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季也，封建诸国，俱已略尽，惟余七国，所谓称雄者也。地博而势强，兵多而气骄，皆有因利乘便、宰割天下之心，而皆无政策，无定见。得于东者旋失于西，成于此者又毁于彼，此天下之所以纷纷不定也。

夫称强于七国之中者，则六国畏之。来享来王，至荣也。作威作福，至乐也。珠玉美女之玩，高堂广榭之适，又时君之所至愿也。于是七雄之君，各思徼幸于万一，而达其目的矣。自以智短才浅，急于求贤。草泽下士，一言投契，万乘之王不惜纡尊降贵，郊迎庭见，屈膝再拜。黄金白璧，美人车马，恣其所欲。虽周公之吐握（周公礼士甚，至有求见者立，即见之。方食尝，立吐其哺；方栉尝，立握其发），文王之养老（伯夷、太公以文王善养老而归之），不能过也。

语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七国之君，既求士矣，且重用之矣，此于理宜昌。然而诡得诡失，苟且图存，甚则破国亡家，并不能保其社稷。所谓富国强兵者，卒未见其明效，是又何也？吾盖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

战国之君，非真有礼贤之精意，而能虚己以从也。故孟子不用于齐梁，荀卿以兰陵令终，而屈原至于自沉。使果好贤，何至于此哉？彼之所好，在于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抚四夷，求逞其大欲。揣摹之士，知其然也，乃托富国强兵之策，以投其所好。于主德之得失，绝不敢措一辞。复夤缘左右，巧为蒙蔽，苟求利禄。彼多欲自侈之主，堕其术中，尚不觉悟，以为吾诚得士矣，富强之效不难致矣。此孟子所谓缘木求鱼者也。

吾读史，知一种时势，自有一种人才，应时势之要求，蕴酿而出，以应其变。战国之时，于地理则易统一而为割据，于用人则易世家而为布衣，于学说则尚功利而轻道义。其合于长治久安之道与否姑置勿论，而既成此特殊之时局，则必有特殊之治法以维持之。运会所趋，遂生出一种之人才，而影响于时局。

时则至尊者莫如君主，至贵者莫如武人。顾武人君主虽尊贵，犹如无汽之机械耳。而为之汽力者，则惟当时之所谓策士。朝秦暮楚之流，纷纷者何限？虽孟子之所羞称，然皆造时势之英雄，未可等闲视之者也。

战国之世，大势在秦。六国之君相，仓皇应付，无不失败，久之而合纵（古作从）连横（古作衡）之新名词出焉。所谓合纵，言六国联盟以拒秦；所谓连横，言秦联五国以击一。纵之利在六国，横之利在秦。一利一害，针锋相对，彼此对待之政策，至是始明，而造成之者苏秦也。

【批评】

太史公曰“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又曰“张仪之行为，甚于苏秦，此两人真倾危之士”。由此观之，苏秦之为人，其可知矣。然其人于历史上，关系非小，《少年丛书》中，岂可少此人物？

太史公以苏秦之政策偏于倾危而深恶之，然扰攘之中，事势万变，蹈常袭故，亦非救时之才。譬如行舟于险滩之中，非巧为迎距，则必有沉溺之患矣。

大约古人每有短处，后人学古，但学其长，勿学其短，则遂无不可学之人。

译文

周朝晚期，原来朝廷分封的各个小国都已经被吞并殆尽，只剩下七个国家，就是所说的战国七雄。这几个国家幅员辽阔，势力强劲，军事实力强大而气势傲慢，都意图趁有利的时机和便利的机会征服天下，却没有具体的政令和确定的方针。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各个国家攻下东边，接着在西边失守，在一方面有所成就，很快就在另一方面失败，这就是天下纷乱不定的原因啊。

一个国家在七国中称霸，其余六个国家就会畏惧它。让其他国家来进贡、朝拜，是极大的荣耀。站在其他国家头上独揽威权擅行赏罚，是极大的乐事。能够赏玩珠宝玉石以及美女，能够舒舒服服地住在高大豪华的宫室里，是当时各国国君最大的愿望。于是这七个国家的君主，都抱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自认为才智不足，所以求贤若渴。平民百姓，一句话跟君主的见解相合，就能让兵车万乘的大国君主不惜放下尊贵的身份，在郊外迎接，在朝廷上召见，以隆重的礼节对待他。黄金白玉，美人车马，想要多少给多少。即使是周公吐哺握发（周公非常尊敬有才能的人，以至于有求见的人在等待，立刻就去相见。如果他正在吃东西，就立刻吐出嘴里的食物；如果他正在洗头发，就立刻用手握住，停止洗头发），文王赡养老人（伯夷、姜太公因为文王尊敬老人赡养老人而去投奔他），也不能超过他们了。

俗话说：“得到人才的国家就会兴盛，失去人才的国家就会灭亡。”七个国家的君主，求到人才后，就重用他们，按理说国家应该会渐渐兴盛起来。然而得失出于偶然，有的国家仅仅能够维持，有的就国破家亡，不能保存他们的国家。所声称的使国家富强军事实力提高，最后并未见到明显的效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明白了其中的缘故。

战国时代的君主，并不是真正地明白礼贤下士的含义，虚心听从贤士的意见。所以孟子在齐梁之间游说却不能被任用，荀子以兰陵令的身份去世，屈原甚至于在汨罗江投水身亡。假使这些国君真的尊敬贤者，哪里就到了这种地步呢？他们所看重的，在于开辟土地，使秦、楚这样的大国来朝拜，在中原称霸，安抚周边的少数民族，以求显示自己的权力。善于揣摩意图的人，知道国君心里的想法，就假借有富国强兵的方法，来迎合国君的喜好。对于国君品德上的对错，这些人却一点也不敢多说。攀附权贵，左右巴结，用巧妙的手段蒙蔽国君，只追求一时的利益。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君，陷入他们的手段里，尚且不觉悟，一心认为自己确实得到了贤士，富国强兵指日可待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缘木求鱼”了。

我阅读历史，知道在一种时势之下，自然就会产生一类人，顺应时势的要求，积蓄力量待时而出，顺应时代的变化。战国的时候，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国家统一变为诸侯割据；从任用人才上来看，从世家子弟变为平民百姓；从提倡的学说上来看，各个国家都崇尚功利而轻视道德仁义。这种情况跟长治久安之道契合与否姑且放在一边不讨论，这种特殊的时势形成以后，那么必定有特殊的方法来维持这种状况。这种形式下，一种人才应运而生，对时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个时代地位最高的没有比得上君主的了，最尊贵的没有比得上将帅的了。可是他们虽然看起来尊贵，却只不过跟没有动力的机器一样罢了。可以为他们提供动力的，就只有当时所说的策士了。反复无常的那些人，都纷纷出来发挥自己的能力。虽然孟子不好意思称赞这些人，但是他们都是影响时势的英雄人物，不能把他们看成一般人。

战国时代，主导能力掌握在秦国手中。其余六国的君主和宰相们被动地应对，却没有不失败的，过了很久才有“合纵”（古代写作“从”）、“连横”（古代写作“衡”）这样的新名词出来。所谓的合纵，就是六国结成联盟来对抗秦国；所谓连横，就是秦国联合五个国家来攻打一个国家。合纵对六国有利，连横对秦国有利。合纵连横与七国厉害相关，针锋相对，秦与六国之间对峙的策略，到这个时候才渐渐明朗，而造就这种情形的就是苏秦。

【评论】

太史公说“苏秦死在反间计之下，天下人都笑话他，不愿再学习他的东西”，又说“张仪的行为，比苏秦还过分，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狡诈的人”。从这方面来看，苏秦的为人，就能够被人们知道了。但这个人的历史地位不低，《少年丛书》中怎么能少了这样的人物呢？

太史公认为苏秦的主张偏于阴险狡诈而非常厌恶他，但是世间之事瞬息万变，一味地拘泥于以往，不算是匡救时弊的人才。比如说在水流湍急的地方行船，不能巧妙地计算各方面因素，那么就必然有沉舟的危险。

大概古时的人或多或少地都会有一些短处，后来的人学习古人的时候，只学习他们的长处，不学习他们的短处，这样就没有不值得学习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