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致大公报函记者阁下：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萎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先生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罔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日汪双方谈判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徙，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先生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此为国家存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走港，离沪时曾嘱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他各友，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国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整份（另附译文）。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附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更因须附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降庠君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入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即颂。撰棋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二十九年一月廿一日）

◎高陶致汪逆等电

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先生汪夫人钧鉴，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陈春圃、林柏生诸兄钧鉴：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求致一时之成功，亦终必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希圣宗武等为四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之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临电神驰，不尽万一，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即希圣宗武亦幸甚。陶希圣、高宗武叩养（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