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一1695)，字太冲，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入。曾受于刘宗周，通经史百家，学者称梨洲先生。其易学著作今存《易学象数论》六卷。

《易学象数沦》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图”、“天根月窟”、“八卦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附以所著“原象”为内篇，所论皆“象”；后二卷论“太玄”、“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皇极”、“六壬”、“太一”、“遁甲”，为外篇，所论皆“数”。《四库全书总目》曰：“宗羲究心象学，故能一一洞晓其始未，因而尽得其瑕疵，非但据理空谈不中竨者比也。”

黄氏自序曰：“易广大无所不备，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易之本义反晦。世儒过视象数，以此为绝学，故为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可知黄氏是入于象数而又出于象数，以疏通而反对象数而著此书。易图是表现象数的主要媒体，因此是书亦如同胡渭《易图明辨》一样，是一部辩证易图得失之书。

是书辨“图书”文字有六篇，大旨宗欧阳修言河图洛书为怪妄之意，求之经文而辩证之。谓“河洛图书”本如后世图经、黄册、地志一类，曰：“若图书为画卦叙畴之原，则画卦叙畴之后，河复出图将焉用之？而孔子叹之者，岂再欲为画卦之事耶？”指明汉儒已言“一六居下之图”，但“初未尝以此为河图也”；《乾凿度》已言九宫数，但“初未尝以此为洛书也”。曰：“自一至十之数，易之所有也，自一至十之方位，易之所无也；一三五七九之合于天，二四六八十之合于地，易之所有也，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易之所无也；天地之数，易之所有也，水火木金土之生成，易之所无也。”又特意指明“郑玄注小戴礼，未尝注大戴礼”，朱熹所据“法龟文”之注，为“后人假托为之也，其疏略不出郑氏明矣”。其辨发端于吴澄之“旋毛河图”与“坼甲洛书”曰：“旋毛坼文之附会，纷纷如寐语也。”列张理《易象图说》所推“易龙图”诸图，曰：“既以其数托之于易，又与易背，宜乎朱子以为假也。”黄氏从“六经之言图书凡四”之本源起，辨宋人所谓圣人则黑白点“河洛图书”画卦作《易》之怪妄，又指明黑白点“河洛图书”原本是汉代之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之图，“以天地之数配八卦者，皆非定名也”。其辩证系统而全面，可谓有见。

黄氏辨“先天图”曰：“邵子先天横图次序，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为据……某则据易之生两生四生八，而后知横图之非也。”又曰：“是三画八卦即四象也……细推八卦之中，皆有两仪四象之理，而两仪四象初不画于卦之外也。其言生者，即生生谓易之生非次第而生之。谓康节加一倍之法从此章而得，实非此章之旨，又何待生十六、生三十二而后出经文之外也？”又曰：“易言因而重之，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是积累而后成者，岂可谓之重乎？”此辨则是将朱熹小横图等作邵雍之图而辨之。邵雍亦原本以“三画八卦即四象”，故其对八卦有“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之分。邵雍以“易有大极“一章为“易之体”，本视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模式，因而有“老子知易之体”之说。其“加一倍法”本指以《乾》、《坤》为祖卦之生变而言。是朱熹曲解邵雍之说，以两画组合为“四象”，并视“易有太极”一章之模式为“加一倍法”。黄氏又辨“邵子先天方位”曰：“以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为据，而作作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之图，于是为之说曰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以生之卦也（乾一兑二离三震四，生之序也，震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乾未交夏至，故由震至乾皆已生之卦），知来者逆，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巽五坎六良七坤八，生之序也，巽初为夏至，坎艮之中为秋分，坤末交冬至，故由巽至坤皆未生之卦)。又仿此而演之，以为六十四卦方位。夫卦之方位已见‘帝出乎震’一章，康节舍其明明可据者，而于未尝言方位者重出之，以为先天，是谓非所据而据焉。”又曰：“康节所谓已生未生者，因横图乾一兑二之序。乾一兑二之序，一人之私言也，则左行右旋之说，益不足凭耳。凡先天四图，其说非尽出自邵子也……观刘牧钩深索隐图，乾与坤数九也、震与巽数九也、坎与离、艮与兑，皆数九也。其所谓数九者，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泽(二)通气，雷(四)风〈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则知先天图之传，不仅邵氏得之也”。此辨亦是针对朱熹《伏羲八卦方位》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二图及图说而发。邵雍曰“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观物外篇〉〉，并无“乾南坤北”之说。朱熹《周易本义》图说：“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此则谓邵雍就小圆图有顺逆之说。其实，邵雍就《先天图》所说之顺逆，一是就六十四卦方图云“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良七、坤八”；一是就六十四卦圆图云“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正因为邵雍有“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之说，所以其说象天之六十四卦圆图曰：“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此--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此则本以圆图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为“逆知四时”。又《先天图》本由《乾》、《坤》逆爻序卦变而成，《乾》五变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五变而得右方三十二卦。所以，逆行起《复》至《乾》，皆子先而父后，起《姤》至《坤》，皆子先而母后，故有“皆未生之卦”说。顺行起《乾》至《复》，皆父先而子后，起《坤》至《姤》，皆母先而子后，固有“皆巳生之卦”说。(邵雍谓“图从中起”，其左行、右行，则以《乾》、《姤》与《坤》、《复》之中线为分界，以顺时针方向为“逆”，逆时针方向为“顺”，是朱熹曲解邵雍之说，将大横图中分拗转而作成圆图，将邵雍说说六十四卦方图之八数配之于圆图，因而圆图为半顺半逆，因而就有悖于邵雍“逆知四时”之说。

所以，谓黄氏此论为辨朱熹之误尚可，谓辨邵雍之误则不可。又黄氏所谓刘牧之图已有“天地定位，山泽泽通，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配数，从而谓刘牧已得“先天图”之传。此沦亦不确，刘牧是以《说卦》所言八卦方位列图，并无所谓“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方位之图。邵雍谓“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并不以此《说卦》方位图为“易之本”图，且其《先天图》初称《伏羲八卦图》，其移居洛阳发明“先天之学”而后方易名为“先天图”。

黄氏辨“八卦方位”，可谓有见。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以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等云八卦方位也……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又曰：“离南坎北之位本无可疑，子康节以为从先天改出，牵前曳后，始不胜其支离，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诚然，“先天”不先，“后天”不后，《说卦》所言八卦方位要早于所谓之“伏羲八卦方位”，并非从“先天方位”中改出。邵雍为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以“乾坤纵而六子横”方位为“易之本”，“震兑横而六卦纵”方位为“易之用”，又谓“起震终良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此则是本《说卦》而说“文王”与“伏羲”八卦。，实则皆为朱熹所谓“后天周易”之内容。并无以“伏羲八卦”为“先天”、“文王八卦”为“后天”之说。(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后天之学“的范畴，《先天图》本身亦是“后天之学”图，因是图能反映先天地生之“道”，故有“先天图”之命名。是朱熹分别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划定为先后天之学。邵雍谓“易之用”图是从“易之体”图中改出，是其体用一源说之表现，亦是其创为新易学体系的思想内容。认以乾坤为父母的逻辑卦变角度看，八卦方位之由来，的确是“乾坤纵而六子横”方位具有逻辑性，而“震兑横而六卦纵”方位却不具有有逻辑性。

黄氏“卦变”之辨，主“从反对中明此往来倚仗之理”说，而谓“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换彼爻也”。讥朱熹《周易本义》说卦变者凡十九例“此是朱子自言其卦变也”。认为卦变之说虽由《彖传》“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之辞而见之，然诸儒所言卦变，皆纷然杂出而不能归一。曰：“古之言卦变者，莫备于虞仲翔，后人不过踵事增华耳。”其辨“朱子卦变图”可谓得当。曰：“朱子虽为此图，亦自知其决不可用。所释十九卦彖辞，尽舍主变之卦，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不应同一卦变，在一卦中，其可以附会彖辞者，从而取之，其不可以附会彖辞者，从而置之……是朱子之卦变，两者俱为无当，宜乎其说之不能归一也。”

黄氏论“皇极”，并本张行成《易通变》之“卦一图”与“既济图”而衍出新图（后被黄百家收入《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中）。黄氏谓“康节本无蓍法，张文饶立之以配易”，则为至论。

总之，黄宗羲对易象数学的确颇有研究。其论‘‘河洛图书”之舛亦的确有见。足资今人参考。其论“伏羲先天四图”，虽多是“朱冠邵戴”，然仍可以之度朱熹之误。其推明《皇极经世》之象数，亦意在辨其非《易》之本义，但不当以牛无邪、张行成所推衍之图而立论。其谓朱熹“添入康节先天之学，为添一障”，此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易学启蒙》“略论象数梗概”之意，亦说得是。

相比之下，黄宗羲立论多有根据，不似其弟黄宗炎之过激。为明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对待象数学的态度，则《易学象数论》当为必读之书。值得特别指出的有两点：一是黄宗羲辨宋代易图并不牵扯黄老日者之说；二是黄宗羲并不批评周子《太极图》“来自道家”。由此可知，黄氏深知其本源不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