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游四川之眉县，峨眉揖于前，象耳镇于后；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观突蟆颐，滩穿龙爪，介岷、峨之间，为江山秀气所聚，是宋苏文忠之故里也。世逾五百，流风已往，犹令人低徊流连不能去云。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必曰韩、苏。韩公文起八代之衰（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语），得文忠之言而愈彰。或谓韩公之文因文见道，文忠之文往往尚纵横、杂佛老，不如韩公之“非先王之言不言”。不知此正见文忠之文，气盛言宣、汪洋闳肆，广纳百氏，而其要归则亦正道明谊而已矣。

文忠之学得之其父洵（又称老苏），洵得之庐陵欧阳氏文忠，盖其再传弟子也。初好贾谊、陆贽书（贾谊有《新书》十卷，陆贽有《奏议》十卷），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太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喜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又曰：

“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所作文章浑涵光芒，雄视百代，又通经学。老苏公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视其辞，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文忠述其志，文忠泣受命，卒以成书。后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则文忠之为文忠，岂必以文字见长？当其为童子时，读石介《庆历圣德诗》（详见第二章），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夫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阻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喜；斥之岭海之表，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

文忠始终进德之叙，则由学问阅历而得之。方嘉祐（仁宗）、治平（英宗）间，年盛气强；熙宁（神宗）以后婴祸触患，靡所回挠；元祐（哲宗）再入，益趋平实，片言只辞，风动四方；迨绍圣（哲宗）后，则消释贯通，沉毅诚悫，又非中年比矣。平生大节在于临死生利害而不可夺。其厚于报知己、勇于疾非类，则历熙、丰、绍圣之变如一日。而世之徒以文艺知文忠者末也。

【批评】

文忠所著《易书》及《论语说》三书成，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朱子以《易解》与颍滨《老子解》及张无垢《中庸解》、吕氏《大学解》并驳之斥为杂学，未免贪偏见。

墓志及本传皆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今世所行《七集》本比此多《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和陶诗》则在续集中，不别行。按宋时有《南行集》、《坡梁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黄冈集》、《仇池集》、《昆陵集》、《兰台集》、《真一集》、《岷精集》、《掞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东坡前集、后集》、《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东坡遗编》等名，均生前刊行，崇宁初年奉诏毁板。诗文在宋时注者甚多，今惟王十朋、施宿、郎晔之注存，余皆亡矣。清朱从延、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俱有补注。

或以文忠为禅学之宗，其实不然，集中《议学校贡举书》极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及与世不合，始与释子往来，所谓“桑榆暮景，忧患余生，乃始学佛者也”（文忠语）。

王渔洋诗云：“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秋在，字字华严法界来。”盖以公文如万斛水源，随地涌出，如《华严经》之称性而谈，无所不有，无所不尽，法界事理，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何自而窥其深浅，议其工拙乎？盖公之学，深斥释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华严之妙也。

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之褚、薛、颜、柳，仿佛近之。黄山谷评之云：“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北宋以苏、黄、米、蔡为四大书家）

所作竹、木、拳石皆有致，邓公寿云：“眉山高名大节，照映今古。据德依仁之余，游心兹艺，所作墨竹，尽得与可之法。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来逼人，使人接应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兰陵胡世将家收所画蟹，琐屑毛介，曲隈芒缕，无不备具，量亦得从心不逾矩之道也。”

我曾经到四川的眉县游玩，峨眉山在前，象耳山在后；山不是很高，却风景秀丽；水不是很深，却清澈见底；蟆颐观独立高耸，龙爪滩蜿蜒曲折，介于岷山与峨眉山之间，被江山的灵气所聚集，这里便是宋朝苏轼的故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前代遗传下来的风俗已成过往，此地仍然教我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从大唐以来，凡是谈论文章的必然会提到韩愈、苏轼。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说韩愈的文章“挽救了从六朝以来华而不实的萎靡之风”，这句评价让韩文公的功绩越发彰显。有人说韩愈的文章是以文载道，而苏轼的文章往往崇尚纵横捭阖的辩论，时而掺杂了佛家、道家的学说，不如韩愈的“不是先王的言论从不谈及”。他们不知道这正体现了苏轼的文章气魄盛大、语言清晰，意境像大海一样汪洋广阔，广纳各种学说，而文章的宗旨也不过是彰显正道仁义罢了。

苏轼的学问是从他父亲苏洵（又称老苏）那里得来，苏洵是学自庐陵人欧阳修，苏轼属于欧阳修的再传弟子。苏轼最开始爱读贾谊、陆贽的文章（贾谊有《新书》十卷，陆贽有《奏议》十卷），因为这些文章论述古今的治乱规律时不作空谈。后来读了《庄子》，他感叹道：“我以前心中有想法，表达不出来，如今看到庄子的书，就像我自己说的，让我很受用。”于是写出《中庸论》，言辞精微高妙，都是古人不曾领悟的道理。他曾经评价自己：“我写文章就好比飘荡的云、流动的水那么自然，根本没有一定的形态，不过像流水行云行到它应该到的地方，停止于不得不停止的地方罢了。即使是可喜、可笑、可恨、可骂的话都能下笔叙述而出。”又说：“我平生没有别的快意的事情，只有做文章时，心中有了所想达到的效果，笔力就曲折宛转，没有不写尽我的心意的，自认为人世间的快乐之事再没有能超过这个了。”

苏轼所写的文章博大深沉、精光内敛，足以傲视千古，又精通经学。父亲苏洵晚年研究《易经》，玩味爻、象，感悟其中或刚或柔、或远或近、或喜或怒、或顺或逆的情况，再来看《易经》的文辞，就全部毫不费力地理解了。苏洵作了《易传》，还没完成，病情就恶化了，便嘱托儿子苏轼继承他的志向，完成他的心愿，续写他未完成的著述，苏轼哭着接受了嘱托，最后完成了《易传》。后来苏轼又作了《论语说》，阐发孔子深奥难解的义理，最后苏轼被贬谪到海南，撰写了《书传》，推究阐明上古时代失传的至理妙道，很多都是先前的大儒所未曾通达的。

作为士人，器量见识最重要，其次才是文学艺术，那么苏轼之所以谥号为文忠，难道一定只是文章写得优秀过人吗？当苏轼还是个小孩时，读到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已经有了赶超当代贤人哲士的心思。刚成年，苏轼就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赶赴京城，声名鹊起，震动天下；不久进士及第，中了词科，进入翰林院，出任地方官。他凡事一定以敬爱君王为根本，忠诚的规劝，直言不讳的言论，高尚正直的节操，满朝大臣都无人能及，只是被小人忌惮排挤，无法在朝廷上安身。等到祸患降临，他的品节忠义足以让他坚固自己的操守。所谓上天所禀赋，能超越万物而充满整个天地间的是“气”。将它使用于事业上，足以排除万难；使用于文章上，足以妙夺造化。所以将苏轼放在朝廷里，他不会因此窃喜；将他贬斥到岭南海南，他也不会因此愤怒。他拥有一往无前的气势，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真是人中之龙啊！

苏轼始终按照顺序进益德行，随着学问与阅历慢慢地积累。他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宋英宗治平年间，年轻气盛；宋神宗熙宁年间以后，遭受祸患，也没有丝毫屈服；宋哲宗元祐年间再次进入朝廷，德行越发平实，波澜不惊，片言只语，足以耸动四方人士；到宋哲宗绍圣年间以后，就消泯痕迹，品德圆融，深沉坚毅，真诚谨饬，又不是中年时期可以比拟。苏轼平生品德操守的原则在于能够面临生死考验仍然百折不回，至于他的厚待知己、勇于跟恶势力做斗争等等，是从熙宁年间一直到绍圣年间数十年如一日的，而世间人只看到苏轼文艺方面的成就反而是细枝末节。

【评论】

苏轼所撰写的《易书》《书传》与《论语说》三册书完成以后，抚摸着书说：“当今之世如果没有懂得的人，后世应该有君子懂得我吧！”朱熹将苏轼的《易解》与苏辙的《老子解》以及张无垢的《中庸解》、吕氏的《大学解》通通驳斥为杂而不纯的学问，不免太过偏见。

苏轼的墓志铭和《宋史苏轼传》都记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现代刊印的《七集》本比这个版本多了《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和陶诗》在续集中，不另外刊行。按：宋代有《南行集》、《坡梁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黄冈集》、《仇池集》、《昆陵集》、《兰台集》、《真一集》、《岷精集》、《掞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东坡前集、后集》、《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东坡遗编》等名，全部是苏轼生前刊印发行的，崇宁初年奉皇帝诏书烧毁苏轼所有作品的书版。苏轼的诗文在宋代注家非常多，如今只有王十朋、施宿、郎晔的注释保存下来，其余的都散佚了。清代的朱从延、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都有补注。

有人认为苏轼是禅学的先导，其实不是这样，他文集中《议学校贡举书》极力驳斥士大夫主张佛学与道家的错误，等到他跟世道不合，不得志时才开始跟佛门弟子交往，就像他自己说的“风烛残年，忧患一生的最后阶段，才开始学佛法的啊”。

王士祯的诗说：“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秋在，字字华严法界来。”大抵因为苏轼的文章就好比无穷的水源，随处喷涌出来，又像《华严经》里面依据“性心”而谈论事物，什么都可以包括，什么都可以穷尽，法界事理，开闭涌现，没有门庭、墙壁，没有差别选择，世俗的见识和文字，本已经扫荡的一点尘埃都不剩，还从哪里计较文章的深和浅，评议它的工稳与拙劣否？苏轼的学问，深刻批判佛教的错误，而他的文章又深得《华严经》等佛学的妙处。

苏轼小时候就喜欢书法，到了晚年也不厌倦，自己说书法不如晋代人，至于唐代的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大概可以比得上。黄庭坚评价说：“东坡先生的简牍和书札，字体温润，没有一毫尘俗气息。当代号称善于书法的几大家，虽然取法古人的规矩模范，但各自都有擅长的地方，至于浑然天成，笔致圆润，气韵生动，要将苏东坡这些独有的优胜处，跟上面提到的褚、薛、颜、柳四大家替换，我是不赞成的。”（北宋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四大书家）

苏轼画的墨竹、树木、拳石都有韵致，邓公寿说：“苏轼的大名和高尚品德，照耀着古往今来的人们。他在践行仁义道德的余暇，专心投入于绘画上，所创作的墨竹完全继承了文与可的方法。运笔的思致清秀挺拔，画作的英秀之风、劲瘦之气，扑面而来，感染人心，使人目不暇接，这恐怕不是文与可能够限制的境界了。兰陵胡世将家所收藏苏轼画的螃蟹，细微到茸毛蟹壳的每一部分，惟妙惟肖，没有不具备的，这大约也是苏东坡晚年绘画水平到了从心所欲，而有不逾越规矩的境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