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难其选举，易其防闲，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疆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

董子（仲舒）说：“仁指的是对待别人，义指的是对待自己。”就是以仁心爱别人，以大义来约束自己。以仁爱人，不约束别人而让人尽其所能；以义律己不因我之偏爱而增加对别人的猜疑。身为一个君王，自私自利，精制别人，却可以宰制九州，建立千秋的社稷，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况且这样也不能达到自爱的目的。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时，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其方位和时序。上天不会因为冬天寒冷，就在期间中安排一段温热的日子；也不会因为夏天酷热，就安插短暂的寒气；不因西北有昆仑之山，崇峻高耸，阻挡天日就削平它；也不因东南有尾闾之豁，大水浩森，浸没天日而填干它。四时、五行、四方各行其职，成为一体，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诗经》中说：“你给我木桃，我敬你美玉。”说的是齐桓公为巩固统治，以诚信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卫国人，卫国人虽曾两次遇到灭顶之灾，却仍不相疑，因而卫国人以投桃报玉来表达感激之情。当君王者拜受天命，统治中州，感应天河流光，以宝剑、吉符传给后世时，总是反复叮嘱，才郑重地交出信物，亦是这个原因啊！

然而，三皇五帝时代，根据天命的兴废，君王或是本身便实施禅让，或者是几十代之后才禅位，都不外是神明的后代，没有像赵宋王朝那样自去中国之援，削弱华夏之族，把国家送给夷狄的。辽耶律氏、金完颜氏、元奇渥温氏初兴时，也曾分居一小块领土，统治少数臣民，混身草莽之中，希冀啮坏长堤，以此作为颠覆中国的资本。

晋、宋、梁、唐这些王朝的后期，臣下逼孤儿寡母，大权落在高官手中，当时政权的交替都很简慢随便，近臣对这种现象耳濡目染，垂涎重宝大位，政治的混乱是用不着奇怪的。这种流习沿续下去，猜疑官僚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宰辅之类的论道职，台谏之类的喉舌之职，六部官长，巡宣使臣，下至郡县之官，即使城墙上的女堞还不足百个的小城，户口还不足三千人的小县，全天下没有不被猜疑之处。在此情形下，主政者认为任官不可怀疑，即又心中严加提防，不惜为了一个小水疱而将手腕割去；认为任官可以猜疑，却又好像将自家的钥匙交给盗跖之流，而希望他们慢一点下手洗劫；认为此处值得怀疑，则又有怕狸偷鸡，却让狐去看守鸡舍的弊病。

舜当初在任命官长时，让禹当司空，总理百政，让弃当司农官，让契做司徒，让皋陶做司法官，让伯管理郊庙，让掌管音乐、教育后代，让龙当纳言官，各专其长。虽然他们从容推让，舜则更勉励之，若任用别的人，舜必然不会同意。舜之所以说：“去吧，你能胜任！”是因为舜相信共工能治理百尺之泽，相信益能管理名山大川之蓄养。因而慰劳致谢都是舜专门主持，以体现对他们宠爱，支持他们的工作以免去对他们的约束，这样，仁义树立起来，而天下之百工才得以完成。

天地之气，刑罚和恩德相互依存，灾祸与喜气互相感应。甘草是丰收的预兆，苦草是荒歉的预兆。酒泉和甘露，都不会流入夏桀的池塘；日珥时的

阴风，不会笼罩尧的屋宇。诚信是由诚信换来的。猜疑是用猜疑换来的。所以五臣、十乱（五臣：指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十乱：指周武王的十个治国平乱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阖禾、散宜生、南宫适、文王母），萧何、张良、冯异、邓禹等人，呕心沥血而毫不在乎，是因为诚信召唤他们。汉将军李广射石，虽然不是真的老虎，箭枝却完全射入石中，这也是李广射虎之诚心所致。

以诚待人，则小人会洗心革面；以疑忌任官，则会使君子感到寒心。所以，豫让在赵国都城吞炭变哑，以图刺杀赵襄子为主人报仇。百里奚行哭于秦国，刘越石坚守于并阳；袁乐、刘秉牺牲于台下；杨业单人匹马战辽兵而牺牲；余阙（元末人，死于抗击陈友谅之战）守城而溅血，以上这些人，或背叛旧君主，或与匪类为伍，或在伪朝当官，并没有白日清水一样的往昔，而一旦慷慨赴死，大变其过去的狂妄之心，难道不是君主对他们信任得使他们难以推脱，以诚推心置腹感动得他们一定要报答吗？所以说信任并不图回报却能得到回报，猜疑并不希望得到欺瞒而欺瞒必来。

如今的任官制度，在地方任官者，堂堂县令管不住县丞、主簿；一州之郡守管不住同知、判官、推官；一司之权，公为左使右使，而本司的二参知、副使、佥判也不听令。公文印信封掌和签发，都要求本卫官吏共同办理，唯恐长官徇私舞弊，约束长官象约束胥吏一样。这种制度施行不到百年，法度已大坏，却使得人人都借口公座共议共办，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种猜疑官僚之任官制度的弊病，已经可以清楚看出来了。朝廷又将地方的行政分出屯田。水利、钱法、驿传、临政诸权，又分为几道以限制诸司的权力，各道又设立各种分司，督察巡守兵粮之类事务以限制郡的权力，在驰道上，巡按之使络绎不绝，循环差遣，无时无刻都在约束着郡县。以此限制地方，可谓不遗余力。在朝廷之内，把过去的都督府一分为五，又各设同知、佥判。六部卿，副卿，常各设七八名。政事堂、大理寺、通政司、太仆寺之类，虽设有长官副长官等，却将事权分散出去，谁也不听他们的裁判管束。三公三师，这类黄扉论道之官，也明令废除，永不再设。朝廷的各种公文印信，封掌签发，全像地方官府一样由朝参官共同办理，再让给事中、谏议大夫、御史巡视；刷上封记以防有私。遇到有差任大官边关军情或地方盗贼、设置州县、河患漕运、朝廷大礼之类有疑议之处，有关部门不能决定，又设各种会议、抄参、私揭以约束，以此约束朝官也是不遗余力啊！以一个人力量来应付天下各种力量，以一代之力来应付几百年之力，力尽法坏，私弊成灾，然而却使人相互推卸责任，说不是自己一人负责。以此开辟了逃避责任的途径而断绝了他们争取功名的道路，岂不与本意大相径庭吗？

一个职务分由几个官员来主管，让几个官僚连衔署名以相互统辖，是为了以鲭疑约束不肖无德之人。对于人才来说，有贤、不肖、中等人三种，以贤者约束不肖者，则不肖者恐惧；以不肖者约束贤人，则贤者忧虑；以中等人约束不肖者，则邪恶不会消除；以中等人约束贤人，则善行不会增加；以贤人约束中等人，则疲于奔命，以下肖约束中等人，则会产生朋党；以贤人约束贤人，则会出现意见分歧；以不肖约束不肖，会使他们沆瀣一气。不肖者恐惧时会撕破脸皮而伤害贤人，贤者忧虑时会自动引退以避祸，恶行不消除，则恶人会更加肆无忌惮，善行得不到助长则无助于进步；疲于奔命，则事情会办坏，朋党作祟，则媚上欺下之风兴起；意见有分歧，则会离开正道而折衷；不肖者声气相投，则会使他们狼狈为奸。这种以猜疑为出发点的任

官制度，只有以不肖约束不肖，才能相适应，这也与建立这种任官制度的本意大有违背。

天本于道，君本于天，相本子君，百官本于相，这才是最好的啊！天下万事万物，只要握住尺纲寸纽，就足以统治天下，造福万民。如今在这样广大的天下里，选贤拣德的方式这样繁多，时间这样长入，不能选到一两个心腹大臣，任以国事，便愤然废去丞相之职，唯有开国于风雨中的英敏明神之君，总理万机，统一上下，才能无所阻滞。过此之后，朝中奏报一天比一天多，陈案的时间越来越长，太平观念越来越强，乐声女色，禽戏纪技，靡靡之音，天天进入宫里供皇帝享乐，外事劳碌而内受蛊毒，大权能不落到宦官手中者是极少的。故胡惟庸、汪广洋（胡惟庸、汪广洋皆明初重臣、先后被诛）之类的大祸，虽从朝堂中消失了，却移到太监聚集的地方。如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皆明朝奸臣，以钻营而得宠）之徒，秉承大宦官的脸色唾遣，奉密令于皇宫北门之类，像波溶于水，瓦碎于地一样不可挽救。国家元气日渐萎靡，大政无人认真办理，民愁于乡村，士叹于家园，田野里没有粮食，钱币却被藏得蚀坏，公务你推我让，晋□□而□之大□，真叫人痛心啊！这就是不讲仁义，而实行猜忌之任官制度的恶果。

《左传》说：“以卑贱妨害尊贵，以新进离间旧臣，以小官加于大臣，都是悖逆正理的。”所以当君王者设立职名，天下尊崇职名，百官服从职名。职名设立颠倒，天下玩忽职名，百官混淆职名，必将使人们看不起爵禄而看重实权。爵禄是上天安排的秩序；事权，是皇帝的意图，不重爵禄则士人看不起功名，只尊重皇帝的意图则人会丧失廉耻之心。所以，杰出的君王对于“名”是很慎重的，名正则任务沉重，任务沉重则权高势重，权高势重则政事能办理得好。

如今当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却立于九卿之上。以贱妨贵，以小加大，违反阶序者莫过于此。这将使天下小人投机钻营以争取事权，而天秩之序，遂荡然无可依凭了。

不设一品官，则吝惜所爱以限制权臣的，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想约束住所有的人，这与仁义背道而驰，想以此求得天下大治，不亦难哉！给事、御史的官秩只有七品，给事由巡视差任，御史由巡按差任，他们却主掌着六卿、两司大臣的审评大权，这也是不合历代典制的。而他们担任此职数年，就能升迁高官，做钦差，做民牧，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和前述一样显而易见啊。

如果早知道六卿之类大臣不称职，废除他们就行了。反而用新升迁的小臣去翻查趾时，使白发大臣被呵斥得畏畏缩缩，蹑手蹑脚，端坐在墙角遭受给事、御史们的呵斥，不是很不对吗？

所以说，君主重视“名”，则天下都重视名，君主不重视“名”，则天下就都把名看得很贱。设立“名”是为了差任贤能的，猜忌“名”便会尊崇旨意，使浮薄之人大进，借权推诿，偶然间有效的措施却变为法制，故纲纪残缺而秩序紊乱，不是有助于治国的正确法则。

唯有废除以猜疑为基础的任官制度，让该居尊位的居尊，该居卑位的居卑，该设什么官就设什么官位，该负什么责的负什么责，增加选举的难度，减少对官吏的防戒，树立至公无私之心，除去猜忌，竭尽中国的智力，治理轩辕黄帝开创的天下，民族富强，仁勇尽力，就是百年千年，也不会出现弱国丧权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