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立盟约疆臣抗伪命 奖殊勋抚帅授兼析

话说袁世凯既补了山东巡抚，早知义和团中人不是路，故尽地痛剿，不遗余力。果然地方所有团党，都畏袁世凯之威，尽逃出山东境外。遂至山西、直隶，延至北京，无地不是团党麇聚。一来因毓贤任了山西巡抚，此是一个袒团排外的班首，故义和团中人更倚着他，在山西地方，更横行无忌，因此团党愈聚愈众。端王知道毓贤是个自己心腹，一面令他抚慰团党，收为己用；又忖直隶是北京门户，不可不用个心腹人做总督，遂又在太后跟前，力说荣禄有才，方今时事多艰，宜留他在京，主持大计。太后觉此言有理，遂降旨令荣禄人京办事，换过裕禄做北洋总督。

那裕禄又是看端王面色做人的，便与毓贤一般，赞团党是义民，一力主张排外。是以义和团更弄出无法无天的事，天天把外人残杀，凡焚烧抢掠，几于无地不然，裕禄统置之不问。

单是山东地方，自袁世凯到任后，连一个团党的影儿也没有。

不特团党中人含恨袁世凯，就是端王、刚毅两人，觉直隶、山西两省本与山东毗连，若山东巡抚亦是自己心腹，尽可令三省团党融为一气了。因端王、刚毅看着义和团是个有用的人。只道他不费国家财粮，不费国家器械，皆奋勇赴战，若能结合他们，不愁他们不听自己号令，将来愈聚愈众，不啻百万大兵。

这时不特谋取大位，外人不敢借口，就是外人要开仗时，有团党可用，一来人数既多，二来又是能弄法术的，怕还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呢！端王、刚毅怀了这个天大的想头，好像做梦一般，故一心一意要袒护团党。今见袁世凯独不与自己同情，偏把义和团欲杀个净尽，心中甚愤，即欲革退袁世凯，屡在太后面前，訾袁世凯的短处。

惟荣禄恰可已经入京，一力替袁世凯周旋。荣禄便通知袁世凯，告以端王、刚毅党同伐异，屡欲将他撤革。那袁世凯听得，即把自己见地复告荣禄道：“自古断无祟尚邪术能治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弄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对敌各国否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今端王、刚毅反信团党可用，其中必有异谋，不得不要防他，免酿出大变。”这等语，荣禄听了，觉袁世凯之言，真有至理，便把袁世凯复来的电文呈奏太后。时太后亦以袁世凯之言为是，但当时端王权势太重，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况又当团党骤发之时，若一旦把端王的权位撤回，他一定鼓动团党，闹出事来，这时如何是好。因此惟有忍隐，惟不听端王之言而已。是以端、刚二人叠次排挤袁世凯，太后只是不听。

端王料知是荣禄替他回护，到这时又反悔招惹荣禄入京。

此时反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心中如何不愤。因有荣禄在京要替袁世凯出力，实无可如何。便再邀刚毅计议道：“有那荣禄在京，我们行事，尽有的阻碍。更有袁世凯在山东地方，就是附近京畿一带义民，系我们所欲利用的，总要被他解散。你意究有什么善法来对待他呢？”刚毅道：“袁世凯仗着攻剿乱党之名，似是名正言顺，我们实不能说他闲话。不如请朝廷降一道谕旨，说外人的无理，各督抚速筹防务，准备开仗。那袁世凯若真要违抗时，我们便治他违旨之罪；他若不敢违抗，我们便乘势令他与洋人打仗，岂不是好？”端王听了，笑道：“不想老刚直如此足智多谋，孤实有赖。但方今洋人因团党杀了教十，联合起兵，正在围攻天津，我们本是利用团党的人，已如骑虎难下，这时若只靠朝廷号令，设一旦朝廷要与洋人讲和，我们如何是好？不如自己拿定主意，就即发谕旨，给各督抚遵守便是。”刚毅道：“王爷殿下此言更为有理。因朝廷政权全在军机，门下与王爷又同是掌理军机的人，尽能发得逾旨。就自行拟就电告各省，有何不可。”端王听罢大喜，即令刚毅拟旨发出。

时各国自因团党横行，惨杀外人，由各国公使先后警告总署，请中国遵守公法，剿除团党，保护外人。但当时大权在端王之手，总署各大臣如何敢置议？因此并不复答各使。因端王、刚毅既有夺位之心，正在以团党为忠义，冀收为己用，故对于团党，一味袒纵。那时，团党以端王且赞颂自己，余外各官，也全不瞧在眼内，统计杀了都统庆恒，劫了尚书孙家鼐，终日在京里只是杀人纵火，劫夺财货，无法无天。

那端王又招了甘肃提督董福祥，带领甘军人京，并令他统领团党。所以团党与甘军又联为一气，通同作恶。不特教堂教土难以保全，直至贩卖洋货的店子，都要毁拆抢掠。每一次杀劫洋人，必有些馈献端王。那端王又奖颂他得胜，遂一发得意。

闹了几个月，抢劫一空，得钱挥霍。因有端王袒护，更无所不为。凡遇被火烧毁洋人楼房，并不准人往救。若有人前往救火的，就道他是交通详人，也一并祸及。直至劫无可劫时，竟与甘军联合，遂同往攻使馆。因为各洋人教士欲逃祸时，都走到使馆躲避，那团党乘机迁怒使馆。

怎奈使馆中人抵御甚力，团党、甘军，围攻不克。团党一发愤怒，见着使馆中人便杀。计先后杀了日本使署书记员杉山，又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各国听得，好不愤怒。因两国见仗且不能杀害公使，今团党如此，总署还置之不理，直不得不怒。

不知总署不是不理，不过畏忌端王，无可如何。更有些京官，要讨端王欢喜，也一同赞颂团党，更有些随同团党学习拳棒，使团党越加凶恶。各国如何忍得，就起了联军，先是攻破大沽口，并进攻天津，欲向北京长驱大进。故端王就于此时假命发谕，着各督府备战。时各督抚得谕，都踌躇不决。

单是袁世凯接了道电谕之后，更为疑惑。因团党正是破坏公法的人，本该早些向各国说句好话，还易了结，受害仍是浅些。今反欲与各国宣战，实不是办事的。且己国自中东败后，焉能与各国相抗，将来岂不是祸上加祸？因此又复电询荣禄，问个底细，并详陈一切利害。

嗣得荣禄见过太后，已知前谕不是朝廷发出，荣禄即照复袁世凯。袁世凯听得，心中大愤，默念：“此事关系安危，怕别省督抚亦如直隶、山西一般，必坐取瓜分之祸。断不宜置之不理。”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并把日前的谕旨，不是朝廷主意，只出于端王之手，据实分告一遍。电中又请各省联合，筹一个保全的办法。

自袁世凯发了此电之后，先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为赞成，次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以此策为是。因各省都得有消息，知道那时的谕旨，多半是端王的伪命，便由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依着袁世凯之议，往复与东南各省的督抚电商妥协。因当团党发作正在夏天时候，便订明自五月初一日以后的谕旨，一概不遵，各省都为允肯。

论起专制国的朝谕，谁敢违抗？一来因当时是个变局，端王无理，人所尽知；二来又自量不是各国敌手，除了端王、刚毅两人的妄想，都不愿轻易言战；三来当日刘坤一、张之洞，已算是疆臣中有点声望的，由他发起，自然乐从。于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江西及闽浙两粤，各疆臣都电复允从。这叫做东南督抚同盟。一面与就近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东南各省。在各疆臣固乐得如此，且以当时团党猖撅，残杀无理，各领事亦愿如此办法，因此便成了这盟约。

端王听得，也十分愤怒，但各督抚已联为一气，究不能奈得一个袁世凯什么何。惟有竭力鼓舞团党，好望杀退外人，自己就可以登其大宝，自无人敢来干预。因此更假托谕旨，颁发巨金，赏给团党。那些团党，见端王、刚毅为人，可以欺弄，一发残杀抢掠，反到端王府里报捷。端王不惟不责，反为嘉奖，弄得团党无法无天，更称什么大师兄呢，大仙姑呢，二郎神呢，也道是玉皇大帝命他下凡，扶清灭洋。更道服了灵符，焚了黄表，就刀剑不能伤，枪炮不能损。一派胡言，弄得端王颠颠倒倒，信以为真，便令内外各官员都要奖励团党。

因当时正是端王当国，凡在仕途中，那一个不讨端王脸面，以求早日升官？果然顺端王者或赏或升，逆端王者或杀或革。

凡是有一点官瘤的人，千辛万苦才得了一官半职，如何不畏端王的威势？故大半都是顺着端王，京内如在亲王载勋，镇国公载澜，大学土刚毅、徐桐，尚书赵舒翘、启秀，侍郎英年、徐承惺，府尹王培佑、何乃瀛；京外文武各官，如提督董福祥、总督裕禄、巡抚毓贤。后来更有一个李秉衡，自从由山东巡抚转任川督，因教案革职后，任为巡阅长江大臣。他恨外人甚深的，趁着端王排斥，故亦自讨奋勇，人京督兵。其余大小官员，附从端王、刚毅的，也不能胜数。余外纵不肯附从端王，惟是虽明知团党不是，亦不敢言他恶处；若是不然，那团党就或抢或杀，反道他是交通洋人的，端王总不根究，只是抢杀一次，奖励一次而已。

那时，端王、刚毅只道羽翼既多，指日可以取得大位，又以为团党真个是由天下凡，来扶清灭洋的，也信团党有飞天遁地的法术，指日又可以杀退洋兵，因此更为得意。不想团党用那些邪术，只能欺得小儿，实在没半点实际。那洋兵究竟是船坚炮利，所以先攻破了大沽口。提督罗荣光阵亡后，又攻破天津，及登岸以后，所向难御。虽有聂仕成一军，可能一战，但寡不敌众，况疲战之际，实难支撑得几时；且团党因毁拆铁路时，被聂军攻击，故团党亦恨聂仕成如眼中钉刺。是以聂仕成当与洋兵开仗时，反被团党在后路攻击，遂至腹背受敌，竟至被伤殒命而去。

自聂仕成亡后，更无一人是洋兵对手。那董福祥虽口出大言，但在京中围攻使馆四十多天，连一间使馆也不能攻进去，可知不是个战将。至于李秉衡，亦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实没一些韬略，因屡战屡败，已经自尽；若是直督裕禄，早先已殁去了。那团党固不能敌得洋人，只会杀本国的官吏而已。所以洋人联合八国大军，势如破竹，沿天津而进。自聂仕成殁后，既无敌手，直攻破了北京。

那时北京政界中人，凡从前趋附端王的，或逃或杀，也不消说。惟这场大祸，累及朝廷，洋兵既已人城，料必至玉石俱焚。况各国中，如德国愤恨钦差被杀，如日本愤恨书记被戕，总不免杀人雪恨；更怕连太后与皇帝，都不能了事。因外人虽知这场祸是端王、刚毅惹来，惟那里分得许多，眼见是朝廷袒团排外，杀戮洋人，如何恕得。因此太后也虑不能幸免，便与当时皇帝商量，离了北京，直望西方而遁。又以直隶与京城，也是紧要地方，只命些亲信大臣留守京城，又复命荣禄再任直隶总督，随后也除了讲和一策，更无办法了。

果然太后与皇帝出奔之后，各国即统军入到北京。太后奔到西省，只得令爵相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卒要赔了几百兆，又将纵团排外为首的大臣，尽法惩办了，方肯订立和约。遂把端王废为庶人，庄王及刚毅、赵舒翘，勒令自尽，澜公亦革职谪贬。除徐桐已故之外，如启秀、王培佑、何乃瀛及徐承惺与巡抚毓贤，也一概治罪。这都是后话不提。

且说和议既定，次年太后及皇帝方始回銮。既将祸首大臣治罪，自然将有功之人奖叙。想以当时各省督抚，全凭得东南互保，故得免外人分攻各省，论功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就各赏了一个宫保衔；又想袁世凯一任山东巡抚，即力行主剿团党，又力陈团党不足恃，且首倡致电各省，不遵伪命，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之祸，便将袁世凯从优奖叙。

自此朝廷也信任袁世凯，亦无人敢为袁世凯阻力，自不消说。恰可荣禄复任直隶总督，自从端、刚被罪，或革或杀之后，那李鸿章亦于和议后身故，只有荣禄一人，掌执大权。他一来是个贵戚，二来又是个相臣，所有从前端、刚大权，都落在他手上。他一发信任袁世凯。那直隶与山东，又是毗连之省，有事自然互相酌议，无不惟袁世凯之言是听。袁世凯又最能利用权贵，因亦深得荣禄之心。故更令袁世凯在山东改练新军。自是袁世凯声望日隆，虽是一个巡抚，权势在各疆臣之上。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及到了荣禄没时，遗折竟荐袁世凯一人，可继任北洋总督。那时朝廷早看重了袁世凯，又得荣禄保荐，就升授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任了北洋之后，又有一番事业。正是：方为抚院巡东省，又补兼圻镇北洋。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