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杂记
王国维
卷一
乘石
今北方人家，门前必有升车之石，或累砖为之，而覆之以石。此古天子之制，诸侯以下所不得僭也，其名则古谓之乘石。《周礼·夏官·隶仆》云：“王行则洗乘石。”郑司农云：“乘石，所登上车之石也。”《诗》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郑毛传云：“扁扁，乘石貌。”郑笺云：“王后出入之礼与王同，其行登车以履石。申后始时亦然，今也黜而卑贱。”然则乘石惟王与后有之。故《尸子》云：“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假为天子。”任彦升《百辟劝进今上笺》云：“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明三公以下不得有此物也。今则士庶人家亦多有之。又车上恒设小杌，以便升降时设之。或用短梯，此亦古妇人用之。《士昏礼》记云：“妇乘以几，从者二人，坐持几相对。”贾疏云：“此几谓将上车时乘之而登，若王后则履石，大夫诸侯亦应有物履之。今人犹用台，是石几之类也。”然则周人用几，乃类今之小杌。唐人用台，殆如今之短梯也。
设碑识景
古之宫室三分，庭一在北，设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宗庙则丽牲焉。据《礼经》所记，则自天子以下至士，寝庙中皆有之，庠序亦然。今中外官署大堂，亦间有此物，亦约三分，庭一在北，但无碑之称，又不居中而偏左，然用以识日景则一也。周碑制度未闻，今汉碑存者，其上大抵有穿，此亦周之遗制。《祭义》：“君牵牲，丽于碑。”则其穿盖用以系牲，空时悬棺之木，亦谓之丰碑。盖以木上有穿以通绳索，其形似碑，故谓之碑。汉碑之用虽与周异，然其制犹周制也。今衙署所用识日景之物则全失其制，殆如佛寺之七如来幢矣。
天子诸侯三朝三门
古者天子诸侯皆三朝三门。先郑司农以为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汉唐诸儒皆从其说。其实天子仅有皋、应、路三门，而无雉门、库门。戴东原正之，是也。今北京朝门亦与古合。禁城以内，午门、太和门、乾清门为三门，并天安门、端门计之，亦可谓之五门。其朝，则遇献俘诸大典，天子御午门楼，殆当古之外朝，太和殿当古之治庙，乾清宫当古之内朝。又郑康成《周礼注》谓：“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亦古之外朝。”《续汉书·百官制》注中详言其事。旧内阁大堂中设宝座，与汉之天子以下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同。然但为天子与阁部大臣议政之所，与周、汉之外朝异矣。
注屋
今之宫殿，正殿皆九间，盖自汉已然。周制堂上仅有室户一，房户二，共三户。汉时则有九户。张平子《西京赋》：“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大厦耽耽，九户开辟。”盖汉制已为九间之殿，其前通九间为一所，谓大厦是也。其后画为九室，每室一户，或虽通为一，而每间施一户，故有九户。《文选·景福殿赋》注引《洛阳宫殿簿》：“魏许昌承光殿七间。”魏时许昌离宫正殿犹用七间，则洛阳正殿自当用九间矣。古宫室之有东西南北四霤者，谓之四注屋。其但有南北二霤者，谓之两下屋，见《考工记》郑注。又《乡饮酒》、《乡射礼》皆云“设洗当东荣”，皆古士大夫礼。至《燕礼》云“设洗当东荣”，为人君礼。郑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贾疏：“汉时殿屋四向流水，故举汉以况周。言东霤，明亦有西霤。士大夫言东荣，两下屋故也。”则周时诸侯以上为四注屋，大夫以下为两下屋。汉殿皆用四注殿制，故人臣所居亦有殿称，以其同为四注屋故也。今惟宫殿寺观庙宇或为四注屋，人家罕用之，盖自周时已然矣。
槛非门户之槛
古者室有户牖，堂则无之，故或用帘以蔽风口。《说文》曰：“饮堂帘也。”帘字从廉、以廉得名。《乡饮酒礼》所谓“堂廉”，谓堂与堂下间有廉棱也，帘垂于此，故有帘名。此以竹为之。其用布者谓之!，当亦从堂帘得名。《说文》云：“!，帷也。”《士丧礼》所谓“帷堂”是也。汉时始于阶间施栏槛。《汉书·朱云传》：“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师古曰：“槛，轩前栏。”明非门户之槛。今之大殿皆有长窗以当门户，盖自魏晋以后始矣。
阙
古者天子门侧设两观而阙其中，故谓之阙。鲁亦有之，《礼器》所谓“天子诸侯台门”是也。今之门楼则设于门上，不在两侧，不知始于何时。余见汉画石像拓本，画汉函谷关形，关有两观，其下皆有门，共两门。韩文公诗“日照潼关四扇开”，是唐时犹然，此实古之两观与今之门楼中间之制度也。
栌
汉武梁祠画像所画柱，其上皆有圆木三层，相袭而上，愈上愈大，以承栋梁，此即所谓欂栌也。《说文》云：“欂栌，柱上枅也。”《释名》云：“卢在柱端如都卢，负屋之重也。”都卢，矮人之称，则卢之短可知。又王延寿《灵光殿赋》“层栌磥垝以岌峨”，画像柱上之物有三层，其为欂栌无疑，今时罕用之。
司命与灶
南方人家敬事鬼神，谓之东厨司命，此实合古代五祀中之司命与灶为一也。古者司命之祀有二。《周礼·大宗伯》“以樽燎祀司中司命”，盖即《史记·天官书》“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此乃天神。《楚辞》所谓大司命是也。《祭法》“七祀”“五祀”皆司命居首。郑注曰：“此小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遣责告者。”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此与户灶诸神，俱为小神。《楚辞》所谓小司命是也。据《祭法》，庶士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无祀司命之法。惟《士丧礼》记之，“疾病祀于五祀”，则有事时一用事而已。至汉则不然，《说文》“秕，以豚祠司命也”，引《汉律》云“祠秕命”。《风俗通》则云：“今民间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檐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豚，率以春秋之月。”可见汉时司命之祀极盛，与今日祀灶无异也，不知何时始与灶合而为一神。按俗传《太上感应篇》，此书之作当在唐宋间，而其中已云司命灶君之神。《东京梦华录》亦云：十二月二十四日，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凹，谓之醉司命。则北宋时确已谓灶神为司命。然原其混合之始，当在汉晋之交。《抱朴子·内篇》：灶之神，每月晦，辄上天言人罪状。大者夺纪，纪，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三十日也。此已与郑君《礼注》督察三命之说相似。郑注又言今时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则汉时已并五祀而一之，习久相忘，遂反配为主也。
古之灶神
古之灶神，《淮南子》以为炎帝，戴圣及贾逵、许慎皆以为祝融。郑康成据《礼器》文以为灶，老妇之祭，其注《礼器》云“老妇先炊者也，以礼意求之”。郑说为近。然臧文仲燔柴于爨，郑君云“时人以为祭火神乃燔柴”。则周时已有以祀神者，至后世祀司命，盖已三变。观李少君以祠灶、偲道、却老方见武帝，则汉初方士或已为此说矣。
盟誓之祀
古者盟誓，虽遍告天地四方及人鬼，然有专主盟誓之祀，《周礼·司盟职》所谓“北地诏明神”是也。《左传》襄十一年，亳之盟，载书曰“或间兹命，司慎司盟。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司慎司盟。”《说文》“"部”引作“司慎司命”。盟、命两字，古音同部，或能通假用之。归安吴氏所藏齐侯壶铭之文中有云“誓于大司命”，然则“司命”即《左传》之“司盟”，亦即《周礼》之“明神”也，其象则觐礼之方明。方明之象，虽兼天地四方，而实以司命为之主。以其用方木为之，故谓之方。以其主盟誓，故谓之明。后世小司命之祀虽盛，而大司命则汉以后民间未闻有之。至于近世，遂合司中、司命、司录三者为文昌之神，而以张恶子其人当之矣。
中釆
城隍之祀，以城隍为名，义主于土，即古之社神，《祭法》所谓“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也”。又城乡土地祠亦然，所谓“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也”。今大江以南，人家宅神，亦谓之家堂土地。其神盖当古之中霤，亦社神之类也。《礼·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国主社。”则一家之中霤，即与一国一邑之社相当，其神亦为一人。《左传》晋蔡史墨言：五行之官，实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曰“后土为社”。）则社与五祀之神即此五官。故贾逵注《左传》云：“句芒祀于户，祝融祀于灶，蓐收祀于门，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杜注于“后土”下亦云：“土为万物主，故称后焉，其神句龙焉。在家则祀中霤，在野则为社。”皆言社与中霤为一神。按：中霤，谓雨水所滴之处。本以地言，则此说似属可信。今之祀公宅神与冢墓之神，均谓之土地，其理一贯。可知今之宅神，实古之中霤，而其神则后土，其名则句龙也。
瓜皮小帽乃弁之遗制
今之瓜皮小帽，明时已有之。刘若愚《酌中志》：“皇子未冠时，戴元青绉纱六瓣有顶圆帽，名曰瓜拉冠。”此与今之小帽无稍异处。然此亦不始于明，实古代弁之遗制也。《周礼·弁师》：“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癠，象邸玉笄。”郑君注：“会，读如大会之会。缝中也，每贯结五采玉十二以为饰，谓之綦。”则皮弁当以各瓣缝合，如今之小帽矣。郑注又云：“邸，下柢也，以象骨为之。”贾疏云：“下柢也者，谓于弁内顶上以象骨为柢。”则邸即今帽结矣，其制实与今之小帽无异，特所用材料不同耳。
浏海乃古代子事父母之饰
十余年来，南北少年，无论男女，盛行浏海。翦其前面之发，垂之于额，其长者往往被眉，盖市肆所画仙人刘海蟾其发类此，故谓之前刘海。实则古代子事父母之饰。《诗》：“髡彼两髦。”髦者，发至眉，子事父母之饰。幼时盖以真发为之，然长而有父母者，犹为此饰。《礼注》云：“既殡，主人脱髦。”《丧大记》云：“小敛，主人脱髦。”盖以假发为之,故可脱，均以父母既死，无事此饰故也。
诗纪制度风俗
古人作诗，直纪当时制度风俗，无凌猎无加减，非苟而已也。如《小雅·瓠叶》一篇咏燕饮食。首章云“酌言尝之”，此泛言也，次章则云“酌言献之”，三章云“酌言酢之”，四章云“酌言酬之”。古人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人人酬宾，献酢酬一爵而礼成。礼经所纪，无不如是，此诗次序亦同。又《行苇》及《宾之初筵》二篇，序燕射事次序，与《燕礼》及《大射礼》合。《楚辞》序祭祀事，与《特牲馈食》、《少牢馈食礼》略同，惟尊卑有殊，而节目不异。可知古人用语，无一字虚设也。
棺葬考
古者殓用棺，葬用椁。椁之制度，经传不详。《檀弓》言“天子柏椁以端长六尺。”郑注：“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按《檀弓》“有子言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孟子意古棺七寸，椁称之。孔子所制，为庶人之礼，孟子所称，大夫之礼，以此差之。则庶人五寸，士六寸，大夫七寸，卿八寸，诸侯九寸，则天子盖一尺矣。故六寸者，以言其木之长也，五寸至一尺，以言乎木之方（即直径）也。至全椁之大小，则无文以言之。世以棺椁并言，疑椁之于棺大小不甚悬殊，或以椁即大棺。其实不然。按《广雅》：椁，廓也，且其字以郭为声，当取义于城郭。椁之于棺，犹郭之于城，其大小之差，率以恒倍许。《丧大记》曰：“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郑注《礼器》云：“壶容一石，甒容五斗。”盖用叔孙通汉器制皮之文。则大夫士棺椁间之大小，略可识矣。柷之大小，郭注《尔雅云“二尺四寸”，然《周礼·春官·司几筵》云：“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纷纯。”郑注谓：“柏者，椁字磨灭之余。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按古席，率广三尺三寸三分有奇，故《文王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曲礼》记讲间之席，则曰“席间函丈矣”。天子诸侯椁中皆有神坐之席，则棺椁之间，至少必得三尺有奇，以所藏明器推之，此亦最小之度矣。天子以下，明器不能知其详，惟据士礼言之，则有苞二，羊豕肉；筲三，黍稷麦；饔三，醢醯屑；癢二，醴酒；皆有木桁庪之。此外尚有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盘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乐器，未详；而涂车刍灵之属，尚不与焉。下棺后，藏器于旁，加见藏苞筲于旁。此中各物，以甒为最大，自非容甒不可。大夫以上，明器愈多，则棺椁间之差亦随之而大，至《檀弓》谓“宋哀公葬其大夫，醢醯百饔”，他物亦当称是。《左传》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则未世侈奢之事，又非尺余之地所能藏焉。如此棺之两旁，既得三尺余，而古之棺制，亦不得过小。《檀弓》言“天子棺四重，大棺厚八寸，属六寸，椑四
寸，水兕革客三寸”，计二尺四寸，两旁合计四尺八寸。中间容尺之处，亦当得三四寸，则棺之径，至少当得八尺，并两旁各三尺许计之，当得十四五尺，其纵处亦略如之。此椁之大小之度也。椁之制，但有四旁而阙其上，以有抗木抗席及折故也，且古惟天子用隧，棺自羡道入，诸侯以下，皆自上下棺，故惟四围之椁，先树圹中，而折及抗木，必加于下棺之后。然四旁之椁，必得与抗木而始成一物，故抗木等亦椁解。《左传》成公二年所谓“椁有四阿”是也。诸侯以下，椁上皆平，士下棺后加折，方凿连木为之，缩者三，横者五。抗木则横三缩二，每五枚为一重，士一重，大夫再重，诸侯三，上公四，加其重数而已，其上皆平俎也。惟天子五重，则四注而下，以木之端凑于上而修其下，如屋形，所谓四阿者。杜注：“四阿，四注椁也。”孔疏曰：“《士丧礼》下篇，抗木缩二横三以负土。”则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则其上方而尖也。《礼》：“天子椁题凑，诸侯不题凑。不题凑，则无四阿。”其说是也。然则《檀弓》所谓“柏椁以端长六尺”者，当以六尺之木，纵系二屋，为四注屋形。六尺再椁，每旁得一丈二尺，而四隅之木又当加长焉，然后可以周覆椁上。椁之四旁之大小，既有一丈四五尺，以一丈二尺之物，交覆于一丈四五尺之上，此四注屋之斜#度也。然则椁之制，天子崇其上，诸侯以下平之，而视棺之大小，则如郭视城之大小，则可决也。古椁皆用木，《檀弓》云“天子柏椁”，《丧大礼》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是也。然则天子则以石表之。《周礼·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击四隅，欧方良。”郑注：“壙，穿地中也。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也。郑氏此注以汉制推之，周时果如此，殊不可知。然《檀弓》称“宋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则周季已有为之者矣。秦始皇之葬，石椁为游馆。（《汉书·刘向传》）汉文帝亦言“以北山石为椁，用$絮剒陈漆其间。”（《张释之传》）则自秦已后，实用石椁，然其里或尚以木为之。刘向言始皇墓发掘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则石椁之下，尚有木椁，《汉书》所谓“黄肠题凑”，即是也。《续汉书·礼仪志》：皇帝登遐，“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如礼。”《汉书·霍光传》：“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垒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则黄肠题凑次最居外，与康成所谓“以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者，语可互证，殆所用以支石者。观文帝谓石椁时，以$絮剒陈漆其间，则当时治石之工，殆不甚巧，或须以木支持。然《霍光传》云“黄肠题凑一具”，则又似与梓宫、便房等同置于壙中，非复支壙之物矣。罗氏唐风楼藏汉墓石拓本五，其一铭曰：永建五年二月"日董"石，广三尺，厚尺五，长二尺；其二曰："伯石，广三尺，厚二尺，长三尺二寸第（下阙），阳嘉元年十一月省（下阙）；其三曰：第九百二十五，广三尺，厚尺五寸，长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更黄肠椽三条主；其四曰：四百四十三，广四尺，厚尺五寸，长尺九寸五分，"平三年八省椽陈"主；其五曰："石，广三尺，厚尺二寸，长三尺"。又《陶斋藏石记》所录尚有一石，曰：阳嘉元年三月日冷攸石，广三尺，厚尺五寸，长四尺五寸，第卅二。而罗氏所藏熹平元年墓石拓本，其石亦在端氏，此石独云更黄肠椽三条主，则为石椁之石盖无可疑。其云董"石、"伯石、冷攸石者，盖系以死者姓名。其云黄肠椽三条主（三条疑主条之泐）椽陈"主者，则主吏姓名。第九百二十五、四百四十三、第卅二等，则记石之次第，用石至九百余，其椁之大，可以想见。按：此种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水经注》济水条云：汉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后仪渠），谓之石门，世亦谓之石门。水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石铭曰“建宁四年十一月黄肠石”也，而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沦落无复在者云云。此一节所记，未免小误，盖造水门时，实发汉建宁间旧墓石为之，郦善长直云水门为建宁四年所造，则误以治墓之年，为作门之年，而不悟水门之铭不得称黄肠石也。又善长所云黄肠石，不知石文果如是否？抑铭本作更黄肠椽某某主，而椽字以下断泐，遂谓为黄肠石欤？又熹平元年墓石，所云肠者疑更者代也，谓以石代黄肠也。然则郑君“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之说，或不可尽信，抑至后世，去木用石，而石即蒙黄肠之名欤？非多见古冢墓之内形，盖不能臆断矣。汉时天子之壙谓之方中，《汉书·张汤传》所谓“治方中”是也。如淳曰“《汉仪注》陵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二丈”，《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续汉志》注引），此谓所穿之全地也。其中置棺之地，则谓之明中。《汉书·霍光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宫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共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云云。则明中在方中之中而小于方中，正藏棺之处也。然明中又有前后二所，《帝王世纪》载：“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水经注》济水条言金乡山有冢，谓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堑深十丈，两壁峻峭，广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门，二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谓之白马空；埏门内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后，又得内堂。观者皆执烛而行，虽无他雕镂，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汉昌邑哀王冢，所未详也。王隐《晋书·地道记》亦记此事，则云“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深三十丈，傍却入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云云。此云“为堂三方”，当以内外堂为一，并左右两室计之，此二室当用以葬后妃宫人者，特未就耳。此上二冢之制，皇甫谧所记则距献帝之葬不远，其言当可据。郦善长所记金乡山古冢，则当据目验记之，惟记言隧道之深，则与《晋书·地道记》不合；又既云堑深十丈，复云行七十步得埏门，亦复自相抵牾，盖字有讹脱也。惟内外二堂之制，则二冢相同。去岁日本滨田耕作君，于旅顺所发汉冢，亦有内外二堂，则《汉旧仪》明中四周二丈之说，但指一堂言之也。《抱朴子》言：吴景帝时，“戍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所谓重阁，恐亦谓前后二堂，其云四周为徼道，则又《汉旧仪》所云设四通羡门相合。此徼道者，当与妃妾葬处相通，《汉旧仪》谓营陵馀地为西园后陵，馀地为婕妤以下。《霍光传》所谓“赐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则此徼道当为通外藏之所矣。地下之事，徵实不易，故备记之如右。便房之语，苏林曰：“便房，藏中便座也。”师古曰：“小曲室也。”《汉书·陈汤传》云：“昌陵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则便房似于治陵之时即为之，苏、颜二说或是也。然如淳引《汉仪注》，以为梗椁，则楩乃梗字之假借。梗房之语，与梓相对，梓可云宫，则梗亦可云房。若以为藏中便座，则《霍光传》不得云“便房一具”矣。《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帝后陵中明器，除挽车九乘外，其馀皆用士礼，与《既夕礼》吻合。其赠币且用帷记，较《既夕礼》尤俭。殆谢忱书所谓太尉胡广等定耶？乡党无议其失礼者，殊不可解。
磬折古义
《考工记》凫氏为钟一职，郑注疏误殊甚。程易畴先生《考工创物小记》始正之。郑子尹乃代作《凫氏为钟图说》，仍申郑说，真所谓不辨黑白者也。余尝取上虞罗氏所藏楚公孙班、避父钟、卿钟三钟，及各家著录有尺寸可据者共十三钟校之，皆不与凫氏合。又此十三者，亦不自相合。此由古代铸钟，不必尽遵凫氏制度。或凫氏职但奉其大概，铸钟之时，仍须以声律定之。然据《考工记》本文，必须如程解无疑也。犹程氏之《磬折古义》，以安阳所出之商磬校之亦不合，此亦商周磬制，本自不同，至程氏磬折之解，不独优于康成，实千古不可破之说也。
追蠡
罗氏藏三周钟，其乳皆作旋螺形，他钟似此者亦多，此殆孟子所谓“追蠡”也。古书多假“蠡”为“螺”字。《汉书·东方朔传》“以蠡测海”是也。《风俗通》说门户铺首，引《百家书》云“公输班之水见蠡，日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使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云云。徐陵《玉台新咏序》所谓“铜蠡画静”，亦门户上物。按：门户上所施铜乳，其排列与钟乳相似，而皆作螺形。盖成列之物用螺，乃古代之通习，未必闭藏为义也。赵注《孟子》以“追”为“钟钮”，“蠡”为“蠡蠡，欲绝之貌”。追为钟钮，古无明文，而蠡则古钟上实有是物，惟追作何解，不敢自为说耳。
大房
传世古器，乐器如钟、磐，兵器如戈、矛、剑、戟，洗器如盤、匜，酒器如彝、壶、尊、勺、爵、觚、觯、角、单、盉，煮器如鼎、鬲，黍稷器如簠、簋，如敦，今皆有之。笾豆虽无存者，然尚有瓦、豆在，可知其形制。惟俎作何状，则不可知。《诗·鲁颂》“笾豆大房”，《毛传》云：“大房，半体之俎也。”郑笺则云：“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后有房。”然《少牢馈食礼》：“肠三，胃三，长皆及俎拒。”郑注：“拒，读为介距之距。俎距，胫中当横节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郑注：“梡，断木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谓中足为横距之象，《周礼》谓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谓曲桡之也。房，谓足下跗也，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据郑君《诗》、《礼》三注，则俎之为物，下用四足，足间有木以相连相距，距或中足，或在足胫，其距下之跗谓之房。然有不可通者。按《周语》：“禘郊之事，则有全蒸；王公立饮，则有房蒸；亲戚饗宴，则有肴蒸。”韦注：“全蒸，全其牲体而升之。房，大俎也，谓半解其体，升之房也。肴蒸，升体解节折之俎也。”则房蒸实与全蒸相对。盖升半礼之俎，当有两房，以半体置一房，合两房而牲体全，故谓之房。毛公云：“大房，半体之俎。意正如是也。”少牢馈食，虽系餚蒸，则亦用房蒸之俎，故有俎拒。拒者即两房之隔，故制肠胃长短，以俎拒为节，不容取俎足以为节也。由是推之，则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嶡，嶡者具也，皆全蒸之俎。周始有半体之俎，以其似宫室之有左右房，故谓之房俎。若足跗，则不具房形。郑君堂房之说，殊为迂远矣。
斯禁
浭阳端氏所藏斯禁，出于凤翔府宝鸡县，就其形制文字观之，其为商周间器，自不待言。今年日本某杂志揭其照片，颇为近汉之器，主宰杂志之某君，"深于考古之学者，乃以此为汉器，殆误会《礼器》郑注耳。《礼器》“大夫士棜禁”，注：“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今方案，隋长局足，高三寸。”然则郑注“如今方案”，自谓士禁如之，非谓斯禁，且方案与禁，亦非一物。郑以汉方案似禁，故举况之。某君殆因此，误以此斯禁为汉物，且不知汉时无此制也。
秦阳陵虎符跋
罗氏唐风楼藏铜虎符一，长汉尺四尺许，左右二符，胶固为一，金错篆书，文各十二，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实秦虎符也。按《汉书·景帝纪》：“葬阳陵。”《地理志》云“左冯翊有阳陵县。”班氏原注：“故弋阳，景帝更名。”则用阳陵至汉景帝时始有此名。此符疑为汉物，然与汉符不合者有五：一《史记》及《汉书·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今传世汉符，其文字皆云与啣啣太守为虎符，与此符文绝不相同。又阳陵乃县名，并非郡国名，无与为虎符之理。此与汉制不合者一也。汉符之数，则应劭云铜虎符第一至第五。今传世汉符，辄云啣啣啣啣为虎符左符或右符，其又于肋下云左啣右啣。其左符右符，皆记数字，不记甲乙。此符云甲兵之符，与汉制不合者二也。汉符传世者，其文刻于脊上，合之而后可读，如周官傅别之制。此符左右文同，皆在脊上，如周官质剂之制。此其不合者三也。《史记正义》引崔豹《古今注》云：“铜虎符，银错书之。”（今《古今注》无此条）崔豹，魏人，所记者当为汉魏之制。又今传世汉符，皆系刻字。此符独用金错。则其不合四也。此符字画颇肥，而所错之金极簿，几与湿金以书者相等。若汉世所错，如莽货一刀平五千之一刀二字则字细而金厚。他器亦然。此其不合者五也。若云秦符，则有四证焉。阳陵虽云汉景帝所置，然秦之先君有葬于阳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德公居雍关大郑宫，葬阳。宣公居阳宫，葬阳。”而秦先王葬处往往称陵，如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则秦自称王以后，以阳为二先公所葬，谓之阳陵，其理或有之。又《史记》、《汉书》侯表，高帝时有“阳陵侯傅宽”，今出土封泥之中，有阳陵邑丞印。邑丞，侯国之丞，则高帝时已有阳陵，不自景帝始。其为秦邑，益无可疑。此一证也。此符字数，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以六之倍数。按《秦始皇本纪》称“数以六为纪”，故用六倍数。若汉以五为纪，故印皆用五之倍数，如云与啣啣太守为虎符左啣是也。此二证也。文字谨严宽博，与李斯所书刻石者相似，非汉时人所能仿佛。此三证也。若云秦符，则其左右二符合并之故，亦可得而言焉。按：秦汉虎符，右常在内，左常在外。《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皆云“秦王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盖于降汉之时，敛左符而合之。秦玺入汉，既为传国之器，此符虽不复用，亦必藏在内府，为国重宝，合置既久，中生绣涩，遂不可开。否则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亦无入京师之理，二符无自胶固矣。此四证也。惟其长短，颇与《秦本纪》所云“符、法冠长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当指竹使符，汉竹使符亦长六寸，同于秦制。若虎符则发兵之事，贵于慎密，短则易藏而难觅，故仅长四寸许。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此符云甲兵之符，则此外尚有乙丙丁等。按：汉制铜虎符第一至第五，若秦制亦然，则虎符当有自甲至戊五枚，或以讫戊为疑。然秦汉间制度名物，颇有讫于戊者。如卫宏《汉书仪》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郑注《周礼·司寤氏》亦曰：“夜时，谓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戊。”则兵符五亦自甲至戊，固不足怪也。李斯书存于今者，仅有泰山十字，琅邪台刻石，则破碎不复能成字矣。即以拓本言之，泰山刻石，亦仅存二十九字，琅邪虽有八十五字，而漫漶过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用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楚，谨严浑厚，经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惜系金错为之，不能拓墨耳。此符“在”字作“十”，犹用古文，不用小篆。若泰山刻石“维初在昔”之“在”，则作“在”字。其铸符时或犹在巡峄山之前也。行文半阙之式，古金文中无有也，惟琅邪台刻石，则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项顶格书，此为抬头之始。秦虎符左右十二字，分为二行，每行六字，皇帝二字，适在第二行上，亦抬头之意也。可知此事自秦以来然矣。古代文字颇难作伪，如峄山刻石文，虽不见于《史记》，然一读其文，可决其为李斯所作也。秦符虽作十二字，然如“右在皇帝”四字，岂汉以后人所能耶！秦泰山芝罘会稽山刻石，皆三句一韵，一句四字，三句十二字，即六之一倍也。琅邪台刻石，其颂二句一韵，其二百八十八字，六之四十八倍也。后序三句一韵，每句字数不等，其一百二十字，则六之二十倍也。可知秦时文字，皆以六为纪。后世传秦玺文，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独为八字，与秦文字之例不合，疑为后人假托矣。
隋铜虎符跋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内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数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礼》云：“献粟者执右契。”郑注：“契，券要也，右为尊。”契以右为尊，符节可知。尊者在内，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盖亦用古尚左之制。汉则文帝二年，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师古曰：“与郡守为符，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则左外右内，与秦制同。魏赐孙权九锡文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齐、梁、陈九锡文同。而竹使符上皆冠以左字，疑金虎符左右赐之。盖虎符以发兵旅，时兵权皆在受九锡者手，故赐以左右，以示不敢有征发之事也。竹使符所以传命，事恒有云，故但赐以左，而以其右藏于天子之所。可知左外右内，自秦迄江左之末，未尝变也。又汉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东莱太守虎符（潍县陈氏藏）、广阳虎符（诸城刘氏藏）、玄兔太守虎符（海丰吴氏藏），筋上均有左二字样。汉制左符在外，今左皆有二，亦左右数同一证也。惟潍县陈氏所藏汉上郡太守符，则不可解。此符左右俱存，其脊文十字，则云“上郡太守为虎符第一”，右筋上有“上郡右三”四字，左筋有“上郡左二”四字。如是，则虎符第一至第五，每符又各有左右若干。则一郡之符，殆多至数十，恐无此理。汉常山太守虎符筋文云“常山左三”，渔阳太守虎符（吴氏）筋文云“渔阳左二”，长沙太守虎符同。
晋王台太守虎符。
又按翁氏《两汉金石记》所载一符，则脊文云“与五原太守为虎符第一”，筋文云“五原左一”。嘉善谢氏藏晋丞邑男虎符，脊文云“晋与丞邑男为铜虎符第一”，筋文云“丞邑男左一”。潍县陈氏藏晋驺男虎符，脊文云“与驺男为虎符第五”，筋文则云“驺男右五”。此三符，脊文所记数字，与筋文所记者无不相同。则上郡符脊文作第一，而筋文左作左二，右作右三者，恐不足信。汉阳叶氏藏晋始平虎符，脊文作第二十，而筋文作左二，亦为可疑。二符未见原器及拓本，无由断定其真伪，如系真品则仅一郡国之符，多至数十，为可异耳。至于左右同数之说，不惟不相妨，转足相证也。隋符亦然。吴县蒋氏藏隋虎符八，此外传世者，尚有三枚，共十一枚。其中右符六，曰右御卫相原四，曰右御卫永昌二，曰右御卫美政五，曰右翊卫天井一，曰右翊卫石桥二。左符五，曰右屯卫温阳一，曰右御卫安昌四，曰右武卫白松二，曰右屯卫清湖四，曰左屯卫赤城五。左右之孰内孰外，虽不可知，然左右二符，各有第四第五，则左右之数亦相等，如秦汉以来制也。惟唐制则大异。《六典》载：铜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不独左内右外，左右之数亦各不同。惟木契则左右同数，犹用古制耳。宋符则兼古制与唐制二者。《玉海》八十二，载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李淑等言，参酌古制，定铜符形制。上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铸虎豹御，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头四，左符一，右旁为四窍，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同，侧刻十千字为号。右五符留京师枢察院，左符降付诸处。庆历元年罢。宋符右内左外，则法秦汉，以十千为号，亦与秦同，惟内五外一，则用唐制。然则宋以前兵符形制，皆可知悉。独元时代最近，又贵人皆赐虎符，今实物未有存者，而史亦不载其形，殊可异也。
伪周二鬼符跋
吴清卿中丞十六金斋中所藏各符，以新莽厥戎虎符为最，形制文字，精美绝伦。然亦有伪者，如太和门外左龙武军第二及鹰扬卫左紫辉第四二龟符是也。按宋敏求《长安志》云：大明宫东面一门，曰太和门。又云：太和门外从东第一曰左羽林军，第二曰左龙武军，第三曰左神策军，与此符合。然龟符乃武后时物，其时尚未有龙武军也。《旧唐书·职官志》云：“初，太宗选飞骑之尤健者，别署百骑，以为翊卫之备。天后初，加置千骑，中宗加置万骑，分为左右营，置使以领之。开元二十七年，改为左右龙武军。”《新书·兵志》则云：“及元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唐会要》卷七十一，亦云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右羽林军，置龙武军，以左右万骑隶焉。注云：或出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此符为天后时物，不应有左龙武军。又考《唐六典》成于开元二十四年，而北军只有左右二军，无龙武军。杜甫《曲江对雨》诗：“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诗作于天宝时，而军改于开元之末，故曰新军。若天后时已有此军，则不得云新矣。此符必因九仙门外右神策军龟符而伪作者。至鹰扬卫左紫辉第四龟符，鹰扬卫上无左右字样，又鹰扬近在皇城，此符系左符，据唐制不得有第四，（《六典》：“兵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此亦伪作。吴氏精鉴，为近世所仅见，而亦蓄此物，信乎鉴古之难也。
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尺跋
古尺存于今者，以曲阜孔氏所藏汉建初尺为最著。此尺有仿制者，较原尺约长二分，世间拓本，以仿制之本为多。然尚有元延铜尺，不知藏谁氏。余于唐风楼见其拓本，较建初尺原本又约短二分。据此，则前后汉尺度，大略可知矣。蜀尺则上虞罗氏藏章武二年弩机，其望山上有金错小尺，与仿制之尺，长短略同。（此弩机后为端忠敏索去，载于《陶斋吉金
录》。然图中失摹其尺，殊可惜也。）又藏魏正始弩机，亦有尺度，较建初尺度为长，殆即知《隋书·律历志》所谓“杜夔尺”也。晋尺未有传者，世所传晋前尺者拓本，皆出于宋王复斋《钟鼎款识》。国朝诸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畴、阮伯元等，皆以为此为真尺也。然其铭词则曰“周尺，汉志铸歆铜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共十九字，与《隋志》载晋前尺铭词不合，且此尺苟为荀勗所制，必无自称晋前尺之理，故罗叔言参事疑为宋人仿造。余考之《宋史·律历志》，知即宋高若讷所造《隋志》十五种尺之一也。《宋志》谓“若讷用汉货泉长尺寸，考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藏于太常寺：一、周尺，与《汉志》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中铜尺、晋前尺同”云云，与传世晋前尺铭文只差三字，则此尺为若讷所造甚明。程易畴乃谓以莽布校之，豪发不爽，遂定为晋前尺。不知若讷此尺，正用莽布所造，自无不合之理。以程氏之聪明而尚为所欺，殊不可解。然王复斋《款识》已收此拓本，宋人已以此为真晋尺，此亦如政和礼器，南渡后即误以为刘宋器也。然则晋前尺世间无此物，亦无拓本，虽可以元延、建初二尺及钱布、弩机尺等约略推之，亦仅能得其近似。高若讷所造，复斋所藏，亦所谓得其近似者，遽以是为真晋尺，则大误矣。《隋志》所载前尺以下十四种尺，今亦无一存，不能互相校定。又晋前尺与建武尺同，未必同于建初尺。故晋前尺之真，遂不可见，使后世作史者，皆效隋志之法，则最近之尺，必有存者。一尺存则众尺皆存，何至无可考乎？
唐用开皇官尺
汉尺传世者虽有二种，有唐一代之尺，则反无存，史亦不言唐尺与前代尺之比例，余其即用开皇官尺。何以徵之？《唐六典》金部郎中职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云云，“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而《隋志》谓开皇尺，即后周市尺，当后周铁尺一尺二寸。周、隋时，以铁尺调律，以市尺当官尺供公使用。唐制即出于此。此一证也。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唐量未闻权衡，则亦以三两为一大量，分明出于隋制。权既如此，度亦宜然。此二证也。后用铁尺，据达奚震牛弘校之以上党羊头山大黍，累百满尺，谓为合古，则《六典》所云“累黍之尺”，虽语出《汉志》，而事本宇文。又开皇官尺，当铁尺十二寸，唐大尺亦当黍尺十二寸。此三证也。《宋史·律历志》载翰林学士丁度等上议：“今司天监影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以其洛都故物也。（原注：晋荀勖所用西京铜望皋，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为西京，乃唐都耳。）今以货泉、错刀、货布、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货布等尺寸，照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间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欲尺之中，当依汉泉分寸。若以太祖膺图受禅，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用景表旧尺”云云。如是则丁度等以宋司天监景表尺为唐尺，其尺当汉泉尺一尺六分有奇。后用铁尺，则当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故丁度等谓唐尺略合于周隋之尺。此四证也。（此宋司天监景表尺，丁度等以为唐尺，然《宋史·律历志》又谓“今司天监圭表乃石晋时天文参谋赵延%所造”，则实非唐物。然五季之世未遑制作，则亦当用唐尺也。）《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通宝钱，径八分”，罗叔言参事据之以作唐钱尺。按开元通宝，有唐一代，多铸此钱，其大小亦不等。今择其轮廓完好容量之，得建初尺一寸零六毫有奇。而果开元通宝钱十二当得唐尺之九寸六分，则当建初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假定建初尺与晋前尺同，则累钱十二正得开皇官尺一尺。）则唐尺与假定之开皇官尺，仅差四分。而开元通宝钱，铸于武德三年，必用隋尺无疑。故宜由之以校定隋尺，不宜由建初尺而疑唐尺与隋尺不合。此五证也。闻日本奈良正仓院有一尺，相传为唐尺，他日当摹之，以证成余说也。
宋三司布帛尺
宋三司布帛尺，世传有仿制之本，不知其所自出。明尺亦罕见，惟近年出土之大明宝钞。《明史·食货志》谓其“方高一尺，广六寸”，与国朝量地潜尺正同，约当工部营造尺一尺一寸。
度量权衡变迁之定例
度量权衡，自古讫今，皆由短而长，由小而大，殆为定例。尺则汉建初尺，比元延尺长二分许。魏杜夔尺，又长于汉尺五分。晋前尺虽同于汉尺，而晋后尺则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梁朝俗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后用市尺与开皇官尺，皆同北魏后尺。唐亦如之。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两晋后魏之际，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前此则周尺、汉尺、晋前尺，虽不必如《隋志》所言，全相符合，要其增率不过数分。求魏晋以后尺法所以骤增之故，实由当时中原户调，始课绢布，官吏惧其减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考《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政长尺大斗”。而《杨津传》言：“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绢布，尺度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则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故。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阔，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惠上疏曰：‘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长，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所经仰灭圣明也。’”云云。观于此疏，则当时增尺之理，甚为了然。且其时不独增尺法，又增匹法。自周汉以来，布帛皆以四丈为一匹。《北史·卢同传》载：“后魏熙平间，同累迁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皆长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抵康生罪。”又《北史·崔暹传》亦言北齐天保中，“调绢以七丈为匹，为暹言之，乃依旧焉。”由是观之，一尺之增，于历代调绢至为明白。调法于绢布之外，兼调丝麻，皆以斤计。租法用粟，则以石计。权衡二物，自汉至隋，增至三倍，亦由是故。以调绢之事观之，盖可信矣。今世所传宋三司布帛尺，较隋唐官尺为短，似出前例之外。然自古讫唐，绢之定制，皆以四丈为匹，宋以四丈二尺为匹，尺法所减，以匹法偿之而有余。宋尺稍短，职是故也。元明以后，无绢布之调，明代虽有布缕之征，然皆用米折，而明尺反绝大，又似与前例不合。然明尺之长，当自宋元之际已然，观宋初布帛，幅度二尺五分，元时则仅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见《元典章》），其尺度之长，可以想见。自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国朝工部营造尺，反短于明尺，惟量地藩尺独与明尺同。盖因清丈之事，最易扰民，故特用长尺以优之。此与古代调绢增尺之故，大相异也。古者岁调绢布，皆纪年月日郡县及输纳者姓名，观《魏书》张普惠之疏与《北史·卢同传》所纪论奚康生事可知。盖不记郡县年月日，则无自知调绢长吏为何人，又苟不记输纳者姓名，则鞭户主连三长之事亦不能有也。至汉之任城国元父紬，则并记丈尺价值，而不记年月日。考《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顺帝时，羌虏数反，任城王崇辄上钱帛佐边费。此紬出古长城下，殆即当时佐边费者，乃国王所献，非民间
所纳。（汉时除变夷课宾布外，尚无调绢布之制。）故但著其地及大尺价值欤？
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
孔东塘尚任《建初尺跋》所载建初尺与诸尺比例，多不足信。孔云建初尺当汉末小尺八寸，已与《隋志》不合。又云与开元尺同，亦与余考定之唐尺大异。且此二者无传世之物，不识东塘何以知之。余谓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如元延建初二尺、王莽十布五泉与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及唐通开元宝钱、蜀弩机尺，实为根本材料。此外诸家之说，除《隋志》外，均当慎取。近惟吴清卿中丞《古玉图考》中之圭、&二尺，虽未可遽视为周尺，要之较诸家架空之说为可据也。
累黍为尺乃无谓之说也
累黍为尺之说，始于《吕览》，刘歆、班固皆用其说，此最无谓也。历代之尺，多以累黍为名，而长短不同，后人求之不得，于是有纵黍、横黍、斜黍种种之说，实皆以尺求黍，不能以黍定尺，以为起度之准，殊为失之。此不独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如《隋志》所云而已。即令黍之大小，终古不变，而铢铢而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大必失。累分为尺，理亦如之。此事理之最易明者，而人乃多为之说。是何异已？
存世秦权量
今世所存秦权，浭阳端氏一家，所藏多至数十，合之宇内，数几及百。至于铜量，亦尚有之，大抵刻始皇一诏二世一诏。始皇之诏，乃制器时所刻，固宜每器皆有。至二世诏，则因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欲令明白，故下此诏，乃能使民间用器，一一追刻之。亡国一二年间，而法令之行如此，亦应代所未有也。
齐鲁封泥集存序
癸丑季秋，罗叔言参事将印其所藏封泥拓本，属余为之编次，并序之曰：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述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昔，此外如恒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中。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与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证经考史，亦与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见也。癸卯之岁，罗叔言先生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恒水甲骨文字为《殷虚书契前编》，复以所藏封泥拓本，足补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阙者甚多，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得四百余种，付诸精印，以行于世。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尤较古玺印为夥，其足以考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姑就此编所录，举其荦荦大者。以官制言之，则汉诸侯王官属之与汉朝无异也。《汉书·诸侯王表》谓藩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谓诸侯王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贾谊书亦谓天子之与诸侯，臣同，御同，宫墙门卫同。初疑其为充类之说，非尽实录，乃此编所载齐国属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则郎中当汉之郎中令，大匠当汉之将作大匠，长秋当汉之大长秋，下至九卿所属令丞，如太祝祠祀园寝诸官，为奉常之属，中厩丞为大仆之属，内官丞为宗正之属，大仓大官乐府居室谒者御府永巷宦者诸官，为少府之属，武库丞为为中尉之属，食官为詹事之属，钟官为永衡之属。始知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信而有徵。此其关于官制者一也。若夫班氏之表，司马之志，成书较后，颇有阙遗，此编所录，则汉朝官，如雒阳宫丞、宫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王侯属官，如齐武士丞、齐昌守丞、齐中右马、齐中左马、齐司空长、齐司宫丞、齐左工丞、菑川郎丞、载国大行；郡属县官，如水丞、平丞、陶丞；馀官如司空、祠官、牧长、橘监、发弩兵府、冶府，皆班表、马志所未载。馀如桐马五丞中之有农丞，乐府之有钟官（此乐府铸钟、之官，非水衡掌铸钱之钟官也），钟官之有火丞，技巧之有钱丞，班表亦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此关于官制者二也。至于考证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则此编中郡守封泥，有临菑、济北二郡；大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皆《汉志》所无。按《汉书·高帝本纪》：“以胶东、胶西、临菑、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则汉初及全齐之时，有临菑、城阳、济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赵之河间郡，立赵王遂弟辟疆为河间王。是赵国有河间郡也。且济北建国，自兴居国除之后，安都侯未封之前，中为汉郡者十一年。城阳则共王徙淮南后，中为当郡者四年，皆在孝景改郡守为大守，郡尉为都尉以前。则济北、城阳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惟临菑守一印，则齐国既建以后，当称内史，国除之后，又当称齐郡太守，此印云临菑守，必在高帝初叶，悼惠未封之时，且临菑二字，犹当为秦郡之名也。夫始皇既灭六国，所置诸郡，无即以其国名之者。东郡不云卫郡，颖川不云韩郡，邯郸不云赵郡，何独临菑乃称齐郡？然则汉之初，郡必袭秦名，则班固以齐郡为秦置，而不云故秦临菑郡者，非也。河间、即墨二大守封泥，皆孝景中十二年以后物。即墨乃胶东国属县，而河间、胶东二国，自孝景以至孝平，未有纪世，光武中兴，乃并河间于信都，以胶东封贾复。然则此二郡大守之印，当在新室之后，建武之初，与《封泥考略》之胶东大守、胶西大守二章，均足补《汉志》之阙者也。此外县邑封泥，如卢丘丞、卢平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后二志均无此县。此关于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汉表称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编中邑丞封泥二十有九，除琅邪、'二邑未见封国外，其余二十七，皆列侯所食。惟载国大行一封泥，乃称国耳。此关于地理之称号者二也。又县邑之名，往往歧误，如齐哀王舅驷钧所封国，《史记·孝文纪》作“清郭”，《汉书》文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汉表作“邬”，徐广注史表，又云“一作枭”。今封泥有“请郭邑丞”，则知此五者皆“请郭”之讹也。华母害所封国，史表作“绛阳”，汉表作“终陵”，今有“绛陵邑丞”封泥，则《史记》一误，《汉书》再误也。秘彭祖之国，《史》、《汉》二表并作“戴”，《索隐》“音再”，今有“载国大行”“载丞”二封泥，则音不误而字误也。馀如临淄之为临菑，剧之为嗀，莱芜之为来无，临辕之为临袁，字有通假，形有增损，非有实物，孰能正之？此关于地理者三也。至于二书违异，无所适从，如汉表“校夷侯周舍”，史表“校”作“郊”；“郁根侯骄”，史表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郁狼乡”印，则史是而汉非也。济南著县，前后二志，均为“著”字，韦昭读为“蓍龟之蓍”，师古非之。然后魏济南尚有蓍县，今封泥又有蓍丞之印，则韦是而颜非也。东莱掖县，二志皆从手旁，惟《齐策》“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及“东有夜邑之奉”，均作“夜”字，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夜印”，则《齐策》是也。前志平原郡之漯阴，后志作“湿阴”，今封泥有“湿阴丞印”，则后志是也。齐悼惠王子罢军所封侯国，史、汉均作“管”，独《水经注》以为济南菅县，今封泥有“菅侯丞印”，则《水经注》是也。琅邪不其县，《淮南子·地形训》作“弗其”，今封泥有“岪其丞印”，则《淮南》近是也。历数与地名之历，自汉以后，均作“癤”字，惟《周礼》“遂师之抱癥”，《战国策·秦策》及《史记·春申君列传》之“濮癥”，《史记》侯表之“癥侯”，《乐毅列传》之“癥室”，《礼记正义》引《易通卦》“验之律癥”，义虽为历，而字均作癥，转讹作磨。今封泥有“城丞印”，其字从癦从石，可知作历固非，作磨亦误。《颜氏家训》谓《世本》“容城造历，以历为碓之癥”，则历之正字，自当从癦从石，六朝之际，尚作如此。转讹作磨，事乃有因，然不有此印，奚以定之。此其关于地理者四也。凡此数端，皆足以明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馀事，而无待赘言者也。至封泥之由来，与其运用，详余《简牍检署考》。其出土源流，则罗叔言先生序中详之，并不赘云。古之书简，以木为之，两牍相合，而缠之以绳，上刻绳道以容绳，又刻方孔以容封泥，绳自绳道而交错于方孔中，然后置封泥而加玺印焉。《论衡》所谓“简绳检署”是也。故古玺字从土。《说文》土部：“玺，王者之印也，以主土，故从土，玺声，籀文从玉。”段氏注云：“籀文从玉，则知从土者古文。”其说是也。惟许君谓以主从土故土，则颇不然。古者上下所用印，通谓之玺，玺非守土者所专有，盖玺印之用，不能离封泥。故其字从玉，统而从玉之玺与从金之，以其体言；从土之玺，则以其用言也。古书简用木，非有封泥，则玺印无所施。《吕氏春秋·离俗览》云：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淮南子·齐俗训》亦曰：“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古人玺印皆施土泥，未有施于丝帛者。考《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及封泥。”故封禅玉检，经水银和金为泥，石检则末石和方色土为泥。天子诏书封以武都山紫泥，平人或用青泥。（《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邓训事）其实一切粘土皆可用之。自废简牍而用纸案，封泥亦与之俱废。讫于后世，视古代玺印，若施于丝素者，盖不知有封泥之物矣。故道光间，蜀中始掘得封泥数十枚，为刘燕庭方伯所得，吴荷屋中丞《筠清馆金文》与赵捃叔司马《读寰宇访碑录》，均著录数枚，谓之印范。嗣时齐鲁之间，出土愈多，大率归陈寿卿编修与吴子苾阁学，始知为古代封泥，于是有封泥考略之作。然世人犹或以为古人土封苞苴之泥，即知为封书之物，亦不能详其用法。自余观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得于阗古书牍，始悟汉时中原书牍制度略同，证以古籍，一一皆合，语详《简牍检署考》。可知古代遗物，须数十年及数十人之力而后明，若是乎考古之不易也。
书齐鲁封泥集存后
《齐鲁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间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绝，自其形制观之，亦当为汉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汉书·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间国封于孝景前二年四月，胶东国治即墨封于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讫于王莽之篡，未尝为汉郡。是前汉不得有此二郡大守，故定为光武初年之物。然细观其形制文字，终不类东京，且考之后汉之初，亦无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汉，为胶东国都，然王莽废胶东国为郡，改为郁秩。郁秩故胶东国属县，则莽时郁秩郡，当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复胶东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六县，以郁秩为首。至肃宗时，复孙敏有罪国除，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食一县，以胶东与即墨为二县。胶东前无此县，盖即郁秩，此又复汉初之胶东，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证也。故光武初年，决无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后，胶东国又未尝为汉郡，则此印非汉初之物而何？若云汉初之物，则即墨自战国时已为重地，与临淄并，故张仪说齐王曰“临淄即墨之饶，非王之有”，田肯说汉高帝亦曰“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故田市王胶东，实都即墨。汉高帝以胶东等郡，封子肥为齐王，文帝分齐别郡，置胶东国，亦仍其故治，而中间胶东郡之称，或为即墨，犹菑川郡之或称剧郡，各以所治之县名也。故即墨之为汉初之郡，殆无可疑。《汉书·高五王传》谓“齐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犹当为悼惠王所铸也。河间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决其为汉初之物。谓汉初已有大守之称，似与《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战国时已有此称。《墨子·号令篇》云“操大守之节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亲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云“望气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赵策》“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大守，千户封县令”，《史记·赵世家》亦引其文，则战国时已有大守矣。即云《墨子·号令》诸篇多秦汉间制度，或系汉时墨者所作，《战国策》之文亦系后人增损，然上文所陈地理沿革上之证据既如彼，则吾人转可由此封泥，而证汉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为大守、都尉，不过以七国既平，大启郡县，其时守土之官，或称郡守，或称大守，乃整齐画一之耳。呜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于地理官制上关系之大者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贵也。封泥中又有齐昌守丞封泥，此亦齐悼惠王时物。按《汉书·地理志》无昌郡，惟琅邪郡有昌县，又千乘郡博昌下有应劭注曰“昌水出东莱昌阳”。则昌郡非分琅邪郡置，必系东莱郡旧名也，此与即墨郡皆为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齐字，尤为明示此事实矣。
俄人获西夏所刻书
十余年前，俄人某于甘肃某地古塔中，得西夏人所刻书，有西夏字书，前列西夏文，而以汉文音注之。去秋，圣彼得堡大学助教伊凤阁氏，携其一叶至京都，余亲见之。全书都五十余叶，字贵朴讷，大拟北宋末刊本。又有戏曲一种，不知何名，时方观罗叔言参事所藏元刊杂剧，伊君即云板式与此略同。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至俄京亲见其书，疑为宋时杂剧。狩野归时，当以照相本来，此事大值研究也。
内阁大库书之发见
敦煌古写本书发见之后二年，内阁大库之书始闻于世，后其书归京师图书馆。其宋元刊本及善本书，已具载缪艺风秘监《学部图书馆书目》矣（在《古学汇刊》中）。此外地志一类，已整理讫，亦有目录。然内阁旧有书目当册，系光绪十年间所点存者。庚子之乱，为日本某君所得。余得见其传写本，凡《图书馆书目》所载之书，杂见其中，尚有明末国初之重要公文书籍矣。有关史争者，不胜枚举，其可贵比之所藏宋元本书，或且过之。内阁既不重视此物，学部图书馆亦未注意及此。今不知何在，即未焚毁，亦恐在废纸堆中矣。内阁大库书之发见，在宣统元年。时方议摄政典礼，求国初故事，不得。乃索诸库中，始知书架之后，尚有藏书之处。然光绪十年间，此库曾清厘一次，后乃忘之，盖阁员之与其事者死亡迁转尽矣。至是乃重整理，归之于图书馆，然流出外间者亦有之。又其时乾隆以前黄本、题本充库中，某相以日久无用，奏请焚烬，已得谕旨，乃露积庭中。时罗叔言参事至内阁，取一束观之，乃管松崖干贞督漕时奏牍，又阅一束，则阿文成桂西征奏牍也，皆顺年月，排列颇为整饬。乃言诸学部，以此种题本，皆系史材，焚烬可惜，可置京师图书馆中。经学部尚侍辗转商议，逾月而始往取。幸尚未焚毁，然已暴露月余，经雨数次矣。书至学部时，图书馆未成，乃置诸国子监南学。想今尚无恙，然罕有知其事矣。内阁大库清理之役，历科殿试卷，并与黄本题本，俱置庭中，其名人之试卷多为人去取。后亦归学部置诸大堂后，今尚在云。曹君直舍人言内阁库中，向有库神，作一龟，奉之甚谨，外垂黄幔，无人敢揭视者。及清理之役，君直揭观之，则一物包裹甚严，开之则猴骨一具，审视之则枯树根也。其物想尚在库中。内阁大库所藏地图凡二大架，背记纸数，用阿剌伯数字，盖康熙中西洋人所测绘也。初内阁以旧图无用，欲焚之。罗叔言参事见之，乃言诸学部，置诸京师图书馆。乾隆十三排地图铜板，铜质其厚，而图作凹凸形，须以机器重压，乃能印刷。至咸同间，已无知其印法者。时铜价甚贵，或议毁以铸钱，有沮之者，乃止。今当尚在内府。其印本传甚少，惟经星伯先生松曾有之。
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游历中亚细亚时，于敦煌西北古长城故址，得汉代木简数千枚，其文字可读者尚近千枚。携归英伦后，即刻寄法国沙畹教授处，属其考订。早有发行之说，至今未果。盖简数太多，尽失编次，欲整齐次第，复还旧观，良非易事。其迟迟出版，非无故也。长城古简中有字书，然非《急就篇》，意当为《仓颉》、《凡将》、《训纂》、《磅喜》诸书也。考汉时版牍，但为奏事移文通问之用，其写书皆用竹帛。此乃用木，盖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欤。斯氏此行，又于长城遗址下掘得汉帛二条。一条广汉尺尺许，长寸许，其上有二十八字，云“任城国古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其一条广汉尺二尺二寸，长寸许，绸有波纹。此三年前余友自巴黎贻书来言如此。然古绸字非帛名，疑本文当作紬。又汉任城国食任城、樊、亢父三县。“古父”本文，当作“亢父”。至此紬所记之长短广狭价值均与古书所记者密合，余另有《古代布帛修广考》，文繁不录。
斯坦因三访古
斯坦因氏第一次访古，以于阗方面为主，所著《古代和阗》一书，实公其访古之结果者也。第二次访古，则亘新疆全境及甘疆之西北境，而以自塔里木河横绝达马干大沙漠之役，最为壮举。后于昆仑山麓之高地，或受严寒，丧其一趾。然所得古物，则以在敦煌塞下及罗布淖尔北岸者为多，所著《沙漠中之契旦》（西人称中国之名），则公其第二次访古之结果者也。据最近消息，斯氏去岁，又从事第三次之访古，现正在新疆，此次所得，尚未能知其详，然益于世界学术者必非浅鲜。吾侪既略陈斯氏历次之功绩，又祝其此行之康宁，我国学者亦可以兴起矣。
敦煌石室古写本书
敦煌千佛洞石室之古写本书，其中梵文、波罗继文、回鹘文、吐蕃文之书，大半为斯坦因携去。法人伯希和博士继至，乃悉取汉文书籍之佳者以归。所留者尚六千卷，大抵释典也，亦时时流出，游宦西陲者，往往得之。时罗叔言参事在学部建议，以为此书宜归京师图书馆。甘督乃遣委员某斋送至京师。委员至京，寓甘藩某方伯家，共干没其一部，近年京师市上所流传之写本经卷皆是也。黠者又割裂以售，或添署年号、书人姓名，其流传在外者，不下数百卷。惟刘幼云祭酒得《盐铁论》残卷而珍秘不以示人，罗叔言参事得《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大公家教》一卷与现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在京师图书馆之杜正伦《百行章》一卷、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为四部之书。其余皆为释典也。京师图书馆之敦煌佛经中，亦有他教经典，内有摩尼教经一卷，失去前后题文字，全仿佛教，颇为巨丽，亦当时文士所润色也。罗叔言参事百计求得副本，印于《国学丛刊》中。伯希和博士译为法文，并列原文，载于《通报》中。日本羽田亨学士亦有考订，与伯氏之书同时出版，均确证为摩尼教经典。摩尼教之汉文经典，此与前伯希和氏携归之断片而已。伯希和博士所得敦煌古写本书，当其留滞京师时，罗叔言参事等所景照印行者，有《古文尚书·顾命》残卷、《沙洲志》一卷、《西州志》一卷、唐刊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青》、术天福刊本《金刚经》各一卷、《老子西升化胡经》二卷、《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摩尼教残经》一卷；石刻则有唐初拓本太宗御残《温泉铭》、唐拓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一纸、柳公权《金刚经》全卷，皆有印本行世。又《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日本藤田学士丰八笺注本。此外小品汇为《敦煌石室遗书》，颇行于世。嗣是伯君又前后寄来影片，几及千枚，其中佚书，如《郑注论语》四卷（《自述》而至《乡党》）、无名氏《穀梁经传解释》一卷、无名氏《晋纪》一卷、晋孔衍《春秋后语》、《魏语》一卷、又节本《赵语》、《韩语》、《魏语》共一卷、唐无名氏《张延缓别传》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残《地志》一卷、唐李筌《阃外春秋》二卷、《星经》（附立像诗）一卷、北齐祖埏《修文殿御览》一卷、唐杜嗣先《兔园策府》残卷、唐李若立《﨏金》一卷，又残类书二卷、无名氏赞《道德经义疏》一卷、《唐人选唐诗》一卷，皆千余年未见之秘册也。此外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书孔氏传》（夏商二书）、《毛诗》四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卷、范宁《榖梁传集解》一卷、陆德明《周易释文》一卷、《庄子》三卷、《文选李善注》二卷、又无注者一卷、徐陵《玉台新咏》一卷，虽大半残缺，与宋以后刊本，大有异同。罗君拟尽用玻璃版精印，并加考订，已成其半，数百年来争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见六朝唐人写本书，又得读种种佚书，不可谓非艺林一大快事也。伯君寄来照片中，尚有《二十五等人图》、《新集文词》、《教林文词》、《九经钞》，均唐时浅人所为，燕陋殊甚。又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则房中家言，又有一卷乃唐初某僧行赁，此二书罗君拟不印行，而益以所藏《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太公家教》一卷，并移书伯君属照《陈子昂集》、《唐历日》，及唐刊《切韵》、《唐韵》等，汇成全书。盖敦煌所出四部书之精华，略尽于是矣。汲冢所出之书，计《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系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邱藏》一篇、檄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诗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简尽折坏，不识名篇。今其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师春》一篇，宋时尚存。《纪年》今尚有全帙，然皆后人假托，非汲冢原本。其真汲冢之书，存者惟《穆天子传》耳。今敦煌所出之书，其时代虽近，然晋太康距周末仅五百年，今日距离唐末已千年，而分量之多，抑且过之。今得罗君一一考订印行之，不至于汲冢之书，藏之中秘，旋为灰烬，其有功于艺林大矣。
简牍出土之事
简牍出土之事，古代亦屡有之。其最古而又最富者，为晋太康中之汲冢书，存今者仅有《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二种。而《纪年》一书已非原本，《穆天子传》虽未有窜乱之事，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而反似魏晋三体石经中古文及《伪古文尚书》，则其书之果为汲冢原书否，与当时荀勗、束晢等果能真识古文，及能正确写定否，尚一疑问也。与汲冢书同时出土者，当有汉明帝显节陵中册文，则不过一简。又南齐时襄阳人发楚王冢，得《考工记》十余简。惟宋政和中，关右人发地，得竹木简一甕，往往散乱，惟讨羌符文字尚完，后其简入梁师成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内府重器，有木简一项，则当时所得者，后为金人辇之而北矣。以数次出土者，较之斯坦因氏所得，除汲冢外，其余皆琐屑不足道数。即以汲冢书论，则《穆天子传》、《纪年》二书，皆周初或古代事，自不能尽信。斯氏所得，则皆汉晋人之簿书公牍，纪当时事者，较之史书之成于后人手者，尤为可贵。又古代未有摄影之术，印刷之法，流传之道，惟赖释文。而魏晋之交，古文绝学，以隶定古，盖难尽信，故原本既亡，其书即熄。今则简牍西去，印本东来，其可读可释，可久可传，殆无异于原物。此今日艺术之进步，而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
木简之长者为尺牍
木简之长者，得汉建初尺一尺五寸许，其余大抵长一尺，即所谓尺牍是也。其形制之异者，有觚有簿。觚有作三稜形，以一面广者为底，而以二狭面向上，自其端望之，则成一钝角二等边三角形。罗叔言参事据古代盛酒之觚及宫室之觚稜，证觚之确为三面，以正颜师古觚为六面或八面之说，其论笃矣。簿则短而广，前绌后直，与笏形相似，余据《汉书·武五子传》、《蜀志·秦宓传》及杜预《左传注》，证此种簿，非徒用以记事，且以代手板之用，与周人用笏以书思对命同意。皆足以补正余前作《简牍检署考》之不足者也。
简中书体
简中书体，有小篆（仅二简），有隶书，有草隶，有章草，而天汉三小一简，隶书极草率，笔势方折，竟似正书。草隶向惟于汉陶器墓砖中略见一二，简中此体极多。章草则于王莽时简中已见之，而草隶与章草，亦无甚界限，亦犹章草之于后世之草书也。汉人墨迹，自六朝之末至于唐宋久已无存，《淳化阁帖》所刻张芝等书，实为几经传摹之本。吾侪生千载后，反得见汉人手迹，不可谓非奇遇也。
过所
余于日本大津三井圆满院中，见唐时通关券二纸，一越州都督府给日本僧圆珍过潼关者，一尚书省司门所给过蒲关者。觉时匆促，未及录其文。此即《唐六典》“司门郎中”条所谓“过所”也。过所二字，见郑康成《周礼注》，则汉时已有此语，然当时通谓之传。汉传或用木，或用帛，其用帛者则谓之繻，见《汉书·终军传》，其用木者则谓之棨，见《说文》。今英伦帝室博物馆中，尚有木传，此十余年前印度政府所派遣之斯坦因博士，得之于阗（今和阗）古护国寺故址者也。斯氏《于阗游记》中所印一种木简，余以汉建初尺量之，长得六寸，广不及一寸，上有汉文颇漫"不可辨。然斯氏书中，述他简之文，皆载许某人过某地之事，其地名乃龟兹、鄯善、疏勒之类，盖即魏晋之木传也。其长得六寸，与汉竹使符同。符、传同类之物，则此为汉晋之传无疑。《说文》“专，六寸簿也。”意专、传二字，古或通用欤。圆满院中尚有唐人手书诗翰数十纸，皆五七言近体，略谐平仄，然无一语通者，盖当时海舶贾人所为也。
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
斯坦因博士发掘罗布绰尔北废城后，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继至其地，复行发掘，得西域前凉长史李柏书稿三通，表文一通，惟二书稿独完，中不可识者数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迥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二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阔久不相闻，"怀思想，不知亲想念""见忘也。诏家遣"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关内侯李柏共五十四字，以下无字。此三书具书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书中所言之事，与所遣之使者亦同，当为同一书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书”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龙”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五字，则李柏上张骏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学士考此诸纸，缘以为李柏上焉耆王之书，然二书稿之致焉耆王，殆无可疑，表文则非是。又以二书为东晋咸和三四年间所作，然实当在永和以后。盖今日考前凉史事，则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本已佚，可据者惟有《晋》、《魏》二书，而《晋》、《魏》二书《张骏传》非编年之书，其叙述不必以史事之先后为次。惟司马温公撰《通鉴》时，尚及见崔鸿原书，则事实虽当据《晋》、《魏》二书，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鉴》。若伪本《十六国春秋》，但可供参考而已。案：《晋书》所纪张骏、李柏及西域事，则《骏传》云：“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又云：“初，戊已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此二事《晋书》皆不记其年月，伪本《十六国春秋》则以李柏击赵贞事系于咸和五年，张骏平赵贞事系于咸康元年。《通鉴》不记此二事，惟于咸康元年（骏之建兴二十三年）纪骏遣杨宣伐龟兹、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骏之建兴三十三年）纪杨宣伐焉耆事及骏分别凉、河、沙三州与自称凉王事。今细观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书，实皆张骏称王以后之事，则其时当在永和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盖可决也。何以证之？柏表中称“臣柏”，又称“尚书”，以汉表例之，其上当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长史关内侯臣柏顿首死罪上尚书，而断纸失之。明为张骏称王后事。书稿之中，一云台使，一云诏家见遣使来，台与诏家皆晋时指斥天子之语。是时晋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骏于石勒石虎虽偶称臣，然未尝真以上国视之，则所谓台与诏家，实谓张骏，而骏未称凉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称也。是时骏虽称凉王，实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称上尚书，其对外国，则称之曰台，曰诏家，亦不足怪也。杨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书稿必致于焉耆既服之后，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数纸观之，李柏盖两为西凉长史，其始于击赵贞而败，虽以减死论，自当去官。后骏击擒赵贞，征服龟兹、鄯善、焉耆诸国，柏当有功，故复镇西域。关内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称天子所居为台，盖始于晋。《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帝幸长安，惟仆射荀藩、司隶刘敦、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刘曜载记》云：“置单于台于渭城。”《石勒载记》云：“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后，相承用之，六朝人谓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军曰台军。李柏书称台使，亦犹言台城台军矣。诏家亦晋时呼天子之语。《苻坚载记》云：“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桓玄传》云：“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惟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今李柏书中称诏家，犹言官家，语尚可通，后略称诏，则信如桓胤所讥矣。《骏传》称骏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其不称天子而称诏家，亦所谓微异其名者欤？然苻坚、桓玄皆袭其名，恐亦不自骏始矣。海头之地，诸史未见，余此次考释斯氏木简时，已详论之，见《流沙坠简序》中，兹不复赘。李柏书中称严参事者，参事，参军事之略。参军事一官，始于后汉。孙坚参車骑将军张温军事以后，遂为官名，或谓之参军，或谓之参事，皆略其一字。参军则六朝史书中多见之，参事惟见于此而已。
邸阁考
古代储蓄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元李治《敬斋古今》曾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举十一事，予复从《晋书》中得一事，《魏书》中得八事，《水经注》中得十事，古印中得二事，兹并举之。《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曰：“帝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百余匹，宣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吾邸阁储峙少’，乃悉载置其营。”此一事也。《张既传》：“酒泉苏衡反，既击破之，遂上书请治左城，筑障塞，置烽燧、邸阁以备胡。”此二事也。又《王基传》：“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此三事也。又“毋邱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会于许昌，请速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此四事也。《蜀志·后主纪》：“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此五事也。又《魏延传》注引《魏略》云：“横门邸阁在长安，与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六事。又《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此七事也。《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穀战具。”此八事也。又《孙权传》：赤乌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此九事也。又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此十事也。又《周鲂传》：“鲂谲曹休笺曰：‘东主遣从弟孙奂治安陆，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此十一事也。以上皆李氏所举。然邸阁二字，不独三国时用之，自晋以至后魏，尚有此称。以余所知，则《晋书·文帝纪》“蜀将姜维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榖作邸阁讫，而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此十二事。又《李含传》“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难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此为十三事。又《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此为十四事。《晋书·周癧传》：“钱璯至广陵，杀度支校尉，焚烧邸阁”则为十五事。又《刘渊载记》“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榖。”此为十六事。此外见于《水经注》尚有十事，亦皆魏晋间之遗址。一河水条。新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疑古关津都尉治也。二济水条。济水又迳什城北，城际水湄，故邸阁也，祝阿人孙什将家居之，以避时难，因谓之什城焉。三清水条。清河又东北迳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四衡漳水条。衡漳又北迳巨桥邸阁西，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二里，中状若邱墟，盖遣囷故窖处也。五淆水条。淆水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此水为汶水，故有汶仓之名，非也。盖淆水之邸阁也。六泗水条。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赵一清曰：宿留，公犹之误。是也。），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七清水条。清水又东南迳士林东。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阁。八江水条。公安县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邱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十赣水条。“赣水又历钧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于此也。”此上十事，半系魏晋间，不必后魏所置邸阁。《魏书·食货志》云：“有司请于水运之处，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崖、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唐书·地理志》湖州安吉县“北三十里有邸阁池”，此必因古邸阁得名。传世古印，又有新平邸阁督、薛邸阁督二印，并敬斋所举，共得三十二事。然此三十二处，非无复出，如后魏之小平邸阁，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阁。《魏书序》纪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则新平与小平，疑即一邸阁也。又后魏之漳崖邸阁疑即《水经注》之巨桥，济州邸阁疑即《水经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十二。而其未见记载之邸阁，数或当倍乎此也。以上邸阁其十分之八，皆临水为之，此因便于运输之故。其邸阁大抵有城，其主邸阁事者，则三国时谓之督，晋时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余万斛。古量甚小，每人日食五升，三十万斛之粟，可供十万人六十日食。故王基言南顿大邸阁，可足军人四十日粮，非虚语也。此事自秦以来已然，楚汉之战，食敖仓粟者数年，虽关中转﨓，数年不绝。然其初，仓粟自足支数十万人数月之食，至隋以后，邸阁之名虽废，然隋氏诸仓，存榖至多，时卫州有黎阳仓，洛州有何阳仓，陕州有常平仓，华州有广通仓，通相灌注。又令诸州各立义仓，关中大旱，命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之，则一仓之储，其富可知。故李密一据洛口仓，而旬日之间，聚众数十万。李勣袭黎阳仓，开仓恣食，一旬之间，得胜兵二十万余。唐高祖兵入长安，亦发永丰仓以赈饥民，承炀帝奢侈，生民流离之后，而储蓄之多尚如此，又在魏晋六朝邸阁之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