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玄宗之幸蜀也，行至马嵬，父老请留。上命太子解释西行之意，并宣慰之。父老曰：“天子既不肯留，某等愿率子弟从太子东破贼，取长安(谓西京也)。若太子与天子同入蜀，中原百姓谁为之主？”太子不肯从。

建宁王倓(太子之子，后以谗害死)与李辅国(本名静忠，以宦者得幸肃宗。代宗立，恶其专权，遣使者杜满杀之)执鞚(音控，马勒也)谏曰：“逆胡犯关，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太子不如收西北两边之兵，召李、郭(谓李光弼、郭子仪)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岂非孝之大者？

何必为儿女之恋乎？”夫以唐室之盛，寇盗窃发，即欲弃两京而入偏僻之蜀，其失策亦已甚矣。而指陈得失，挽千钧一发之危机者，乃出于道旁之父老，朝中可谓无人。使无父老之谏，则中原无主，忠武虽有回天之力，亦安所施其技？从此知英雄成事亦有天焉。

当忠武大破史思明后，即欲直捣范阳，以倾贼巢，乃哥舒翰(本突厥人，潼关失陷，俘于禄山后，为禄山所杀。唐犹追赠太尉，谥武愍)之败报忽至。先是哥舒翰守潼关，以大军未集，不敢迎战，而杨国忠假上命，日夜迫之。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兵出关，为贼将崔干佑所败，潼关遂陷。玄宗在宫，见平安火不至(注见后批评中)，知潼关不守，遂与杨国忠等仓卒出亡。幸忠武闻太子已在灵武(今甘肃灵州西北)即位(是为肃宗)，即率步骑五万，自河北来勤王。是时肃宗初立，朝威未振。忠武至，兴复之势，民有望焉。

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今并陷于贼，则眼前之事，孰有急于收复两京者哉？招讨节度使房琯者(琯，字次律，河南人)，平时喜宾客，好谈论，思立不世之功以自显。请将兵复两京，上许之。琯效古战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火焚之，人畜大乱，死伤四万余人。肃宗知此重大之业，非忠武莫可任者，而忠武亦受命而不辞。

忠武以为欲复西京，必先扫其四郊之贼垒而后可。乃先取潼关，复蒲州，收陕邑。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钞。至德(肃宗年号)二载九月，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忠武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破釜沉舟，志亦壮矣。回纥怀仁可汗(回纥，旧唐称作迴纥，今之库伦是也。可汗，即君长之意。天宝末，封其王为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会，忠武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约为兄弟。广平王俶(肃宗太子，即代宗也。时为兵马大元帅，子仪副之)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共十五万，发凤翔(今陕西县)，至长安城西，陈于香积寺(在长安县东神禾原上)北澧水之东。忠武将中军，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贼将李归仁以十万兵陈于其北。归仁出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陈。贼军齐起，官军却，李嗣业曰：“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乃肉袒执刀，大呼奋击，杀数十人，阵乃稍定。回纥以骑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贼军大溃。自午至酉，斩首六万级。官军入长安，老幼百万夹道欢呼，皆曰：

“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军士大休三日。

安庆绪(禄山之子，至德二载，杀父自立，改元天和)闻西京既失，悉发洛阳兵，使严庄、张通儒将之，步骑犹十五万，与官军遇于新店(在陕州西)，依山为阵，声威甚壮。忠武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而贼潜师于山中，大军稍却，贼更分兵三千人，绝唐归路，众心大摇。忠武挥回纥令进，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来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走。安庆绪弃洛阳，渡河保相州(今河南汉县)。忠武奉广平王入东京，陈兵于天津桥南，士庶欢呼于路。寻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水之上。肃宗劳之曰：“虽吾之国家，实由卿再造。”忠武顿首感谢。

【批评】

唐书及通鉴，皆谓哥舒翰之败，由杨国忠忌之之故。据《安禄山事迹》(唐华阴县尉姚汝能纂)所记，则翰亦不能无罪焉。翰至潼关，军中之务不自躬亲，尽委之于田良邱。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协，全无斗志。及出师，未阵而溃，为麾下人拔归仁执降于禄山。翰兵十五万，贼兵一万，以十五万之众，更凭潼关之险，乃败于一万之寇，以致西京不守，天子出奔，几使中国为夷狄，其罪大矣。及见禄山，俯伏乞哀，称肉眼不知圣人，廉耻更安在哉？

《史记》：“周幽王为烽燧，有寇举之。”正义曰：“昼日燃燧，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橹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举之。”当交通不便之世，得此已为便利，周幽王不愧发明史上之一人物矣。自周以后，历代行之。《通鉴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冈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而置之，每烽置帅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两炬、三炬、四炬，随贼多少为差。”《通鉴注》引《太宗实录》曰：“初罗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通惧，举烽请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世充。通举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覩此知唐人以举火之多少，示军情之缓急，其法更精矣。玄宗时潼关失陷，见平安火不至，遂出奔。不云烽火而云平安火，当又是一种，惜不能考也。烽火之法，近世久已不用，惟高丽犹奉行维谨。西人谓之高丽电报，至国亡而后已。

房琯与杜甫交好，故世皆重之。兵败之后，李泌犹为营救，得以不死。其实琯之庸妄，一死亦不为冤。世谓人之贤否，至盖棺而后论定。其实人之贤否，即史上亦无定论。

忠武复两京，其功大矣。而借兵回纥，实是失着。据唐书谓肃宗速欲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京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及城破，回纥欲如约，广平王俶拜于马前曰：“今始得京师，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及取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意犹未厌，更赂以罗锦万匹，乃止。当肃宗初年，两京虽陷，东南诸道犹为完善；灵武兵力虽弱，何不征勤王之师，而乞援于回纥乎？忠武不能匡正，殊失大臣之体。两京之民，既陷贼中，官军克复，再受外人之劫掠，既苦我民，亦失国体矣。回纥自恃功高，其心终不餍足。代宗之初，竟合吐蕃入寇，唐人得不偿失。每读史至此，未尝不为之废书三叹也。

安禄山以天宝十五载正月，僭称雄武皇帝，国号曰燕，改元曰圣武，以范阳为东都。至德二年正月，为其子庆绪所杀，僭窃三年，年五十五。

当玄宗出亡奔蜀，走到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县西）的时候，当地的父老都请他留驾，不可入蜀。玄宗命太子对群众解释西行的意思，并且抚慰他们。父老们说道：“皇上既然不肯留，那么我们愿率子弟们跟从太子向东去破贼，夺回长安。如果太子和天子都到蜀中去了，那么谁为中原的百姓们做主呢？”太子不肯听从。建宁王李倓（太子的儿子，后来被人谗害而死）和李辅国(本名静忠，作为宦官受到肃宗宠幸。代宗即位后，讨厌他专权，派使者杜满杀了他)拉着马勒谏他道：“逆胡进犯边关，天下分崩，不顾人情，怎能复兴？太子不如收西北两边的兵马，从河北召回李光弼和郭子仪，与他们合力，讨伐逆贼，收复二京，使国家转危为安，这才是尽孝的方法。为什么要作出小儿女的姿态呢？”以大唐如此强盛的国家，一遇到叛乱突然爆发便要丢弃京城，躲到偏僻的四川，也实在太失策了。而指出其中利害关系、挽救危机的人竟然是路边的父老，可见朝廷无人啊。假使没有父老的劝谏，那中原便没有君主统治，郭子仪纵然有回天之力，又怎么能施展他的才干呢？从这也能明白英雄成就大业也得靠天命啊。

郭子仪大破史思明之后，便要直捣范阳，倾覆贼巢，不料忽然接到哥舒翰（他本来是突厥人，潼关失陷后，被安禄山俘虏，被杀。朝廷追封为太尉，谥号为武愍）失败的消息，暂时便不能如愿。原来哥舒翰守潼关，因为大军没有齐集，不敢迎战，杨国忠假托朝廷的命令，一直强迫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抚胸痛哭，引兵出关，为贼将崔乾佑所败，潼关便失陷了。玄宗在宫中，看到平安火没有燃起，便知道潼关失守了，于是和杨国忠仓皇出逃。幸而郭子仪听见太子已在灵武（今甘肃灵州西北）即皇帝位（就是肃宗），便率领五万步骑从河北赶来。这时肃宗刚刚登上皇位，朝威未振，郭子仪到了，人民对于兴复的局势，才觉得大有希望。

唐朝以长安为西京，以洛阳为东京，这时一齐陷于贼手，眼前的事情，当然以收复两京为最急了。招讨节度使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平时的时候喜欢宴请宾客，爱高谈阔论，想着立下大功来成就自己的名声。于是他奏请带兵去收复两京，得到了肃宗的许可。房琯仿效古时的战法，用牛车二千辆，马步兵夹着前进。贼人顺风鼓噪，牛都被震惊了，贼人又用火焚烧，于是人畜大乱，死伤四万多人。肃宗知道这件重大的事业，非郭子仪担任不可，于是郭子仪也受命不辞。

他认为要收复西京，必须先把西京四郊的敌垒扫清，然后才可以得手。于是先取潼关，克复蒲州，收回陕邑，从此潼陕之间便没有贼寇的扰害了。至德（肃宗年号）二年九月，皇上犒赏各将，派遣他们攻打长安，对郭子仪说：“大事能不能成，就看这一次了。”郭子仪回答说：“这次不打胜仗，我宁愿一死。”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志气何等壮烈。那时回纥怀仁可汗（回纥，或作迴纥，就是现在的库伦。可汗，就是君长的意思。天宝末年，朝廷封其王为怀仁可汗）派他的儿子叶护等人，率兵四千余人来帮忙。郭子仪和叶护交好，大家立誓平定国难，约为兄弟。广平王李俶（肃宗的太子，便是后来的代宗，其时为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共十五万人，自凤翔（今陕西县）出发，到长安城西，列阵于香积寺（在长安县东神禾原上）北，澧水之东。郭子仪领中军，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贼将李归仁率十万兵列阵于唐军之北。李归仁出来挑战，官军把他赶回去，直逼贼人的行阵，贼军齐起，官军退却。李嗣业说：“今天如果不用自身作引诱贼人的诱饵，军中将要没有残存的人了。”于是他赤膊执刀，大声呼喊着奋击，斩杀数十人，阵势才得稍定。回纥的骑兵到贼阵之后，前后夹攻，贼军于是大败。自午时起至酉时止，斩首六万级，官军便进入长安。长安的百姓，老幼百万人，都夹道欢呼：“想不到今天会再见到官军！”欢声响震远近。大军在这里休息了三日。

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至德二年，杀了父亲自立为王，改元天和）一听见西京失去的消息，便尽发洛阳的军队，使严庄、张通儒率领，步骑兵共有十五万人，与官军在新店（在陕州之西）相遇，便依山为阵，声威甚壮。郭子仪指挥大军攻他前面，回纥军登山袭击他的背后。但是贼人早有军队潜伏在山中，大军稍微退却。贼又分兵三千人，断绝唐军的归路，军心大为摇动。郭子仪指挥回纥的军队命他们前进，在黄埃中连发十余箭，贼人吃惊地道：“回纥人来了。”于是便溃散了。官军和回纥军两面夹击，贼军大败而逃。安庆绪丢弃了洛阳，渡河退守相州（今河南汉县），郭子仪奉广平王入东京，陈兵于天津桥南。沿路民众都欢呼不绝。不久，郭子仪入朝，肃宗派人在灞水上迎接他。肃宗慰劳他道：“虽然是我的国家，实在是由你再造的！”郭子仪叩首谢皇恩。

【评论】

《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认为哥舒翰的失败是由于杨国忠忌惮他的缘故。根据《安禄山事迹》（唐华阴县尉姚汝能纂）所记载的话，那哥舒翰也难辞其咎。哥舒翰到潼关后，军中机要不能亲自过问，全部交给田良邱，部将王思礼、李承光又计较高下，军队完全没有斗志。等到出兵，还没列阵就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被部下拔归仁绑缚送到安禄山那里。哥舒翰拥兵十五万，叛军有一万。掌握十五万的军队，倚靠着潼关的天险，竟然败给一万兵力的叛军，导致长安沦陷，天子外逃，几乎使得中国沦为蛮夷之邦，他的罪过可谓太大了。等见到安禄山，他俯首求饶，自称肉眼不识真命天子，哪里还有廉耻可言？

《史记》记载：“周幽王制作了烽燧台，有入侵时就点燃烽火。”《史记正义》说：“白天燃烽，靠烟气辨别信号，夜晚燃燧，靠火光辨别信号。烽，就是土橹；燧，就是火炬。都是山上安置的，有人入侵时就点燃。”在交通不便的时代，用这个已经算很便利了，周幽王不愧是一代发明家。从西周以后，历代都使用烽燧。《资治通鉴注》引用《唐六典》说：“烽燧台一般相隔三十里，如果有山峦隔绝，就得按需安置，得以互相望见，不必限定三十里。边疆地区，筑城来设置。每个烽燧设大帅、副帅各一人，点燃烽燧的数目有一炬、两炬、三炬、四炬，根据来犯敌军数目确定。”《资治通鉴注》引用《太宗实录》说：“之前罗士信攻下了千金堡，太宗让屈突通把守。王世充亲自来攻打，屈突通害怕了，点燃烽燧求救。太宗估计屈突通的能力足以把守，便暂缓援兵，让王世充轻敌。屈突通点燃了三次烽燧告急，太宗才出兵援救。”从这我们能了解唐人举烽燧次数可以表示军情的缓急，方法更为健全。玄宗那时候潼关失守以后，见平安火迟迟不到，因而出逃。不说烽火，而说平安火，应当又是一种，可惜考证不了了。烽火的办法近代已经很久不用，只有高丽（朝鲜）仍然谨遵古法。西方人称之为“高丽电报”，直到高丽灭国才废止。

房琯和杜甫交好，所以历代对他很重视。他兵败以后，李泌尚且伸出援手，让他得以不死。其实房琯这个平庸的妄人，即使死了也不冤。世人总说人贤能不贤能，等到死后就有定论了。实际情况却是人的贤能与否即使历史上也没定论。

郭子仪收复两京的功劳真是很大了，然而向回纥借兵却是失策。根据唐书记载，唐肃宗想尽快恢复两京，便跟回纥约定：“京都恢复以后，土地和士人百姓归大唐，金银财宝和妇女归回纥。”等到攻下京城后，回纥想按照约定掳掠，广平王李俶在马前下拜说：“如今才获得西京，如果立即掳掠，那东京的人都会为叛军坚守，再也打不下来了。请到东京后再按约定行事。”等到收复东京，回纥纵兵大肆抢掠，意犹未足，唐皇室又送给他们万匹绫罗，方才满足。在唐肃宗初年，两京虽然沦陷了，东南各省还未受影响，肃宗兵力虽然弱，为何不征调勤王的军队，却向回纥求援？郭子仪不能匡正皇帝的失策，实在有损大臣风范。两京百姓，本来在沦陷区，官军恢复以后，又遭受外族的掳掠，不仅坑苦了我国民，也失掉大唐的国体。回纥仗着功劳大，终于不能餍足。唐代宗时期，竞然联合吐蕃一起入侵，唐人因此得不偿失。每每读史书至此，没有不放下书几次感叹啊。

安禄山在天宝十五年正月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将范阳郡设为东京。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他儿子安庆绪杀死，做了三年伪皇帝，死时五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