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绛○谢本师
余十六七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遽曰：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捍之，将以尝仕□□，食其廪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讦□□，先生亦授职为□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杨雄、孔颖达何以加焉。
○俞先生传
俞先生讳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也。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既授编修，提督河南学政，革职。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读高邮王氏书。自是说经依王氏律令。五岁成《群经平议》，以邺《述闻》。又规《杂志》作《诸子平议》。最后作《古书疑义举例》。治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巛察角思 理，疏纟?比昔，牙角财见，纟由为科条，五寸之榘，极巧以a4，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郭矣。
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其他多凌杂汉宋。邵懿辰起，益夸严。先生教于诂经精舍，学者卿方始屯固不陵节。同县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尝受学长洲陈奂，后依宋翔凤引《公羊》考之《论语》。先生亦次何邵公《论语义》一卷。始先生废，初见翔凤，翔凤言《说文》始一终亥，即归藏经。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凤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说经好改字，末年自敕为《经说》十六卷，多与前异。绛读《左氏》昭公十七年传，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证以《论衡·变动篇》云：淋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灾说曰：不然者，林然之误，借林为?。先生曰：虽立旬 善不可以训。其审谛如此。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曰：欧阳修作《集古录》，金石始萌芽，榷略可采，其后多巫史诳豫为之。韩非所谓：番吾之迹，华山之棋，可以辨形体识通?者，至秦汉碑铭则止。
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饥不过茗菜。遇人岂弟，卧起有节气，深深火董，形无苛?介，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
所著书，自《群经平议》《经说》而下，有《易穹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征》，《卦气直日考》，《卦气续考书说》，《生霸死霸考》，《九族考》，《时说》，《荀子诗说》，《诗名物证古》，《读韩诗外传》，《士昏礼》，《对席图》，《礼记郑读考》，《礼记异文笺》，《郑康成驳正三礼考》，《玉佩考》，《左传古本分年考》，《春秋岁星考》，《七十二候考》，《论语郑义考》，《何劭公论语义》，《续论语》，《骈枝儿苫》，《录读汉碑》。自《诸子平议》而下，有《读书余录》，《读山海经》，《读吴越春秋》，《读越绝书》，《孟子高氏学》，《读文子》，《读公孙龙子》，《读?冠子》，《读盐铁论》，《读潜夫论》，《读论衡》，《读中论》，《读抱扑子》，《读文中子》，《读楚辞》，如别录，其他笔语甚众，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光绪三十三年卒。
赞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彀张不弛，愈缮不逮。一世新学蠕生灭，我圣文粲而不蝉，非一隅之忧也。
○瑞安孙先生伤辞
炳麟始交平阳宋恕，平子。平子者，与瑞安孙先生为姻，因是通于先生。当是时，吴越间学者，有先师德清俞君，及定海黄以周元同，与先生三，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先生名最隐，言故训审慎过二师。著《周礼正义》，《墨子闲诂》，《古籀拾遗》，《经移》，《札移》如目录，而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典，喜《宝积经》。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臧。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绵鞋。疾趣世之士如仇雠，外恭谨恂恂如鄙人，夸者多举平子为笑，平子无愠色。及与人言学术，刚梭四注，谈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学术问平子，平子勿深喜，然不能非。间也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顷之康有为败，其学亦绝。然轻?者多摭三统三世为名高，往往喜谶纬诬典籍成事，外与进化之说相应，不自知回?。始疑六艺卒班固范晔所录，亦以为罔。先生节族愈陔，不与世推移。炳麟著《?书》未就，以其草稿问于先生，方自拟仲长统。先生曰：淮南鸿烈之嗣也，何有于仲长氏？然炳麟始终未尝见先生颜色，欲道海抵温州，履先生门下，时文网密不可。平子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虽无长德，中正之官，取决于胆，犹胜诸荐绅懦畏事者，自有馆舍可止宿也。
其后倾侧扰攘??陛之中，播迁江海间，久不得先生音问。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踪迹。问浙中诸少年，曰：先生亦几及祸焉。怀保善类自若，学者介以为重。平子虽周谨，顾内挚深，与人言辄云皇帝圣明。今且用满洲文署其诗。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祸，以此自盖，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谈意微中，亦ФФ见锋刃。世无知平子者，遂令朱张阳狂，示亲昵于裔夷，冀脱祸难。虽少戆，要之世人负平子深矣。其言内典，始治《宝积经》，最后乃一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系，专修无著世亲之说。比出狱，世无应者，闻平子治《瑜伽》，窃自喜，以为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
稽古之事，世无逾先生。《墨经》废千载，本隐之显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书，不为穿凿庄述，祖龚自珍，不足当牧圉。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无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宜与文士不相容受。世虽得?运等百辈，徒华辞破道，于朴学无补益。定海黄君既前卒，属先师又不幸。姬汉典柯，不绝如线，赖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带之民千四百州县，独有一介，而新学又不与先生次比，独倡无异，与古先民之遗文，其将坠地。今先生得上寿，庶有达者，继其遗绪，令民志无携贰，中夏犹可兴也。
昨岁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为乐操士风，民不忘本，质之子云雅让，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选。而无锄吾，庶几国学可兴，种姓可复。先生视《新方言》以为精审，赐之《周礼正义》，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发书，比今岁五月始达江户，将以旬月抽读《正义》，且以书报，先生遂捐馆会。焉知旬日所以诏炳麟者，今遂为末命也。
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喾敕，自兹其绝。先生被炳麟书，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读。国亡典刑，炳麟丧其师资，且闻平子亦蛰处不与世耦，生死未可知。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续义净之术，凑于一身，世道交丧，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学术既亡，华实薨剥，而中国亦将殄绝矣。呜呼哀哉！辞曰：
四维丧，国灭亡；颓栋梁，民安乡。生不遭尧与舜让，汤汤大海不可望，灵尚安留吟青黄。
○孙诒让传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太仆卿，性骨鲠，治永嘉之学。而诒让好六艺古文，父讽之曰：孺子徒自苦。经师如戴圣马融，不阻群盗为奸劫，则贱善人，宁治史志，足以经世致远。诒让曰：以人废言不可。且先汉诸黎献，夙义?爵然，经训以之，徒举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约许敬宗可尽师耶？父乃授《周官经》。其后为《正义》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乡试，授例得主事，从父官于江宁。是时德清戴望、海宁唐仁寿，仪征刘寿曾皆治朴学，诒让与游，学益进。以为典莫备于六官，故疏《周礼》；行莫贤于墨翟，故次《墨子闲诂》，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遗》。其他有《名原古籀馀论》，《契文举例》，《九旗古义》，《述周书斟补》，《尚书骈枝》，《大戴礼记?补》，《六历甄微广韵》，《姓氏刊误》，《经移述林》，又发舒官礼为《周礼政要》，述方志为，《永嘉郡记》。初贾公彦《周礼疏》，多隐略世儒，各往往傅以今文师说而拘牵。复郑义者，皆仇王肃，又糅杂齐鲁间学。诒让一切依古文弹正。郊社?袷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益，宣突于春少赣伸师之学，发正郑贾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墨子》书多古字古言，《经上、下》尤难读，《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审曲勿能治。南海邹特夫比次重差，旁要诸术，转相发明，文义犹诘诎不驯。诒让集众说，下以己意，神旨回明，文可讽诵。自墨学废二千岁，儒术孤行，至是较著。
诒让行亦大类墨氏。家居任恤，所至兴学，与长吏?耆柱，虽众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说文》，其后小学益密。然说解犹有难理者。又经典相承，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识补苴。程瑶田阮元钱坫往往考奇字，征阙文，不审形声，无以下笔。龚自珍治金文，益缪体滋多于是矣。诒让初辨彝器情伪，摈北宋人所假名者，审其刻画，不跌毫厘，即部居形声，不可知辄置之，即可知然后传之六书。所定文字，皆隐括就绳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显于世。《札移》者方物王念孙《读书杂志》，每下一义，妥耳耳 宁极，淖入凑理。书少于《诸子平议》，校雠之勤，倍《诸子平议》。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晚年尝主温州师范学校，充浙江教育会长。清廷征主礼学馆不起。年六十一，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风卒。
赞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学，才得魄莫，视朴学若土梗。诒让治六艺，旁理墨氏，其精专足以摩扌致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遭时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将莫，则五色柳谷愈章。而学不能传弟子，勉为乡里起横舍，顾以裂余见称于世。悲夫！
○文学论略
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文彡。《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文彡馘也，有或 有文彡彰也。或谓文章当作文彡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文彡。凡文彡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文彡。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文彡彰为主。今举诸家之说，商订如下：
《论衡·超奇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城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据此所说，文之与笔，本未分途。而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仍有鸿儒。鸿儒之文，若司马子长刘子政所著，则为历史。陆董阳城杨四子所著，则为论子经说。君山所著，则为诸子。是历史经说诸子三者，彼方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后人摈此于文学之外，而沾沾焉惟以华辞为文，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惟能说一经者，则不在此列。盖学官弟子，聚徒讲述，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无异于后世之帖括，是故屏之不与也。
自晋以后，始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文也，有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属，一切并包。是则文笔分科，只存时论，固未尝以此为限界也。昭明太子之序《文选》也，其于历史，则云事异篇章；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若以文笔区分，则《文选》所登无韵者亦自不少。若以文之为道，贵在文彡彰，则未知贾生《过秦》，比于周秦诸子，其质其文彡，竟何所判？且《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有贾谊五十八篇，《过秦》亦在其列。此亦诸子，何以独堪登录？有韵文中，既登汉祖大风之作，即古诗十九首，亦皆入选，而汉晋乐府，反在所遗。是其于韵文也，亦不以节奏低昂为主，惟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又失韵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说，本无可以成立者也。
近世阮伯元氏，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必以骈俪为主，而又牵引文笔之分，以成其说。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骈散诸体，皆是笔而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则序卦说卦，又将何说？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彖象诸篇，属于占繇之体，则不得不为韵语；系辞文言，属于述赞之体，则不得不为俪辞；序卦说卦，或属目录，或属笺疏，则不得不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以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或举《论语》辞达一言，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称号有异，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兼彼经传，总称为文。犹曰今文家之曲说。太史自序，亦云论次其文，此固以史为文也。又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此非骈偶之文，而未尝不谓之文也。屈宋唐景之作，既是韵文，亦多骈语。而《汉书·王褒传》已有《楚辞》之目，王逸仍之，名曰楚辞，不曰楚文。则有韵与骈偶者，亦未尝不谓之辞也。《汉书·贾谊传》云：以属文称于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赋也，则《惜誓》登于《楚辞》，文辞不别矣。若云奏记条议，则又彼之所谓辞也。《司马相如传》云：景帝不好辞赋。《法言·吾子篇》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此可见韵文骈体，皆可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分析，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骈语，为其音节谐熟，易于口记，不烦记载也。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叠句。是则骈偶之体，适可称职。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记》《汉书》之属，乃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矛盾自陷，可谓大惑者矣。盖自梁李韩柳独孤皇甫吕李来张之辈，竞为散体，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辞，将使骈俪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论偏颇，不为典要。今者务反其说，亦适成论甘忌辛之见。此亡是公之所笑也。
或言学说文辞所以异者，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虽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见也。何以定之？文之为名，包举一切著于竹帛者而言之。故有成句读之文，有不成句读之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就成句读者言之，谓之文辞，就无韵文之部分言，则有六科，而杂文小说，居其二焉。凡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件系支分。会计之簿录，算术之演草，地图之列名，此皆有名身而无句身。若此类者，无以动人之思想，亦无以发人之感情，此不得谓之文辞，而未尝不得谓之文也。其成句读者，复有有韵无韵之别。无韵文中，当有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科。就吾所说，则有韵无韵，皆可谓之文辞。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就彼所说，则除学说而外，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皆得称为文辞，而一以激发感情为主，则其误亦已甚矣。无韵文中，专尚激发感情者，惟杂文小说耳。历史之中，目录学案，则于思想有关，而于感情无涉。其他叙事之文，固有足动感情者。然本非以是为主。盖叙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其事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故其文亦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若强事而就辞，则所谓削足适屦者也。至于姓氏之书，列入史科，此则无关思想，亦无关于感情者也。公牍之中，诏诰奏议，亦有能动感情者，然考绩升调之诏，支销举劾之书，则于感情固无所预。其取动感情者，惟为特别事端，非其标准在此也。诉讼之词状，录供之爰书，当官之履历，经商之引帖，此足动感情乎？抑不足动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无所预。若评论典章，与寻求其原理者，此则诸子之法家，当在学说，非彼所谓文辞矣。然则无韵之文，除学说外，有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动感情为主。惟杂文小说，则以是为标准耳。有韵之文，诚以能动感情为主矣。然则蓍龟彖象之文，体皆韵语。命曰占繇，《周易》而外，见于《左氏》者多。乃如杨子之《太玄》，焦赣之《易林》，东方朔之《灵棋》，其文古雅有余，而于感情实无所动。其他诗赋箴铭哀诔词曲之属，固以宣情达意为归，抑扬宛转，是其职也。虽然，儒家之赋，意存谏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无能动感情之用。毛公传诗，独标兴体。所谓兴者，即能动感情之谓。则知比赋二式，宜不以此为限。传称登高能赋，谓之德音。然则，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虚》，杨雄之《羽猎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华之《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于感情，动耶否耶？其专赋一物者，若荀卿之《蚕赋》《箴赋》，王延寿之《王孙赋》，祢衡之《鹦鹉赋》，侔色揣称，曲尽形相，读者感情亦未动也。今之言诗，与古稍异。故诗赋分为二事。汉世郊祀房中之歌，沈博绝丽，而庄敬之情，览者曾不为动。盖其感人之处，固在被之管弦，非局于词句也。若夫柏梁联句，语皆有韵，后世遵之，自为一体。今试纟由绎其辞，惟是夫子自道。而上林令诗，则以“桃李橘柏枇梨杷”七字垛积成言，无异《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诗为不善，则固诗人所尊奉也。若以柏梁诗为善，则无可动人之感情也。然则谓文辞之妙，惟在能动感情者，在韵文已不能限，而况无韵之文乎？彼专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概一切文辞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或云壮美，或云优美，学究点文之法，村妇评曲之辞，庸陋鄙俚，无足挂齿。而以是为论文之轨，不亦过乎？吾今为一语曰：一切文辞，体裁各异。以激发感情为要者，篾铭哀诔诗赋词曲杂文小说之类是也；以浚发思想为要者，学说是也；以确尽事状为要者，历史是也；以比类知原为要者，典章是也；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以本隐之显为要者，占繇是也。其体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其为文辞则一也。
如上诸说，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最后一说，以学说与文辞对立，其规摹虽稍宽博，而其失也在惟以文彡彰为文，而不以文字为文。故学说之不文彡者，则悍然摈之于文辞之外。惟《论衡》所说，略成条理。先举奏记为质，则不遗公犊矣，次举叙事经说诸子为言，则不遗历史与学说矣。有韵为文人所共晓，故略而不论。杂文汉时未备，故亦不著。不言小说，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则不能无失者也。虽然，王氏所说，虽较诸家为胜，亦但知有句读文，而不知无句读文，此则不明文学之原矣。
吾今当为众说，古者书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见语言文学，功用各殊。是文学之所以称文学也。且如经之得称，谓其常也，传之得称，谓其转也，论之得称，谓其伦也。此皆后儒训说，未必睹其本真。欲知称经称传称论之由，则经者编丝缀属之谓也。是故六经而外，复有纬书，义亦同此。如佛经称素怛缆。素怛缆者，直译为线，译意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不得不用线联贯。此以竹简成书，亦不得不编丝缀属。其必举此为号者，异于百名以下，专用版牍者耳。盖经本官书，故吴语有挟经秉χ之说。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传者专之假借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是其明证。《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则手版，古谓之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则知专之简策，当更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论者古只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编竹为之。是故龠字，从仑引伸，则乐音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坐而论道是也。推寻本义，实是仑字。《论语》为师弟开答，而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故曰仑语。要之经者，绳线贯联之称，传者簿书记事之称，论者比竹成册之称，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所习之书，各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故云肄业。《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此证之，则肄业之为肄版明矣。据此诸证，或简或犊，皆从其质为名，此所以别文字于言语也。其所以必为之别者，何也？文字初兴，本以代言为职，而其功用，有胜于言者。盖言语之用仅可成线，喻如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可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场也。故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今先说文学各科如下：
△无句读文图书表谱簿录 簿录与表谱殊者以不皆旁行缀系故算草
○有韵文赋颂 无韵之颂即入符命类述序类中哀诔 祭文附此
箴铭 无韵之铭即入款识类中占繇 如周易易林太玄灵棋之属古今体诗
词典
△有句读文○无韵文
学说 诸子 疏证（凡随文解义及著书考古者皆属此）平议（如史通文心雕龙及一切文评史评之属）
历史 纪传（尚书帝典之类皆属此） 编年 纪事本末 国别史（如国语之属） 地志 姓氏书 行状 别传 杂事（报章中纪事亦属此） 款识（如鼎彝碑志之属） 目录（书目之无说者别人簿录科）学案
公牍 诏诰（尚书康诰酒诰之类亦属此） 奏议（尚书谟训之类亦属此）文移 批判 告示（一切教令皆属此） 诉状 录供 履历 契约（如条约地契引贴之属其私立者即入书札类中）
典章 书志（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属） 官礼（如周礼六典会典之属）律例 公法 仪法（如仪礼江都集礼书仪之属其经学家专门说礼者即入疏证类中）
杂文 符命（如封禅告天剧秦典引之属不皆有韵） 论说（连珠之类亦属此）对策 杂记 述序 书扎（私订契约不关公牍者亦属此）小说
如右所说，分无句读文、有句读文为二列，其下分十六科，即图书、表谱、簿录、算草、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是也。其中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又当区为各类。以此分析，则经典亦当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诗》者赋颂科也。如《尚书》者，历史科之纪传类，纪事本末类，公牍之诏诰类，奏议类，告示类也。如《周礼》者，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如《仪礼》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也。如《礼记》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书志类，学说科之诸子类，疏证类，历史科之纪传类也。《春秋》者，历史科之编年类。《世本》则表谱科。《国语》则历史科之国别史类。二传则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论语》《孝经》者，学说科之诸子类也。《尔雅》《说文》者，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至于正史，一书之中，分科各异。如纪传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书志，则典章科之书志类也。年表人表，则表谱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则又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宰相世系表，则又历史科之姓氏书类也。于书志中有艺文经籍等志，则又历史科之目录类也。文人所作总集别集之属，大抵多在杂文科中。而碑志则历史科之款识类，传状则历史科之行状类，别传类也。若翰苑集，则公牍科之奏议类也。若《顺宗实录》，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凡自成一家之书，名为诸子。然《别录七略》兵书方技数术，皆为独立，不入诸子略中。晋荀勖簿录中经分为四部，而兵书数术，遂与诸子合符。梁阮孝绪作七录，子兵为一，而技术复在其外。《隋经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尽入诸子。自今以后，科学渐兴，则诸子所包，其数将不可计。儒家道家，同为哲学，墨家阴阳家，同为宗教，似亦不须分立矣。此与历史公牍典章小说诸科，皆相涉入，惟于杂文则远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旧藉，而皆以实事求是为归者，则通名为疏证。上自经说，下至近世之札记，此皆疏证类也。其最古者，若《尚书》，有《大誓》，故《管子》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韩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证类也。而近人别集，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辈，其间杂文甚少，而关于考证者多，是亦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议。若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传亮之《续文章志》，《隋书》皆列入史部簿录篇中，皆为近似。而后人则于别集总集而外，又立一文史类，搜集此种，录入其中，则名实相去远矣。今之史评，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评，若《文心雕龙》是也。其关于款识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关于古今体诗者，若《诗品》是也，其通评文史者，若《文史通义》是也。此则与无句读文，有句读文，皆相涉人者也。
既知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分，而后文学之归趣可得言矣。无句读者，纯得文称，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能为纪传，而不能为表谱书志。今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姚思廉之《梁书》《陈书》，令狐德?之《周书》，李百药之《北齐书》，李延寿之《南史》《北史》，惟存纪传而表志绝焉。江淹所以叹作史之难，莫难于作志也。中唐以后，三传束阁，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故疏证之学渐疏。刘?刘奉世洪适洪迈娄机吴曾王应麟之徒，虽能考证丛残，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属文者便于荒陋，反以疏证为支离，此文辞所以日趋浮伪也。是故作史不能成书志，属文不能兼疏证，则文字之不共性自是亡矣。虽然，既已谓之文辞，则书志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疏证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故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志》《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疏证之要，必在条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黄以周之文，则得矣，余萧客王昶洪亮吉辈，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标杵。或云，积戈甲与熊耳山齐。其文虽工，而为亻面规改错矣。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历王庭，垂饵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乃若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惟于韵文为宜，无韵之文，亦非所适。所以者何？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顾宁人《日知录》云：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啧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无人可继。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茫茫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叠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戴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能及之者。
此则韵文贵在形容之证也。无韵之文，便与此异。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为合格。其他诸篇，倘见则可，过多则不适矣。相如子云，湛深于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属，用此亦多。后人当师其奇字，不当师其形容语也。乃如举地称官，皆从时制，虽当异族秉政，而亦无可诡更。所谓名从主人也。近世为文例者，只以此为金石刻画之程式。其实杂文亦尔，特历史公牍诸科，需此尤切尔。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牍，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牍，此所以?骨皮 不安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今乃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一切文辞，不自相剌谬耶？答曰：前者所说，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说，以雅俗言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是故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杨班张韩之文是也。虽然，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故方姚之才虽驽，犹足以傲今人也。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庸》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孤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或曰：子之持论，似明世七子所言，专以唐为封域，而蔑视宋后诸公，宁非一偏之论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汉也，在其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为准。吾则不然，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此所以异于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谓不辨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彼公牍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ヘ，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牍所以不雅也。公牍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其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非独公牍然也，小说之文，与他文稍异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记·滑稽传》，《汉书·东方朔传》，此皆小说所本。而汉艺文志之称小说，则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是所谓询于刍荛者也。故如邯郸淳之《笑林》，刘义真之《世说》，皆当时实事也。其有意构造者，则如《汉志》所载小说诸家，多兼黄老，而其后亦兼神鬼。若《搜神记》《幽明录》者，非小说之正宗矣。然犹以谲怪恢奇相尚，虽云致远恐泥，而无淫污流漫之文，是在小说，犹不失为雅也。自明以来，文人夸毗，惟怀婚姻，自诩风流，廉耻道丧，于是有《秘辛杂事》、《飞燕外传》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复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奇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政之法，可施于一切文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辞所以日弊也。
日本武岛氏《修辞学》云：凡备体制者，皆得称文章，然凡称文章者，不必皆备体制。无味之谈论，干枯之记事，非不自成一体。其实文字之胪列，记号之集合耳，未可云备体制之文章也。此说不然。图画有图画之体制，非善准望审明暗者勿能为。表谱有表谱之体制，非知统系明纲目者勿能为。簿录有簿录之体制，非识品性审去取者勿能为。算草之体制非知符号通章数者勿能为。此皆各有其学，故亦各有其体。乃至单篇札记，无不皆然。其意既尽，而文独不尽，则当刊落盈辞，无取虚存间架。若夫前有虚冒，后有结尾，起伏照应，惟恐不周，此自苏轼吕祖谦辈，教人策锋之法。以此谓之体制，吾未见其为体制也。善夫章氏《文史通义》之言曰：塾师之讲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此为初学示法，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习时文，乃其所言亦有类是。则以眼界所及，多属宋文，而苏轼吕祖谦辈，实为时文之祖，故所言亦适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读无句读之分。就有句读文中，亦尚有近于无句读文者。而必执一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悲夫！井鱼不可与语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与语冰者，笃于时也。
○诸子学略说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为真。孔墨不可复生，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以为长，隐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为调和者之戒矣。
今略论各家如左：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梁、毛诗之祖，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苟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捭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云腐儒，即指当世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士事，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心求得雠，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艺文志》说儒家云：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曰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则儒者之真可见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而伸也。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讥孔子曰：
孔丘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甚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汝。曩与汝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其诈伪既如此。及其对微生亩也，则又以疾固自文。此犹叔孙通对鲁两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也。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彼耶稣教天主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虽然，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礻几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绝千古。二千年来，此事已属过去，独其热中竞进在耳。
次论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于老子无与。亦以怵于利害，胆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无为权首，将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者，实以表其胆怯之征。盖前世伊尹太公之属，皆为辅佐，不为帝王。学老氏之术者，周时有范蠡，汉初有张良，其位置亦相类，皆惕然于权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学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谓不背其师说矣。老子非特不敢为帝王，亦不敢为教主。故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大抵为教主者，无不强梁。如释迦以勇猛无畏为宗，尊曰大雄，亦曰调御。而耶稣穆罕默德辈或称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奋迅，有愍不畏死之风。此皆强梁之最也。老子胆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势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由其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虽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群龙无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权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诈取人，使彼乐于从我。故曰：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老氏学术，尽于此矣。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藉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力取攻之事，故作《?去箧》以绝之。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或谓子夏传田子方，田子方传庄氏。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桑楚徐无鬼则阳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彼亦庄子师耶？
次论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论道必归于天志。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于持论者，神怪妖诬之事，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则不能破。如《论衡》有《命禄》、《气寿》、《幸遇》、《命义》等篇是也。其《命义篇》举儒墨对辩之言曰：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事，死者数万，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跞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宋卫陈郑，同日并灾，四国之人，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灾，国祸临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凡言禄命，而能成理者，以此为胜。虽然，命者孰为之乎？命字之本，固谓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则天命亦无可立。若谓自然之数，数由谁设？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谓于事有害而已。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此似自相剌缪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谓其能福善祸淫耳。若言有命，则天鬼为无权矣。卒之盗跖寿终，伯夷饿夭。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传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乐庄严之具，感触人心，使之不厌，而墨子贵俭非乐，故其教不能逾二百岁。虽然，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
次论阴阳家。阴阳家亦属宗教，而与墨子有殊观。《墨子·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以戊巳杀黄龙于中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盖墨家言宗教，以善恶为祸福之标准。阴阳家言宗教、以趋避为祸福之标准，此其所以异也。或疑《七略》以阴阳家录入诸子，而数术自为一略，二者何以相异？答曰：以今论之，实无所异，但其理有浅深耳。盖数术诸家，皆繁碎占验之辞，而阴阳家则自有理论。如《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子》十二篇，观《史记·孟荀列传》所述邹衍之说，穷高极深，非专术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者，是为豫言之图谶，亦与常占有异。如扬雄之《太玄》，司马光之《潜虚》，邵雍之《皇极经世》，黄道周之《三易洞玑》，皆应在阴阳家，而不应在儒家六艺家。此与蓍龟形法之属，高下固殊绝矣。
次论纵横家。纵横家之得名，因于纵人横人。以六国抗秦为纵，以秦制六国为横。其名实不通于异时异处。《汉志》所录，汉有《蒯子》五篇，《邹阳》七篇。蒯劝韩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邹阳仕梁，值吴楚昌狂之世。其书入于纵横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一篇，身仕王朝，复何纵横之有？然则，纵横者游说之异名，非独外交颛对之事也。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记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溪。晏子曰：不可。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数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亦记此事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则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沐浴请讨之事，明知哀公不听，特借此以自文。此为诈谖之尤矣。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庄子《?去箧》云：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举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窃钩者死，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即切齿腐心于孔子之事也。自尔以来，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余观《汉志》儒家所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庄助》四篇。此外则有郦生，汉初谒者，称为大儒，而其人皆善纵横之术。其关于外交者，则鲁仲连说辛垣衍，郦生说田横，陆贾终军严助谕南越是也。其关于内事者，则刘敬请都关中是也。吾丘寿王在武帝前，智略辐凑，传中不言其事。寿王既与主父偃徐乐庄助同传，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则为辟阳侯审食其事，游说嬖人，其所为愈卑鄙矣。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谒于季布，楼护传食于五侯。降及唐世，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数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隐辈，又以此术自豪。及□□而称理学者，无不习捭阖，知避就矣。孔子称达者，察言观色，虑以下人。闻者，色取行违，居之不疑。由今观之，则闻者与纵横稍远，而达者与纵横最近。达固无以愈于闻也。程朱末流，惟是闻者，陆王末流，惟是达者。至于今日，所谓名臣大儒，则闻达兼之矣。若夫纵人横人之事，则秦皇一统而后，业已灭绝。故《隋书·经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补阙子》，与湘东、《鸿烈》二书，不知其何所指也。
次论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种，其一为术，其一为法。《韩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然为术者，则与道家相近，为法者，则与道家相反。《庄子·天下篇》说慎到之术曰：“樵柏?完断，与物宛转，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此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也。此为术者与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太史公《酷吏列传》，亦引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说。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此为法者与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术法者，则管子、韩非是也。《汉志》管子列于道家，其《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皆其术也，《任法》、《法禁》、《重令》诸篇，皆其法也。韩非亦然，《解老》、《喻老》，本为道家学说，少尝学于荀卿。荀卿隆《礼》、《仪》而杀、《诗书》，经《礼》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韩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说，亦与管子相类。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庶几承其风烈。然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李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韩非以法家而作《说难》，由其急于存韩，故不得不兼纵横耳。其余则与儒家从纵横，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内篇》曰：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此兼拒儒与纵横之说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此专拒儒家之说也。韩非《诡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群，行奸轨以幸偷世者。《六反篇》曰：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语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此拒纵横家之说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篇》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此拒儒家之说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此拒一切学者之说也。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严助伍被，皆纵横家，汉武欲薄其罪，张汤争而诛之。主文偃亦纵横家，汉武欲勿诛，公孙弘争而诛之。而边通学短长之术，亦卒谮杀张汤。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李严，皆纵横之魁桀，故?诛而严流。其于儒者，则稍稍优容之。盖时诎则诎，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匈比 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次论名家。名家之说，关于礼制者，则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也。关于人事百物者，则所谓：“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也。《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贬损益而已。《?梁传》曰：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西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石?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说曰：陨石，记闻也。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是关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术。儒道墨法，必兼是学。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经说上、下》，皆名家之真谛，散在馀子者也。若惠施公孙龙辈，专以名家著闻，而苟为钅爪析者多，其术反同诡辩。故先举儒家荀子正名之说，以征名号。其说曰：
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则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而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按此说同异何缘？曰缘天官。中土书籍少言缘者，故当征之佛书。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缘。一曰因缘，识种是也。二曰所缘缘，尘境是也。三曰增上缘，助伴是也。四曰等无间缘，前念是也。缘者是攀附义。此云缘天官者，五官缘境，彼境是所缘缘，心缘五官见分。五官见分，是增上缘。故曰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时有五，俱意识为五官，作增上缘。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复藉五官见分，为心作增上缘。五官感觉，惟是现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觉，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觉时，犹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征之而无说。征而无说，人谓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级。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触，此能令根境识三，和合为一。三曰受，此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齐。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与触。今称动向，受者今称感觉，想者今称知觉，思者今称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谓口呼意呼者也。继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谓考呼者也。凡诸别名，起于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诸共名，起于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状异所，如两马同状，而所据方分各异。异状同所，如壮老异状，而所据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状异所者，谓为一物，亦不能以异状同所者，谓为二物。然佛家说六种言论，有云：众法聚集言论者，谓于色香味触等事。和合差别，建立宅舍瓶衣车乘军林树等种种言论。有云：非常言论者，或由加行，谓于金段等起诸加行，造环钏等异庄严具。金段言舍，环钏言生。或由转变，谓饮食等于转变时，饮食言舍，便秽言生。然则同状异所者，物虽异而名可同，聚集万人，则谓之师矣。异状同所者，物虽同而名可异，如卵变为鸡，则谓之鸡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鉴有未周也。次举《墨经》以解因明。其说曰：
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术，要待墨子而后明之。何谓因明？谓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如云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后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大故，皆简因喻过误之言，云何小故，谓以此大为小之“因”。盖凡“因”较宗之“后陈”，其量必减。如以所作成无常。而无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电光，无常起灭，岂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则无一不是无常。是故无常量宽，所作量狭。今此同喻合词，若云，凡无常者，皆是所作，则有“倒合”之过。故曰：“有之不必然。”谓有无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于异喻离词若云，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则为无过。故曰：“无之必不然。”谓无无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体喻宽量，以端喻狭量，故云：“体也若有端”云何。大故谓以此大为彼大之因。如云声是无常，不遍性故不遍之。与无常了不相关，其量亦无宽狭。既不相关，必不能以不遍之因，成无常之宗。故曰：“有之必无然。”二者同量，若见与见，若尺之前端后端。故曰：“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近人或谓印度三支，即是欧洲三段。所云宗者，当彼断按；所云因者，当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体者，当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顺，彼此相反，则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欧洲无异喻，而印度有异喻者，则以防其倒合。倒合则有减量换位之失。是故示以离法，而此弊为之消弭。村上专精，据此以为因明法式，长于欧洲。乃《墨子》于“小故”一条，已能出此，是亦难能可贵矣。若鸡三足狗非犬之类，诡辩繁辞，今姑勿论。
次论杂家。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本出于议官。彼此异论，非以调和为能事也。《吕氏春秋》、《淮南内篇》，由数人集合而成，言各异指，固无所害。及以一人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此《汉志》所以讥为荡者也。《韩非子·显学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俭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谬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韩非说虽如是，然欲一国议论，如合符节，此固必不可得者。学术进行，亦藉互相驳难，又不必遍废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俯仰异趋，则学术自此衰矣。东汉以来，此风最盛。章氏《文史通义》谓近人著作，无专门可归者，率以儒家杂家为蛇龙之菹，信不诬也。
次论农家。农家诸书，世无传者。汜胜之书，时见他书征引，与贾思勰之《齐民要术》，王桢之《农书》，义趣不异。若农家止于如此，则不妨归之方技，与医经经方同列。然观志所述云：“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则许行所谓神农之言，犹有存者。《韩非·显学篇》云：“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是即近世均地主义，斯所以自成一家欤？
次论小说家。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与近世杂史相类。比于《西京杂记》《四朝闻见录》等，盖差胜矣。贾谊尝引青史，必非谬悠之说可知。如《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则其言又兼黄老。《庄子·天下篇》举宋钅开尹文之术，列为一家。荀卿亦与宋子相难。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说，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见《庄子·天下篇》），盖有意于社会道德者。所列黄老诸家，宜亦同此。街谈巷议，所以有益于民俗也。《笑林》以后，此指渐衰，非刍荛之议矣。
上来所述，诸子凡得十家，而《汉志》称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观。盖小说特为附录而已。就此十家论之，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