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字元晦，生於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０年），祖籍徽州（今安徽歙縣）婺源（今屬江西）人。他的父親朱松在福建南劍（今南平）的尤溪縣做縣尉時，他出生在尤溪。宋寧宗慶元六年（一二００年）死於建陽。
朱熹十九歲中進士，做過五任地方官。二十四歲在泉州同安縣任主簿，二十八歲去職。自此以後一直到五十歲以前，他只擔任過一些有官無職的閒差事。五十歲時任知南康軍約兩年。五十二歲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約一年，因彈劾唐仲友與宰相王淮不和辭職。六十一歲知漳州，推行經界清丈田地，為當地豪強所阻，任職一年多就卸任了。六十五歲知潭州，半年後被召至朝廷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歷時僅四十天，因上疏告韓侂冑被免職還鄉。六十七歲又被胡紘、沈繼祖彈劾宣揚偽學而落職罷祠，因學術思想連掛名的官也丟了。七十一歲時在學禁的空氣壓力下去世。
朱熹一生實際從政的時間並不多，正如宋史朱熹傳所概括的：「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大半生都從事於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他任同安縣主簿時就有青年跟隨學習，一直到五十歲以前，從學的弟子為數不多。他五十歲任知南康軍，復建白鹿洞書院，經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五十四歲在福建崇安武夷山下建武夷精舍，「四方士友來者甚眾」。六十一歲知漳州，刊印四經四子書，經常到州學「訓誘諸生」。六十五歲知潭州，修復嶽麓書院，「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後來回到建陽考亭，修建滄州精舍，「學者益眾」，（以上引文見朱子年譜）最多曾達到數百人。這時他已安心在此講學終生，曾寫滄州歌一首抒懷，其中有句云：「春盡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州」。（朱文公文集卷十水調歌頭）朱子語類中的問答語錄，就是他一生從事教育所保存下來的師生問答的記錄。
（一）
在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中，朱熹首先是作為宋、明客觀唯心主義理學集大成的人物著稱的。他的哲學思想，從宋代末一直到清代晚期為止的七百年中，都占有統治地位，成為幾個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學。朱子語類中相當多的卷數都是直接闡述他的哲學觀點的。
從世界觀說，他認為宇宙的最高存在或本體就是太極，整個世界萬物都是太極產生的，所以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極圖說解）宇宙的本體就其具有無聲無臭之妙，不能為感性認識所把握而言，叫做無極；就其能產生世界、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而言，叫做太極。太極是無限的、永恆的、絕對的，所以說：「太極只是個一而無對者。」（語類卷一百）太極又是至善的，所以說：「太極祇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的表德。」（語類卷九四）太極有動有靜，「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同上）一動一靜而兩儀分，一變一合而五行具，從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太極圖說解）
太極是絕對的本體，從而必然產生陰陽天地萬物，這是就宇宙的本源說的。若就具體事物的構成說，則太極與陰陽不可分，所以說：「自現在之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語類卷七五）具體事物生成時，太極與陰陽相結合而不可分，這也就是說，「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語類卷一）朱熹認為理與氣不可分，似乎是一種二元論，但他又說，在理氣的關係中，究竟是以理為本：「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同上）再則，照朱熹的看法，「理為不生不滅」，（語類卷一二六）而氣卻是有生有滅，並不斷由理產生氣：「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至于理與事的關係，他更明確提出「未有這事，先有這理」。（語類卷九五）由此可見，朱熹的哲學體系為客觀唯心主義的理一元論還是很清楚的。
朱熹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理一分殊，他說：「祇是此一個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祇是一個理，此理處處皆渾淪。」（語類卷九四）這也就是他所說的「物物有一太極，人人有一太極」。（同上）朱熹所謂理一的理與分殊的理之間的關係，既不是一般和特殊的關係，也不是全體和部分的關係，而是一種帶有神秘主義性質的類似大宇宙與小宇宙的關係。這種關係他無法運用邏輯分析加以說明，而只能借用月印萬川的比喻來描述。他說：「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得這些道理。」（語類卷十八）實際上，朱熹引用玄覺禪師的永嘉證道歌，並不僅僅是玄覺也窺得這些道理，而是他和程頤吸收了玄覺等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作為他的太極說的一個根本觀點。從朱熹主張理一分殊和理雖不生不滅而氣有生有滅的這些觀點看，過去有些學者將朱熹的理氣學說與亞里士多德所謂形式和質料作類比，並不完全恰當。
朱熹的世界觀的這些基本觀點，追溯源流，他的太極說來自周敦頤，他的理一元論來自二程，他又吸收了張載關于氣的某些觀點，並將氣表面上列在與理同等地位。他編輯近思錄與伊洛淵源錄，將周、程、張、邵等並列，表明他繼承和綜合了他們的各種觀點，組成一個龐大的體系，因此，在語類中有不少卷數記載他與弟子們討論他們的著作和思想的語錄，實際上也是對他自己的哲學觀點的闡述。
從認識論說，他繼承了程頤格物窮理的思想，認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補大學格物傳）他所謂的格物，就是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他所謂的窮理，就是「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同上）格物窮理的認識過程，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的漸進階段。在這個階段，既包括直接接觸事物的「格物」，「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從而獲得感性認識；又包括運用邏輯推理的「窮理」，「以理之深淺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因其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從而獲得理性認識。
第二階段是豁然貫通的頓悟階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補格物傳）到了這個階段，就格物說，則已格盡事物之理；不是只認識部分的理，而是認識理的全體。他說：「若是窮得三兩分，未便是格物；須是窮理得到十分，方是格物。」（語類卷十五）就致知說，則已達到無所不知的知至。若只是部分的知、片面的知，都不是知至。他說：「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同上）這就是格物與致知的統一，窮理與盡心的統一。
格物窮理，必須將漸進階段與頓悟階段結合起來，才能達到完整的認識。根據這個觀點，他批判當時兩派不同的思想。一派是以呂伯恭為代表，只求博觀，實際上要求只通過漸進階段，窮盡天下的理；一派是以陸九淵為代表，只務反求，實際上要求只通過頓悟階段，發明本心，這都是片面的。他說：「今人務博者，即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語類卷十八）他又批評說，「伯恭失之多」，因為只務博求多就流於支離；「子靜失之寡」，因為只務約求寡就陷入空疏。只有他的格物窮理的學說，由博返約，才是全面的正確的認識途徑。語類中保存了從不同角度對這兩派思想方法的批評，有助於我們更細緻更深入地了解他的認識論的觀點。
朱熹的道德觀與他的認識論是密切相連的。操存涵養與進學窮理既有區別，又相互聯系。就二者的區別說，他很贊揚程頤的兩句話：「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因此他提出：「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語類卷九）但他認為二者又相互聯繫，相互促進，所以說：「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語類卷九）這種相互關係，也可以叫做「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關係，在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關係中，他早年著重將兩者並列，而晚年則感到過去對尊德性的重視不夠，而肯定應該「以尊德性為主」，所以說：「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祇說一個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祇是如此，更無別事。某向來祇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語類卷六四）
致知與涵養的關係也與知行關係密切相關。朱熹在知行關係中是明確主張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的。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語類卷九）在這裏，他也強調知行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有如目與足的關係一樣，所以他也說：「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語類卷七三）
朱熹認為，理表現在人身上就叫做性，他繼承程頤「性即理也」的基本思想。但他比程頤更明確地將性區分為兩種：一即天地之性，係「專指理言」；一即氣質之性，係「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為天所命，所以又叫天命之性。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不相分離，「才有天命，便有氣質」。（語類卷四）天命之性是善的，氣質之性則受氣所累而有不善。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人的目的，從性方面說，就是要變化氣質，克服「氣質之性」帶來的不善因素，恢復天命之性的至善。從心方面來說，未發之前，是心的本體，也就是天命之性；已發之際，是心的作用，也就是情。所以說：「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語類卷四）性是善的，情則有善有不善；流於不善，即受物欲的引誘與蒙蔽。本體的心，是天理的顯現，叫做道心；人心可善可不善，流於不善，即是人欲。人的目的，從心方面說，就是要使人心服從道心，存天理而滅人欲。
朱熹根據他的人性論的根本觀點，批評佛、老的學說。儒家以性為實有，主張性即理也，而理為不不滅。道家之說是「半截有，半截無」，佛家之說「則是全無」。儒家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語類卷百二十六）而「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同上）儒家只是存天理，「更無分毫私見」，而「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同上）語類中記錄許多這一類對佛、老的批評，比他文集中的理論分析更能擊中要害。
（二）
現在的朱子語類是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０年）黎靖德編輯出版的。當南宋理宗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時，黎靖德根據南宋寧宗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李道傳編輯的池州刊朱子語錄、南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李性傳編輯的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南宋理宗淳祐九年（一二四九年）蔡抗編輯的饒州刊朱子語後錄三種按記錄人編排為不同卷次的語錄和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年）黃士毅編輯的眉州刊朱子語類、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年）王佖編輯的徽州刊朱子語續類兩種按主題類別編排為不同卷次的語錄，綜合起來，刪除其文字和記錄人完全重複的條目後，乃按黃士毅編輯的朱子語類所用的主題類別加以編排，出版了比較完整的景定本朱子語類。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吳堅編輯出版建州刊朱子語別錄，黎靖德又將這本朱子語別錄中的一些新條目編入景定本朱子語類中，於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０年）出版，這就是現在這本朱子語類的初版。
朱子語類編集了朱熹死後七十年間所保存的語錄，在當時雖然是較完備的，但仍有一部分重要材料在這期間已經散失了。李性傳談到：「先生又有別錄十卷，所譚者炎、興以來大事，為其多省中語，未敢傳，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後序）蔡抗也提到有一本朱熹親自刪定他與蔡元定的論學記錄翁季錄，「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饒州刊朱子語後錄後序）現存朱熹適孫朱鑑所輯集的朱文公易說和文公詩傳遺說中，有些條目也是這本語類所未列入的。從這些情況以及其他有關材料推測，魏了翁所說，「則公之說，至是幾無復遺餘矣」（眉州刊朱子語類序），即使應用到黎靖德所編的這個本子，也是不完全切合實際的。
朱子語類綜合了九十七家所記載的朱熹語錄，其中有無名氏四家。輔廣所錄的一部分，曾經朱熹本人審閱，（朱子語類後序）其他各家則未經朱熹過目。雖然如此，但這本語類將朱熹許多同一次談話因記錄人不同而留下數條詳略不同的記錄稿都保存下來，這樣編輯增加了這些條目的可靠性，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朱熹的原意。黎靖德編輯這部書時，也將每個人記錄的語錄的年代都保存下來，自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０年）開始到宋寧宗慶元五年（一一九九年）朱熹逝世前為止，歷時共約三十年。在九十七家記錄人之中，記錄朱熹六十歲以後的語錄多達六十四人，因而更詳盡地保存朱熹許多晚年定論，這是朱子語類的特點和具有更高參考價值的所在。
關於朱子語類在研究朱熹思想中的作用，當宋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第一部池州刊朱子語錄出版時，就有不同的意見。黃榦為該書作序時就曾提到：「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師傳之本旨。」（池州刊朱子語錄後序）事後他又寫信給該書的編輯者李道傳說：「不可以隨時應答之語，易平生著作之書。」（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後序引）對語錄的出版，殊不滿意。但李道傳的弟弟李性傳編輯饒州刊朱子語續錄時，就引用朱熹本人對編輯程頤語錄必要性的說明加以辯解：「伊川在，何必觀；伊川亡，則不可以不觀矣，蓋亦在乎學者審之而已。」（同上）此後各種朱熹語錄陸續出版，終於引導黎靖德綜合起來出版這部比較完備的朱子語類。
清朝初年，在研究朱熹思想的過程中，關於語錄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康熙時，李光地等奉旨編纂的朱子全書採用語錄甚多，但在凡例中仍說：「語類一篇，係門弟子記錄，中間不無訛誤冗複，雜而未理。」對朱熹思想研究比較細緻並編寫朱子年譜的王懋竑也認為，其中不可信的部分頗多。他說：「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即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況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為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王箴聽先考王公府君行狀引白田草堂存稿附錄）李穆堂編輯朱子晚年全論時，也不採用語錄，聲稱：「善學朱子者，毋惑於門人訛誤之詞，而細觀其晚年所著述，庶不為世俗爛時文破講章所愚也。」（穆堂別稿古訓考）只有與王懋竑同時的朱止泉，崇奉朱熹思想，卻極重視語錄，認為記載了朱熹晚年精要的見解，即使其中雜有不確之處，若善於分析運用，就是研究朱熹思想不可忽視的材料。他說：「語類一書，晚年精要語甚多，五十以前，門人未盛，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浙東歸，來學者甚眾，誨諭極詳，凡文詞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懇精神，洋溢紙上……是安可不細心審思而概以門人記錄之不確而忽之耶？」（朱止泉文集答喬星渚）從總的方面來說，朱止泉這樣評價，並不過分。特別是語錄中有些晚年的思想，糾正他早期著作中某些意見，更可看出語錄的價值。何況語錄中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在他的文集中有敘述簡略甚至完全缺如的，語錄的重要性就更明顯。具體說來，像李性傳所採取的態度還是比較穩妥的：「故愚謂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為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為助。與詩、易諸書異者，在成書之前，亦當以書為正；而在成書之後者，當以語為是。學者類而求之，斯得之矣。」（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後序）
（三）
朱子語類所談到的內容，全部一百四十卷中，四書占五十一卷，五經占二十九卷，哲學專題如理氣、知行等，專人如周、程、老、釋等，以及個人治學方法等，約占四十卷，歷史、政治、文學等約占二十卷。雖然李性傳所說「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為正」，似乎語錄對研究朱熹有關四書的見解，只具有輔助的作用，但有些問題只有通過語錄才能獲得比較完整的認識。
首先，結合語錄和文集，我們了解四書集注的成書過程，表明他的確曾用平生精力進行工作。第一步是收集關於四書的各種注解，特別是二程及其門徒的注解，反復選擇編成精義、要義或集義。然後從集義中選出他認為正確的解釋加入集注，並在此基礎上發揮他的觀點。再作或問來闡述他所以如此注解的理由，解答別人可能提出的問題。對於四書所涉及的音讀訓詁、名物制度，仍多採用漢、魏人的注疏，正如他自已所評述的：「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朱文公文集語孟集義序）他則著重推敲字句，發揮他的哲學觀點。李性傳稱贊他的四書集注：「覃思最久，訓釋最精，明道傳世，無復餘蘊。」（饒州刊朱子語錄後序）從成書的過程及朱熹的主觀要求來看，是反映了一些客觀事實的。
從論孟集注的成書看，朱熹三十四歲時編寫論語要義和論語訓蒙口義，四十三歲時編寫語孟精義，刊於建陽。四十七歲時，他與黃榦談到已編寫論語略解。（語類卷十九）在這些著作的基礎上，四十八歲時他完成論孟集注與論孟或問。這個初稿本未經他同意曾被刊行，這就是他在語錄中所說為「鄉人遂不告而刊」的初刊本。（語類卷十九）五十一歲時，他將論孟精義改寫成論孟要義，刊於南康，這本書後又改名論孟集義。在這個材料的基礎上，他修改論孟集注初稿，六十一歲時刊於臨漳四子書中。六十三歲時編成孟子要略。臨漳本論孟集注，經修改後約於紹熙四年他六十四歲前又在南康刊出，所以六十七歲時曾說：「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答孫敬甫）看來，以後他仍在不斷修改，所以六十八歲時他對曾祖道說：「某所解語、孟和訓詁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語類卷一一六）
大學中庸章句的成書，情況也相類似。朱熹三十八歲時已寫有大學解初稿，四十五歲時曾將大學中庸章句及大學或問稿寄呂祖謙。五十六歲時談到大學中庸章句修改甚多。五十七歲尚與邵浩談到中庸解尚不擬刊出：「某為人遲純，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語類卷六十二）又說：「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無可改處。」（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應仁仲）六十一歲時，他在漳州將大學中庸章句刊出於四子書中，又與陳淳談到大學解「據某而今自謂穩矣，祇恐數年後又見不穩。」（語類卷十四）紹熙四年前，有人將他的四子書在南康刻出，所以他在給劉德脩的信中又說：「某所為大學、論、孟說，近有為刻本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朱文公別集卷一）六十五歲後，他尚與王過說：「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有愜意，所以改削不已。」（語類卷十九）因而一直到慶元六年臨終前，仍在修改「誠意」章。
其次，由於他集中平生精力編寫四書集注，因此他教導學生時要求他們認真學習。對於語孟集注，六十四歲時他說：「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語類卷十九）對於中庸章句，六十五歲時他說：「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語類卷十九）對於大學章句，六十九歲時他說：「某于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于大學亦然。」（語類卷十四）關於論孟或問，四十八歲他寫成後，一直未修改。六十六歲時，他對學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因為寫得太「支離」。（語類卷一０五）至於對大學或問，則極為重視，六十歲後尚說：「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語類卷十四）六十二歲他更具體指出：「此一書之間，要緊祇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閒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語類卷十四）在語類中，關於大學或問的語錄就有兩卷。朱熹認為，大學一書「要緊祇在格物兩字」，因而在大學或問中，系統列舉了格物的九條意義，分析程頤以外對格物的各種解釋和缺點的所在。在語類中又指出各重解釋的代表人物，進一步闡述了格物窮理的意義，使我們能結合當時具體歷史背景，全面地了解朱熹關於格物窮理的思想。
最後，通過語類，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朱熹對四書的評價和在經學中的地位。對於四書本身的特點，五十九歲後他說：「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個文字整齊。」（語類卷六十二）六十八歲時他談到論語時又說：「聖人說話，磨棱合縫，盛水不漏。」（語類卷十九）四書與六經相比，他認為前者的重要性遠在後者之上，他說：「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語類卷十九）六十三歲後，有一次，他甚至將易經與詩經比做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語類一百四）
朱熹將四書的地位置於六經之上，除語類所記載的這些語錄外，也從他所寫的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一文中得到證實：「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根據這個標準，我們看語類中陳淳所記錄的一條說：「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語類卷一百五）其中所說以四子為六經的階梯，這與朱熹上述意見是一致的。但所說近思錄為四子的階梯，既不符合這裡所說難易、遠近之序的標準，也與他人記載的語錄有相互矛盾處。例如葉賀孫所記載的朱熹六十二歲後的語錄說：「或問近思錄，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語類卷一百五）與朱熹關係更為密切並長期在朱熹身邊的黃榦曾說：「真文所刻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勉齋集復李公晦書）從這些情況看，語類中有些記錄材料因記錄人的不同，的確間有相互矛盾之處。但這並沒有嚴重減低語類的史料價值，反之，只要在運用時對語錄進行全面比較分析，參考其他材料，仍舊可以了解朱熹本人的確切見解。
（四）
四書經朱熹的注解和提倡，在元、明、清時代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科書，逐漸代替了過去考試經義時五經的地位。但朱熹也從事五經的整理研究，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從元、明到清初，官方的五經注疏即以朱熹的指導思想為主，正如清末皮錫瑞所說：「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於是朱學行數百年。」（經學歷史頁二八一）他的某些見解，也對清代的考據具有啟發作用。朱子語類對於了解朱熹的經學思想，比對於四書來說，可能更為重要。
對於易經，朱熹四十八歲時已編寫易本義，但晚年對易本義甚不滿意。他在六十九歲時，他的學生沈僩曾說他這時「甚不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祇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語類卷六十七）七十歲時，他又與人談到易本義說：「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為人竊去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朱文公別集卷六答楊伯起）可見從指導思想說，他晚年已不同意他的易本義，甚至認為這書「殊不可讀」。
對於易經卦爻辭的具體注釋，語類也記載許多晚年成熟的思想，與易本義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比彖傳：「比，吉也。」易本義說：「此三字疑衍文。」語類則說：「也字羨，當云比吉。」（語類卷七十）又如大壯六五爻辭：「喪羊於易。」易本義的解釋是：「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語類則說：「喪羊於易，不若疆埸之易。漢書食貨志疆埸之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於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祇是從前所說如此，祇且仍舊耳。」（語類卷七十二）這些改變，都是很明顯的。又如賁六四爻辭：「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易本義說：「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語類則說：「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語類卷七十一）這條解釋，易本義沿漢注疏及程傳的舊說，語類則已改變，將皤白解釋為「無飾」，即崇素返質之義。其他如比九五，觀六三，噬嗑六二，頤六二，晉上九等卦的爻詞都是如此。由此可見，即就許多具體注釋而言，研究朱熹關於易經的思想，不參看語類，是可能得出許多錯誤結論的。
關於詩集傳，通過語類，我們知道這也是他多年研究工作的結果。他的艱苦的探索精神和謹嚴的治學方法，在這項工作中也具體表現出來。六十九歲時，他對學生沈僩說：「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便敢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語類卷八十）同時我們知道，在這過程中，他對詩經的基本觀點不斷變化，他的書稿也幾經修改。開始時多沿襲舊說，最後終於產生獨立的新解。六十歲時，他說到這個過程：「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祇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語類卷八十）大約六十五歲時，他又談到詩集傳的不同版本：「詩傳兩本，煩為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朱文公續集卷八與葉彥忠書）他的詩集傳序是四十八歲時用小序解詩的序，朱熹適孫朱鑑在文公詩傳遺說的注解中也指出這一點。現存宋本中有不收這篇序文者，這正反映了詩集傳數經修改的情況。有些通行本將這篇序置於詩集傳之前，表明若忽視朱子語類，不了解朱熹關於詩說的變化發展情況，就可能造成這種錯誤。
朱熹擺脫小序的束縛後，發現國風中的鄭、衛之音不是政治諷喻詩，而是民間的戀歌，這是他對詩經最具有創造性的見解。當然，他仍舊是站在封建主義的立場這樣說的：「鄭、衛之樂，皆為淫聲。衛猶為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感男之語。」（詩集傳卷四）關於詩經，孔子也有評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這樣的解釋，本來無法運用到鄭、衛的情詩。在論語集注中，他還從字面上解釋這一句話：「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但在語類中卻又有一個巧妙的解釋說：「祇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語類卷八０）這樣的解釋，可以說明一部詩經是包括許多不同的題材、表現各種不同的情感與意願的。
在五經中，易與詩是朱熹本人做了注解，對於研究朱熹的有關學說，語類都有像上面所說那樣顯著的幫助，至於書、禮、春秋等，朱熹本人並未編寫完整的注疏，語類的作用就更大了。對於書經，朱熹的弟子黃士毅、李相祖等曾記錄編選他的書說，可惜現在已散失了。在傳世的蔡沈書傳中，引用朱熹的說法更多，但蔡沈說這書「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書經集傳序）這樣就更顯得語類對於研究朱熹本人關於書經學說的可貴。朱熹對書經的創見是懷疑書小序非孔子作，孔安國序與傳非孔安國作，特別是指出古文尚書平易，與今文尚書的艱澀相對，甚為可疑，開清代古文尚書辨偽的先聲。這在語類中保存有他的具體說明：「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卻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語類卷七八）他還認為尚書本來就是一些斷簡殘篇的古代文件，不能解釋的字句甚多，不要對此附會穿鑿：「知尚書收拾於殘缺之餘，卻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語類卷七八）表現他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尚書經過清代許多學者的整理，古文尚書為偽作已成定論，今文尚書也有一些可貴的成果，但也有新的穿鑿的注疏。專治古代史的權威學者王國維尚說：「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闇，于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觀堂集林卷一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朱熹的見解與王國維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
對於禮經，他說明儀禮與禮記的關係：「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仍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語類卷八四）他這樣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還是切合歷史上實際情況的。至於重修禮制，他也主張因時制宜：「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語類卷八四）關於禮經的這些見解，朱熹的語類也比他的文集有更具體的發揮。
至於春秋，他反對今文學家以一字定褒貶的說法：「春秋祇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語類卷八三）他也反對古文學家凡例變例的說法：「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同上）對於左傳與公羊的優缺點，他也有折衷的見解：「左氏傳是個博記人做，祇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他是，皆功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謬。」（語類卷八三）因此，他感到春秋經文太略，諸說太煩，矛盾太多，「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但他領導編寫的資治通鑑綱目，凡例由其手定，卻自附於春秋筆法，充分表現他做為道學家的迂腐之處，與他上述學術上比較實事求是的見解成為顯明的對照。這種情況並非完全不可理解，實際上，朱熹的整個思想都存在這個矛盾。當他以道學家自命，宣傳聖賢的道統，死守經典的教條，積極為封建專制服務時，有時顯得迂腐甚至殘酷；當他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時，又必須服從於客觀實際，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提出不少精到的見解，取得許多有價值的成果。語類產生於師生相互研究學問之時，氣氛比較自由，態度比較真切，因而常常更能發出一些燦爛的火花。
朱熹對於文學和史學的貢獻，在語類中也有所保存。語類有關這方面問題的談話雖然很散漫，但卻極廣泛。其中片言隻語，可能是他多年研究的結論，往往擊中要害，發人深思。現在祇舉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關於文學的。他評論陶淵明的詩，說「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語類卷一四０）他又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同上）這樣的結論，不是深入研究陶詩的人是不可能達到的。魯迅也論到陶淵明詩：「被論客贊賞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魯迅全集卷六題未定草六）朱熹的觀點與魯迅的這個結論完全相同，甚至還同樣欣賞陶淵明的詠荊軻。由此可見，朱熹雖不是以文學家出名，但對於文學家陶淵明的了解，與做為革命文學家的魯迅達到了同樣的高度，而為一般的文人所不及。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史學的。他有幾句評論唐史的話：「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語類卷百三十六）陳寅恪曾評論這條語錄說：「朱子之語，頗為簡要，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唐代政治史序論稿第一頁）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序論稿一書，即以朱熹這條語錄做為指導思想，進行具體的論述。由此可見，朱熹也不是以史學家最為人稱道，但對於唐史的論斷，也與專治唐史的史學家達到同樣的深度。從這兩個例證，就可以說明朱子語類在研究中國的文學和史學方面，也保存有許多尚待深入挖掘的精美的礦石。鄧艾民一九八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