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地理考》六卷，宋王应麟撰。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诗中地名者，薈萃成编。然皆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如《小雅》《六月》之四章“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其五章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地於周为西北，镐、方在泾阳外，焦获又在其外，而太原更在焦获之外。故刘向疏称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孔颖达乃引郭璞《尔雅注》池阳之瓠中以释焦获。考《汉书》，池阳属左冯翊，而泾阳属安定，不应先至焦获，乃至泾阳。又以太原为晋阳，是玁狁西来，周师东出，尤乖地理之实，殊失订正。又《大雅·韩奕》首章曰“奕奕梁山”，其六章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应麟引《汉志》“夏阳之梁山”、《通典》“同州韩城县，古韩国”，以存旧说。引王肃“燕，北燕国”，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以备参考。不知汉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其国近燕，后迁居海中。”《水经注》亦曰：“高梁水首受酅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是王肃之说确有明证。应麟兼持两端，亦失断制。然如《驺虞》，毛《传》云“仁兽”，贾谊《新书》则曰“驺者，天子之囿”。“俟我于著”，毛《传》云“门屏之间曰著”，《汉志》则以为济南著县。“滮池北流”，毛《传》云“滮，流貌”，《水经注》则有滮池水，《十道志》亦名圣女泉。兼采异闻，亦资考证。他如《二子乘舟》，引《左传》“盗待于莘”之说；秦穆“三良”，引《括地志》“冢在雍县”之文：皆《经》无明文，而因事以存其人。亦徵引该洽，固说《诗》者所宜考也。
序
《诗》可以观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观之。太史公讲业齐鲁之都，其作《世家》，于齐曰：“洋洋乎，固大国之风也。”于鲁曰：“洙泗之间，断断如也。”盖深识夫子一变之意。班孟坚志地理，叙变风十三国而不及二南，岂知《诗》之本原者哉！夫诗由人心生也，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郊庙之音曰颂，其生于心一也。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辞，莫不系水土之风而属三光五岳之气。因诗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风俗之薄厚，见政化之盛衰，感发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尔。世变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犹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说，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载于《传》，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据传笺义疏，参诸《禹贡》、《职方》、《春秋》、《尔雅》、《说文》、《地志》、《水经》，罔罗遗文古事，传以诸儒之说，列《郑氏谱》一首，为《诗地理考》。读诗者观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应麟伯厚父自序。
总说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书大传》：圣王巡十有二州，观其风俗，习其情性，因论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汉·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问于天子。
太史公曰：闻之董生，《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故长于风。匡衡曰：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
《郑氏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诗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宏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斯则久矣。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