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此世，浮沉于人海之中，七尺之躯，至弱也。将捍万难而浩然独立，其何恃乎？恃才则才有时而绌，恃智则智有时而尽，恃势则势有时而穷。即使才不见绌，智不见尽，势不见穷，而刻刻竭智尽虑以防祸患之至，尔诈我虞，五中纷然，尚何暇治天下事哉？

天下有无形之才、无形之智、无形之势，居乎一室，应乎千里。虽蛮貊可以感，豚鱼可以孚，其物维何？曰诚而已。《大学》之言治国平天下也，其第一事在诚意，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意既诚矣，复何事不可为也？知此乃可与论司马光。

当宋仁宗、英宗、神宗之世，中外又安，才智之士、谋略之臣皆不能仓促以建功名，况司马公之不甘以才智见，不愿以谋略著，休休然如不及者耶。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封荆国公，谥曰文）在位时，忌公甚，处以散秩，官以末僚。公见志不行也，退居洛下，出则与田夫野老为侣，居则与诗书笔墨为缘，几类于绝人逃世者之所为。然天下之人想望丰采，无人不知有司马君实，冀其出而霖雨苍生也，是果以何道而致此？

虎豹隐于深山而人不敢近者，畏其威也。司马公一介书生，无威可畏，且其时世之于公，非畏之而爱之。使人畏易；使人爱难，吾观于公乃知圣人所言“诚能动物”“诚中形外”之效有如此者。公与邵康节（名雍，字尧夫，河南人，谥康节先生）为心交，问之曰：“光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然。亦尝自向人言：“吾无过人者，但生平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观此则后人之学公者，亦可以知所从事矣。闻之画者曰“画人难画鬼易”，作史者亦然，传奇人易传正人难。今欲综论司马公之为人，则非一事可尽，一言可括也，无已则有宋人之所以论公者在。

苏轼（字子瞻，谥文忠，眉山人，与公同时）为公撰行状。其言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躬亲世务不舍昼夜。”

苏轼撰蜀公（范镇，字景仁，成都华地人，封蜀国公，谥忠文）墓志曰：“熙宁元丰（皆神宗年号）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代；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公尝谓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黄震（字东发，慈裕人）曰：“温公之得人心，生荣死哀，自尧、舜、三代之佐，皆无其比者，何哉？呜呼！事盖有因变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争新法不便，辞枢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爱而悲其身之退者，为何如？一旦二圣临御，顺民心之所欲，拜而相之，凡天下之所苦于安石者，一洗而尽。人心之郁于久望而快于一遂者，为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顷而。俄薨背于三月之遽，人心之伸于久郁而惊其忽逝者，又何如？呜呼。温公之得人心，盖有因事变而彰者矣。尧舜三代之佐，始终与天下相忘于无事，帝力且不知其有，况相臣乎？”

【批评】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看来格物与治天下有何相关，而《大学》言其次第如此。士人无格物工夫，掠取几句政治话头，凭借时世，亦俨然与人家国事，其可乎哉？

温公之学，始于不妄语，而成于脚踏实地，明言之只是“不自欺”三字耳。其事非高远而难为也，从此入手人人皆可学步。

人这一辈子，在社会上起起落落，七尺的身躯，是很弱小的，要去面对一切困难并且还要保持一身正气和自我独立，能依靠什么呢？依靠才能，那么才能也有不足的时候；依靠智力，那么智力也有用完的时候；依靠权势，那么权势也有用光的时候。就算是才能不会不足，智力不会被用完，权势不会被用光，但如果每时每刻都想方设法来防止祸患到来，互相欺骗，内心中乱七八糟的，还哪里有时间去治理天下大事呢？

世上有一种不露形迹的才能、不露形迹的智慧、不露形迹的权势，待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却能感应到千里以外的事情。即使落后的部族也可以被感化，猪和鱼也可以被人信服，这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真心罢了。《大学》强调治理国家、让天下太平，它的第一要务就在于心意真诚，就好像树木有根，河水有源头一样。心意真诚了，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知道了这些便可以来一起谈论司马光了。

在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国内外都比较安定，有才能的人和有谋略的人都不能短时间内建功立业，更何况司马光还不愿意凭借才智让人发现，不愿意凭借谋略出人头地，悠闲地就好像一个处处都落后的人一样。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被封为荆国公，谥号是文）执掌朝政的时候，非常厌恶司马光，让他当一个有官名而没有固定事情做的低等官。司马光眼见自己不受重用，便回到了洛阳，在外和山野百姓一起作伴，在家的时候则看书写字，几乎跟隔绝人世的隐居者一样。然而天下人都想看一看他的面貌，没有人不知道司马光的，希望他出来拯救天下百姓，这又是因为什么才会变成这样的呢？

虎豹隐藏在深山中，让人不敢去接近它们，那是因为人们害怕它们的威力。司马光是一个读书人，没什么威力可以让人害怕的，况且那时候世人对于司马光没有害怕，而只有喜欢。让人害怕自己，这很容易；让人喜欢自己，这很困难，我了解司马光之后才知道圣人所说的“真诚能够感化动物”“内心真诚，也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原来是这样的。司马光与邵康节（名叫邵雍，字尧夫，河南人，谥号为康节先生）是知心朋友，他问邵康节说：“你觉得我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邵康节回答说：“你是一个做事认真踏实的人。”司马光也认为确实是这样的，他曾经也跟人说：“我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只是我一辈子做的事，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和人说的。”看了这些，那么后代学习司马光的人，也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了。听画画的人说“画人很难，画鬼很容易”，书写历史也是这样的，写奇异的人很容易，写正直的人很困难。现在想要综合论述司马光的为人，那不是一件事就可以写完，一句话就能够概括的，一定要说的话，那么还有宋代人关于司马光的论述呢。

苏轼（字子瞻，谥号文忠，是眉山人，与司马光同时代）为司马光撰写行状，他写道：“司马光忠诚，讲信用，孝顺父母，对兄弟友爱，恭谨谦逊，而且还非常正直，这些品性都是出自他的本性。从小到大说话都不说假话，他喜欢读书就好像饿了想要吃饭一样，对于金钱利益就好像讨厌臭气味一样，内心真诚，顺应自然，天下的人都信任他。他辞官后住到了洛阳，在陕县城外来来往往。陕县和洛阳之间的人们都被他的道德所感化，效法他的学问，学习他的勤俭。有什么事做得不好，人们就说‘司马光该不会知道吧？’司马光学识渊博，没有什么不精通的，对于音乐、法律、历法、天文、六书和九数这些知识，他都非常精通。晚年特别喜欢研究礼，对于成年的冠礼、婚丧嫁娶的礼仪和祭祀方法，都要做到古代与现在的仪式相适宜。他不喜欢佛教和道教，说‘它们精深微妙的言辞不能够走出书本，它们的产生，我是不相信的。’（编者注：释道和儒家文化同为中华文化之精华，因宋儒辟佛，故后世不少读书人因此反对佛法，这一点是不可取的，读者应当明辨。）司马光不从事耕种，在洛阳买的房子，只能遮蔽风雨。他有三顷田地，妻子去世的时候，他把田卖了来给她安葬。他一直到死都过着破衣粗食的日子，追求治理国家的事情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苏轼撰写的蜀公（范镇，字景仁，是成都华县人，被封为蜀国公，谥号为忠文）墓志中说：“熙宁、元丰（这两个都是神宗的年号）年间，士大夫们谈论天下的贤人，一定会说到司马光和范镇。他们风雅潇洒的道德足够成为当时天下人的表率；他们评议事情的对错足够成为褒扬和贬低天下事的标准。他们二人相处得非常开心，都认为自己比不过对方，说：‘我和你活着的时候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死了之后也应当放在一起来写传记，这样世人也不敢评价我们谁优谁劣了。’司马光曾经和人说：‘我和范镇是好兄弟，只是姓不一样罢了。’然而当他们谈论音律时，却多次都不能达到一致，一辈子都不能达到统一，因此，君子们知道他们二人不会轻率地表示同意对方的。”

黄震（字东发，是慈裕人）说：“司马光能够获得众人的感戴拥护，活着的时候受人敬重，去世的时候让人悲痛。从尧、舜、夏、商、周以来的贤臣，都不能和他相比，这是为什么呢？唉！有些事情会因为变化才得以彰显出来。王安石实行新法，天下百姓都感到十分痛苦。司马光因为在辩论新法时没有占据优势，便辞去了枢密副使的官职，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世人心中都为他爱护百姓而感动，为他辞去官职而难过，这能怎么样呢？直到太皇太后和哲宗治理国政，开始听取百姓的心声，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凡是百姓痛恨的王安石新法，全部都被废除了。人们的内心压抑了很久，终于能够一下子痛快地释放了，这能怎么样呢？他盼望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安慰和解脱。却才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去世了，百姓心中长久以来的痛苦才刚刚得到舒缓又被他的突然去世而震惊，这又能怎么样呢？唉！司马光能够获得众人的感戴或拥护，大概就是因为有些事情会因为变化才得以彰显出来吧。尧、舜、夏、商、周以来的贤臣，始终与天下百姓没有什么争执而彼此都忘记了对方，帝王的恩德尚且都不知道，更何况宰相大臣呢？”

【评论】

《大学》中说：“古代那些想要把自己的美德传播到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就要先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就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就要先有诚心；要想有诚心，就要先增长自己的学识，增长学识的途径就是要格除自己的物欲。”格除物欲与治理天下有什么关联，《大学》中都已经说清楚它们之间的顺序了。读书人没有格除自己的物欲，随便拿来几句政治话语，凭借时代环境也一本正经地和别人谈论修身、治家和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样可以吗？。

司马光的学问，是从不说假话开始的，最后以脚踏实地的态度获得成功，简单地说就是“不欺骗自己”这几个字。这一点并不是非常地高尚远大，而且很难做到的，从这一点开始，每个人都可以学着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