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没未及葬，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与弟卞）禁元祐之学，文忠与司马光等皆追削官爵，子孙不许官京师。崇宁、大观间（均徽宗年号），凡文辞墨迹皆毁之，海内诵习传说，称毘陵先生而不名。（放翁题跋《苏氏易传》云：“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时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毘陵先生云。”）政和（亦徽宗年号）间，忽弛其禁，求文忠墨迹甚锐。（时宝箓宫设醮，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答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乃赠轼龙图阁待制。语见张端义《贵耳集》。按此盖道士之托讽，明嘉靖中方士托乩仙以逐严嵩，盖师此道士之故智耳。）南渡后，赵汝愚当国，尽驰其禁，和议起，秦桧又禁之。绍兴（高宗年号）之末，又驰之，郑丙诸人为忌朱子，又启之，则由元祐党案，一变为庆元党案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也。

元祐党籍，或谓之元祐党人，或谓之元祐奸党，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定之：待制以上官，文忠为首，宰执以文彦博为首，徽宗御书，刻于端礼门，京又自书一通，颁行州县，刻之。三年六月，京又将上书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丽人，添入党籍，仍以文忠列待制以上首，而宰执以司马光居首，文忠之弟文定列执政中，苏门诸贤，如秦观、张耒、黄庭坚、王巩、李格非、晁说之、家愿，亦均在禁中。初刻碑或谓百二十人，或谓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九人，史书所记人数多寡不一，姓名各异，盖缘毁碑之后（崇宁五年星变，毁朝堂石刻，其外处亦令除毁），虽有翻刻，不无传闻失实处耳。（按：三百九人事迹，莫备于龚颐正之《列传谱述》一百卷，所阙者只四人，盖龚氏去北宋不远，文献有征，采辑尚易，惜其书已佚，不可得见矣。）

党中诸贤多有墓草已宿者，京之意盖欲污蔑诸贤，使其子孙亦有余辱，抑岂知公论之在人心者，终不可泯。至于摩挲遗刻，历数姓名，粲然若繁星之丽天，虽其子孙亦以祖父得与洓水、眉山联名为荣，曾不以为辱也。呜呼！爱憎之私，果足以掩是非之公耶？碑之所列，德业无闻者居多，然赖此碑之存，而天下后世知其为君子之党，乃至刻工安民亦得与之并传，何其幸也。

元祐之碑固章、蔡成之，而蜀党、洛党之争则由来已久，其事之得失，张溥（字天如，华亭人，明季复社党魁）论之详矣。其言曰：

“元祐之初，正人登进，程颐以崇政殿说书召，苏轼以翰林学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几以言论不合，贾易、朱光庭等劾轼，胡宗愈、孔文仲、顾临等劾颐，洛蜀交攻，遂分二党。六、七年间，废罢不一，终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内惜之。

唐长庆（穆宗年号）、太和（文宗年号）之召党也，始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恶李德裕、李绅而排之，目以为党，倾轧报复垂四十年。宋庆历之有党也，始于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钱明逸恶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为党，飞章抵毁，一网立尽。

此皆小人结约，急为身谋，功名累心而恩怨自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国，而深畏其不利于已，是以背公论，聚死党，奋发横溢而不顾也。轼与颐合志同方，出处不异，熙丰之际，或坚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携手偕行。

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马光未竟之业，诸贤力赞其成，而口语参商，攻讦竞起，初不闻有国家大政，争若新法；仕涂抵巘，怨若牛李也。右颐者诋轼曰‘谤讪’，右轼者诋颐曰‘矫激’，在两贤本无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积憾为仇，特以师友之故，辞色不下，嘲侮小嫌，诟谇靡已，即盈朝之上书，犹家人之室斗耳。迨章惇、蔡京专国反政，颐、轼之徒，贬窜接路，端门之碑，姓名并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询角立者，小人斥为一党而并击之。

治世不同福，乱世则同祸，诸贤当此，亦当自悔其籓篱之不固，而水火之必伤也。蜀、洛之议，吕公著等所痛，章惇所快也，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

【批评】

元祐党籍碑，今世所传皆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静江府，为梁焘曾孙律所重勒，有“庆元戊午吉州饶祖尧跋”；一在融州，为沈千曾孙韦所重勒，有“嘉定辛未跋”。梁本字画较大，于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与沈本异。

沈本末一行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两人”。梁本有惇无珪，梁本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无之。衮公适，梁本误衮为兖；冯百药，沈本误冯为洪，龚夬梁误作史。按《崇宁诏书》云“三百九人”，以两碑所列姓名数之，皆阙其一，当于梁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实。

淳安县学亦有元祐党碑，为县尉司马逨所刊，载于《新定续志》，未见拓本。是知诸贤之子孙，以此片石一刻再刻，若惟恐碑之淹没，欲长留天地间为快，且如章惇者，转叹其适从何来，居集于此也。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灭，名不可毁！”呜呼！名固不可毁也，京亦愚矣。

绍兴中，尝命张章简公纲，看详党籍碑，据其覆奏则初刻本计九十八人，除王珪一人不合在籍，自余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元城语录》云“元祐党人只七十八人”，则所谓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

苏轼死后还没安葬，章惇、安惇、蔡京、蔡卞就封禁了元祐年间诸公的学术，苏轼与司马光等人都被撤销了官位和爵位。他们的子孙也不准在京城做官。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凡是苏轼的文章笔墨全部销毁，国内流传诵读他的文章时都称他毘陵先生，不称呼名字。（陆游为《苏氏易传》题跋时说道：“这本书是我父亲在宣和年间到蜀地获得的，当时正封杀苏家的学术，所以称呼苏轼为毘陵先生。”）政和年间（也是徽宗年号），忽然松弛了封禁，而且求索苏轼的手稿极其迫切。（当时徽宗皇帝在宝箓宫打醮，道士趴在那里上章，很久才起来，徽宗皇帝问他缘故，他说：“刚才到了天帝所在，正好遇见奎宿正在启奏事情，等他结束，我才上达了旨意给天帝。”徽宗问：“奎宿是什么天神？”道士回答说：“就是本朝的苏轼。”徽宗大吃一惊，因此追赠苏轼为龙图阁待制。这个故事记载于张端义《贵耳集》。这大概是道士的假托讽谏，明代嘉靖年间术士假托扶乩请神灵来驱逐了严嵩，大约是宋代道士的故伎吧。）到了南宋以后，赵汝愚当朝为政，禁令全面放开。跟金国求和的议论兴起以后，秦桧又再度封禁。宋高宗绍兴末年，又放开禁令，郑丙等人因为忌惮朱熹，又重新封禁。元祐党案，一下子变成了庆元党案。这两个案子都关系到南、北宋的存亡。

元祐党籍，或称元祐党人、元祐奸党，崇宁元年九月，蔡京规定党人顺序：待制以上官员，以苏轼为首，宰相以文彦博为首。名单由徽宗皇帝亲笔御书，刻碑树立在端礼门上，蔡京又自己抄了一份，颁行到各州县刻碑。崇宁三年六月，蔡京又将要把自己平时厌恶的人作为附属名单加入党籍，仍然以苏轼名列待制的首位，而宰相以司马光居首，苏轼的弟弟苏辙列名于执政大臣中，苏门各位贤者，比如秦观、张耒、黄庭坚、王巩、李格非、晁说之、家愿等人也都名列其中。初次刻碑有的说是一百二十人，有的说是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零九人，史书所记的人数也参差不齐，姓名各异，大概因为毁碑之后（崇宁五年陨石降落，毁坏了朝堂的石碑，别的地方的石碑也下令毁坏去除），虽然也有翻刻，免不了有传闻不真的地方。（按：三百零九人的事迹，记载最完备的莫过于龚颐正撰写的《列传谱述》一百卷，只缺了四个人没写，因为龚氏离北宋不是很久远，有很多文献资料可以征用，编纂比较容易，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见不到了。）

党籍中好几位贤者已经去世多年，蔡京是想污蔑他们，让其子孙也蒙上羞辱，他哪里知道公道自在人心，最终不会被泯灭。至于摩挲着遗留的石碑，依次细数姓名，灿烂得就好像天上的繁星，即使是他们的子孙也会以自己的祖父跟富弼、苏轼等人联名为荣，根本不觉得耻辱！唉！人的私人爱恨，果真能够掩盖是非的公道么？石碑上所列的姓名，德行事业默默无闻的居多，然而靠这个碑的保存，让后代的天下人知道他们属于君子一党，甚至刻碑工人安民也得以跟他们一起流传，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元祐党碑固然是章惇、蔡京造出，可蜀党、洛党的纷争是由来已久的，关于此事的得与失，明代末年复社的首领张溥曾有过很详细的议论，他说：

“元祐初年，正直的人被任用，程颐以崇政殿说书被征召，苏轼以翰林学士被征召，都受到不一般的提拔，侍奉在皇帝身边。不久因为两人言论不合，贾易、朱光庭等人弹劾苏轼，胡宗愈、孔文仲、顾临等人弹劾程颐，后来被称为洛党的人和被称为蜀党的人互相攻讦，于是分出了两个党派。六、七年之间，两党的人多次被罢官，直到宣宗仁宗政治清明的时代结束，最终也没受到任用，天下人都觉得可惜。

唐穆宗长庆年间和唐文宗太和年间之所以有党争，源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嫉恨并且排挤李德裕、李绅，将后者视为朋党，两派互相倾轧报复，斗争了近四十年。宋仁宗庆历年间之所以有党争，源于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钱明逸嫉恨并且排挤范仲淹、富弼等人，将后者视为朋党，上奏公文诋毁并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些都是小人互相勾结，升官心切，功名心极重，加以恩怨之情逼迫，明知道君子对国家有益，却很怕他们对自己不利，因此违背公论，聚集死党，用尽功夫，为所欲为而毫无顾忌。苏轼与程颐志向和学术相近，出仕隐退也一致，在熙宁、元丰年间，程颐坚定的隐居山林，苏轼被放逐到沿海州郡，等某一天遇到贤明君主，两人便一起进入皇宫。

世人正希望他俩能一心一意奉行公事，更变旧政，推行善政，各位贤者都想他们用力完成司马光未完成的事业，然而两人却因为发生口角，双方互相攻讦，开始完全没听说有像对新法那样关于国家大政的争论，仕途间的排挤倾轧，也没有像牛李党争那样互相怨恨。支持程颐的诋毁苏轼‘毁谤讥刺’，支持苏轼的诋毁程颐‘诡异偏激’，在两位贤人本身是没什么罪过可以指摘，谏官也并非积累怨恨互相为敌，只不过因为都是师傅朋友的缘故，言语脸色落不下，所以嘲讽侮辱，各种嫌憎，辱骂责备，不得消停。即便是在朝廷的奏章上，也如同家里人在室内的吵架一样。等到章惇、蔡京把持朝政，程颐、苏轼等人被接二连三地贬谪，端门上的党人碑，两人姓名并列在一起。这以前本是捋袖子争吵、愤怒对立的两派人，小人却将他们指斥为一个党派一并攻击。

太平时期不共谋福报，混乱时期就会共受祸患，诸位贤者在这时也会后悔他们的防线不够坚固，没想到两派势同水火互相伤害，却让渔翁得利。蜀党、洛党被贬谪被勒碑，让吕公著等人痛心，让章惇等人快意。元祐年间各位君子的失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评论】

元祐党籍碑，现在所传的都是南宋人翻刻的有三百零九人的版本，一本在静江府，是梁焘的曾孙梁律重新翻刻的，上面还有“庆元戊午吉州饶祖尧跋”；一本在融州，是沈千的曾孙沈韦重新翻刻，有“嘉定辛未跋”。梁本字比较大，在已去世的各大臣名字下面注了一个“故”字，与沈本不同。

沈本最后一行为“臣不忠曾任宰相，王珪、章惇两人”。梁本有章惇，没王珪，梁本的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没有。衮公适，梁本将衮误刻成兖；冯百药，沈本误刻成洪百药，龚夬梁误刻成龚史梁。按《崇宁诏书》说“三百零九人”，将两块碑所罗列的姓名数一下，会发现都各自缺少一人，应当在梁本里增入王珪，沈本增入王化臣，才是真实情况。

淳安县学也有元祐党碑，是县尉司马逨刊刻的，被记载于《新定续志》，没见过拓本。由此可见各位贤人的子孙，将这一块碑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刻，生怕石碑埋没，想把它永远留在世上。而且像章惇的名字也在上面，反而会惊讶这是怎么来的，怎么会被刻在碑上。当时要毁坏党人碑的时候，蔡京大声说：“石碑可以毁灭，石碑上那些人名不可能被毁灭！”唉！名字本来就不可能被毁灭，蔡京也太愚蠢了些。

绍兴年间，皇帝曾经让张章简公纲审阅研究党籍碑，根据他的禀报结果看，初刻本共计有九十八个人名，除去王珪一人不应该列入党籍以外，其余九十七人大多是有名的贤德大臣。《元城语录》说“元佑党人只有七十八人”，那么这所谓的九十七人，已经被增添了十九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