龂焉。吁，北山劳大夫所为太息也。
传论亦叙事也。鼐筑碉堡而苗出争阻，大吏遂将罪以开衅，事在三年。保全之者总兵富志那，其并以岁给降苗数万金者，时所以饵苗苟安之费，镇筸镇应给此数。既平吴陈受，可以裁此费而不以自私，不以要功，独畀能事之厅员为展布地。且筑碉之法，鼐亦从受之。武臣中有此人，旗员中有此人，仁宗能用此等人，清中叶之所未坠盛业也。鼐既能且廉，议者犹未尽相谅；必如福文襄王，世以威望之。悠悠之口，何足问哉？
《啸亭杂录》谓：“福文襄王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苗因玩视王师，煽惑勾连者日众。加以山岩险阻，我兵不能寸进，又有不肖将士，与言以价赎地，苗益肆无忌惮，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继死。傅厚庵鼐，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习知苗中情形，文裏王倚重之，明参政亮因荐公为风凰厅同知。公受命时，乾州、凤凰各厅苗民出没，居民逃窜。公翦荆棘，招逃亡，团练乡勇，数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时宿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尔微员，何足污吾刃。’转战数旬，苗大败，奔远寨。公围之，苗请降。公与约：‘嗣后阑入汉界，檄诛不贷。’匪稽首惟命。公乃抚之曰：‘叛吾仇，降即吾子，忍不抚育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无敢出寨滋事者。天子喜，擢公按察使。”
昭梿以宗室亲王，于福康安亦作此语。然其曰“养贼自重邀封拜”，则无是理。封拜则已封拜矣，蕞尔山寇，养之何足自重？若不死，则久顿兵必且无以见天下，其不进乃计无复之，非养贼也。
乾隆间辟新疆二万里，自是事实。然纯由天予，将帅无足称。余所谓“十全武功”，亦自乘富强之势耳。至征苗而亦于太上训政时告蒇，务与十全之语相配。其后十年，傅鼐成功，然后知平苗有表里二役。鼐之真实平苗，为清代武事之足训于后世者，不可不知其详也。
第三节 嘉庆间兵事（二）——三省教匪
三省教匪之役，为清代第一次长期之内乱。旗军之不得力，亦显露于此。其乱象与明季流寇相仿：众股迭发，不相统率，残破各处，不据城池，出没三省，大股人数动辄数万。事亦起于乾隆中叶以后，而大发其毒于内禅告成太上训政之日。盖吏治至乾隆朝而坏，内乱之源无不出于吏虐。康熙间崇奖清廉，大吏中有若汤斌、于成龙、张伯行、陈瑸诸人为尤著，风声所树，为大吏者大率端谨。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高宗则总督多用旗人，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乱机已遍伏矣。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清水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于八月间起事，袭城戕吏，连陷旁邑。方据临清旧城夺新城，援军大集，擒伦于城中，凡一月而平。明年，而白莲教事发河南鹿邑，遂为川、楚巨匪之嚆矢。
《圣武记》：白莲教者，奸民假治病持斋为名，伪造经咒，惑众敛财，而安徽刘松为之首。乾隆四十年，刘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发被捕，遣戍甘肃，复分遣其党刘之协、宋之清授徒传教，遍川、陕、湖北。日久党益众，遂谋不靖。倡言劫运将至，以同教虎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以煽动流伪。乾隆五十八年，事觉，复捕获，各伏辜。王发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刘之协远飏。是年，复迹于河南之扶沟，不获。于是有旨大索。州县吏逐户搜缉，胥役乘虐，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时川、湖、粤、贵民，方以苗事困军兴，而无赖之徒，亦以严禁私盐、私铸失业，至是益仇官思乱。奸民乘机煽惑，于是发难于荆、襄、达州，駸淫于陕西而乱作。
以上为教匪缘起。《东华录》不载，当出方略。《东华录》于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铺张内禅盛典。二十五日壬申，枝江、宜都白莲教匪聂杰人、刘鸣盛等纠众滋事，令惠龄剿之。惠龄，时湖北巡抚也。二月，擒聂杰人，而当阳教匪林之华陷城戕官，命西安将军恒瑞率满兵二千往剿。三月初三日己酉，命乌鲁木齐都统永保往会剿。三月，襄阳匪姚之富与教首齐林妻王氏，陷竹山、保康，施南之来凤亦陷于匪，扰及四川酉阳。而恒瑞复竹山。四月丙子朔，命将郧县郧西匪，责陕甘督宜绵督属办理；竹溪至保康匪，责永保、恒瑞；当阳、远安、东湖匪，责湖广总督毕沅；枝江、宜都匪，责惠龄、富志那；襄阳、谷城、均州、光化匪，责侍卫鄂辉等；来凤匪，责四川总督孙士毅，各剿办。于是匪遍三省之交。三省大吏又益以北来禁旅尽赴军，声势浩然矣。未几，孙士毅且以剿来凤匪功晋男爵。又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以兵会。又散蒙古窃犯之在湖广、河南者，从军助骑队。六月，永保复请调湖南苗疆兵二万移剿。前督湖广之福宁，已调任督川，留办贼，与荆州将军观成破贼于旗鼓寨。投出者二千余，诱坑之，而以阵斩报，加宫保，益坚胁从附逆计。大帅麋集，各顿兵避贼，久无功。赏复头等侍卫明亮追襄阳贼，贼窜河南唐县，官军劳顿，复请增调山东、直隶兵四千，简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九月，以和琳卒苗疆，诏明亮驰往湖南，遂受平苗封爵而返。十月，四川达州奸民徐天德等激于胥役，与太平东乡贼王三槐、冷天禄等并起。四川故有啯匪，盖金川之役，永保之父温福以大学士督师，于乾隆三十八年，败殁于木果木，逃卒无归，与悍民以剽掠为生计，散处于川东北者也。官捕之急，遂合于教匪。襄阳败贼亦多窜入川，皆习战斗为悍匪。孙士毅已卒，新川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陕西巡抚秦承恩，皆无敢掩其乌合者。毕沅惟力请罢苗疆兵移剿。贼踪愈蔓延，所过则官军报捷蒙奖，贼本不坚留一地也。总兵大员累有战死者。
二年正月，苗事报大定。额勒登保奏移荆州将军兴肇兵回襄阳，总兵张廷彦兵二千余赴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率兵六千赴达州。贼又有王廷诏、李全诸股，出没豫西。河南巡抚景安尤怯敌，其人和珅族孙，任用别有径窦，仁宗亲政后乃发之。在鄂境之姚之富、齐王氏，亦入河南南阳，虏胁日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而豫西之贼则被追又入陕，齐、姚各股又与合。官军尾追，每后数日程，所奔突无迎阻者。去则谓之扑灭，来则谓之滋扰，谓之蹂躏。四月，诏言：“明季流寇，缘其时纪纲不整，朋党为奸，文恬武嬉，置民瘼不问。方今吏治肃清，勤求民隐，每遇水旱偏灾，多费帑金，蠲赈兼施。百姓具有天良，均应知感。邪匪不过乌合乱民，国家威棱远播，荒徼无不宾服。若内地乱民，纠众滋扰，不能立时殄灭，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耶？”云云。勤求民隐，实有此意。蠲赈兼施，实有此事。其不至为明之流寇者在此。至云吏治肃清，根本即为欺谩。教匪蠢动数十年不已，岂得与吏治并存。时太上训政，和珅当事，锢蔽聪明，矛盾不自觉也。同日即免应山等匪区五县额赋。后七日，又予达县等三州县被贼难民三月口粮及修屋银。此皆恤民之可证者。后复常有其事，然未知实惠及民否也。
剿匪军事，嘉庆初中制之最谬者，为严斥明亮、德楞泰奏请守堡守御事，事在二年九月。《东华录》竟不载，《国史·明亮、德楞泰传》亦无之。《圣武记》：“明亮、德楞泰奏言：臣等自楚入陕，所经村庄皆已焚烬，盖藏皆已搜劫，男妇皆已虏掠，目不忍见。已扰者固宜安恤，未扰者尤宜提防。查各州县在城之民，有城池以保障，是以贼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镇，仅恃一二隘口乡勇，或远不及防，或间道失守，仓皇逃避，不但衣粮尽为贼有，且备卫之火药器械，反以藉寇而资盗。而各贼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骤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之乡导负运。是以自用兵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为急，则村市已被虔刘；以保荆、襄为急，则房竹、安康已难兼顾。为今之计，欲困贼必须卫民，莫若饬近贼州县，于大镇市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或数十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劳，贼匪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加以大兵乘压其后，杀一贼即少一贼，灭一路即清一路。近日襄阳绅士梁有谷等筑堡团守，贼屡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东各属，多有险峻山寨，只须令乡民临时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予以御贼安民，必可克期扑灭。奏上，虽奉旨以‘筑堡烦民，不如专擒首逆’，而坚壁清野之议实始此。”魏氏不指当时之失计，而以后卒筑堡收功，谓实始于此。《史稿·本纪》：十月戊戌初二日，明亮、德楞泰请广修民堡，以削贼势，诏斥其迂缓。而列传不见此事。可知《实录》本无，而《东华录》自无可录矣。
是时匪情，据九月癸巳谕：“闻近日匪至一村，先将年壮平民逼令入伙，遇官兵辄令当先，贼匪随后接应。当先者被剿败，匪即先窜。官兵杀掠报功，节次折称杀贼无数者，皆逼胁平民，而真匪早远飏，所以日久不能成功。而新起入伙之贼，未必不由官兵驱迫所致。”至十二月癸亥，勒保奏言：“贼匪随处焚掠，即随处勾胁，是以日久愈多。川、陕、楚三省，犬牙相错，数千里崇山峻岭，处处有险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择隘堵御，贼又向无兵处滋扰。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未来，兵到而贼已去者。东剿西窜，南击北驰。以言兜剿，即数十路难以圈围。以言堵御，虽敷十万兵亦不敷分布。”等语。其为清野之法不行，任匪肆窜，官兵以备多而见少，匪以所向随意而见多。徒以朝旨急于灭贼，不许先为灭贼之备，虽亦真有奏捷之时，清军亦屡丧敢战之提镇大员，得失略相当耳。三年正月，以明亮、德楞泰追剿高均德，责其不先歼齐王氏、姚之富等，尽夺世职及优赏，止留本职，戴罪图功。
二月，并将明亮革职，拿交刑部治罪。而是时明亮、德楞泰已破齐、姚于郧西，贼陨崖死，枭其首以奏。谕尚以未能生擒为不满，仅予明亮副都统衔花翎，且言此时陕省首逆，系高均德、李全，其次张天文、阮正通，不可再令自毙逃戮。
贼之炽也，由于吏虐。仅凭匪鼓众之口实，未可为信。教匪之扰，则有反证焉。四川南充县知县刘清，以贵州广顺拔贡官蜀，适当匪扰。清数以乡兵破贼，所抚兵民，皆以儿子畜之，人乐为死。贼自为民时知清名，战莫为用，故遇清辄逃。贼分青、黄、蓝、白为号，白号贼王三槐横于蜀，总督宜绵命清亲入三槐营。三槐跪谒清，随至谒督，约率所部出降。清知降非诚意，设备以待。三槐于所约纳降之日，诡来投，伏匪沿途接应，将为掩袭计，清大败之。此二年四月事也。三年，总督勒保受命专责剿办三槐，委清署广元县事，再议抚三槐，令清迭赴三槐营宣谕。三槐诣军门，勒保擒以奏捷，符诏书“生致首逆”之旨。勒保由侯晋公，晋和珅由伯为公，封珅党福长安爵侯。时距平贼尚远，只得群匪首中之一耳，赏亦不及刘清。清既为总督所卖，然有所招徕辄遣清。清仍累至贼营，贼惩三槐事不敢出，以清廉吏，不忍加害。其非著目信清者仍黟，前后招降川东贼二万，皆遣散归农。清抚贼有恩，战贼亦最勇，所练乡勇尤敢死，尝破罗其清、冉文俦于方山坪，破三槐于巴州江口。转战川东数载，大小百十战，斩馘万计，见奏牍者十仅二三。入贼营抚贼，出贼营杀贼，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训挞婴儿，论者以为史册所稀有。三槐被绐俘至京，廷讯时供：“官逼民反。”帝问：“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对曰：“惟有刘青天一人。”于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以军功累进官至建昌道。嘉庆十年，匪已平，清入觐，仁宗赐诗，首有“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之句。丁艰起复，授按察使，升布政使，自陈才力不胜藩司任，恳开缺，斥其冒昧陈奏，降补员外郎。十八年，清已补山东盐运使，教匪李文成起河南，煽及山东，清再从戎，破扈家集功最，谕以布政使缺与伊不甚相宜，以二品顶戴留运使任。二十一年，因病请开缺，令来京医治，旋授山东登州总兵，调曹州总兵。年老休致回籍，卒于家。奉旨入祀贵州贤良祠、山东名宦祠，给子孙荫。
川、楚之役，以刘清事为最奇特。尤奇者，贼皆颂刘青天，被斩馘而不仇，被招抚失信而不怨。非一二匪目之特性，盖凡匪皆戴青天，然则良民之尽礼于贤长官，能过是乎？且能及是乎？以如此有性情之匪，而卒不乐为良民，是可知官逼民反之非借口矣。当三槐供及刘青天时，太上尚训政。明年正月太上崩，和珅获罪，仁宗谕：“教匪滋事，以官逼民反为词。昨冬贼首王三槐解到，讯供亦有此语，闻之恻然。是以暂停正法。我国家百数十年，厚泽深仁；皇考临御六十年，在抱。普免钱粮漕粮，以及蠲缓赈贷，不啻亿万万，百姓安土乐业，焉肯铤而走险？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激变至此。然州县剥削小民，不尽自肥己橐，半奉上司；而督抚之勒索属员，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百姓当之。见在大憝已去，各省官吏自当大法小廉，湔除积习。民无扰累，可遂其生。”等语。盖已认官逼民反之语为真，而一委其祸本于和珅，或未可尽其事理。以廉吏仅得刘清，而不用以整率百僚，乃使浮沉吏议，至不欲为藩司之官，改武职而后守职数载，仍以老休致，一以寻常礼数待之。视康熙时激浊扬清，使成风俗，度量之相越，何其远也。故知去和珅为积年隐忍之憾，非真为去吏治之蠹也。国家爱惜廉吏之心，尚不如三省普遍之匪。以吾辈今日计之：若以异等之礼待刘清，以能识刘青天之良心奖匪，直使清主兵，点召匪众，大甄汰地方长宫，大筹措归农生计，或不至更阅五六年，而后仍以武力靖乱。不数年络续匪祸，兵及宫廷，知守文之主果不足与大有为也。
二月辛卯初四日又谕：“自川、楚邪教逆匪滋事以来，所过劫掠焚烧，迫胁煽惑。良民不得已，从贼日多。奔驱三载，不能自拔者数逾十万。室庐焚荡，田亩抛荒，欲返无所归，即归无所食，势不得不托贼巢栖身，借盗粮糊口。此非徒作招抚空谈，能收解散实效者也。前经降旨，剿抚兼施。大约谓自古惟闻用兵于敌国，不闻用兵于吾民。自相攻击，屠戮生灵。朕日夜哀怜，几废寝食。百姓极困思安，久劳思息，谅必一见恩旨，翕然来归。第思既归之后，目前何以食？将来何以居？务使此番安集，即成永远规模。设非虑及，他时必倍难于今日。凡从各股贼匪中受抚来归者，应如何绥辑安插之处，令勒保就近传唤同知刘清，及川省素有清名之州县，俾其悉心妥议具奏。刘清既素谐民望，必能深识民情。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朕几余检阅《明史》，成化中，项忠、原杰先后办理荆襄流民一案，具有章程，或可采取其法，施之当今。或因事异时移，不宜泥古，可一一详细奏阅。至陕省抚辑情形，马慧裕新授藩司，正伊职分中事，亦着详议具奏。”此谕亦知从官逼民反之后，求其症结而理之。顾首称“邪教逆匪”，意少矜怜，既不重视刘清，仅与他州县同被勒保传唤，即非有清勇于任事之地。在受抚者意中，见传唤者为旗下纨绔之勒保，被传唤者有靦然与刘青天并列之多员，固已索然意尽矣。项忠与原杰并称，前例已未能确辨性质，固知其知识在明昧之间。既知贪污害民，不向百姓告罪，而作此是非蒙混之语，知乱事之不能豁然立解也。清居官廉，逢陋规必裁，为大吏所不便。任州县，所碍大吏者仅一州县，若任藩司，则碍一省矣。清后为藩司，勒保即劾以“民社有余，方面不足”，改降运使。清知若任财赋，终不见容，致改武职去，帝竟听之。编修洪亮吉于四年上书，即云：“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亮吉几杀身，特宥犹获遣戍。刘清则终不大用。此足以见仁宗之持国是矣。
筑堡御贼之策，二年已被斥不行。及仁宗亲政，有兰州知府留川督宜绵军中充左翼长之袭景瀚，复上坚壁清野之议，备陈调兵、增兵、募勇三害，征剿四难。谓：“先安民然后能杀贼。民志固，贼势衰，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民居奠则贼食绝，使之无所掳掠。民有一日之粮，即贼少一日之食。用坚壁清野之法，令百姓自相保聚，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恃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其要先慎简良吏，次相度形势，次选择头人，次清查保甲，次训练壮丁，次积贮粮谷，次筹划经费。如是行之有十利。”反复数千言，切中事理。嗣是被兵各省，举仿其法，民获自保，贼无所逞，成效大著。论者谓：三省教匪之平，以此为要领。以上《史稿·循吏·景瀚传》《史稿·循吏·景瀚传》略具全文，不备录。四年六月，庚寅初三日诏曰：“朕闻湖北随州未被贼扰，因民人掘沟垒山，足资捍御。民间村堡，尽可照办。勒保、松筠、吴熊光，即晓谕百姓知之。”时勒保为经略，松筠督陕甘，熊光抚河南。四川则勒保兼督，湖北则勒保经略所在也。十一年，续修《皇清文颖》，仁宗出此议付馆臣载入，盖深赏之。而明亮、德楞泰前所奏为始行矣。
先是谕斥清野策为迂缓，严敕诸将力战。三年正月，擒覃加耀，以蒇事缓，夺额勒登保爵职。六月，破齐王氏、姚之富，逼令陨崖死。七月，擒罗其清，又斩冉文俦，又诱擒王三槐，遂封拜勒保、和珅、福长安等，并释勒保弟永保于狱，而匪窜仍如故。四年，仁宗亲政以后，三月，斩萧占国、张长更，又歼冷天禄一股。额勒登保迭进爵至一等男。七月，斩包正洪。八月，擒龚文玉，又擒卜三聘。九月，毙汪正漋。十月，德楞泰奏生擒首逆高均德，封二等男，授参赞大臣。德楞泰前亦夺爵职。十二月，擒王登廷。五年二月，毙王金桂。三月，擒冉天元，晋德楞泰三等子。四月，歼匪首雷士玉、孙嗣凤。五月，以歼净陕西逆首刘允恭、刘开玉，擒获头目王洪儒，晋额勒登保三等子。七月，教首刘之协就擒于湖南宝丰，讯明正法。八月，歼毙教首伍金柱、宋麻子。九月，毙匪首唐大信。十月，获张子聪。十二月，歼首逆杨开第、齐国谟。六年正月，毙首逆张世陇等，又毙首逆徐万富等。二月，射死王士虎，生擒王廷诏。四月，生擒首逆高三、马五及马五之子，余党悉平。并前擒王廷诏功，晋额勒登保二等子，予提督杨遇春骑都尉世职。德楞泰又毙首逆张允寿。六月，德楞泰等奏，追剿青号匪，淹毙首逆徐天德。额勒登保等奏，督剿冉逆等股匪，生擒首逆张天伦、伍怀志，余匪肃清。七月，吴熊光等奏，歼毙白号匪首王镇贤。勒保奏，生擒徐天寿、王登高等。八月，勒保奏，生擒首逆冉学胜等，赏还一品顶戴，本年四月，以剿匪不力，革勒保翎顶封三等男。是月，以三省大功将蒇，撤盛京兵归伍。十月，额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斗及其总兵苏启志。德楞泰奏，歼毙首逆龙绍周，全股扫荡。十一月，额勒登保奏，督剿通江一带残匪，擒获元帅冉天璜、头目庞思宇等，又奏歼擒首逆高见奇、周万友等。十二月，陕甘总督长麟奏，提督庆成歼擒苟文明股匪。额勒登保奏，毙苟文明匪头目苟朝献。七年正月，额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聪，殄除余党。吴熊光等奏，生擒首逆张允寿之子德贵，并将青号余匪全数扑灭。二月，额勒登保奏，道员刘清生擒首逆李彬及辛聪之弟辛文，歼灭余匪。三月，勒保奏，歼毙首逆张天伦、魏盛及其元帅陈国珠等。德楞泰奏，截剿线号教匪，毙首逆龚其尧，生擒老教师李世汉、李国珍等，全股洗净。五月，勒保奏，生擒首逆庹向瑶，并老教掌柜徐天培、张思从及头目多名。庆成奏，剿捕张、魏余匪，生擒元帅康二麻子、总兵张昌元等。六月，德楞泰奏，冒雨赶剿樊曾秀匪股，淹毙首逆樊人杰等，并其妻子弟侄，全行歼灭。晋三等侯。勒保奏，歼毙匪首杨步青。七月，勒保又奏，歼除黄、白、青、蓝四号教匪，生擒首逆刘朝选。晋一等男。额勒登保奏，歼毙匪首苟文明。晋一等伯。勒保奏，毙
楚省窜匪首赖先锋，扑灭全股，并兜截张长吉一股。十二月，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龄、吴熊光等，奏报川、陕、楚剿捕余匪一律肃清。自成亲王、仪亲王以下，论功行赏有差。额勒登保、德楞泰俱晋一等侯，勒保、明亮俱一等男，赛冲阿、杨遇春俱轻车都尉世职。八年，诏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被扰各州县，自元年至七年，带征、缓征逋欠钱粮，普予豁免，与百姓休息。
是时三省之靖也，不过著名匪首络续擒斩，大股匪众无复横行。山林薮逋逃，未可核也。诏经略、参赞毋遽来京，诸帅分扼三省要冲，穷搜遁伏之匪。匪皆百战之余，出没为变，诱官军入林，突出格杀。翼长穆克登布中矛死。穆克登布与杨遇春同为经略翼长，俱以敢战名，经略痛惜之，诏世袭轻骑都尉。诸帅拥胜兵，分多路会哨排搜，并予招抚，先后降青、黄、蓝及有名号之股匪多起。八年五月，额勒登保奏陕境已无贼，川、楚各有零匪数百，散窜延喘，已成从前啯匪，别筹搜捕之策。乃与勒保、德楞泰督诸将分二十余路，排搜老林。七月，三大帅再报三省肃清。官兵凯旋，乡勇遣撤，每人以银五钱缴刀矛，二两资回籍。各勇多骁桀习战，无家可归，复入山泽，与匿贼合。匪有苟文润者领其众，复猖獗，戕副将朱槐。此众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腾矫如猱，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三省不得解严。十一月，德楞泰剿贼山中，前队乡勇忽与贼中乡勇旧识相诉苦，官军大败，阵亡副将以下数十。乡勇中以功曾得翎顶者，遣往招谕，苟文润杀之。诏悬赏购捕苟文润，与向购苟文明等重。大帅统重兵，与畸零之匪角逐，时围逼一隘，辄复窜逸。将士且久役思归，额勒登保时已改任钦差大臣督师，乃先汰遣疲病兵勇，又下令四卒擒一贼者，即优遣回籍。既募搏贼，亦资遣兵。而贼反纠散遣乡勇以益数，牵缀甚久。至九年夏，诏书切责，而暑雨时行，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三大帅皆病。时尚无欺饰报竣之弊，则诸帅尚得人也。八月，贼党赵洪周乃应购斩苟文润出降，匪乃涣散。官军又奋起搜捕数著目，于是重报肃清，以九年九月班师。其不为明季流寇之续者，以全盛博一隅，势不同耳。明年五月，追思坚壁清野功，加勒保太子太保衔，明亮由一等男晋一等子。
用兵易，撤兵难。兵归原额则易，撤无归之兵大难。教匪之役，用乡勇无几，撤时尚缀大兵经年而后定，其不先筹消纳之生计，仍是国无吏治也。乡勇之起，以刘清为始。一县令无领兵之分，而有需兵之急。以德惠相感，团民御匪，为功甚大。乡勇中成就两大将，最著之罗思举，即由清所拔。桂涵与思举，同应募，皆东乡人，皆积功至官提督，加宫衔，殁膺上谥。思举后且以平江华瑶叛，得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为军兴特著之材武。山乡用奇，非二人之矫捷不济。智勇为其天资，思举尤壮烈。少为盗，积案累累，名捕不获。既贵，不自讳。檄川、湖、陕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力，可销案矣。”世始知其所自来。尝再入觐，仁宗问：“何省兵精？”曰：“将良兵自精。”宣宗问：“赏罚何由明？”曰：“进一步赏，退一步罚。”要言不烦。其为提镇，官俸外不名一钱。终日练兵，如临大敌。然奇功皆在未建节 时，军中号罗必胜。盖有三必胜：晦夜劫营必胜，岩沟间道必胜，冒旗诱敌必胜。贫时得重疾，无以自疗，妻请鬻身以给，不得已，涕泣别去。病得药乃已。贵后具重金赎妻还，为夫妇如初。魏源言：“陶尚书澍备兵川东时，与思举同城驻，常共饮。一日酒酣，袒身示战创斑斑。别有刲痕七；左股四，右股三，乃为亲病致此云。”
清自国初用兵，皆以八旗为主军，始命将皆亲贵。至乾、嘉时，已酣豢不足临敌，而犹用旗籍庶姓勋爵之裔，最疏远亦必为满洲世仆，时尚能得人。若额勒登保、德楞泰为将，为有方略及忠实可任使。《史稿》言仁宗亲政，以三省久未定，卜宫中，繇曰：“三人同心，乃奏肤功。”遂常以勒保参两帅，功非其比也。而叙劳以清野策由勒保首行之，膺上赏，封伯爵，加宫保，正揆席，领军机，卒赠一等侯，谥文襄。殆亦自应其兆欤。汉人立功，杨遇春后由武转文，为总督，亦为异数。满人文武不分，汉人当时则仅有。与遇春起稍晚而齐名者为杨芳，时称二杨，三省平时为提督。道光初回疆有变，乃以功封侯，以宿将屡平川、滇边夷。至鸦片案起，对英吉利兵乃颇怯，为粤人所笑，则国防将转变矣。未几亦卒，幸以功名终焉。
第四节 嘉庆间兵事（三）——海患
海盗之为患，至明而始大且久，统名之曰倭。与万历间之出兵朝鲜御倭，截然非一事也。嘉靖平倭之说，亦不过殪其名酋，稍杀一时盗焰耳。至明末乃归结于郑氏。郑芝龙受抚而并歼他盗刘香，郑成功用其遗众而开台湾，则为明之遗忠。清用绿旗各营，举不足以与海盗争长技，则于漳、泉习海之人中，物色其能胜大任者，要亦皆郑氏旧部，有内衅而离郑自归，且亦视清为可与共功名者耳。台湾平后，经营海疆，习海者既开功名之路，亦遂暂分盗业，而倚海为巢，盗故时有。海上言剿捕之事，日有所闻，至乾隆末而大炽。旧盗以安南为外援，得大肆于粤、闽海滨也。安南黎氏自明宣德间有国，入清累世臣服。其强臣阮氏，世逼其君，至乾隆五十四年，阮光平终逐其君黎维祁而代之。清廷先救黎氏，维祁已一次复国。及阮氏复逞，王师大败，总督孙士毅退入镇南关。帝撤士毅归，以福康安代将，光平乞降，而请主其国，恳赐封号，福康安遽受之，帝亦俞允，而转以福康安不能于此役受王封为惜。是为高宗之昵于所私，而犹以安南已降，张大武功，为十全之一。此高宗之汰侈，而亦清室之衰征也。
阮光平之发难，由佛兰西教士阿兰特为介，乞得佛国兵船为助。又仿造船械，训练其兵，颇师西人海上余技。既以兵篡国，国用不足，乃遣乌槽船百余，总兵官十二，以采办军饷为名，多招中国海盗为向导，为寇海疆。当乾隆五十七年，光平死，子光缵嗣。嘉庆初，各省奏擒海贼，屡有安南兵将及总兵封爵敕印，诏移咨安南，尚不谓国王预知。安南黎氏甥阮福映以暹罗兵为黎氏复仇，号旧阮，而以篡黎氏者为新阮。光缵既与旧阮构兵，益苦费绌，其总督陈宝玉招集粤艇，肆掠海中。浙定海总兵李长庚御盗，获安南艇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又有安南总兵黄文海，与贼目伍存七有隙，以二艇投于闽，闽乃用其式以造艇。盖是时盗有较坚巨之艇，官军弗及也。浙抚阮元讯伦贵利供，备得安南伙盗为患状。光缵谢罪，委之旧阮，而以伦贵利为罪首。时贵利已于取供后磔死，朝廷又以川、楚匪日棘，未取深问，以国王不知赦之。嘉庆二年，光缵解盗犯六十余名至广东，降敕褒赐，而盗不止。七年，旧阮克新阮，光缵被擒。八月，福映缚送光缵所招中国盗犯莫观扶等三名，皆受光缵封东海王及总兵职者。十二月，福映灭安南，遣使入贡，并陈复仇始末，又言其国本古越裳，乞以南越名国。帝以南越古两广地，不可予此名。八年，改为越南，封福映为越南王。越南不复通盗，而盗已得船械驾官军之上，为海疆巨患矣。盗以同安人蔡牵为魁，有凤尾、水澳诸帮，皆附牵。商船出洋，勒税番银四百圆时银圆乃外国币，谓之番银，回船倍之。结陆地会匪济其粮械。官无舰，有舰亦不可用，雇商船载兵任战。既而粤仿商船造艇有效。浙抚阮元先奏，以李长庚总统浙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旋升提督。阮元率官商捐金付长庚，造大舰三十，名霆船，铸配大炮四百余。而粤抚孙玉庭尚奏言：“古有海防，不闻海战。”盖入海搏贼，固非时议之所拟及也。而诏特行之。六年，艇成，兵威大振，迭获盗中著目。八年正月，迫盗首蔡牵于闽，牵窘，乞抚于闽督玉德，纳之。牵请勿令浙师由上风来逼我，玉德调长庚兵居下风，牵遂缮器备物扬帆去。以畏霆船故，厚赂闽商，更造大于霆之船，载货出海济牵，而
以被劫报。牵得大船，复振，横渡台湾，劫米数千石，分济闽、粤、温盗米，遂与合，大船至八十余，势甚炽。长庚建议，禁商造大船，免资盗。海上驰逐累年，牵未就获。十一年二月，扼贼于鹿耳门，复脱去，诏夺长庚翎顶。长庚奏言：“船不得力，臣坐船尚较蔡牵船低五六尺，诸镇船更下于此。曾与诸镇议，愿预支廉造大船三十号，督臣以为需时费财，不肯具奏。”诏褫玉德职逮治，升湖南巡抚阿林保代之。阿林保至，连疏密劾长庚，请革职治罪。帝疑之，密询浙抚。时阮元以忧归，代者为清安泰，颇能与元同意倚长庚，为疏辩。帝意解，切责阿林保。疏言当时海军状甚悉，《东华录》不载，清安泰《本传》亦无之。谕旨中稍述数语，其原文详《圣武记》，而《先正事略》采之入《长庚事略》。今录之，以见中国前所无之技术，官与盗皆习海者，而后争此奇胜。后则为欧洲尤习海而兼科学先进，海上技术更非此比，则非徒不习海者不足言海事，中国之习海者亦相去甚远。此世运之不同，而善事之必先利器则一也。
清安泰奏言：长庚熟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舵，老于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国，两载在外，过门不入。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赀。所俘获尽以赏功，故士争效死。且身先士卒，屡冒危险。八月中剿贼渔山，围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创，将士亦伤百有四十人，鏖战不退，故贼中有“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之语，实水师诸将冠。惟海艘越两三旬，若不燂洗，则苔沾 结，驾驶不灵。其收泊非逗留长庾函署督温承惠言，以七月十日收港燂洗。阿林保抵任得其书，疑为私自回署，为具劾之首。且海中剿贼，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
大炮相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大炮坏其舵牙蓬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已飘然远矣。贼往来三省数千里，皆沿海内洋。其外洋浩瀚，则无船可掠，无岙可依，从不敢往。惟遇剿急时，始间以为逋逃之地。徜日色西沉，贼直窜外洋，我师冒险无益，势必回帆收港，而贼又逭诛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坠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忧。每遇大风，一舟折桅，全军失色。虽贼在垂获，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贼已远遁，数日追及，桅坏复然。故常屡月不获一贼。夫船者，官兵之城郭、营垒、车马也。船诚得力，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今浙省兵船，皆长庚督造，颇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闽省商船无定制。一报被劫，则商船即为贼船。船愈高大多炮多粮，则愈足资寇。近日长庚剿贼，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但以隔断为功，不以擒获为功。而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贼行与行，贼止与止。无如贼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积，而不能为擒贼擒王之计。且水陆兵饷，例止发三月，海洋路远，往返稽时。而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积弊也。非尽矫从前之失，不能收将来之效。非使贼尽失所长，亦无由攻其所短。则岸奸济贼之禁，尤宜两省合力，乃可期效。
帝责阿林保，谓：“到任不过旬月，地方公事，海洋情形，素不熟悉，于李长庚更从未谋面，辄连次参奏，殊属冒昧。朕又不昏聩糊涂，岂受汝蛊惑，自失良将？朕已降旨，将剿办蔡逆责成该提督，若阿林保因参奏不遂，遇事掣肘，致蔡逆逋诛，海疆贻误，朕惟执法惩办。浙省既无高大商船，阿林保等速在闽省雇募，迅速解交李长庚。口粮火药，亦须源源接济。”事在十一年八月。疏内皮网、钩镰云者，蔡牵船用牛皮网纱多层，淋海水使湿，以御炮火。必用长柄钩镰拉去之，炮始有效也。嗣是长庚迭击贼。至十二年十二月，率闽水师提督张见升追牵，穷所向，至黑水外洋，当粤潮阳县地，牵仅存三舟。长庚击破牵舷篷，自以火攻船，维贼船后，贼急发一炮，适中长庚喉而殒。时闽、粤水师合剿，船械数十倍于敌，而张见升见总统船乱，即麾舟师退，牵乃遁，未就获于此役。
《啸亭杂录》：上罢玉德，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见贼势难结局，置酒款长庚曰：“大海捕鱼，何时入网？然海外事无佐证，公但斩一假蔡牵首至，余即飞章报捷，而以余贼归善后办理。则不惟公受上赏，余亦当邀次功。孰与穷年冒鲸波，侥幸万一哉？”长庚慨然曰：“石三保、聂人杰之事，长庚不能为。且久视海舶如庐舍，不畏其险也。誓与贼同死，不与贼同生。”闽督不怿。丁卯十二月，贼以三舟舣某岛，去官军半里，长庚以舟师围港口，计日就擒。闽督飞檄促战，动以逗桡为词。长庚斫舷怒，下令誓一日擒贼。贼决死战，有卒跳上贼船，几擒牵者再。牵奴林阿小素识长庚，暗中由篷窗出火枪，中长庚胸而薨。
亲贵记事，不满于旗员，而悼惜名将如此，其时满人之信望已坠矣。然核其言，殊未可信。玉德以五月革，阿林保由湘抚升闽督，奉命在五月十九日丙寅。七月间连劾长庚，谕旨明谓其到任不过旬月，于长庚更未谋面。但据称拆阅长庚致代督温承惠书，有“七月初十，将兵船进港燂洗”，疑其私行回署。又于七月二十一日盗首李按一事，尚未知悉，遽迭参其玩误纵贼，力请革职治罪。疑忌参劾，自是实情。长庚在浙逐贼不暇，安有暇赴闽督置酒宴。新督亦知旧督以不得于长庚而夺职，因此谓“非去长庚，督威不立”则有之，若敢于以大不韪之语要长庚同意，以无是理。长庚本海中搏贼，并非困之于一岛。浙、闽会剿，何能飞檄专促长庚？长庚与阮元交最密，剿海盗事互助为功。元撰《长庚传》，于长庚中炮时事则云：“见升本庸懦，又窥总督意，颇不受提挈。及是，远见总帅船乱，遽率舟师退，牵乃遁入安南夷海中。”则闽督与长庚自有芥蒂，亦属事实。但未必如礼邸所录之甚也。
长庚死事闻，帝谕有“览奏心摇手战，震悼之至”等语。追封伯爵，谥忠毅，命以所部王得禄、邱良功嗣任。军无总统，命阿林保择驻厦门、漳州一带调度。海盜巨酋，自蔡牵外有粤盗朱渀，与牵时合时分，互寇海疆。十三年，渀为金门镇总兵许松年轰毙，弟朱渥复领其众。浙洋复有土盗张阿治、骆亚卢等，为浙兵邱良功等所歼。十四年，朱渥以众三千余，船四十二，炮八百余，降于闽。旋邱良功为浙江提督，王得禄为福建提督，浙、闽将帅无间，以是年九月，合剿蔡牵于定海之渔山。乘上风逼贼，转战至黑水深洋，逾一夜至明日午，良功见水已绿，近内洋，惧日暮敌更遁外洋，大呼以己舟骈敌舟，闽舟又骈浙舟。贼死战，毁浙舟篷，扎伤良功腓，浙舟脱出，闽舟又骈贼舟。贼余舟皆为诸镇所隔，不能救牵，牵船中创毙余三十人，铅丸亦罄，以番饼作炮子，得禄亦受伤，挥兵火其尾楼，复以坐船冲断其舵，牵乃首尾举炮，自裂其船沉于海。封王得禄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粤洋尚有安南余艇之贼，百龄代吴熊光督粤，严断接济，粮及硝磺不得漏出洋。外洋无可掠，贼乃冒死入掠内河。官兵守待捕斩，有以制贼，而尚有总兵许廷桂败死，贼突围遁走一事。贼终以穷蹙，各帮先后降。百龄所降贼至二万余众，船三百余，炮千数百。粤事平，赏百龄轻车都尉世职。蔡牵余党亦降于闽，尚有千余人。时澳门葡萄牙人备兵舶二，英吉利备兵舶四，各愿助剿海贼，朝议不许。见《圣武记》。自后海上外国船械日精，官与贼旧法皆见绌，遂开新海防时代。
第五节 嘉庆间兵事（四）——畿辅教匪
嘉庆兵事，有何可纪？纪兵事，见吏治之败也。乾隆以前，非开辟疆外之兵不纪，乾隆中叶以后，台湾已为内属后之兵事，亦略之。临清一役，乃嘉庆教匪之先见者，以为时甚暂，亦不专述。而内乱之萌孽，实始乾隆朝之骄泰，为种败亡之因。嘉庆间苗匪、教匪、海匪，皆内地子民。所以为匪者，皆缘官吏之非人；纵不尽由迫压，亦必由纵弛而后容奸。寸土皆官治之地，民皆受治之人，岂有省、道、郡、县层层统摄，而为变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酿成大乱之理？海事甫靖，教匪又兴。此事前接川、楚，后接金田。秘密党会之无法解散，于刘清之不见用验之。
嘉庆十六年春，有星孛见紫微垣，教匪指为惑众之具，谓应在二年后之九月十五日。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壬午，帝东巡启銮，秋狝并谒东陵。九月甲子朔，命随扈之皇次子绵宁、皇三子绵恺先还京。绵宁即宣宗讳，以先还，故得以宫中御寇立功，封智亲王者也。初十日癸酉，帝自避暑山庄回銮，而是时匪已事露先发。盖距九月十五日之期已近，一则伏戎于道，要回銮之驾；再则窜迹入宫，起事即在禁中。皆匪所预谋，以应期会。匪之主名则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以卦名八字为分股之目。《圣武记》谓：“天理教聚众敛财，愚民苦胥吏者争与焉。”可知民之从教，亦由官迫也。从教则何以减胥吏之苦，今不知其详。清末之天主耶稣教，教民以事系于官，教士往往力出之，故为群不逞之所托庇，而教士以此为传教之饵。意当时胥吏多奉教，入教则城狐社鼠共一家，借保身家，冀少受鱼肉耳。教首在河南者，为滑县李文成；在直隶者，为大兴林清。匪众谋久，自必外泄。会知滑县者为强克捷，亦不似他上官及同僚之愦愦。有退吏讼系，感克捷白其诬，告以匪谋。克捷密封白巡抚高杞，申卫辉知府郎锦骐，请兵掩捕，皆不应。克捷知事急，于九月初六日突执文成，先刑断其胫，及其党二十四人，鐍之狱。夜半，匪党牛亮臣劫狱出文成等，屠告发之退吏家，踞城叛。克捷及家属均死之。时高杞已调任热河都统，新任方受畴未到，旋仍命高杞留署，台斐音署巡抚，而滑县失陷事，由直隶总督温承惠奏闻行在。十二日乙亥谕：“温承惠奏河南滑县老安地方，有匪徒黄兴宰、黄兴相并宋姓，为首兴天理会。于本月初七日聚众滋事，滑县已失，县官被戕，长垣县亦有习教之人。高杞若尚未离豫，着督同河北镇总兵色克通阿防堵，勿令匪渡河滋蔓。”又以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马瑜驰往长垣、滑县剿贼。又令陕西提督杨遇春来直协剿。又命山东巡抚同兴巡防山东边境，剿捕贼党。十三日丙子又谕：“据素纳当是正定镇总兵奏，东明县朱炜禀报：县属齐五集铁匠张文典首称，长垣县南乐集人姜复兴，托打钢刀十把，该县盘获姜复兴，究出伊与滑县白家道口宋义升、长垣县马塞村马文陇，伙同习教。当将姜复兴收禁。又于初十日，长垣县典史刘世治禀报：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陈梦熊首告，知县被害，都司领兵抢出该县尸骸，遍身有伤，身首异处。又知开州于晓禀报：东明县城被围危迫。恤长垣知县赵纶，量赏铁匠张文典。”十四日丁丑谕：“色克通阿奏，滑县匪徒牛亮臣等，杀入县署，劫放狱囚，着添兵并力歼除。”十五日戊寅，驻跸 髻山行宫。山东巡抚同兴前奏，拿获金乡县编造歌词、敛钱惑众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张文明等十八人，至是又奏：崔犯供，先从城武县刘燕习八卦离字教，又从直隶长垣县徐安国习震卦教，徐安国告以今岁九月交白洋劫，届时老教首给白布小旗插门首，可免杀戮。又据奏：定陶县城于初十黎明被陷，文武官存亡未保。又递到十三日由五百里驰奏折，十一日曹县续陷被据。敕温承惠与东省并力夹击。此皆九月十五日以前各日事。由强克捷先破贼谋，刑伤贼首，致三省交界窟
匪，不及期尽发，而行在无警矣。十六日己卯谕：“绵宁、绵恺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贼入苍震门，经总管太监擒获。未刻，内右门西又有贼越墙入，绵宁仓猝取进鸟枪，击坠墙上一贼，又击毙手执白旗在上指挥之贼。”又谕：“仪亲王等递到折，称剿办事已大定，讯取活贼供词，贼进禁城二百名，歼毙及活拿者三十一名；又供地安门外尚有贼五百名。此项余贼如何办法，着回奏。”旋知已为留守京师王大臣入卫官兵将所歼擒。此为九月十五克期直犯内廷之贼拒退情状。十六日，诏停谒陵回京。十七日，下诏罪己。是日，步军统领英和等选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庄拿获林清。盖由前同兴奏，首犯刘真空潜匿离京二十八里之沙河，即谕英和派弁兵巡察，至是拿获。供称前生姓刘，所有十五日禁城贼匪，由伊派拨属实。又据贼供，太监刘得财等伙同入教，引贼入东华门者，刘得财、刘金；引入西华门者，张太、高广福；又王福禄、阎进喜在内接应。又究出杨进喜一犯，亦由西华门引贼。复严诘林清，坚供太监在内同谋者止此七人。凌迟处死完案。此办理禁城贼犯情形也。
直、东、豫三省失守各州县，以李文成为首逆，既戕官据滑县城，胫断不能远行，遂不能与京畿股匪相应。林清竟不知外贼消息，坐待所定期日行事，无援而败。滑县贼萃精锐于距县十八里之道口镇，镇临运河，有积粮，据以号召诸所据州县，而出兵围浚。时温承惠督兵大名，巡抚高杞军浚，皆按兵不动。同兴亦闻报逾旬不发兵。刘清于川、楚军罢，仁宗从其志辞布政使，改任山东运使，力争于同兴始发。身先士卒，攻贼皆清。总兵陈某反随其后做策应。而奏报中以同兴在山东战绩独佳。帝不满于温承惠，诏以陕甘督那彦成代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兵剿贼。那彦成以阿桂孙蒙倚任，又调禁军及西安、徐州兵益之，至卫辉，闻滑贼盛，请俟调山西、甘肃、吉林索伦兵五千而后进。诏以“远道征兵，非数月不达，任贼蹂躏，束手坐视，停留长智，或奔突四出”，严旨斥之。赖杨遇春能战，在东省又有刘清，诸大帅亦因以有恃。至十一月，各县皆复，惟滑坚厚而多粮，贼胁居民守，无敢仵。官军围之久，贼党拥李文成出收外贼，西入太行为流寇计。文成胫创，以车载乃行。招贼四千，入辉县山据司寨。总兵杨芳追之，累战，杀贼二千，夺司寨，李文成自焚死。获其尸，然后并攻滑。滑城外官军已屡隧地谋轰城，辄为贼觉阻之。杨芳来，乃成掘隧计。十二月十日，药发城崩，贼震死千百。官军夺城，巷战自晡至夜，共歼贼二万，免老幼男妇二万有余，俘贼首牛亮臣、徐国安等。滑贼平，那彦成加宫保封三等子，杨遇春三等男，杨芳、刘清赏赉有加。是役，敢战者惟平川、楚旧将，而那彦成居功首，刘清则径改武职，各从其志，抑可谓失人矣。时用人之柄，满洲固例居人上，汉人以科目为重。若刘清起拔贡，与苗役之傅鼐起吏员，皆不易自显。视雍正时之用田文镜、李卫，不受翰林出身者排挤，虽未必尽当，然帝王自有魄力，非仁宗之所能及矣。
强克捷以先发，且刑贼首已断胫，弭患于先，功甚大。事后又赐谥忠烈，世袭轻车都尉，官其二子，于原籍韩城及滑县各建专祠，并加韩城学额。匪扰各县中，惟金县知县吴堦守御有法，得不破。事平，超升曹州知府。沈宝麟撰堦《传》，详其城守功，乃颇得义和团之力。此知义和团由来已久，与天理会向仇敌，故官收其助。宝麟，嘉庆三年举人，官汤溪教谕，所纪自当时事。然则义和团乃不以反政府为职志，光绪间仇洋扶清，犹初志也。近言秘密会党者，谓白莲教在北变义和团，又言诸教会皆明遗忠。世持种族见，皆迎合潮流语。今满族去矣，各省红枪、黑枪、大刀、小刀之会如故，此又何说？在理会弥漫全国，亦不闻有他变。说者又附会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吕四娘之说，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当时责其紊乱史实，为失记载之道德，许唯唯。今许君殁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又以《聊斋·侠女篇》为证，夫《聊斋》多脱胎《广记》，以笔墨自娱，原不负纪事之责。且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何以能知雍正十三年以后事？以好奇之故而不顾常识，愿谈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习。
宣宗御贼有功，相传因此而得大位。然据《东华录》，《宣宗录》首云：“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仁宗遵密建家法，亲书上名，缄藏鐍匣，默体先志，慎简元良。由是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隐然以神器攸归，面稽列圣，寅承对越，胥寓深心。”云云。则建储不待立功后矣。云“缄藏鐍匣”，不云“缄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其鐍匣究藏何所？缄名之制，定自世宗，高宗承之，皆在正大光明匾后。但高宗两缄储名，一则先夭，一则亲行内禅，俱不待受遗而后启鐍。仁宗则缄鐍而不书正大光明匾。文宗以后，穆宗系独子，德宗、宣统系西后援立，以便其私，无所用其缄鐍。高宗作《储贰金鉴》，发明从古立储之害，若千圣百王，早定太子，皆为不智。此实因噎废食之拙计。父子兄弟，一片机心，天伦薄，人道乖，真夷狄之俗也。正大光明匾不过在乾清宫内，苟欲窃视，有何阻难？仁宗以后，更不置匾后。据当时纪载，乃托之于内侍之身畔。以内侍之身，当正大光明之匾，此一内侍，怀此重器，在宫中给事历数十年，以小人挟此神秘，其变幻何所不有。其未肇清室之大变者，别有天幸，谓为可作家法，可傲千圣百王，则真夷狄无知之见矣。宣宗已名在鐍匣二十余年，宫中更有御寇大功，又仁宗元后所生惟此一子，依历代立储法，亦为天定无可改移之事。乃仁宗崩后，遍觅鐍匣不得，大臣搜索御箧，最后于内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内侍于帝崩后，犹不自陈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为出于情理之外，虽夷狄亦不若是之荒诞也。《清史稿》于戴均元、托津两《传》，俱载其事；尤详者，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世臣童试时即受均元知，均元历官中外，世臣从游数十年，得之口授，不应无据。且墓碑传拓行世，方当宣宗在御之时，岂能以无据之言诬蔑宫寝，将不为戴及己身家计乎？然则语必可信，录如下：
《戴均元墓碑》：庚辰嘉庆二十五年春，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满相托文恪公名托津，扈泺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
所云“锁固无钥”，以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谓无钥为不可开，是何异俚俗语谓箱箧被盗取去？主人自庆云：“钥尚未失，盗无如此箧何也。”
第六节 道光朝士习之转移
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达官自刻奏议者，往往得罪。纪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士气消沉已极。仁宗天资长厚，尽失两朝钳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若赵翼之《皇朝武功纪盛》，严如熤之《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皆有涉世务之作。但在嘉庆朝为极少数。至道光时，则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盐，曰河，曰漕。议论蜂起，当时亦竟有汇而刻之以传世者，贺长龄之《经世文编》是也。未几，海警渐动，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为倡，林则徐之译各国图志，徐继畲之译《瀛寰志略》，皆为筚路蓝缕之功。而纪蒙古之游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于此时。道光间学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谓非嘉庆朝所有矣。盐、漕、河三事，能文绩学之士皆有论述，而当事之臣采用之，朝廷听纳之，颇有改革。惟河患迄未能以人力挽回，至咸丰初天然溃决，不可收拾，而后改道，乃得苟安数十年。此道光朝之国事，亦即道光朝士习所由成也。分述如下。
盐务之坏，坏于高宗之侈心。清代家法，以不加赋为永制。不加赋云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孙之以侈得祸也。圣祖六次南巡、东巡、西巡及亲征漠北，累巡塞外，俱不闻所过病其劳费。高宗亦六次南巡，则昭示太平，跸路所过，皆有点景，尤以扬州为极盛。高宗所谓“商人捐办，不碍务本之民”。此即取之盐业，一时自谓得计。实则节次内乱用兵，平教匪者三，平海盗者一，何一非由私盐利厚而成？然事非直接，上下相蒙，不发其覆。至道光间国课积亏，乃始哗然盐法之弊，此士论以盐为集中之点者一也。
考唐以前榷盐之法，偶行辄罢，不为经制。刘晏以善理盐策著名，置十三巡院以捕私，“私”之名始见于史。继晏者更累加盐赋，而私之利益厚，积私贩为枭盗。有厚利以歆之，而趋附日众；有拒捕以习之，而犷悍日增。捕以公战怯，枭以私斗勇，既常苦于不相敌，而为他劫掠之盗，民必仇之，助官踪迹除患；为枭盗则与国争利，无累于民，民反得廉价购盐之益，故不加嫉视，或反阴庇之。至秕政更多，善良失业，倚盗为生者益多，则大乱成矣。黄巢之亡唐，张士诚、方国珍之亡元，皆最著之盐枭。明之倭寇，清之海盗，倚海为巢，即依盐为活。其余凡持久不散之秘密社党，无资粮不能团结，为匪盗之资粮，莫如私盐，此必然之事，无待疑议者也。官盐价平，至私盐无利而枭自散，无所用其捕也。以捕胜私，则为盗练抵抗之力，使由小盗为大盗而已矣。
《史稿·食货志》：“垂舆屡次巡游，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此说盖指高宗之南巡。夫谓长芦、两淮因供亿乘舆而致困商耶？则正不然。亏帑许其病国，加价许其病民，商挟帝眷以挥霍于其间，正是最得意之日。芦商海宁查氏，声气之广，交结之豪，世称天津水西庄。至所谓查三臕子，历见诸家笔记，至今流为戏剧。淮商则《扬州画舫录》所载，园林栉比，尽态极妍，备一日之临幸，即为诸商家豪侈娱乐之所。河道稍宽，则就凿为湖，所凿之土垒于湖中，名小金山。岩石嵌空，楼台曲折，经营于其上，导御舟至其地登岸。蒙允则一夕造成御码头，白石广平，翼以栏盾，登岸即天宁门外上下街，诸商所造园林盛处。今虽一片荒凉，遗址犹人人能指点也。《食货志》又言：“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此商倚国而为豪举。帝自以为不累民，而盐贵私盛，养成枭盗，不知凡几。国取润于商资，商转嫁于民食，国取其什一，商耗其百千，谓民食贵盐而即有碍生理，其说为主张加价者所笑，谓斤加数文，人食盐多不过三钱，斤盐可供两月主食，一人一月多负担数文，何至告病。不知商品贱则销，贵则滞，所争在毫厘之间。官盐价贵，即为枭贩驱除。内乱之萌，起于枭贩。枭贩必有结合，则所谓秘密社会，皆发生于是，长养于是。近时人留意秘密社会史料，吾以一言蔽之：官盐价不敌私盐，有以造成之耳。
乾隆间，帝王与盐商之自生，尤可怪叹。《食货志》言：“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余息银，数逾千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
国史馆《彰宝传》：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调江苏。六月，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征银，谕曰：“此项银两，历来盐政并不奏明，显有蒙混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以每引三两计，应有千余万两。着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查。”寻查得前任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借端侵肥状，俱伏法。
此一案，各书叙述不明。《东华录》虽谕斥之文甚繁，而提引之来源未著。清世《三通》述盐法，皆不及此事。各记载中，以卢见曾之牵涉多为一代文学名流，往往道及卢之得罪。所谓“卢雅雨都转狱事”，王昶、纪昀、赵文哲等皆得罪，高恒、普福定斩候，卢定绞候。时卢已七十八岁，未伏法死于狱。合《食货志》与《彰宝传》观之，知高宗借帑给商，规取利息，本利齐拔，年数十万。前后套搭，永无清日。其实则商人按引提银备缴，所提之数甚巨，而缴者则年止二十万至四十万而止，其余商又中饱，盐政、运使则坐享其馈送，代为蒙混，不报提引确数。事历二十余年，忽于尤拔世为盐政时，题明所提为每引三两，则至少以年销五十万引计，亦应有三千万两，以故兴此大狱。夫盐引所提，皆盐价所出。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财货不自天降，不自地出，必有自来。理财者以为取于盐为最轻微而易成大数，是诚然矣。殊不知有私盐以拟其后，此则国危之真谛，圣贤所垂戒，断非揣测过甚之词也。
乾隆中叶以后，教匪海盗，迭起不止。民生之糜烂，军饷之耗费，不可数计。而养盗之源，尚无人指陈盐弊者。商人营求盐政，定为封轮之制，轮到售盐，不准争先抢售，致有跌价。把持愈甚，盐价愈坚，私销愈畅。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奏请楚岸开轮。二年，盐政曾燠奏称：“轮规散后，有亏商本。”玉庭奏驳之。湖广总督陈若霖亦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余引。”既而楚督易李鸿宾，又徇商求，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淮盐岁应行纲额百六十余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于是朝廷始认为切己之事，召江督蒋攸铦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下开咸、同戡乱诸名臣，皆当时学风所成就，胡林翼为其女夫，左宗棠为其子之师，而即为其子娶宗堂之女为妇者也。澍之治盐务，先见于其嘉庆末为川东道时。川东道驻重庆，私盐横行，沿江千百成群。当事议令营汛开铳击遏，澍谓是必激变，请减价敌私，计减四分之一，居民尽食官盐，私贩遂绝，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此川盐事。川盐之减价，有司尚能主持，遂有此效。淮盐则积重更难返。而减价敌私为根本之计，则天下所同也。
道光十年，澍既为两江总督，朝命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宁，与澍会商改革盐法。京朝官所陈变法有二：一、就场定税，二、立厂抽税。皆主一税后听其所之。澍用运使俞德渊议，皆以为未可遽行，主申明旧章，以除弊为兴利，奏定章程十五条。钦差亦密请裁盐政归总督管理，以一事权。于是先行票盐法于淮北，废淮北纲商，以裁陋规为轻本敌私之根本办法。陋规悉在杠坝，起杠过坝，历五坝十杠，再改捆大包赴岸，官吏胥役，层层需索，每引成本至十余两。今立法在改道不改捆，不由杠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场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止加运费一两，河湖船价一两，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民贩由州县给照，付场买盐，分司给以三连票之一连，立限运岸，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岸。始则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委员领运倡导，使人灼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到岸，未及四月，请运已逾三十万引。无改捆之搀杂，盐质纯净，而本轻价贱，私贩无利，改领票盐乃有利，贩私皆贩官矣。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本为盐引附纳之项，以销畅收旺，百废俱兴。盖以轻课敌私、以畅销溢额，故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一纲行两纲之课也。又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贩运之多，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此淮北彻底变法之效也。
淮南则厘除积弊，大端有三：（一）曰裁浮费。淮盐自正课外，扬商大费，谓之公费；岸商有费，谓之匣费。公费旧定七十万两外，总商复浮用数十万两。盖存留普济、育婴、书院、义学等项，而裁其御书楼、务本堂、孝廉堂等处挂名董事岁支二十余万两。又各衙门公费，及盐政、运司书役辛工纸饭，并乏商月折等项，岁需银八十余万两，则加删除。于本身所管盐政衙门，即裁十六万余两。扬州每年正开支三十万，匣费则湖广汉岸，每引征至一两二钱，已有百余万两。乃奏定公费、匣费两共每引正征四钱，永不加增，各费共减银百十余万两。至纲商并不自运，沿自前明，即得国家特许，谓之窝家，亦名根窝。其运盐之商，先向有窝之家买单，然后赴场纳课，以一纸虚根，先正课而享厚利，致商本加重，昂价病民。但既未革纲商之名，定为每纲每引给一钱二分，亦省费百四十余万两。领运旧例，名目过多，致运司衙门书吏多至十九房。商人办运请引，文书辗转至十一次。盐务大小衙门，节节稽查，为需索陋规之具，交运司查明删并。（二）曰慎出纳。盐课入库，向来不分正杂，遇有紧解，百计挪应，始则以帑本抵额课，迨帑本罄，则令商预纳、减纳，而以预给印本抵课。迨商垫复穷，则又令其以印本帖息质贷，而以减帖额数摊于后数纲。辗转葛藤，莫可究诘。又有总商管库，不行盐而专领费，甚至名为报效，实出库垫冒支，从无报销。乃奏分二库，以正项贮内库，专候部拨；以杂项贮外库，不许以正项挪垫。革去总商管库，以杜侵渔。永禁印本减帖，以截虚抵。俾勿贻后患。（三）曰严粮私船私。向日粮艘回空，夹带芦私，每占正纲三月额销。澍派弁力查，令行禁止。至十三年，漕督贵庆奏请漕舟许带芦盐，仍完淮课，以剂家丁。御史亦以为言。澍三奏驳之，谓不但病鹾，亦且误漕。盖漕船回空带私，即有随帮风客，除本分利，此出赀附和者即是枭犯，坐占淮南数十万引纲额，随路停泊卖私，尤误回空归次之期，即误下年趱运。丁情苦累，止可准带土宜免税津贴。若以鹾纲为丁舵沾润之计，则以天庾正供之船，为聚集匪党之薮，所卖尽长芦之私，所缺尽淮南之课。澍力争绝之，此严于粮私也。盐船遭险，例予津贴，并许批补沉失之盐，免其输课。自准封轮，守轮待售，迁延时日，船户盗卖后，凿沉空船，运商例有津贴批补，且可分装多船，越轮先售，是为淹消之名。尽出卖私虚报，又重斤夹带，一船所装，不止报运之数。盐船由埠头串通商伙，勒扣水脚，甚且由船户出钱买装，倒赔水脚，共图贩私之利。澍定水脚按例价照实核发，各船拟次统号，连环保结，蹈故习者，船户埠保一并治罪。汉岸派员会盐道办理散轮，永不许再有整轮，以杜延滞。如实有淹消，准其补运，不准免课，并停津贴。又从前淮盐必由仪征全数运汉，验实后折回下游各口岸行销。粮船、江船贩私则随路售盐。官盐水脚加重，益不敌私。澍请查明各口岸额销，预发防杜越运之水程，照例汇缴，以省周折。又挑浚仪征内河，利运道而轻商本。此严于船私也。三大端既定，纲商自乾隆间所积弊混，固不容复试，然恤商亦无所不至，尤恤实在运盐之商。而坐享根窝之利者，则予以限制。此淮南虽不彻底变法，而亦收化私为官之效者也。
澍未受任以前之十年中，淮南只行六纲，淮北尤只行三纲。每年奏销报解，恃有二途：一则全亏帑本七百余万，而以帑利贻患后来纳课之商。一则设预纳、减纳、帖息名色，寅支卯粮，以数十年后之课，预亏之于数十年之前。以致旧商累倒，新商裹足。至道光八年、十年间，已无可挪垫，无可借贷。遇报解则库如悬罄，遇开纲则只收空本。澍改章以后，年清年款，又带征还未销印本积欠残课三百数十万。所不得志者，游食于淮鹾之士绅官吏，扬州人家至有以纸牌绘桃树，另绘一伐树之人，以寓诅咒者。十一年九月，澍奏：“蠹商被革，乾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兼闻扬人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其切齿若此。恐误全局，请易专管为兼管，以顺物情。”宣宗不许，只有避让之语，初无根究之心。足国利民，内省不疚，得行所学，固已幸矣。
黄河夺淮数百年，淤垫已甚。至道光间，岌岌不可终日。士大夫以筹河为急务。河底已高于平地逾丈，赖堤以夹之，行全河于人家屋脊之上，断无可以安心之理。于是议者争言改河。或谓堤外筑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为堤之一面。或谓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事皆窒碍难行，徒有议论驳辩而已。至咸丰五年，河决兰阳铜瓦厢，夺大清河入海，始听其自然改道。当道光间，所争议而得行者，惟筑坝改用石为用砖，事易实验。然且勘驳停废，争而后复。其实用石拥堤，亦起于嘉庆之末，而行于道光之初。初用石时，亦多异议。既用石十余年，议者亦以石为便，而反对砖。总之，胥侩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学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则以经验而得善法。中枢无定识，往往易于动摇。略志之以见科学未明时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于水，以地域水，所谓堤工，不过使地不刷入水中，致有淤垫而已。其时即有护堤之法。大约堤内隔若干距离，置一当水之物，使水不直冲堤土。盖视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当之冲，则为之布置当冲之物也。旧法束柴秸为之，其形如帚，遂名之曰埽。嘉庆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秸值昂费糜，于长河埽工挺险处所，兼以碎石填护，埽遂无失，秸值亦平，遂奏减值十之一。又奏御黄、束清两坝，址过深，请积石基之。俱有效，而胥侩侧目，异议蜂起。世序言：昔贾让策言“为石堤五”，师古云：“聚石堤旁冲要之处，激去其水。”《水经注》载王诲言：“大河以竹笼石、苇葺上为遏，坏败无已。请疏山采石，垒以为障。”工防宜石，古籍显著。为固工节帑计，遂于道光元年，与总督孙玉庭合奏，略云：“徐城旧有护堤碎石，即滨山工埽，亦以填护墇御湍溜，碎石既利于徐，于长河宜无不利。夫河防平时恃埽，水盛没滩始恃堤。至河流纡曲，溜势逼堤，则又恃埽卫堤。埽坝专用柴秸，即坚实亦易朽腐，每岁拆旧使新，费倍力殚。自间埽填石，上下均倚为固。且埽斗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则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游缓无湍激。又膏以河泥，凝致巩固。故有石之埽，恒少蛰陷。其上下无石之埽即朽塌，补筑亦易为力。难者谓石数冲击，渐入中深，恒病梗阏。不知南北堤相距千余丈不等，至狭率七八百丈，河流经者不过二三百丈，余尽滩淤旁溜，迁徙靡常，攻塌南堤，则北堤生滩，逼扼此堤，则彼堤沙涌。埽石既不患攻塌，则溜且去而刷滩。夫以广千丈之河，岂惧此十余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独埽前溜激，始锼啮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护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岁行之为例。时议始息。此河工用石护提之一争议也。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督河东河道。时串沟久为河患。串沟者，在堤河之间，始仅断港积水，久而沟受河，又久沟尾入河，于是串沟遂成支河。而远堤十余里之河，变为切近堤身，往往溃堤。毓美莅任，乘小舟周历南北两岸。时北岸原武汛串沟，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余里，至阳武，沟尾复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荣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泛素无工，无秸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坝。毓美乃收买民砖，抛成砖坝数十所。工甫就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数十丈，而堤不伤，于是始知砖之可用。疏陈办理情形，以图说进。寻奏请设窑造砖。御史李莼疏言其不便。十七年五月，命宗室肃亲王子尚书敬徵赴东河查办，并令李莼随同往勘。七月奏云：“密采舆论，用砖抢办险工，未可深恃。治河之法，不外以土制水，镶埽以料合土，取其柔能抵刚。碎石质重体坚，取其刚以制柔。砖本土成，可济料石之不足。但沿河土性沙碱，断难坚实。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应请停止。烧砖已停，应以改办碎石为急务。请自本年始，将豫堤防险银十万两，尽数采办碎石，限明年伏汛前运工。其旧例于添料银十万两内，以六成购石，仍照常发办。”奉旨，如所请行。毓美疏争言：“豫省历次失事，皆在无工处所。堤长千里，未能处处筹备。一旦河势变迁，骤遇风雨，辄仓皇失措。幸而抢护平稳，埽工费已不赀。镶埽引溜生工，久为河工所戒。昧者转谓非此别无良策。查北岸为运道所关，往者原阳分溜，几掣动全河，若非用砖，费何可数计。今祥符下汛，陈留一汛，滩水串注堤根，形势正与北岸同。滨河士民多有呈请用砖者，诚有见于砖工得力，为保田庐，情至切也。夫事有益于民，断无不利于国。特事近于创，难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众议纷如，良由工程平稳，用料减少，贩户不能居奇。工简务闲，游客幕友，不能帮办谋生，是以妄生浮议。赖圣明独断，敕下东河试办，至今永庆平成。惟自用碎石，请银几七十余万两，嗣改办六成碎石，然因购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经费仍未能节省。自试办砖，三年未生一新工，较前三年节省银三十六万。盖豫省情形与江南不同，采石只济源、巩县，采运维艰；砖则沿河民窑不下数十座，随地随时无误事机。且石性滑，入水流转。砖性混，入土即粘。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砖块值六两，石价则五六两至十余两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尺砖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均实。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砖重九千余斤。是一方石价，购砖两方，而抛砖一方，可当石两方之用也。或谓砖块入土易损裂，不知砖得水更坚，抛成砖坝，一经游泥，即已凝结。或谓抛筑砖坝，近于与水争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自来镶埽之法，堤前必先筑土坝
数十丈，然后用埽镶护，砖则无须乎埽。师土坝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筑土坝而不可筑砖坝者。所占河面无几，安得有与水争地之患。夫堤前水深则险，水浅则平，水近则险，水远则平。自抛筑砖坝，凡堤前水之深且近者，莫不浅且远。尚书敬徵来豫，据道厅密禀，谓“砖办险工，未可深信”。连年水小，未敢自谓必可施行。今十八年盛涨，较二年、十二年尤为猛迅，砖坝均屹立不移，并未出险生工，可知遇大水亦能得力。且上年春间仪睢厅，秋间中河厅，河水下卸，塌滩汇坝，抢镶埽段，旋即走失。因砖抛护，均能稳定。砖办险工，较镶埽更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滩陷不能镶埽。马工失事，因补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用砖，运砖易于运石，则费省而工已固矣。各厅有工之处，皆易为力；惟无工之处，串沟隐患，必应未雨绸缪。若于黄沁下南，预储砖块，则可有备无患。应储之砖，仍令向民间采买，不必厅员烧造。此外别无流弊。”疏入，奉谕：“该河督既确有把握，朕即责成办理。”毓美又言：“从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络、木囷、砖石、柳苇。自用料镶埽，以秸料为正宗，而险无定所，亦无一劳永逸之计。缘镶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过数尺，镶埽数段，引溜愈深，动辄数丈，无工变为险工。溜势上提，必须添镶；溜势下坐，必须接镶。片段愈长，防守愈难。新工既生，益形劳费。埽工无法减少，不得已而减土工，少购碎石，皆为苟且因循之计。自试抛砖坝，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护旧工，无不著有成效。且砖工不特资经久，而堆储亦无风火堪虞。从此工固澜安，益复培增土工，专用力于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无冲决之虞。”宣宗嘉纳之。巡抚牛鉴入觐，谕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此河工改用石为用砖之又一争议也。
漕运之制，未行海运以前，为承明代军运之法。明军制遍设卫所，复唐府兵之旧。而漕则始由民运，后乃兑与卫军。明代军制既紊，除边卫尚有任战之军外，腹地卫所，有漕之处尚充运，其余调充班军，只以供役。万历末年以后，卫兵不可用，纷纷召募，兵已重出，饷已不尽由各卫之屯田。屯田亦辗转侵变，原额纷舛。清初所恃武力在八旗，余则招降之官兵及群盗，不编为汉军旗者，悉隶绿营。向所谓卫所屯田之军，不任战守之事，惟于有粮运之处，仍任运粮而已。
《清通考》：顺治三年，更定屯田官制，每卫设守备一员，兼管屯田。量设千总、百总，分理卫事。其原设指挥、副指挥等，俱裁去。改卫军为屯丁。凡卫所钱粮职掌，及造船事务，并都司、行都司分辖，皆仍旧。七年，令卫所屯田，分有无粮运科征。先是卫所屯田，分给军丁家种，因有操练、城守、捕盗、领运之责，科征较民地稍轻。至是裁汰卫军，凡有运粮卫所，屯粮仍旧派征。其无运粮卫所，屯田俱照州县民田例，一体起科。十三年，定屯丁贴运之例。浙江金乡等卫，有屯无运；杭、宁、温、台各卫，嘉、湖、严、衢各所，有屯带运；金华等所，处、绍等卫，无屯有运，应均算津贴。向例漕船一艘，派屯田一百五十一亩有奇。今议定带运卫所，照数分派，余田征租银拨贴无屯卫所。至有屯无运卫所，若有愿运者，照例给田佥运；若无领运者，计田征租银，拔贴无屯卫所运丁。至康熙十年，以屯丁缺额，定每船给田一百一十三亩。
此清初以来规定之漕制。至道光时，漕事弊极，其大弊与河患相连，而政事之不理，亦居其一。今先言政事之妨漕者。政既妨漕，漕又妨政，亦论政之可为炯戒者。盖屡次开捐，到省候补之员多，无缺可补，则以差委为调剂。盐、漕、河皆容纳差委之大窟穴。以漕而论，据当时包世臣《剔漕弊说》：“各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淮安盘粮，漕臣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亲验米色，而委之花户。两处所费不赀。又一总运费二三万金，一重运所费二三千金，一空运，一催趱，费皆浮于千金。又沿途过闸，闸夫需索，一船一闸，不下千文。故帮丁专定运粮，其费取给于官而有余。合计陋规贿赂，虽力索州县之兑费而尚不足，此帮丁之受朘削于大吏也。”又据江督孙玉庭《恤丁除弊疏》：“旗丁勒索州县，必借米色为刁制。各州县开仓旬日，各廒即已满贮。各丁深知米多廒少，必须先兑，每借看米色为由，逐廒挑剔，不肯受兑。致使粮户无廒输纳，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机恣索，州县不敢不应其求。或所索未遂，即借口米色未纯，停兑喧扰。及至委员催兑开行，各丁不俟米之兑足，即便开船，冀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此旗丁于受兑前刁制州县之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而过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旗丁也。众丁及运弁皆听指挥。尖丁索费，必先议定私费，再议通帮公费，故有尖丁后手及程仪等项名色。州县不遂其欲，则通关勒靳不交，至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此弁丁于既兑后刁制州县之弊。此州县之受勒索于帮丁也。又据江督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州县既须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缙绅之米，不能多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并有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图买静求安。受制于刁衿劣棍，仍取偿于弱户良民。良善乡愚、零星小户，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贿托包户代交，较自交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包户日多，乡户日少，刁民效尤，良民亦渐趋于莠。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情也。”
至运河受黄河之累，当嘉庆间，已成不可救药之势。《史稿·河渠志》：“嘉庆十四五年间，淮扬运河三百余里浅阻，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请俟九月内漕船过竣，堵闭清江三坝，筑坝断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下部议，复称：‘近年运河浅阻，固由叠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黄水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是运河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果使清得畅出敌黄，并分流济运，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旧淤并可刷涤。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运河为事，恐旋挑旋淤。运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势愈猛，决堤吸溜，为患滋多。’命尚书托津等偕河督勘办。”此勘办未言结果。盖河无办法，运河终无办法，部复已言之甚明也。又曰：“自嘉庆之季，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而历年借黄济运，议者亦知其非计，于是有筹及海运者。道光五年，上因江督魏元煜等筹议海运，群以窒碍难行，独大学士英和有‘通筹漕、河全局，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漕额，以资治河’之议。下所司及督抚悉心筹画，卒以黄、运两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诏于明年暂行海运一次。时议论之士，多有力促海运之成者。齐彦槐有《海运南漕议》，谓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滋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舵水须另招，事非且夕，费更不赀。然三者皆无虑。出吴淞迤南多矶岛，水深澜巨，非乌船不行。迤北多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乌船必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闽、粤，皆坐乌船，不能越吴淞以北也。不足虑者一。沙船聚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富民，一船须银七八千两，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号，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至上海年千余万石；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问其每岁漂没数不过百之一。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岁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线风信，熟如指掌。关东、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无虚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为说也。不足虑者二。秦、汉、唐漕粟入关，未言官艘，唯《刘宴传》有官漕之说，谅亦杂雇民船。国家除南粮外，百货采办，皆官与民为市，且间岁有采买米粮以民船运通之事。山东、江南拨船，皆由雇备。雇船未尝非政体，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南行为正载。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三百余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关东装货，并无客伙押载，从不闻有欺骗。又沙船顺带南货，不能满载，皆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今若于冬底传集船商，明白晓谕，无论其船赴天津，赴关东，皆先载南粮至七分，其余准带南货。至天津卸于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陆续开行，二月初，江浙之粮即定可抵淀。住返三次，全漕入仓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兑费、津贴、旗舵名目，借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先期咨会浙江提镇哨招宝、陈钱，江南提镇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东镇臣哨成山、十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护送。而淀、津有拨船数千号，足敷过载。由淀、津抵通二百里，无粮艘阻滞，挽行顺速。惟装卸及发水脚，若任吏胥克扣需索，则船商或畏怯不前。悉心专意，了此一节，亦非难事。至行之有效，然后筹裁撤粮艘，安插舵水，清查屯田，皆有条理可循矣。”
彦槐在嘉庆季年，上此议于苏抚，苏抚召与诘驳，终以不必改章为言，寝其事。至陶澍抚苏而办海运，世以盐、漕两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议也。当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河入运，添筑闸坝，钳束盛涨。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朝廷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嘉庆间驳斥之海运议复兴。当嘉庆时，苏抚之寝彦槐议，亦承朝旨而然。盖勒保督两江，时有患运河阻滞，建议海运者。勒保挈浙江大吏，会奏海运十二不可行。于嘉庆十六年，奉谕：“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盈绌不齐，惟有起驳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等语。明旨煌煌也。海运议再起，诏江督、漕督、苏浙巡抚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鸣杰，各就辖境情形筹议。诸臣惮更张，以窒碍难行入奏。其时前任江督孙玉庭，因渡黄艰滞，军船四十帮须盘坝接运，请帑至百二十万金。未几，因水势短绌，难于挽运，复请截留米一百万石。上令琦善往查，复称：“玉庭所奏渡黄之船，有一月后尚未开行者，有淤阻御黄各坝之间者，其应行驳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帝震怒，元煜、玉庭、检均得罪。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于屯军之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迁延半载不决。会澍由皖抚移苏，与总督琦善奏言：“海运虽属创行，海船实所熟习。折漕变价数百万，势必银涌贵而谷陡贱，恐官民交困。请以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则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驳费巨，仍由河运。”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徕商船，筹议驳运兑装等事。澍又亲往雇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运米百五六十万石。朝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于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留难需索诸弊。海道水师会哨防护，并如十余年前齐彦槐所议。
六年正月，各州县驳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水程四千余里，旬月抵津，一船不损。穆彰阿赴验米色，莹洁远过河运。海商运漕而北，载豆而南，两次得价。且由部发帑，收买海船耗米十余万石。其出力之商，优给顶带，皆踊跃过望，先后共用银百余万两。不请一帑，而漕项银米，自解津应用及调剂旗丁外，尚节省银米各十余万。其海关免税不过万余，视河运又省费过倍。此商民具有组织能力，而国家始利用之；书生具有政治通识，而公卿能采取之，皆世运之渐变也。明年，江督蒋攸铦再请踵行，而朝议以河湖顺轨，又不许。历二十年，各省岁运额漕，逐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二十六年，诏复行海运，始为常例。至轮船通行，益无风险之说，而招商局且揽为国营公司专利，不许外国商船承运，则无复河运之事。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议论，且交通既便，亦无庸议漕。而古来代有烦言，清世于道光朝作一改革，在当时为极可纪载之事实。撮述之以见昔人知识之无法骤开，而士大夫之明通强干者，能救一时之弊，已不可谓非难能可贵矣。
第七节 鸦片案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张格尔之役，十二年有叛瑶赵金龙之役，不旋踵而皆定。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将：杨遇春、杨芳之于回，罗思举之于瑶，转战迅速，而赏功必以旗籍大员居上。实则平回大帅长龄，主张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东四城；平瑶欽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责，均暴露勋贵之无能。其事皆不足述。至鸦片一案，则为清运告终之萌芽。盖是役也，为中国科学落后之试验，为中国无世界知识之试验，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
三代以后，至清中叶以前，国无外交名义。外交二字，作罪恶之称。《礼记》所谓“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谷梁传》所谓“大夫无境外之交，束脩之馈。”至于国君，则名为天子，即无敌于天下。四征不庭，乃为王者。至力屈于敌，明明卑以事之，仍称彼来曰款，我往曰抚。此古来夷夏相对之通例。鸦片案乃引起事变之端。中国之盲于外交，应受事变之教训，则固不自量力者所必致也。政治不自量力，必使万国就臣妾之列；学问不自量力，致使国防民用皆自趋于弱与贫，而以强与富让人。苟非如此，鸦片案何由发生？即发生鸦片害人，乌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鸦片非主因，中国之政与学相形见绌，乃其主因。今先略述鸦片案之来历。
中国自古有罂粟，词赋家皆或赏艳其花，农学家或采用其实，为济荒之用，从未有发明其为毒品者。明万历间，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始有阿芙蓉一品。时珍解云：“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又引王氏《医林集要》，言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作《医林集要》者为王玺，当与李时珍时代尚近。天方国用以入药，据云纪元前早已传自希腊，既而流行各国，印度尚为最后。取浆凝为干块，款客嚼食如槟榔。明末始有苏门答腊人吸食之法。康熙中，台湾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国吸烟特色，流行各省，至开馆卖烟。雍正七年，定兴贩鸦片罪至充军，开馆卖烟，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船户地保邻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关监督严加议处。是为鸦片定罪之始，时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嘉庆十五年以后，一再饬禁。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占印度之后，制烟土益精。英商以贩烟为大利，始犹泊于澳门，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为卸载转贩地，既且移之黄埔，于货物中夹带私售。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具结，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方准开舱。若行商容隐，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行商者，粤商十三家，经官立案，开设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贩货来者。其初十三家谓之洋商，而外商则曰夷商。后订约讳言夷事，遂称外商为洋商，洋行并废，外商得自设行栈销售。乾嘉以来不如是也。当有洋行时，外商非投行不能销货。英人设公司经理贸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大班来粤，率寄寓洋行。洋行优其供应，而朘削之无所不至。初定行用，每两货价奏抽三分，继而军需出其中，贡价出其中，又与关吏相比，课税增规费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而十三洋行为世业，悉索于外商，养尊处优，驾两淮盐商之上。今所传粤中富家刊刻丛书，若海山仙馆潘氏，粤雅堂伍氏，皆当时洋行十三家之一也。鸦片不过商品之一，其实即无烧烟案，通商既久，必有变端。一缘葡萄牙擅澳门之先占利益，二缘粤关之加重规费。葡商在澳门，筑高楼而居，其商船到者，只纳船钞，别无课税。他国之商，船泊黄埔，钞课并纳，又非投行，无寄顿销售之策。既销之后，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赁葡人之屋，谓之住冬。葡人俨然为各国之东道主，各国皆羡之。而英人商务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鸦片之销行，视中国贸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据。嘉庆间，一再窥澳门，葡人辄请中国援助。粤督辄宣谕不许相犯，或且绝其互市，迫令退师。其时英人不敢深抗。中国固地主，有主权，而心不能平，必欲谋一相当之地，以雪见绌于葡人之愤。此一事也。中国关征之法，应本宽大，守稽而不征之训。各关所定征额甚微，以粤关论，《乾隆会典》所载十八年奏销之额，广东海关五十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八两，为天下额征最巨之关。其时江苏海关额征只有七万七千五百有九两。今以上海关为收数最高，年必数千万。可知通商以后，国家之受惠实多矣。昔时额征之外，或解羡余，不为常例。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讨关。关督爱才者，过客投一诗，以为可观，即许其满载而去。百年以前，中国国民为别一种风味。但国家并无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课赋之外，加以规
费；关员之外，加以行商。所领军需贡价，未尝不为公用，而又决非正供。洋行求取于外商者多端，遂分内用、外用名目。当康熙间平定台湾，始开海禁，外商通互市之处，原不限定粤中。康熙三十七年，设定海关，英人始来通市。然粤近澳门，寄寓近便，多聚于粤，粤关即迭增重费，外商争执不见应。雍正中控于大府，稍稍裁减，未几如故，乃有移市入浙之志。商舶赴舟山者日多，粤督争之，奏请浙关增税使倍于粤。朝旨亦以宁波番舶云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粤之澳门，将示限制，许增浙关税。未几复定制，外商不准赴浙贸易，归并粤港。粤洋行益据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于是乾隆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遣通事洪任辉仍赴浙，请在宁波开港，而浙抚已奉新令，悉毁定海关夷馆。闻又有舟泊舟山，发令驱逐，断其岸上接济。洪任辉愤甚，自海道至天津，乞通市宁波，并讦粤关陋弊。七月，命福州将军来粤按验，得其与徽商汪圣仪交结状，治圣仪罪，而下洪任辉于狱，久之乃释。后又禁丝斤违禁出洋，亦为英商所不便。隐忍既久，乃于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雅治遣使臣马戛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并求减关税。不许。六十年复入贡，表陈中国大将军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国曾发兵应援。的密即廓尔喀也。奏入，敕书赐赉如例。
英国两次入贡，其后一次有表文，无专使，特由在粤大班名波朗者呈粤督请转奏。《东华录》具载之。故宫复发表原档，盖为前一次贡使回国后之回讯耳。附带土宜，作为贡物，亦不过大呢六箱。所欲就此次说明者，为廓尔喀之役曾有助力，补述之以见好于中国而已。其动机为欲避粤关，改市赴浙。商人请之不得，由国王具礼命使代请之。此其君民利害之相共，资本主义之实行，与当时中国人心理不同。转译表文，亦失原意。在康熙、雍正朝当不如此盲昧。
英国经此郑重声请，仍不得当。嘉庆中，英遂有一再谋占澳门之举，中国又禁格之使不得逞。事在七年及十三年。至十五年，其大班又禀控于粤抚，谓贸易资本皆自国帑借领，不堪亏折，请酌量裁减，以利远人。粤抚韩崶饬司议，寝不行。二十一年，英国复遣使分入京、粤，其入粤者，先以谒见仪注起争执。盖旧制，外夷贡使见制府、将军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英使加拉威礼不可，署督董教增勉许免拜伏礼，使者免冠致敬，大府离席立受。在粤主宾，尚为成礼。其入京之正贡使罗尔美、副贡使司当东，舟抵天津，朝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就津赐宴，有司谕以谢宴应跪叩，不可。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该国使臣入觐仪注，不答。和世泰导使臣至圆明园，仁宗御殿受觐，使臣称病。帝怒其无礼，却贡不纳，旋虽酌收数事，仍颁敕赐以珍玩以答之。然为粤关规费事而来，本意竟未能达，怏怏而去。
乾隆五十八年觐见礼节，据故宫档案：八月初六日，字寄留京王大臣，有“使臣迁延装病，不知礼节。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等语。次日又有寄字，有“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戒，颇知悔惧。既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等语。则是此次英使曾为中朝勉行拜跪礼也。然据嘉庆二十一年英使来聘档案，司当东原系乾隆朝贡使之子，随带来京，此次责以拜跪，并据当时已行之礼为谕。而司当东言“彼时礼节，虽经目睹，实系年幼不记得”等语。或者彼时中朝有自行斡旋之处，对外言贡使已悔惧，而实未面行觐礼，但留其文于案牍中耶？
至道光时，外商已自立公局为寓所，不住洋行，不复循回澳住冬之例。会粤城外大火，民居荡然，外商修葺公局，多占民居旧址，为民所控。粤抚朱桂桢督役拆毁，英商禀诉，以八事相要挟，移泊外洋，停止开舱，相持半年始解。凡此纠葛，外商率致怨于粤。此二事也。
有以上两种积嫌，国家不足酬远人侥惠之恩，即惟有震以畏威之策。若示以威不足畏，则要挟狡展，势必有变端矣。鸦片则会逢其适之物也。当时有一派，目击烟销日旺，银钱外泄，成中国绝大漏厄，昌言自种自销，抵制英印所产，收回利权。此光禄卿许乃济所奏陈。知名之士若吴兰修、仪克中，皆有是说。疆臣则卢坤约略言之，不敢明请。粤抚祁填则具稿请邓督领衔，邓亦允之，而为粤绅持清议者所阻。同、光间，有伪撰《洪经略奏对笔记》行世，其中主张种烟抵制印土，殆即许乃济、吴兰修辈所为，托之洪承畴以惑宫寝。兰修有《弭害论》，见梁廷枏《夷氛闻记》，畅发此旨。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有“漏厄宜防，请置重典”一奏，诏下内外诸臣，广收众议。众无敢言开禁者，独湖广总督林则徐言尤悚切，且规画防禁之法尤备。宣宗为所动，谴言弛禁者。降太常卿许乃济六品顶戴，召则徐至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驿赴粤，会督抚商办。定贩卖、吸食皆死，著为令。则徐至粤，粤督邓廷桢亦贤者，体朝旨厉行禁约。除严拿贩烟吸烟之犯，又穷治外来烟土，务尽毁之以绝根株。时英商尽匿烟土于趸船，泊碇零丁洋面者二十有二艘。钦差、粤督坐堂皇，传集十三洋行，发交谕帖，令转谕英商公司，呈报存储烟土实数。时公司大班名义律，得谕迁延不复。则徐侦知英最巨之烟商查顿已遁，其次颠地，尚与义律在夷馆谋遁，乃锢其所用买办华人，而调巡船围泊夷馆后，使不得下河。又筏断河口。义律计无复之，乃请就黄埔栈房及碇洋趸船所有，合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尽数呈缴。则徐亲赴虎门验收，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奏请派员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销毁，俾军民知所震畏。乃开池引卤水入，随投随夹以石灰，俟其扬沸，旋自糜烂。盖以火烧之，烟灰亦为吸品。同存性之石灰，随水糜烂，乃与灰粘合，无复烟之用也。则徐之布置周密如此。
奏定缴烟外商，计箱赏茶叶五十斤。当时出洋茶税石二两五钱。洋行会馆，由公司包饷费六两七钱，并运至海口水脚，及武夷山买价。恩赏则一律蠲兑，所得亦颇抵烟值。遴随员知府余保纯、刘开域颁汉夷字结式，令诸国缮缴。义律坚不具结，负气缴还所赏茶斤，谓：“遵结则后有烟土夹带，货没入官，人则正法，恐各商在途尚有烟土，不敢由彼一身代认此责。”时在澳门会议，葡商亦谓：“货可充公，人则西国无斩首例，请不具正法字。”则徐以所请不与内地办法画一，斥之。保纯亦无以难义律之说，为具牍代请，而义律则谓委员已许之矣。既为则徐驳斥，乃怨大吏反复，以护货之兵与我舟师抗。我舟攻其趸船于零丁洋，毁其二艘，义律率货船屡战，皆中于炮而退。有英船愿缮结纸求入者，义律挥兵阻之。具结请入之船，见提督巡洋，坐船树红旗，又误以为来战，亦燃炮迎击。接仗凡六次，卒为舟师击毙无算。时别国货船向不带烟者，皆遵令具结，惟英船不就范。大理卿香山曾望颜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下粤中议，则徐以违抗只有英商，不拒各国正可以夷制夷；粤人以海为生，尤不宜设禁自窘。奏覆而止。
案林文忠禁烟之切实，备战之严密，分别各国之审慎，皆无可议。惟严催具结而不急为英商裁革粤关规弊，无以慰其积年希惠之心，未免视外人之弊害稍有隔膜。即取结亦稍操切。但严厉禁烟，为民除害，外人舆论亦不甚以为非。若有恤商之德意，平众商之怨尤，义律虽狡，无能鼓煽，事可不至扩大。且体念远人，保其商利，亦大国应持之正义也。文忠未免忽之。缴烟每箱赏茶叶五十斤，计烟价略相当，出《夷氛闻记》。然《文忠政书》原奏作五斤，且总计赏十余万斤，合五斤之数。岂《闻记》之误耶？
英市既绝，英商船至者三十艘，阻于义律，不得入，咸怨咎之。义律惧，请许率诸商还澳，俟本国信至，开舱贸易，词颇婉顺。而朝旨虽允不禁海，然对英封禁甚严，则徐不敢更张，峻拒之。英船泊外洋，以厚利购接济。则徐自出驻海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备，民多感愧，相戒无复私售。九年冬，朝命改则徐督粤，调廷桢督两江，旋改浙闽。英国自得粤中焚烟之讯，其国会议禁烟理直，当听中国之命。而义律以商人烟土被焚，请国库给价。且印度烟销为大利，怂恿发兵。英廷争议汹汹，卒决称兵，命其国戚伯麦率本国兵船十余艘、驻防印度兵船数十艘，联 东向。则徐自奉旨断英市，首责诸国毋听英假借船号，毋代运出入货物。激励美法，使不直英国所为。又以俄旧亲华，而与印度邻，英俄相忌，又约属夷廓尔喀伺印度之隙。且知英远来费巨，鸦片减值而售，成本不敷尽供军用，决其持久必蹙。与提督关天培定议，严防要隘，全力剿办，悬赏购捕斩义律，及白夷黑夷价有差。获其船者，财物尽充赏，移会闽、海、江、浙，各刻意防其舍粤他犯。二十年夏，英兵船至，则徐奏闻，尚有“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彼何能为”之谕。英船至粤月余，无隙可乘，驶三十一艘赴浙，经福建，突攻厦门。浙督邓廷桢驻闽，出驻泉州，檄金厦道刘耀椿守御，炮击沉其兵船一，水师焚攻其一船，毙英兵数十。英全 驶至浙之定海，陷之。朝命江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视师。革浙抚乌尔恭额职，旋定罪绞候，以刘韵珂代。经此一挫而朝旨突变。此宣宗意志之不定，任事者之不能执成命以行事，亦世变之所以不可支持也。
浙未失事以前，剿办意甚坚决。则徐对英人请求较近情之语，亦不能留伸缩之余地。当上年九月义律以兵抗战时，九龙炮台击沉英船奏捷折，奉批：“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而于折内又累加旁批。折文云：“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其旁批云：“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折文云：“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其旁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
十一月初八日，有诏：“英夷反复，先放大炮。未绝其贸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时出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兹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区区货税，何足计论。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货贸易停止，船只尽行驱逐。不必取结。凶犯亦不值令交出，着出示列其罪状，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潜带入口，从重治罪。”云云。则徐接此字寄，所以对义律之婉求，无从通融也。洎定海一失，粤中之蜚语亦即上闻，谓“缴烟时先许以值，后负之而致激变”。此事当时有数说：
《夷氛闻记》云：林公至粤，居越华书院。洋行总散各商，侨寓其侧，备日夜传讯。义律呈缴禀至，夜传总商入见，责以“汝为官商，倘有私许以价，而后设法赔补事，慎汝脑袋”。总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盖是时粤人纷纷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数日而呈缴净尽，意行商必许以事后给价。及闻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负约以自保，不暇复计夷怨，而夷已禀缴无及。然语皆出揣测，事秘，罔有显据也。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传》云：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义律慑公威重，与广府余保纯、洋商伍姓者密议，愿缴在海船土二万一千箱，易丝茶偿。余乃常州绅士，为公抚吴时激赏，素以干力著。伍则与义律最昵，知使节不久留，欲弥缝其间，而阴与洋行分年偿其直。其禀牍恭甚，公据其词入告，奉旨嘉奖，有“不虑尔等孟浪，但虑尔等畏葸”语。公乃驰檄宣示英国王，词意剀壮，外国争传其文。就省城外浚大地，焚毁数月始尽。陶文毅卒，旋奉旨调两江总督。枢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请以邓调两江，而移公为粤督。命下，余、伍之初计沮。
据上两说，许给烟价事有之，而非则徐所知。但衅之由生，亦不由偿价负约。义律并未形诸文牍。因勒令具结，致成决裂。且即给价购焚，亦不甚失礼。果有其事，则徐尽可先奏，何必讳言。朝廷以此罪则徐，上欲加之罪耳。当浙陷定海之际，英船留澳门者，忽焚澳门后通香山之关闸，为守闸之前山营都司炮伤英兵数十，沉其小舟。七月十八日，则徐所遣副将陈连升率游击马辰，攻其泊磨刀洋之兵船，战胜，以捷闻。奉批斥则徐贪功启衅。则徐遂力陈六月后粤海防范情形，请戴罪赴浙，竭力图克复。不报。
奏言：“窃臣奏报拿获雅片烟犯折内，钦奉朱批：‘外而绝断通商，并未绝断；内而查拿犯法，亦未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又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钦此。’”此为当日所奉严旨，亦未有许给价后负约之说。但转变太速，殊乏君人之度。
是月，伯麦偕义律驶天津陈诉，出一汉文奏本，上直隶总督琦善转奏。其文为英人所具，可证则徐无许给烟价之语。文惟见《夷氛闻记》，录以明以前粤中英人所借口之真相：
奏云：英吉利国臣统领本国水师主帅子爵巴儿多兔，谨呈天朝大清国大皇帝驾下：窃巴儿多兔现奉敝国主命，协同本国陆路统领总兵官布尔利，带领水陆军兵战船，前来贵国。缘为去年本国之正领事官义律，暨来贵国贸易之商民，竟被广东钦差林、邓总督，凌辱无道，以众欺寡。并一向敝国之商民到广东，被该省大宪等欺压无辜，为此奉命前来上诉。惟思船多兵众，夫用兵必须水陆择地，护船安营，是为首要之机。熟思贵国各直省大宪，以为业已封港，不通贸易，决不纳言，不肯接呈代奏，准有相拒之势，此即必彼此相斗，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营有所倚。去年林钦差到广，不几日，首先将西洋各国人，用水陆官兵围困在省城寓行之内，立即封舱，连日不准出入，兼绝伙食，勒缴在洋面停泊船内之烟土。又言限日尽缴，否则要斩要杀。如于限内缴出，则仍前交易买卖也。窃思贵国新例，禁买禁卖烟土，但既已禁绝，无人敢买，则西洋人亦必不再来。即有愚人带来，亦无人敢买，然则带来何益。且去年所缴之烟土系在洋面，并非起运入内地，而外国商人亦万万不能运得入港也。奈林、邓二宪勒缴，而英国商人等如不缴，则不受杀亦要饿死，虽不惧杀而饥渴难当，只得舍恨忍气以缴之，后再酌议论。讵料缴之后，忽又要具结，称‘如有嗣后查出船内夹带烟土，即将货物全行入官，其领事人即正法’等语。但查犯禁货物入官，其领事人连船逐出，不准交易，此例西洋各国古今通行。惟正法条，西洋古今无杀头之刑。况且船多人众，万一遇有水手一二不肖，私自夹带，不拘多少，岂不累人。货物入官，而人亦受杀戮之惨。即因此正领事官义律暨诸客商皆不肯具此结之原委也。林、邓二宪因前事不服众，未得具结，即着封港，不准交易。切思英国荷蒙通商已来百十余年，贸易买卖场中岂无赊欠通融。今计贵国洋行商人，前后共欠已有数百万两之多，一旦封港，不独不能贸易，又坏了到广东船内之货物，不胜枚举。英国商人所失之本，何可胜言。且封港之后，林、邓二宪曾与义律商允具结，嗣后货船到广，任从查搜，如无夹带烟土，方准入口，否则逐回，不准贸易。奈林、邓二宪，前言不对后语，反复无常，忽然改变。仍执前议，具甘受正法之结也。后来义律等另有求商事体递呈，奈林、邓二宪绝不肯收。即去年封港后，适有英国兵船巡海，到广洋面，该船之总兵官递呈，系请询封港之由，以为开解，奈二宪仍不独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师
提督带领水师官兵前来相拒，是以不得不还炮相喧矣。去年林、邓二宪禁止买办，不准供办伙食之后，有吕宋货船一只，与英国货船同泊洋面，正欲回航之际，适其船内人过来英船探望，即或随送些少食物，林、邓二宪责言吕宋人不应与英船人往来，不应送食物，竟用毒计，命人于黑夜之中，将吕宋船只烧毁，并伤毙三人。可怜该船无辜，受此惨害，神人共愤。切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吕宋国与英国，火烟相益，非亲即故。今同在异邦客地，过船探候，即或送些伙食，亦系人情之常事。且欧罗巴洲与亚细亚洲相隔九万余里，不独无分统属，而且只有西洋船只到中华，而中华船只万万不能到西洋。今林、邓二宪系中国之官，在广东止可管中国广东事，岂能管到西洋？即今大英国主仁慈，怜含吕宋船人无辜受此惨苦，即命如数赔其锒两。但未审林、邓二宪，此事如何奏报？
此奏中只言林、邓于具结事反复，即上所云“余保纯允为具牍代请，义律谓委员已许之”之事也，并不言许给烟价，则并余保纯等亦未尝许之可知也。今以理度之，当是实是以商捐茶叶，用给赏之名以代给价。故《夷氛闻记》较量其值，言计每箱给茶五十斤，凿凿可据。林折只言五斤，乃不欲多举其数。以本系捐办，无需奏销，对朝旨严办之意为合。此正余保纯之干才。其后因具结有违言，义律亦未受赏，其为五斤、五十斤，更无可辨。窃谓此为事实也。
英帅奏辞温雅，其于初次兵船开仗，直曰“还炮相喧”，轻儇已极。要于中国并无必用武力之意，特视其可侮而侮之，亦是事实。奏意虽出自英帅，而达意必有汉奸。以兵官而具此辞令，程度自高。当时中国去文，动足招侮。《中西纪事》载英人在定海递书，内言：“二月间遣使暂讨烟价数十万，入粤东配茶，天朝大臣粤宪回复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洲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等语。”
此语出自英人所递书中，或非实有其事，然夏燮自加数语云：“此盖回复外夷之词，不嫌俚俗也。”然则著书之人有此寒陋，亦见当时士大夫之荒唐召侮，何足与西人比也。奏文外又出其国会致我国相书，要求六事：一索货价，二求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市埠，三欲敌体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船贻累岸商，六请尽裁洋商浮费。琦善以闻，又令娴习西文之鲍鹏作复书，称义律为公使，谓“上年缴烟，必有曲折，将来钦差大臣往粤查办，不难水落石出。”并犒以牛酒。诏革则徐、廷桢职，令俱在粤候勘，而命琦善驰驿至粤，代则徐职。琦善在天津见英帅语平和，谓不难驯伏，畜意稍给烟值，仍许贸易，即当了事。而给值则意粤关监督即能任措。既至粤，义律辈亦回粤守待，见新钦差易与，求索益高。而粤关利厚则费亦素巨，无余存，乃知棘手。惟撤海防兵以示无敌英意，冀英人鉴谅。诘开炮创英者将加罪，军心解体。又欲从英人诉词，谓则徐拒不上闻，将奏谴之，欲证成于巡抚怡良，怡良不敢应。检案牍则又无可指摘，不得发。先是，则徐防海所募，择海滨渔疍亡命熟沙礁险要者，一旦撤裁使失业，为英购汉奸招引而去。向之所惮，转济其用，形便曲折尽泄，要挟益无顾忌。坚索香港为埠地，以抵葡之澳门。琦善不敢决允，但许增烟价，冀就范。提督关天培请添兵设守，则峻拒以媚英。义律以议迟迟不决，突攻陷沙角、大角两炮台。敢战之将，副将陈连升以下，束手身殉者数人。事在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琦善委罪于天培，奏请重治，仍请续与夷议款。天培与镇将请增发兵药，琦善靳之。然亦恐再有失陷，重得罪，亟奏请开禁通商，给厦门为市地，以明年正初旬为期，还以烟价。其与义律伸约，则称之为公使大臣，许以香港全岛相畀，而以浙江所获英俘易定海。义律复文，请缴还两炮台，及所掠粤船，愿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备文代递伊里布，俾知缴还定海之由，送给留定英船兵目。琦善依言达浙，而伊里布亦遂无守御意。时朝旨以两炮台失陷，又决痛剿，革琦善、天培顶戴，调湖南、四川、贵州及南赣兵驰赴粤。琦善不知，犹自出阅视虎门，与义律晤商条款。义律耀兵炮以示之，琦善更张皇入奏。奉严旨：“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受夷书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此谕见《东华录》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辛亥，其失态固与琦善相称矣。
其前，于正月初七日甲午，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方入觐，道皖，命折往粤，与户部尚书隆文同为参赞大臣。前往粤候勘之林则徐、邓廷桢，亦于上年十二月中奉旨着琉善督同办理。于是杜门候勘之林则徐复出，则询知舟勇已尽撤，无可为计。正月初五日，义律已知朝议复变，驱船攻横档炮台，台药不继，关天培阵亡。嗣是英舰进攻岸台，辄领鸦片舟尾入，约窑户艇泊其旁载运。粤兵名为迎敌，亦与通同以护贩为利。忠勇之军，撤溃已尽。利之所在，对敌如戏。杨芳以宿将负威望，官民望其来，道佛山，一路呼噪相迓，既至则谓：“夷炮命中，能在船舶荡漾中击我实地，较我实地所发转有准，此必邪教挟术所致。”传令地方甲保，遍收妇女溺器为厌胜具，载以木筏，约闻炮急眠器口向敌，伏卒即抄出夹攻。敌掠筏而过，守筏副将先遁，芳急勒兵入城，敌船未敢猝入省河，亦震芳威声，恐有布置，乃使人持书至凤凰冈台营，求入城面致芳。营将总兵长春遽引使入，迨返而敌尽知虚实，分攻猎德及大黄滘炮台皆下，芳犹奏长春有御敌功，赏花翎勇号。时在二十一年二月。其先义律、伯麦以琦善已允给香港，联名出示香港居民，称为英国子民，有事须禀英官治理。并以此照会大鹏协副将赖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则徐劝怡良实奏，怡良迟徊，为粤绅所恳促乃允。奏入，而江督裕谦参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适至，诏革琦善职，拿解赴京，籍其家。以奉命驻江西理饷之刑部尚书祁填代粤督，而杨芳亦有攻守八难之奏，乞允通商，意多与琦善合。奕山、隆文继至，芳亦劝其勿浪战取败，意在徐就抚议。而奕山忽为人言所动，以三月晦发兵冲突省河英船，搜义律于夷馆。义律先遁，官兵遂掠其货物。越日，英船反攻，官军溃退，辎重船筏尽失，乘胜夺北门外山颠耆定炮台，俗名四方炮台，于是俯瞰城中，窥以远镜，纤悉毕见。子弹时以城中官署为的。城守始汹惧。而杨芳独以镇定闻，火箭巨弹，肃肃声过耳畔，笑骂而已。或劝稍避，不顾也。于时民居遭毁，兵多擅逃，城守岌岌，款夷之议遂决。则徐已于上月奉旨以四品卿衔赴浙候旨。盖裕谦以钦差大臣入浙，与闽督、浙抚先后皆奏则徐在粤无误故也。粤城上悬白旗示服从，军帅以下会印付保纯，缒城出，就商义律，旋议定：饷军六百万元，计四百二十万两，作清还商欠，限五日内交足。大将军挈外来兵离省远驻，英船亦退出虎门。洋行括银不足额，仅得百二十万两，由藩、运、关三库垫足。由大将军奕山，参赞隆文、杨芳，驻防将军阿克精阿，督祁填，抚怡良，副都统裕瑞，会奏给商欠银议款事。其银是否即作烟价，及香港是否停给，款议未之及，奏中亦不以陈明。其实英兵方缺饷，得资为窥犯要胁地也。款成，耆定台未退出，伯麦自台下率众闯诸村落淫掠，至奸及老妇。举人何玉成柬传南海、番禺、增城诸村，各备丁壮，出护附郭三元里。各乡义愤集至数万人，夷目毕霞率众与战，始民稍却，旋各乡众大至，围之竟夜，天明搜杀，伯麦、毕霞皆死，收其调兵符券及防身兵器，夷兵乞命之声震山谷。村民围耆定台英兵，计令饿毙台上。义律密遣人求救于保纯，或劝以兵助民并缚义律，重与约法。所给商欠银时仅交四之一，当事以款银已去，败盟无利，事在和后，不欲为戎首，不用其策。粤督令南、番两令随广府保纯出，步向三元里拱揖代夷乞免，民乃解围。粤人至今举三元里为快。嗣是粤人踵行团练，遂为后数年拒夷入城督抚封爵之用。
三元里役之后，民气极盛，英兵已约定退出虎门，粤督大修守备，义律因不欲复入虎门，请与粤久市，不忍肆扰，别营市地于香港，请官为示，召商民就港贸易。请之至再，而内商以越海不愿往，又请以退出之尖沙嘴、九龙山二地易香港，当事以未奉谕旨却之，反劝其入市黄埔。义律以入市须经虎门，阻我兴筑炮台。纠纷不已，款市仍滞不行。五月，革则徐卿衔，发伊犁，廷桢亦遣戍。会英国王别派朴鼎查为将，巴葛及思亚剌、力巴、敦时为副，增兵增舰来粤。义律遂返英。朴鼎查以军官兼管商务，与伯麦为将时又有异。奕山偕隆文离省，居三水县之金山，撤湖南兵归，而独留杨芳驻省弹压。隆文居金山，独以愤不食死。朴鼎查按义律所议约，止收商欠而撤在粵兵，无与他省事。思尝试觇中国意，或不止就义律已成之功，于是舍粤洋北抵潮之南澳，泊船于长山尾，且登陆秣马，渐造屋为层楼。澳官无止之者。澄海县诸生在粤受课作海防论，乃及此事。书院监院梁廷枏发之，祁督饬海阳令查毁，朴鼎查遂以七月初十日犯厦门，投书驻厦提督，自称公使，巴噶称水师提督，敦时称陆路提督，谓不照上年天津所议事款，应有兵事，暂借厦门屯军，定议即缴还。提督陈化成适改官江南去，闽海亦奉旨以粤夷就款撤兵，总督颜伯焘仓猝迎击，大败，将士多死丧，遂失厦门。伯焘故有志杀敌，且非议邓廷桢在闽，谓能守而不能攻，事前购船铸炮，称有备。其置炮在台墙深处，炮口止能对一点，英船窥知之，避其中点，鼓行无阻，夺台反炮向内攻，所备适以自杀。英既破厦门，不留据其地，即分扰台湾、定海，而尤以定海为注意，犯台湾者为小股尝试。守台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早以海警戒防，莹尤以练达通博知名。当邓廷桢督闽时，已请奏起泉州在籍提督王得禄，故李长庚部下，平蔡牵封子爵者，出襄军事。八月十五日，英船挟三板犯鸡笼杙，越日进口，炮坏二沙湾兵房，台炮击中其船，遁而触礁，生擒黑夷二百数十，杀数十，白夷杀二人，沉一人。后一日，又搜杀白夷五，获其图册。九月十三日，英船再扑二沙湾，击毙二夷，遂退。其扰定海者，亦以八月十二日至。自伊里布以钦差入浙，一意附合琦善，撤防待义律交还定海。定海名交还，尚留船盘踞。伊里布示谕居民毋敌视，并以已起碇之船数移慰巡抚，又奏收复定海。巡抚刘韵珂以敌方筑炮台，开河达城中，踞住岑港、沈家门开两处民房，又出伪示招居民接济，缕奏其患。会朝命于粤又主剿，逮琦善籍其家，遂革伊里布大学士职，仍留江督任，命裕谦驰往代之。旋召伊里布入京，六月，革职发军台。裕谦入浙，奏保则徐，恃为谋主。未几，则徐遣戌去。至闻厦门失守，急檄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会同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以兵五千守焉。至是，敌至，连日拒击小胜。至十七日，敌大举猛攻，三总兵同时阵亡，定海城再陷，进犯镇海，分攻金鸡、招宝二山炮台。金鸡山奋击毙敌数百，提督余步云守招宝山，先有二心，前数日，裕谦召步云盟神誓师，见裕谦无退志，称足疾不跪。敌至，不令兵开炮，甫抵山麓，遽弃台走。敌据招宝山，俯攻镇海域。城陷，裕谦殉节。裕谦故诚勇公班第曾孙，壮烈思无忝祖先，劾琦善、伊里布，慕林则徐，盖旗籍之佼佼者。既陷镇海，即攻宁波，步云又奔上虞，道府从之。时为八月二十九日。巡抚急守绍兴，扼曹娥江，防其犯省。九月初，英兵迭入余姚、上虞、奉化肆掠，毁其仓库，旋退而乱民乘之，浙东蹂躏甚惨。
九月初四日乙卯，命宗室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大将军，驰驿赴浙办理军务，所命参赞大臣皆不果行，旋以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又命怡良为钦差大臣赴福建，擢河南巡抚牛鉴督两江。出琦善于狱，使効力军前。奕经客宿迁，举人臧纡青劝奕经奏召林则徐来浙勷办，止琦善，斩余步云。奕经庸懦不敢用，仅止琦善，乃改发倚善军台，未几即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旋仍柄用如故。盖有首相穆彰阿为之内主也。二十二年正月，奕经军次绍兴，与文蔚定议分袭宁波、镇海，预泄师期，两处皆败。二月，敌攻慈溪，金华协副将朱桂与战，督抬枪兵匿崖石树林自蔽，毙敌四百余，兵无伤者。军无后继，桂请文蔚发兵数百为援，不许，至暮发兵二百，敌已分兵绕出桂兵后，桂与其子武生昭南死之。文蔚从随员侍卫容照等议，防敌夜攻，弃军走，军资尽失。时朴鼎查方嗾兵舰再攻台湾，姚莹督官兵御之于大安港，别设伏于迤北土地公港，诱敌舰入，触礁不能驶，尽覆之。除淹毙杀毙外，擒红白夷十九、黑夷三十。上年获禁之百三十余夷，言官请无庸解京，就台正法。及是，并新获者皆斩于台，仅留禁其夷目勿杀。后遂为朴鼎查诬控所杀非兵，而系商民。穆彰阿主于内，使怡良就讯虚实。怡良嫉台湾镇道未以功归钦差，证成之。镇道皆下狱，以餍英人意。旋释之。至三十年，宣宗崩，文宗宣示穆彰阿罪，始正言镇道之受屈。而扰浙之英人既得志，又以浙为无可恋，更北扰，乃可胁成前约。有郑鼎臣者，前战死之处州镇郑国鸿子，志复父仇，投军自效，率定海水勇，多挈火具，附敌船焚攻，辄烬其船，多有斩擒。文蔚退还浙西，尽撤战火诸船，鼎臣不从，随行请治以法，奕经心重鼎臣忠孝，诺而未行。鼎臣于三月中累焚英船，焚溺英兵五六百。奕经、文蔚前经因败夺翎顶，至是因焚攻有功，皆蒙赏复。而浙抚刘韵珂意在羁縻，奏请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又以杀零夷为非，以鼎臣等为虚报冒功。鼎臣具四大舰，载所获夷级衣械及击碎船板送核，事乃白。时朝廷已复命宗室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入浙，并署杭州将军。耆英满洲亲贵，为一时庸劣之尤，足以显清室之王气已尽者也。三月二十七日，英军弃宁波北犯，奕经遂奏收复郡城，旋又弃镇海，未及夸张克捷，乍浦已于四月初九日失守。驻防副都统长喜投水死。驻防横暴，平时已与土人不洽，至有警，更多所指摘，谓为汉奸，于调集助守之福建水勇亦凌辱之，战时遂举火为内应。英水兵登岸，顷刻而城陷，平湖、海盐大扰，会城亦戒严。事闻，以乍浦顷刻溃散，皆余步云屡
走屡失城池，未议重谴，有以倡之。始奉严旨拿解治罪。久之，至岁杪乃伏法。鸦片之战，失律逃溃者相望，正法者止步云一人。当时朝议，能却敌者既以挑衅得罪，其逃避者自应以弥衅邀赏，则步云之见法亦冤也。
浙抚刘韵珂，以煦煦为惠，得民心。浙中军事，有大将军、参赞及钦差辈先后坌集，责亦不在巡抚。其竭力赞和，惟恐失敌意致败，则不可掩。然民乃谅其弭祸，亦颇感之。伊里布之再来，韵珂所请，专为议款。乍浦既失，伊里布诣英船商款事，英人气骄甚，无成而返。韵珂意郑鼎臣辈屡获英俘，未还俘，故仇不解，乃奏出所获白黑夷于狱，载送乍浦，则英又弃乍浦，虏其军资去矣。追送镇海，俘还船不谢，受俘者亦默无一言以复。五月己酉朔，朝命乃以伊里布赏四品顶戴，署乍浦副都统，而英船于是日已泊吴淞。江督牛鉴以办防驻海口。初三日，英攻宝山。至初八日，提督陈化成在南门外海迎战，炮沉英船二，折一船桅。英船以炮弹火箭，焚及民舍。牛鉴方与化成分守海口，炮弹落其近处，失色退走还城，所督诸军从而皆溃。英军大进。余步云旧部徐州兵先遁，化成余亲军不及百，为夙所训练，随化成不退。化成手燃巨炮击贼，临危犹破一舟，中炮遽卒。鉴遁而城亦陷，驻上海文武官皆走松江。英船随入上海，城已空矣。十四日，更向松江。先奉调来援之寿春镇总兵尤渤，沉船塞港，置炮相拒于城外八里之地，英兵亦缘道示威，无意深入，被拒遂出吴淞，改驶长江口。六月七日甲申，牛鉴奏请仿照乾隆年间征缅罢兵事，准予英人通商。奉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又批：“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若将征缅之事比拟，事不相类，拟甚不伦。想卿必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忧愤。傥将士有所窥伺，稍有解体，将成瓦解，可设想耶？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恨自愧。”先是，宝山失守之报至，朝命伊里布、耆英驰赴上海，会同牛鉴筹防堵。至是，又命伊里布回乍浦副都统任，止留耆英会办防剿。其时江防荡然，英船已过江阴、瓜洲抵镇江矣。牛鉴遁还江宁，京口副都统海龄守镇江，忌汉人，谓有汉奸，搜索骚扰。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以兵至，亦拒不延入。相持二三日，英军梯陴而上，镇江陷，海龄自缢，家属多殉。江宁相距，一日可达矣。
朴鼎查先奉英王命，仍赴天津请议约通商，故由宁波迭退而北。闯吴淞，闯长江，皆视可侮而取胜以壮声势。既陷镇江，其部夷马理逊者，其父为贡使，曾至北京，父亦名马理逊，当时谓之秧马理逊，自命为知中国地理故事，进言于朴鼎查，谓江宁为南北咽喉，踞以要挟，无不得志。或且扬言将冲挖高家堰堤，坏河防，阻运道，北京必汹惧，胜往天津。朴鼎查从之，令诸船齐进。一路声炮，焚毁瓜洲、仪征所有盐舶商船殆尽。以六月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逼江宁城。伊里布以议款情熟，仍具奏驰抵江省，其先既奉有“设法招抚，许便宜行事”之旨，遣其家仆张喜赴英船，以候款开导。英果不攻城，但责成议甚亟。初六日，耆英亦至，复遣员与张喜再诣英船。朴鼎查用马理逊预议，索三千万圆，稍减为二千一百万，以六百万为补偿烟价，三百万为续还旧商欠，一千二百万为军费。本年先交六百万，余分三年带交。又索香港为彼商侨居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通商贸易地。税项公立章程，遵中国例则征输，先占厦门、宁波、镇海、定海、乍浦、宝山、镇江各城岸，俟五口通商即退还。贸易各口设关，自设领事官经理。货至，责成领事官赴关纳税。裁去官设行商，由来商自行交易。彼国官至，与中国官用平行礼。及事后彼此释放俘虏。语毕，即促归商定。委员佐领塔芬布等还报，当事以不但悉如英初意，且所索更奢，迁延不敢复。更往返议拟，英船已易白旗以俟，忽于初八日夜令易红旗，约次日复开仗。谓闻之谍者，中国用缓兵计，实调兵来决死战也。
总督、钦差急遣布政使黄恩彤，偕前委员侍卫咸龄见英帅，开诚告以无他，并一切勉循所请，船众欢呼。于是牛鉴、伊里布、耆英会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即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动，邻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扬帆直达。所请虽贪利无厌，而意但在求市地通商，尚非潜蓄异谋可比。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费，以全大局。所索纹平七折银一千四百七十万两，商欠折二百一十万两，行令粤商按数归还。本年先交四百二十万，就将扬州商人现给之五十万圆扣抵外，英攻镇江，扬州盐商赂以五十万圆，称犒师，祈勿过江扰累。令江苏捐备百万，再拟于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库存，及关征粤税库，通融借拨。其余三年带交，岁不及三百万。计数实应岁三百五十万，故意轻减，为掩耳盗铃计。彼国货税既新加饶裕，可以作抵此则甚确，较用兵费实不及三之一。至厦门，夷虽退，尚未收复；香港、鼓浪屿、定海、招宝山，则仍据守未退。与其久被占踞，不若归我土地。既愿遵输税课，即属悔过向风。此后彼因自获马头，我即借以捍蔽海疆，以为国家之利。所请与官讲平礼，虚文本可通融。事定后亦应释俘囚以讲和好，宽胁从以安反侧。”附单详载条款以闻。奏入，帝甚怒。穆彰阿委曲晓譬，为东南数百万民命强为抑遏，加恩勉如所请，而谕令反复详议，永销后患。耆英等同诣英船，与立《和约》十三条，《善后事宜》八款，钤以关防。海关丁书巡役陋规，亦悉予禁革。八月初十日，恭值万寿，英官仰祝纯嘏，虔请代奏。英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诸帅设饯于正觉寺而去。此所谓壬寅白门约，即所谓不平等条约之第一缔结也。
第八节 鸦片案究竟
鸦片案之赔款割地，战败以后事也。所异者，当时欧亚交通之难，兵舰炮械亦远非后来坚利之比，中国以毫无设备而败。若稍讲设备，则如林、邓之办海防，亦颇使英人却顾。惟海岸线长，不能得复有如林、邓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内，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并谴及力能却敌之邓，乃至并谴及御敌获胜之达洪阿、姚莹。此皆满首相穆彰阿所为，而汉大学士王鼎至自经以尸谏，请处分首辅，而为首辅所抑，竟不得达。林则徐褫职，裕谦奏请入浙勷办，则必令远戍伊犁，惟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则徐助塞河决，又力促其赴戍。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为穆党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叹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与英人情熟，使卒成和议。琦善既议斩而复大用，耆英则议和之后专任为通商大臣。盖帝犹遵祖制，重任必归满洲，满洲无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济之，以乞和为免祸之至计，故口憾之而实深赖之也。王鼎尸谏之事，《国史》不载，私家纪之，《清史稿》乃直书于鼎《传》。盖据汤纪尚之《书王文恪事》，陈康祺之《郎潜纪闻》。康祺又取证于孙衣言之《张芾神道碑》。此亦道光间一大事。
汤纪尚《书蒲城王文恪遗事》：枢相穆彰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己上，乃巧构机牙，媒蘗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罪废，虎门防撤，海氛益炽。逮公还朝奏对毕，痛陈御座前，力诤不可得。退草疏请罪大帅，责枢臣。怀疏趋朝，待漏直庐中。灯火青荧，遽自缢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骇愕，事隐秘，莫测其端。……惜乎，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艰隐愍，卒幽隐而不彰也！
陈康祺《郎潜纪闻》：蒲城王文恪公鼎，为宣宗朝名宰相。……值西夷和议初成，公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怀，闭阁自缢，冀以尸谏回天听也。时军机章京领班陈孚恩，方党穆相，就公家灭其疏，别撰遗折，以暴疾闻。设当时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罢，岂待咸丰初年？蕞尔岛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骄横如此。……康祺初入京，闻老辈言是事，犹以为未确，不敢遽笔也。嗣见冯中允桂芬《显志堂集》有公墓铭，称公自河上还，养疴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词意隐约，殆公后人讳言之。朱侍御琦记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顷见孙方伯衣言所撰《张文毅芾神道碑铭》……又云：“蒲城，深膑太息。闭阁草奏，忠奸别白。疏成在怀，遂缢以绝。或匿不闻，闻以暴疾。”则情事昭然矣。
吴增祺《清史纲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酉，大学士王鼎自杀，予谥文恪。鼎自河防归，为遗疏数千言，极言穆彰阿等欺君误国之罪，并荐林则徐可大用，遂服药自尽。穆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竟不得上。
此皆为《清史稿·王鼎传》所本。吴增祺闽人，或得诸林文忠之后。言使人以危言悚其子，与汤纪尚所云“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之说合。后文宗初立，宣示穆彰阿罪状，不及王相尸谏事，盖遗疏既改上，官书中无此一事矣。
白门约定，牛鉴革职拿问，以耆英为江督，而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办理善后事宜。奕山、奕经、文蔚，均议斩候，后仍大用。是年十二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诉台湾镇道，妄杀遭风被难洋人。盖朴鼎查于约成后交换俘虏汉奸，始知台湾所俘，先已正法，无以对所部，遂冀泄愤于镇道。奏入，命怡良渡台查办。怡良以钦差兼署闽督，台湾为辖境，战胜由台专奏，怡良心嫉之，兼体枢臣意媚夷，遂证成夷诉，逮镇道入都下刑部狱。舆论哗然，寻释之。二十三年二月，伊里布卒于粤，赠太子太保。三月，以耆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先是，法、美等国皆在粤通商，烧烟之役，二国颇居间和解，且不直英之所为，示善意于中国。英约既成，美、法求援例未允。英得香港，欲使诸国市舶就彼按船抽钞，而后入黄埔输税中国。至五口亦如之，美、法皆大愤讶，英始不敢持前说。而法、美以必得中国许援英例，五口通商，耆英奏许之，自后援例者纷起矣。
通商非辱国也，中国当时则以为不得已而允之。白门约十三条，其于赔款割地，乃城下乞盟，一时之事。其于通商，英人亦尚未知以不平等束缚我也。不过以中国不用平等相待，于优待仪式争平等耳。在本有外交之国，彼此立约，从无需此。英人与中国约，自不能不及此。官立洋行之勒索，关署胥役之征求，英人所视为创巨痛深，国家亦本不当为此黑暗。若照白门约通商范围与各国订定，原无不平等条约发生；其不平等者，中国君臣强要之，使英人不得不复，而后节节授以侵占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愿承受之端，复辞责中国官不应退让至此者。略举如下：
传教在西国实非恶意，且确有利益于人。中国从前视教会为蛇蝎，深信挖眼采生等说，以为西人技术之神，必借人眼人胎等物以济其恶，教堂即收集此等物之机关，因而谓传教之订入约章，亦始于白门约。今档案具在，白门约十三条中无有也。而《中西纪事》言之，近刘氏《续清通考》亦载之，殊失检点。传教入约，自咸丰八年始。自此中国受教案之害者数十年。非无驻外之使节、留学之学生，于教案之症结竟无人了解。至清末大批留学日本，法政之书娴习者众，始知教士本无干政之理，奸民无复倚教为恶之缘，于是教案截然而止，信教者反多上流人士。此亦外交知识之一进步。
条约十三条，与善后事宜八款，原非同时所定。自定约奏闻，奉旨指出顾虑各节，着耆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注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于是耆英等与朴鼎查再定善后事宜八条，乃中朝求商于英而加订。名为章程，尚非条约。至咸丰八年，《中英续约》第一款，乃言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宁所定和约，仍留照行。广东所定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现在更章，既经并入新约，所有旧约作为废纸。则英人所可执为侵占之根据者，并入约中，并废前日之补充非正式之文字矣。因既作废，外务部公布之条约中，遂不见此八条原文。今惟《夷氛闻记》独存之。逐条皆中国向英要求，而由英酋照复允行之语。总之，国际知识太浅，遂至无事生事。自以为不厌求详，正所以画蛇添足也。八条为他纪载所不具，录以见当时外交真相。其形式盖为八项照会，每一项一去照一来照也。
一、广东洋行商欠。除议定三百万圆，官为补交外，此后英国自投之行，即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查此项业据该夷照复：嗣后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项，由管事官呈明内地官着追，万不可再求官为偿还。
此为第一款。洋行商欠，并非官为担保，本不应官为偿还。以后所谓洋行，且由洋人自设，即其时洋人尚未定自设洋行，洋货或需华商百货行代售，更属商民贸易常例。因其关涉外商，遂由国家于常法之外特别加以声明，希冀解除责任。其为畏洋人如虎狼之心理，乌得不引狡猾西人生心。
一、和议既定，永无战争。所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止可货船往来，未便兵船游弋。其五处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隶、奉天、山东、天津、台湾诸处，非独兵船不便往来，即货船亦未便贸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一俟五港开关则例颁行，即由英国君主出示，晓谕英民，止准商船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各处。至该国向有水师小船数只，往来各口，稽查贸易，亦当协同中国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并请中国地方官严禁华民，除议明五港外，不准在他处与英商贸易。
此为第二款。既有五口通商之约，他口之不通商已明。多此词费，却轻轻将兵船游弋引入，且并不阻止。正缘英人谓兵船之来，乃协同中国官阻商船他往，中国官不敢与外商烦言，反有借重外国兵船之意。英早已窥之矣。
一、既经和好，各省官兵应撤应留，须听从中国斟酌。其内地炮台、墩堡、城池，业经残毁者，均应次第修整，以复旧规。实为防缉洋盗起见，并非创自今日。英国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惧，或行拦阻。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以上各事宜，均听中国斟酌修整如旧，系属正办，英国断无阻止之理。盖此次和好，惟赖中国诚信践约，而英国亦当专心以信守为务。
此为第三款。中国竟不敢自行修复军备，且不敢增减兵额，请示于英国而后定，则早放弃其独立自主权矣。英在当时不愿再开玩笑，设若作难其间，宣宗之为君，穆彰阿之为相，耆英之为钦差，其惊惶哀乞必有可观者矣。
一、广东、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宁较远之处，不知和好信息，见有英国兵船驶入，或相攻击，均须原情罢战，不得借为口实，致乖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两国和好消息，业经由火船速行晓示，所有英国水陆军师，自必与中国兵民互相友爱。倘有攻击之误，未足为仇。惟求臣等速将议和情由，飞行各省一体知照，免起纷争，更属欣幸。
此为第四款。广东等三省有伊里布、祁填、怡良、刘韵珂等在，自无向英攻击之事，而犹必请英国不复借口攻击，其情如绘。
一、和好之后，付给本年所交银两，各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即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停泊兵船，亦须约定同时退出，散遣归国，方坚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厦门之鼓浪屿，据议仍留英兵暂为驻守，但不便多驻兵船，致中国百姓暗生疑忌，与该二处通商之事，转多窒碍。所有每处泊船若干只，自应预为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俟本年银两交清后，所有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等处。其他省停泊船只，除舟山、鼓浪屿二处酌留兵船数只管理货船，及香港仍须留兵驻守外，其余均可遣散归国。盖留兵于他国未免重费，英国意在省费，必不多留兵船。中国不必多虑，致伤和好。
此为第五款。
一、舟山、鼓浪屿泊有兵船，须令带兵官约束兵丁，不得侵夺民人，致乖和好。并闻鼓浪屿所泊兵船，曾有拦阻中国商船，扣收货税之事。此时既经通商，应令各兵船不得于中国商船再行拦阻抽税。查此款业经该夷照复：各处兵船本应带兵官严为约束，此时和议已定，尤当彼此亲爱。所有拦阻商船，即行饬放，不得再行抽税各情，早经行文各处，晓谕在案。嗣后倘有不遵，致有侵夺拦阻情弊，即当严行讯究，不致有乖和好。
此为第六款。
一、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交涉讼狱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归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甚属妥协，可免争端，应即遵照办理。
此为第七款。当时为英人梦想所不到。不自意处人法律管辖之下，竟能不受管辖也。是为领事裁判权之由来。领事裁判权乃日本所定之名，旧译作治外法权，谓统治之外能行使法权也。英所未请，中国强予之。英人报以“甚属妥协”四字，不平等之祸，遂延至今而未已！日本对欧洲交涉，初沿我弊，甲午战胜后乃争回。我日夜痛心不平等条约，当时则推出此权以为得计。盖官畏夷而不敢临其上以损威重，士大夫则以夷狄为禽兽，不屑以中国之法律治之，闻此损权之条件亦未尝以为非也。故许英通商，弹劾者纷起；赠人领事裁判权，反历久无诋斥之声也。
一、内地奸民犯法应行究办，若投入英国货船、兵船，必须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违信誓，致伤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内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国货船、兵船，即行送出交官，断不庇匿。其英国及属国逃民、逃兵，若潜逃内地，中国亦须送交英国近地理事官领回，以敦和好。
此为第八款。
后耆英以伊里布死，改调入粤，再订《通商章程》九条，即咸丰八年《续约》所云善后及通商章程皆并入约文者也。《通商章程》无大关系，不录。要之，此两章程，今皆不见官书，惟恃《夷氛闻记》存此耳。宫中所存官修之《筹办始末》亦尚不载，则《夷氛闻记》所存之史料多矣。
其所谓强予英人而不受反遭斥者，白门约善后第七款以治外法权奉英，尚云“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则似有所靳于无约国人矣。乃后于咸丰八年《中英续约》附件中，又有去照称：“其无约之国，本不应与有约之国视同一律，只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云云。英人来照则称：“至于未立条约各国民人，贵大臣来文询以作何办理，此语揆之本大臣，似难置答。何则？因有不归本国所属民人，诸凡作为，本国不任其责。除此，当立将兹款转报秉政各大臣，奏候御览外，合为先奉一词。果在各口海关，派员晓畅练习著名诚实之人，征饷皆从一律办理，相待商民，毫无偏袒，谅贵大臣所指情弊，定必大半消除。来文所称因贵大臣等不明外国情节，是以行文询访，思贵国原谓大邦，贵大臣职推大员，本大臣中怀敬慎，敢问中土大员何以必措不明外事之词？泰西各邦并无难达秘密之景，各国都城，人皆可履其地，恭遇大皇帝特派称任大员，前往西土，命以凡有益于国体，保其无碍，应知之学，必得明了。本大臣不论别国，而本国则必以实心友谊接待，如有意博防审察各节，任便咨询通彻。由此两邦永存和好之据，日见增广，保全周妥矣。”
英人于无约国拒绝干预，且训斥中国议约大臣如此。其时英、法、美三国同订《续约》，前项商询无约国人事，亦及法、美。法则复言：“有约之国，不与无约之国视同一律。贵大臣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设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本大臣查此甚属有理。但刻下尚无定见，只可将贵大臣照会详至本国，饬令法官之在无和约之国者，转告无和约国之官，一一遵办。”云云。美则复言：“本大臣身为和好大国奉使之员，向知此事自应变通。然因稍有难行，今请将中国所能行者略为陈列。首应与讨问欲立约之国定立条约也。前大吕宋即西班牙国，来求立约，而中国不允。今大西班即葡萄雅尔，亦已求取矣，使中国肯同定约，自当稍减无约之国，今姑无论，即任其仍前如是。本大臣尚有一法，可稍通融。按泰西各国公使，凡此国领事奉遣至别国者，若不得所往之国准信延接者，即不得赴任。今凡有称领事而中华国家或省宪地方官不肯明作准信延接者，彼即无权办事。是则中国于此等兼摄领事，立即可以推辞不接。凡已延接者，亦可刻即声明不与交往。设有美国人兼摄无约领事，借以作护身符以图己益者，既属美国之人，地方官可以直却，不与延款。遇有事故，着彼投明美国领事，自应随时办理。间或美国人兼摄领事，而代无约商民讨求地方官帮助申理等情，地方官碍于情面代为办理者，亦可以对彼说明，并非职守理所当然，乃只由于情面而已。又若此等自称领事，有与海关办理船只饷项事宜者，地方官可却以必须按照条约遵行之语。倘彼固执己见干犯制例者，中国或出于不得已，地方官自应用强禁阻。当五月二十日在天津时，本大臣照会桂中堂、花冢宰，以中国必须购造外国战舰、火轮、船只者，特为此故。足征所言非谬也。”云云。据此，则法尚答以圆滑语，不过中含调笑。美复词则枝节横生，既为他国说项，请允通商，又称无约国外商固执己见干犯制例，则有强权禁阻。先当购造战舰，事势诚然，然大出中国议约大臣虚衷请教之意外。毕竟无约国人，任其投有约国领事或商人，皆可包庇，则不平等之领事裁判权，适为推扩至无穷尽之域而已。
道光中通商约虽成，士民汹汹，所嫉大抵非今日所谓条约之不平等，乃以夷入华地为大戚。传闻洋人如何无礼凌人，亦未知其信否。粤人嫉夷尤甚，屡起纠纷。余保纯为大府奔走款事，为粤人所嫉，事成乞病去。后任广州府刘浔，因杖冲道之民于路，民遽讹言府署藏纳英夷，遂聚而火其署，至藩司出为解释，搜府无夷乃去。他口通商，英商颇通官署，照约讲钧礼。粤人则习见暹逻、越南贡使，随贡物乃入领宴，必易中国冠服成礼，英人以夷服若入会城，视为中外大防裂矣。英商视粤垣城门为禁地，益欲临门窥探，必为守门者斥退。若遇居民，必鼓噪聚众，使之惊遁乃散。亦有闯入而辄遭殴击者。城外则西人向本不全禁游行，但此期日，得由洋行备通事导游近处。约定后洋行已裁，西人辄自适野游猎，动辄与住民龃龉。二十七年厦，城西黄竹岐村有英游船驶至，妇女见而哗，村人毕集，英人举枪拟众，众激愤，杀三英人。时徐广缙始任巡抚，为缚杀三人以偿之。英人照会耆英，谓游处必不能废，应保后无效尤乃可。粤绅民持之，官亦无以应英人。先是，英人谓其国虽宫院名胜地，他国人至，必导以游观为乐，岂有一城而客商不得瞻仰，时时讼言于督抚。耆英与巡抚黄恩彤患之，将以约宴为酬酢礼，他日非延请无缘自至。与约有所商仍出城就之，以此为权宜两全之计。未定期日而省绅已闻之，具呈力争，遂据以拒英人。英人哓哓不已，且据约谓可租地建屋，指地请谕民议租值。托词阻止，则一再易地相要。彼不厌烦，穷于应付，婉转商拒，仍以得许入城为请。且由香港运兵杂货闯越虎门，入驻夷馆近地，占居民房，要以必允。欲以兵逐之，则恐坏约启衅，不逐则人心惶惶，乃予订二年后入城之约，谓当于此二年间调解绅民。英兵乃退。且报其国主，普告西人之商中国者，届期观礼。耆英于二十八年奏请述职，明年春即行，请以巡抚徐广缙佩钦差大臣印署督，布政使叶名琛署抚，先英约入城期而去。二月，英领事以文来践约，广缙、名琛商拒无效，乃用绅民为后盾，鼓三元里之余焰，就其以编团练之名籍，张皇用之。士绅人人以为夷夏大防在此一举，一时而集至十万人，武装旗帜，如临大敌。法、美顾商利劝阻英人，入城之说暂辍。督抚奏报张其事，朝廷亦以为不世之伟绩，与荡平巨虏献俘功等，封广缙一等子爵，世袭，赐双眼花翎；名琛一等男爵，世袭，赐花翎。粤垣官以军功议叙，绅士许祥光、伍崇曜等皆优奖。督带壮勇者三百七十余人，有职者进一阶，无则给以九品职。是为道光朝外交之一段落。酝酿至咸丰间，广缙以御粤变失机，褫职籍没论斩，旋释出从军自赎，予四品卿衔卒。名琛以使相留督粤，英再请入城不允，为英所虏，居之印度一楼上，自署所作书画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卒于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