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丈原秋风远逝，廿一年，将星遂殒。千载之后犹令人唏嘘凭吊感慕不已者，惟诸葛武侯而已。武侯死后五百年，有唐杜甫以诗王之资格，谒其祠堂赋诗一首曰：“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读其前半首益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至后半首则又欲慷慨起舞矣。古来论武侯者，莫如甫此诗。而欲知武侯之心事，以见其为前此政治界中唯一人之伟人，则不可不辟旧史氏之谬说，而易以现世界之眼光。
后汉之季，中央政府，失其威信，于是群雄崛起，分典州郡。当武侯之壮岁，虽黄巾已除，二袁既仆，而刘表割据于荆襄，刘璋自立于蜀郡，孙权拥江表之雄，曹操据宛洛之固。此数子者，皆有声名才望于时。独刘豫州奋起侧陋之中，固不如孙权承破虏讨逆两世之烈，兵雄将猛，即比曹操之起东郡，亦大不侔。然其人真英雄也。有时而结人心，则以长者自居；有时而逃人忌，则以弱夫自全；有时而据要津、赴机会，则蹶然而起。此武侯之所以舍曹而事刘也。操欲用侯，侯自陈不乐出身。操谢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见《抱朴子》）夫彼岂果不乐出身？特以操负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恶名，身为汉民，而他日直接以灭汉，此于旧伦理上所不能通者也。豫州为帝室之胄，人心所系，辅之则易以集事，此武侯之作用也。果其心乎复汉，则当孝献未废之日，何不如光武之事？更始闻献帝遇害之谣，何不效高祖之为发丧？且于入吴求援之日，何无一语及汉，而明目张胆说以鼎足之势哉？其欲以刘豫州为天下之共主也明矣。故当知武侯为蜀汉之武侯，而非后汉之武侯。旧史氏不知武侯之志！固将灭魏吞吴，统一中原，以施其伟大之抱负，为三代后未有之一人。乃以忠汉不忠汉，为唯一之问题。其识亦陋矣。
侯在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此其企慕固甚高也。晋宋以来，追慕伟人，为侯作传者，自陈寿外，有宋张栻之《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见《十万卷楼丛书》）、萧常之传（见《续后汉书》）、元郝经之传（见《续后汉书》）、明谢升之传（见《季汉书》）、李贽之《忠诚大臣传》（见藏书）。虽互有详略，而陈寿传中之自比管乐一语，他传皆削之。张栻又为之辞曰：“侯在隆中，传称以管、乐自许，予谓侯盖师慕王者之佐，其步趋则然，岂与管乐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是传者之误，故不复云……予既作传，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当不载以管、乐自许事，谓侯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之书，及劝昭烈取荆、益以成霸业。可见其所学未免乎驳杂。”是可见旧史氏眼光之陋也。
夫管、乐何如人哉？乐毅用于燕而未尽其用，然其将略，已显于世。观其下齐七十余城，而人不知兵，被谗去国，不出恶声。其人固有名将之风，夏侯太初论之详矣。至于管子，以今日政治家之学识论之，则诚吾国历史上有数之人物也。二十世纪之所以立国者五，曰国家思想也，法治精神也，地方制度也，经济竞争也，军国民主义也。凡此五者，有之则强，无之则亡。磅薄发辉，于今为烈，乃二千年前管子已实行之，以成其功业。武侯之时，汉室不振，神洲之内，豆剖瓜分。其所遇之时势，与管子同。故其相昭烈后，主持强兵富国，法治尚武之术，亦莫不祖述管子。而与现世界所以立国之原，如合符节。自晋唐以后，人狃于一统之局，颓然自放，转诋管葛之治为杂霸。而泄沓成风，相忍为国，遂以积弱闻于世界。乌知吾先民强毅而贞固之手段，固不让彼横绝一世、睥睨五洲之大政治家大军人之所为也？况如武侯之高风亮节，出处皎然，尤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者哉。
五丈原秋天的风已经离我们远去，闪耀了二十一年的将星，也在此时殒落。千年之后还令人叹息怀念不已的人，也仅有诸葛亮武侯了。武侯死了五百年后，唐朝时期被尊为“诗圣”的杜甫，曾去他的祠堂拜见，并赋诗一首：“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们读这首诗的前四句，有一种十分迫切的仰慕之情，而后四句又让人情绪激昂，充满了斗志。古人所有怀念、歌颂武侯的诗，都比不上杜甫的这一首。而要想知道武侯的心事，展现出他是千年前政治界中唯一的伟人，则要抛开以前史家的谬论，改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
东汉末年，朝廷失去威信，于是各路英雄纷纷崛起，瓜分了各个州郡。当时武侯正当壮年，虽然那时黄巾起义已经被镇压，袁绍与袁术也已经倒下，但是还有刘表分割占据了荆州、襄阳，刘璋在蜀郡独立，孙权拥兵东吴，曹操坐据南阳、洛阳。这几个人，在当时都是很有声望的。唯有刘备在僻陋之中崛起，比不上孙权继承孙坚、孙策两代威名，加上兵源充足，将领勇猛，即使和曹操起兵东郡相比，也难以比拟。然而，刘备这人也算是个真英雄。有时为了笼络人心，他就以长辈自居；有时为了不遭人忌讳，他又示弱来保全自己；有时占据要地、为了抓住机会，便会奋然而起。这也是武侯为什么不跟随曹操而追随刘备的原因。曹操想任用武侯，武侯说不愿意做。于是曹操说：“我不会让超绝世俗的人，在无道昏君的朝堂上受侮辱。”（见《抱朴子》）诸葛亮难道真的不愿意做官吗？只不过因为曹操背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恶名，而诸葛亮身为汉朝的子民，有一天可以直接将汉朝灭亡，这在以前的伦理道德上是说不通的。刘备是汉室皇帝的子孙，人心所向，辅佐起来更容易成事，这也是诸葛亮的用意。确实是想要匡复汉室，那么在孝献帝没有被废除的时候，为什么不学光武帝行事？宁愿相信献帝遇害的谣言，为何不学习高祖发丧的行为？况且在向吴求援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字半语提到匡复汉室，而是明目张胆地大说三国鼎立的天下形势？他所想要的就是奉刘备为天下人共有的君主！这才是目的。因此应当知道武侯是蜀汉的武侯，而不是东汉朝廷的武侯。这是旧史官不懂武侯的志向啊！诸葛亮将消灭魏国、吞并吴国、统一中原作为自己毕生的抱负，是夏、商、周三代后仅有的人物！旧史官却只纠结于诸葛亮忠不忠于汉这个问题，可见他们的眼光也是短浅的。
武侯隐居隆中时，经常抱膝吟唱，把自己比做为管仲和乐毅，这是他仰慕他们的才华，希望达到更高的境界。从晋宋开始，有仰慕他才华的人，为武侯写传的，除了陈寿，还有宋朝时张栻写的《汉丞相诸葛武侯传》（见《十万卷楼丛书》）、萧常的传（见《续后汉书》）、元朝郝经的传（见《续后汉书》）、明朝谢升的传（见《季汉书》）、李贽的《忠诚大臣传》（见藏书）。传记上虽然有的详细有的简略，但陈寿在传书中的自比管仲和乐毅这一说法，其他传记上都没有记载。张栻又解释说：“武侯隐居隆中，传记中称以管仲乐毅自称，我觉得是武侯仰慕王侯的佐证。他选择行走的路，怎么能和管仲乐毅这些都是功名利禄中人相比呢？想来是写传的人误会了其中的意思，因此不再多说……我写了这篇传记后，拿去向朱元晦请教，元晦认为不应该不记载武侯自许为管仲和乐毅这回事，认为武侯后来为刘禅手书《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及规劝刘备占领荆州、益州以图霸业。可见他所学的东西未免太杂了些。”由此可见以前史官们的目光之短浅。
管仲、乐毅是什么样的人物？乐毅在燕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才能，然而他的将才伟略却已经向世人显露出来，看他统帅燕国等五国军队攻下齐国七十多个城池，然而燕国人却都不懂用兵之道，乐毅因为流言而投奔了赵国，也没有说燕国的坏话。这人也是有大将风范气度的，夏侯玄关于他的评论已经很详尽了。至于管子，以现在政治家的眼光看来，确实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人物。二十世纪中使国家存在的条件有五个：国家的思想、法治的精神、各个地方的制度、经济竞争、军国民主义。具备这五个条件的国家就会强大，不具备的国家就会慢慢走向衰亡。将这五个条件充分利用，到现在会使国家气势盛大。这在两千年前管子已经实行过了，助他成就了一番大业。武侯那个时候，汉朝皇室衰微，国家分东离西，国土被分割，当时的情形和管子是一样的。因此在他辅助刘备后，主持强兵富国、治理国家、统治军队的方法，也都是学习管子。而与现在世界所有建立国家的原则，基本上也是相符合的。从晋唐以后，人们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局面，萎靡不振，自我放纵，回过头来却毁谤管子和诸葛亮治理国家是用王道掺杂霸道。
当懈怠成为社会风气，隐忍苟且成为立国方略，于是积贫积弱任人摆布的名声就闻名于世了。难道不知道我们国家先民那种坚毅顽强、守持正道的方略，相比那些纵横一时、傲视世界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所作所为也毫不逊色吗？况且像武侯这种高风亮节的人物，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