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以一平头百姓出身，无倚无靠，奋起而得天下，古往今来大概只有汉高祖刘帮与他有得一比。其手下儒臣文士，言谈话语中，也多以汉高祖来“鼓励”老朱。李善长初入幕府，即对朱元璋讲：“汉高祖布衣之士，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朱公你生长濠州，距沛地不远，如取法汉高祖，天下不足定也！”有了这种“说法”，老朱要成为“汉高祖”就成为一种心理暗示，步步习刘邦，处处效汉高。

首先是他在金陵建都一事，穷极壮丽，正是效当初萧何建末央宫之前例。未几，又迁江南十四万富户于中都，也是仿汉高祖时徙齐楚大户以实关中的事情。还有，就是封建子弟，本来“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为封建王朝敲起了警钟，真“封建”之事渐行渐远，结果老朱在这一点仍旧效仿汉高祖，大封子弟为王，最终种下儿子燕王篡弑之祸。

至于刘邦兔死狗烹诛韩信，杀彭希，老朱也有样学样，胡蓝之狱弄死四万多人，可谓青出蓝而甚于蓝也。

狡兔已死狗当烹：胡蓝之狱

朱皇帝诛杀功臣，并非一般人印象中刚刚建立明朝就大开杀戒。明朝甫立，天下未定，屠刀首举之时，当为洪武十三年开始对宰相胡惟庸的下手，而当时之事，胡惟庸确有谋逆之心，论理该杀，同诛者也不过陈宁等几个大臣。所谓“胡党”大狱，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族诛三万多人。过了三年，朱元璋又兴“蓝党之狱”，借诛蓝王之名，族诛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功臣宿将，芟夷几尽。胡惟庸阴险，当杀，蓝王跋扈，也该死，至于株连的数万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老朱借题发挥牵扯上的。他们都比窦娥还冤。而且，诛死的四万多人，不是后人牵凿附会瞎添数，当时的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胡案）、《逆臣录》（蓝案）记载得清清楚楚，所以数字方面没有一点夸大。好在历史是“后人”写的，蓝玉等人并未入《明史》逆臣传，倒是胡惟庸名列《奸臣传》第一的位置。

明朝一代，有“丞相”之名的，只有四个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但徐达只是挂荣衔，真正理过事的只有三个文臣。

胡惟庸乃定远人，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和州时即来帐下投附。这样一个村学究，很快就成为老朱幕府笔杆子。早年，胡惟庸遭遇也一般，最多做到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此类的下级官员。由于善敛财，知道买官的门径，他向当时深受朱元璋信任的李善长献上黄金二百两，才能在吴元年进入“中央”当上了太常卿（礼部主事）。坐直升飞机入京，凡事就好办多了，机会也日益增多。为了巴结李善长，胡惟庸又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两家成了亲家，更增添了家族势力。

李善长作为朱元璋左右手，定榷盐、榷茶诸法，开铁治，定钱法，奏定官制，监修元史，规划明初开国的祭祀、爵赏、封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居功甚伟，被朱皇帝誉之为“朕之萧何”，称为“真宰相”。但老李由于当权日久，遍引亲信于朝，老朱也日渐冷落于他。李善长知道急流勇退，称病退休。朱元璋念起旧情，还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并在洪武十三年又起复他，与外甥李文忠一起“总理中书省等军国大事”。

李善长的丞相位置空出来后，朱元璋曾向刘基询问继任人的合适人选。当然，朱皇帝是自己提出人选，要刘基出主意拿捏。老朱首先认为杨宪合适，刘基与杨宪两人关系相当好，但他秉公直言：“杨宪有宰相之才，无宰相之器。当任宰相之人，当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能置身度外，杨宪没有这种器量。”老朱又提名汪广洋，刘基摇头：“他比杨宪差远了。”老朱又提名胡惟庸，刘基更是竭力反对，认定此人小牛不能拉大车。

也甭说，胡惟庸虽然是“小牛”，在倾害人方面乃大老虎一个。他听说杨宪要入相的风声后，马上找到李善长，表示说这个山西人当了丞相，我们淮西人再不能当大官了。淮人集团在明初势力最大，乡里乡亲，文臣武将，遍列朝廷，里外上下一合手，果真最后把杨宪挤排得丢了性命，为朱皇帝所杀。杀了杨宪，加上李善长推举，胡惟庸“以曲谨当上（朱元璋）意，宠遇日盛”。洪武六年升为右相，未几又进左丞相。独相数年，老胡“生杀黜陟，或不奏（皇帝）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有）害已者（不利自己的奏章），辄匿不以闻。”于是，“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对此，大将军徐达曾向朱皇帝反映情况。胡惟庸阴险，用重利引诱徐达的门人想让他上告徐达谋反，结果门子反把胡惟庸托出，只不过朱皇帝当时没深究而已。

另外，深恨刘基说过自己不能为相，胡惟庸又以为刘基治病为名，派医生携慢性毒药治死了刘基。刘基一死，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

由于胡惟庸定远老家宅院的旧井中忽生石笋，“吉瑞”突现，又有人告诉他祖坟中好几个坟头“夜有火光炽天”，坟头冒烟，老胡以为是天降吉兆，“益喜自负”，忖度自己又要“进步”了。官至丞相，再“进步”就只能当皇帝了。恰巧，当时有明朝功臣吉安侯陆仲亨擅用公家驿传，平凉侯费聚嗜酒好色，均为朱元璋节责重谴，胡惟庸看中二人戆勇无谋，便吓唬二人早晚会被正法。二人大惧，哀求老胡出主意。胡惟庸便让二人在外收集军马，以备“急用”。同时，他又在朝中与陈宁勾结，阅示天下军马图籍，很想把明朝取而代之。

为了成事，老胡还托李善长的弟弟、时任太仆寺丞的李存义说动老李也入伙。估计当时并未明说，李善长年老，也装糊涂，“依违其间”，其实是“婉拒”。胡惟庸确是很“庸”，造反这么大事，竟然让这么多人知道，而真正起作用的禁卫军军官他一个也没争取到，反而大老远派人携书向元顺帝儿子远在沙漠的旧元太子称臣，还派明州卫指挥林贤从海道借倭兵准备里应外合。甭说，林贤从日本还真“借”来了四百倭奴兵，按原计划，这些人准备在充当贡使随从时趁觐见之时行刺朱皇帝。具体方法是：贡使在大殿上奉巨烛，里面事先装填了火药和刀剑。试点时，巨大的蜡烛放出的不是芳香而是烟雾和刀剑，贡使趁机操兵，在殿上杀掉皇帝。结果，当这批日本矬子坐船抵达南京时，胡惟庸已经被杀，四百矬子刚上岸就被铁棍打翻，一齐押往云南深山老林去“劳改”。如果现在到云南旅游，看见有哪些人个子矮脸大肉多罗圈腿，没准是这四百倭人的后代。

胡惟康太自得，本来没着急动手，他一是想趁朱元璋外出巡视时动手，二是想等林贤与倭使朝见时行刺，但是，几件小事，让他狗急跳墙，不得不匆忙布置。其一，占城国入贡，胡惟庸未及时报告，朱元璋怪罪下来，他又转嫁责任，惹起老朱愤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其二，朱皇帝推究刘基死因，赐死汪广洋；其三，胡惟庸儿子乘马车遇“车祸”而死，老胡怪罪车夫，一刀把人砍了，朱元璋闻之愤怒，让他“偿命”。

数事相加，胡惟庸越想越怕，对左右说：“主上任意杀掉有功大臣，我可能也不免。同样是死，不如先发，以免寂寂受戮！”

未等胡惟庸动手，本来与他一伙的御史中丞涂节关键时刻害怕，主动上变，在洪武十二年底向朱元璋告发了老胡。他的一个同事，同为中丞的商嵩由于被胡惟庸贬为中书省小吏，怀恨在心，也向皇帝汇报老胡的“阴事”，并涉及到御史大夫陈宁和最早上告的中丞涂节。朱元璋大怒，立刻逮捕胡惟庸等人审讯。御史大夫陈宁很早因文字才气为朱元璋任用，但“性特严刻”，在苏州任地方官时为催赋烧铁烙人，人称“陈烙铁”。入京为御史后，益加严苛，连朱元璋都数次责称他。陈宁儿子劝其收敛，他竟然操起大棒把儿子活活打死。朱元璋闻讯，深恶其杀子之举，说：“陈宁对儿子如此，心中怎能有君父！”闻皇帝此言，陈宁心惧，故而串通胡惟庸谋反。

据《明通记》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诡言其府中水井出醴泉，邀朱皇帝临幸。驾出西华门，有一太监云奇驰马冲驾，因气勃口不能言，比比划划。朱元璋怒其不敬，令左右乱棒击打，把云奇胳膊都打断，几乎当场打死，但英勇的云宦者仍然指划胡惟庸宅院做刀砍状。“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胡家），（见）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帝）即发羽林（军）掩捕。”此记乃小说家语，老朱半老头子，又没望远镜，不可能在宫城上看得见胡惟庸家中的情形。实际情况是，涂节上告，加上商嵩上告，他派人逮捕胡惟庸，自然一审即清。

案子定结，胡惟庸、陈宁，包括首先上变的涂节，皆拉入集市碎剐，族诛诸人，并杀老胡党羽、僚属以及一切与胡惟庸有关系的人（包括向他送过书画签过名的几个文人画家），共一万五千余人。名单中还有大文豪宋濂。由于他孙子与胡惟庸相识，不仅孙子被杀掉，连累得已经退休的老宋被械送入京要挨刀。幸亏马皇后解劝，言宋濂曾为诸王老师，又不知谋反事，被从轻发落流放茂州，但中途病累而死。

当时，群臣认为李善长知情不告，也应加罪，朱皇帝还装宽容仁义，说：“朕初起兵时，李善长即谒军门，称‘有天有日矣’，是时朕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我意，赞画献谋，劳苦实多。陆仲亨年十七，父母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斗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立即从朕。既长，以功封侯，比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但是，过了十年，老朱为诛除群臣，又旧事重提，不仅赐死李善长，又族灭李善长全家以及陆仲亨等人，滥杀两万多，“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

李善长最冤，这位“萧何”不仅自己以古稀之年要上吊，三族被诛，只有当驸马的儿子李祺侥幸逃过一命。为此，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老李辩冤：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李）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李）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李）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李）善长之子（李）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李）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李）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由于这封大才子解缙代笔的奏疏写得过于合情合理，杀人如麻的朱皇帝竟然没生气，不了了之。但字里行间也虚透这样一个消息。朱皇帝迷信，不过杀李善长避天灾罢了。大功臣如此待遇，老朱也忒狠了些。

胡惟庸一案，除李善长、陈宁、涂节等人族诛以外，还有如下等功臣也牵涉入案被族诛：古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南雄侯叶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申国公邓镇以及诸将丁玉、李伯升等人。这些人名，读明朝开国史的人一定觉得很眼熟，不错，千百战役中，为朱元璋出生入死的，皆是这些人及其子弟家属。

再谈谈蓝玉一案。

蓝玉与胡惟庸一样，也是定远人，乃明朝开国大功臣常遇春小舅子。此人长身赤面，仪表堂堂。是个勇略双全的大将材料。他最早录于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后来，他跟从傅友德代蜀地，从徐达北征，与沐英一起定云南，功勋卓著。朱元璋册其女为自己的儿子蜀王为王妃。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又与大将冯胜北征残元军，在金山击降蒙古哈纳出二十万众，并顶替冯胜为大将军（冯胜在明开国功臣中名列第三，北伐大胜后，朱元璋借口他藏匿良马、向哈纳出老婆索求大珠异宝，诬之以罪，逮捕软禁于凤阳。诛蓝玉后两年，又下诏赐死于南京。）投降的哈纳出随傅友德征云南，中途病死。其子察罕倒霉，这位蒙古青年最后竟坐蓝玉案被诛。

蓝玉屯兵蓟州，在洪武二十一年统大军十五万，深入漠北，在捕鱼儿海大败北元可汗脱古思帖木儿（元顺帝之孙），俘获蒙古王公、妃、公主、将校以及兵卒八万多人，脱古思帖木儿仅与数十人逃脱。不久，蓝玉又领兵破蒙古哈剌率军，获人畜六万余。还师后，得封凉国公。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蓝玉率军平灭施南、都匀等地土人造反；二十四年，蓝玉总七万兵马，定西番，平灭月鲁帖木儿之叛。

功成还师，蓝玉被加衔为“太子太傅”。闻此，他怏怏不乐，说：“我的功劳难到不能当太师吗！”朱皇帝闻此，杀心大动。

蓝玉身为大将军，的确比较跋扈，平时多养义子，乘势暴横。朝中御史按察，他也敢驱逐这些“纪检”人员。而且，俘获北元可汗妃子后，他也敢入帐强奸，使得元主妃子羞愧自杀。

即使没有这些“过错”，以蓝玉的功劳和能力，他也逃不出一个“死”字。

洪武二十六年春，锦衣卫指挥蒋献上告蓝玉“谋反”，蓝玉被逮捕。只要进了大牢，没罪也要有罪，据狱辞上记载：“蓝玉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密谋为逆，将伺帝外出耕田举事。”这种“口供”，很可能都是屈打成招。

据《明通鉴》记载，蓝玉征讨纳哈出回京后，对太子朱标曾报说：“我观燕王（朱棣）在北平，阴有不臣之心，殿下应该有所防备。”蓝玉之所以亲近太子，是因皇太子妃是常遇春女儿，蓝玉本人是常遇春小舅子，有这层关系，他自然倾向于太子一系。皇太子朱标天性孝友，自然不信，但燕王朱棣不久即得知蓝玉的一番说话。所以，朱标病死后，朱棣入朝，便意味深长地劝父皇“注意”蓝玉等人“尾大不掉”，“上（朱元璋）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

朱元璋、朱棣一对巨阴父子，两人合计，任谁也活不了。

蓝玉一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老朱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全须全尾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

要说朱皇帝真是天下大残忍人，洪武八年，杀德庆侯廖永忠（沉小明王那位爷）；洪武十三年，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十七年，杀临川侯胡美；二十五年，杀江夏周德兴；二十七年，赐死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以及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赐死宋国公冯胜：所有这些人，均为明朝开国浴血奋战半生。至于文臣方面，老朱也不手软，李仕鲁谏言不要佞佛，被武士掼死阶下；叶伯巨谏言诸王分封太侈，被拷死狱中；王朴廷辩，老朱怒其“无礼”顶嘴，乱棍打死；张来硕谏止取已婚配的少女做宫女，被当廷割肉而死；茹太素进忠言，被拿下去砍头，等等。加上日后的“空印案”及“部恒案”，朱皇帝诛死文臣无数。四十年间，根据老朱自己审定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等统计，所记枭首、凌迟、族诛、剥皮、抽筋等共计一万多案，杀人上十万，以至于杀到后期连地方办事的官员都严重空缺，出现了罪官带枷坐堂办案理事的“奇迹”：倘使这些“犯官”不办事，政事就无人料理了。老朱不仅爱杀人，他还喜欢花样，不仅恢复了黥刺、劓刑，又新发明了去势、挑膝、抽筋、刷洗（不是洗澡，而是用竹批搓肉把人搓死）等新名目，极肆淫毒，以至于众官上朝前，皆象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惟恐上班就回不来了。晚上活命回家，阖家欢喜，庆幸又活一天！

文臣武将中，第一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最忌吃蒸鹅。老朱闻讯，特赐“蒸鹅”一只，徐达不敢不吃，跪在床上谢恩，撅着屁股一口一口吃完，不几日病发身死。据笔者揣测，蒸鹅不一定能吃发了把人吃死，只不过皇帝已明确表明了态度，不死，就“辜负”了朱皇帝，弄急了没准族诛。为保全宗族，老徐只能舍已救人，服毒药“按时”过去了。真正幸免于难的，只有主动交兵权的老朱儿时玩伴汤和以及老朱外甥李文忠。有传李文忠被老朱毒死，其实不是事实。所以，老朱臣下最“幸运”的，当属早先病死的常遇春和邓愈，二人死得是时候，不仅死后封王，后代也得保全，早死而得“福全”，悲哉！

为此，清朝历史学家就发过感慨：

“汉高（祖）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信）、彭（越）。至栾布则因谋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又征讨。其余萧（何）、曹（参）、绛（固勃）、灌（婴）等，方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所以，以明太祖相较宋太祖，老赵“杯酒释兵权”，简直就是人间活菩萨！

朱皇帝不仅诛杀文臣武将，还大兴文字狱，把元末明初的文人祸害得十死八九。由于他是个粗通文墨的小老粗，比不通文墨的大老粗更坏，咬文嚼字近乎变态：

浙江林学亮进表有“作则垂定”、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林伯璟有“仪则天下”，桂林蒋质有“建中作则”，澧州孟清有“圣德作则”，都是替府署进贺表撰写的马屁辞，老朱多疑，认定“则”为“贼”，觉得这几个人是讥笑自己。杀，杀全家；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老朱认为“生”字讥讽自己为僧，杀；怀庆府吕睿有“遥瞻帝扉”，老朱以“扉”为“非”，想远看老子的“不是”，杀；亳州林云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老朱认为“式”有“弑”音，杀；尉氏县许元有“藻饰太平”，老朱认为讥讽本朝“早失太平”，杀；德安府吴宪，有“天下有道”，老朱理会为“天下有盗”，杀；又有异域僧人学会汉语作诗显摆，诗中有句为“愚僧万里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卖弄典故，老朱拆字，“殊”字，“歹朱也”，称我为“坏老朱”，又言我“无德”，杀！

老朱如此炽旺的杀心和疑心，只缘于其手下臣子一句提醒：“文人善讥讪，张九四请文人起名，儒生为其名曰‘张士诚’”。

老朱当时还不明白，此名挺好呵。

文臣解释，“《孟子》曰：士，诚小人也，儒士暗中讥讽，张士诚至死不知。”

老朱闻言，疑心大起，故以此无厘头杀人百数，均是州郡高级知识分子。

由此，文臣叶伯巨上书，称：“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追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差，不少顾惜。”这个章奏，极其实在地表现了当时的明朝朝廷，即不当官要被杀，当了官更挨杀，人人自危。

叶伯巨上表后，也被逮入狱，折磨而死。

惟一言事未见杀的，乃中书庶吉士解缙。老朱很喜欢这个才子，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就父子，当知无不言。”有这圣谕，人精一样的解缙才上万言书，遍及时政，大略有以下内容：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

近年以来，台纲不肃。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甚非所以励清要、长风采也。御史纠弹，皆承密旨。每闻上有赦宥，则必故为执持。意谓如此，则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监生进士，经明行修，而多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趋，而或布于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阘茸下愚之辈。朝捐刀镊，暮拥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是故贤者羞为之等列，庸人悉习其风流。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

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是最费功夫的拍马屁）。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也哉。

夫罪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解缙虽对朱元璋当时政事多所指摘，但出发点是一个“忠”字，并把一切的一切皆归罪于“臣下乏忠良”，而非“陛下任喜怒为生杀”，因此，表疏一上，老朱连连称道，赏观不已，大叫“才子，才子”。解缙小骂大帮忙，说得痛快。

后来,解缙入兵部找人干事，言语傲慢，为人所告，老朱便对来京朝见的解缙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儿子回家，十年后再来，朕将大用。”结果，八年后老朱就崩了，官迷解缙猪颠疯一样入京哭吊，被言官弹劾其违制，不守母丧，置九十老父于家不顾，贬为河州卫吏。建文帝待其不错，免责免罚，召为翰林待诏。结果，朱棣篡国，解缙一马当先迎侯这位燕王，大受信用，擢为侍读，以文渊阁阁臣的身份参预机务。而后，解缙得罪了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被诬称私谒皇太子。朱棣大怒，把解缙逮捕，下诏狱拷打，一关就是五年。最终，解才子被锦衣卫埋于雪中窒息而死。可见，老朱皇帝心中惟一的“忠臣”，还是这种急功近利、人品不好的解缙。

朱皇帝还首设“锦衣卫”，布置“检校”于各级部门，大行特务政治，这些手段最终为其子朱棣发扬光大，立“东厂”，荼毒忠良，惨不忍言。而且，老朱首先破除“刑不上大夫”的古制，大兴廷杖之风，有事没事就在上朝时把大臣活活打死，摧残士气，前所未有。

说了朱皇帝这么多“坏事”，也该说点他的“好事”。

“明（朝）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其开国规模，盛运弘略，可谓一代大有为君王，有心之人，可细观明史中《食货志》、《刑法志》、《职言志》等内容，进行了诸多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衣冠语言方面，明太祖也力挽狂澜，破百年胡风胡俗，一返中华之风：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垂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太祖实录》卷三）

此外，明初贡举制度大有可称道处，国学中培养了大批的政治人才，隆于唐宋。在沿袭元朝政治体制基础上，朱皇帝惩元朝权臣之乱，削弱相权，并以胡惟庸之乱为借口最终取消了宰相制度，把中书省六部之权全收于皇帝自己手中。（此举有利必有害，最终害大于利，造成君主绝对独裁）他还在洪武九年撤销“行中书省”，把地方大权一分为三，以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名官员分管行政、司法、军事，取消了从前行省参知政事大权独揽的局面，更利于中央集权。而且，军事方面的“卫所”制度，也是一种创新，深得唐朝府兵制度的优异传统和精髓。

老朱出身贫民，最恨官吏贪污，他在这方面下手很狠，力度很大，剥皮抽筋，以惩贪官。严刑峻法之下，明初地方和中央政府吏治澄清，官员治理各方面讲确实比较清明。此外，老朱又刻铁牌于内宫，严禁宦官干政，违者必斩（此牌在宣德年间由太监王振派人盗毁）。

可笑的是，明太祖防阉最严，而明代阉祸最烈，这是老朱始料不及的。

老朱皇帝杀人，动辄以数十万人计，不想在此赘言。笔者撷取他亲自编纂的《大诰》中一则细事，来彰显这位变态君主那种猫玩耗子的残虐。皇帝诛杀大臣，屠戮功臣家属，历史上不乏事例。但是，一位九位之尊的帝王亲自审讯、刑求一个集市上面普通卖药的郎中，几乎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

事情大概原由是这样：锦衣卫监者有个厨子叫王宗，因犯小错，怕事发后被杀头，就让家人到卖药郎中王允坚处买一付毒药准备自杀。王允坚“即时卖与（王宗家属）”。从法理上讲，王允坚并非是故意想毒死别人性命，他所做之药无非是砒霜巴豆一类的大路货，有可能是可使老病难医之人“安乐死”的良药。不幸的是，王郎中生活在朱元璋的年代，出售毒药，本身就是必死的罪过。如果按罪杀头，杀了也就杀了。老朱阴暗心理发作，非要亲自鞠审这位倒霉的卖药郎中。

王允坚被押入内廷宫殿，已经吓得半死。老朱高坐于御座之上，喝令王允坚吞服自己制作的卖给厨子家属的毒药。“（王允坚）本人持药在手，颜色为之变，其态忧惊，犹豫未吞，久之乃服。”

见王郎中吃下毒药后，朱元璋问：“此药用何料制成？”

王允坚：“砒霜巴豆为主，以饭粘之成丸，裹以朱砂”。

朱元璋：“服后多久人会死？”

王允坚：“半天光景”。言毕，这位郎中泪下如雨。

老朱见状，狰狞一笑，问：“尔何以如此过凄凉之感？是怕死？还是眷恋妻子儿女？”

王允坚：“我一子在军队做事，一子出门在外，临死不见二人，所以心内生悲（原来他还是“军属”）。

朱元璋接着问：“此毒可以解吗？”

王允坚：“可以。”

问：“何物可解？”

答：“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以解毒。”

老朱也懂些医理，说：“此解不快，何法可以快解药毒？”

王允坚说：“粪清插凉水”。

老朱大眼珠子滴溜乱转，马上派人取来凉水半碗，又用蛋壳装来粪清，放置于一旁。但他并非马上给王允坚解毒，而是煞有兴趣地等待这位卖药郎中腹中毒性发作，欣赏他倍受折磨的惨状。

果然，药性发作，王允坚在地上辗转呻吟，浑身上下抓挠，不停用手抚肚腹，眼神张惶。

朱元璋很愁闲地从御座踱下，站在王允坚身边问：“毒发时什么感受？”

王允坚边喘息边回答：“五脏不宁，心热血升。”

老朱又问：“这种毒药入体，伤摧哪种经络？”

王允坚汗如雨下，腹如刀绞，一边打滚一边回答：“五脏先坏，毙命后，全身发黑。”

朱元璋抚须微笑，又问：“几时可解，过多久不可解？”

王允坚几乎说不出话，被锦衣卫兵士猛踹一脚，挣扎回答：“过了三个时辰，就不能用解药救治了……”

欣赏毕王允坚中毒打滚全过程，朱元璋十分满意。终于，他命人把解药灌入这位郎中的腹中。

卫士把王允坚拖下殿，放在廷院。老朱神闲气定，远观这位倒霉蛋上吐下泻、捶胸揉腹，上下数窍在那里排山倒海一样“排毒”。

最终，“人复如初”，啥事都没有，毒性已解，又成好人一个。

朱元璋冷笑一声，下令：“押入死牢，明早闹市，枭首示众！”

折腾半天，这位卖药郎中仍然逃不出一个死字。

日理万机之余，朱皇帝能抽出数个时辰观看“医学试验”，不说明别的，只能说明这个人极其残忍、阴暗。为此，他还津津乐道，编入法律笔记一样的《大诰》。

《大诰》里洋洋大观，全文皆以“朕”第一人称记录，娓娓而谈，语言十分口语化。老朱的目的就是让他统治下的“人民群众”皆能读懂。

时过数百年，我们掀开发黄变脆的书页，仍觉冷气森森，骇人心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