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而不能無異者：史以紀一國之典章，該天下之大務；而志之所載，無過一郡之疆域、民物、山川、風土與夫曆代之沿革、風俗之習尚而已。至如臺灣則又異。我朝初闢，前代未有；雖經紅毛與鄭氏父子等相繼盤居於此，不過苟且便安，偽定一時耳。焉有風流善政、故家遺俗之足志？以言疆域，則荒島耳；以言民物，則番屬耳；以言山川、風土與夫歷代之沿革、風俗之習尚，則巢居野處，無宮室、井疆之封；椎笄卉服，無衣冠文物之盛。事無有可傳、政無足為紀，亦何足稱之與有？然不知正唯此也，而始有足稱者。何則？自洪荒開闢以來，從未有此地；而於今忽有之，豈非天地間之一新世界乎？且易巢居野處之民為宮室井疆之民，易椎笄卉服之類為衣冠文物之類，變荒島為城市，化番民於禮樂，棄危殆而就安全，一道德而同風俗，非大聖人孰能致此乎？惟聖天子端拱於上，而大將軍施侯奮揚威武討平於其前，督撫各憲臺先後接踵撫綏於其繼，以故不數年而教化大行，遐邇一體。然自癸亥至今，允稱大治；而郡邑之志，責在使者、守臣尚未修也。

會副憲高公持節茲土，三載之間，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於是纂輯郡乘，續其成功。庶幾千載而下，覽其書者，有以知開物成務，創千古之未有、垂萬世於無窮者，皆我聖天子德澤之流、數大臣勳業之盛之所由積也。嘻！此雖名為志，豈不可與國史而並重與？謹跋。

康熙三十四年冬、十月既望，諸羅縣知縣董之弼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