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本，字明德，山阴人。正德丁丑(1517年)进士，官至长沙府知府。易学著作有《易学四同》八卷、《易学四同别录》四卷。
《易学四同别录》前二卷就朱熹《周易本义》九图、蔡元定《纂图指要》四图、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十余图及何孟春《易疑》“龙马真象”等图辨其是非，又自作《六十四卦圆图》、《焦延寿卦气直日图》等图以阐述己意。是书可谓自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问世之后迄干明代中叶，第一本系统辩证其易图之易图学著作。在易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当予以足够的重祝。
《易学四同别录》分“图文余辩”二卷、“蓍法别传”二卷。“图文余辩”内篇以《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为主并附增衍图而辩是非，多有近正之论。如，辨《伏羲八卦方位图》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数，亦后人所次，皆非大义所系也”；辨《伏羲八卦次序图》曰：“太极者，至极之理，而在阴阳之中，舍阴阳不可以见太极，此即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之意也。故言太极者，党自阴阳中求之。若以太极别立于阴阳之先，而次第生两仪、四象、八卦如图所列，则似别有一太极者，几乎分本末为两段事矣。……但左右易位，必非伏羲之手笔，且伏羲之意安知不主圆图，而以震一、离二、兑三、乾四为序乎？盖圆图之序，天地自然之运也，此图则但可以加一倍之法立对待之体，而明易中阴阳互相交易之理，然伏羲画卦之旨则圆图尽之，意此图必后之谈数学者所为”；辨《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曰：“今按重卦者，伏羲于一卦之上又加一卦也，如蒙之险而止、豫之顺以动也，贞为卦之体，悔为卦之用，故内卦一定而不可易，外卦则随寓变通者也”，“八卦之上重加八卦为六十四卦，皆伏羲时所有，而其名亦自伏羲命之。……非至文王而始加也，既有重卦，则必有名，否则所值之卦，指为何物以教民耶？但此图则未必伏羲所画也”；辨《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曰：“方图则后人数
学之别传也……此岂伏羲之宗旨哉！故知此图皆后人所为也”；辨《文王八卦次序图》曰：“文王当亦未有此图”，“邵子以此为文王八卦入用之位、后天之学，谓后天八卦之用在此，非以此为后天八卦也。文王之用本与伏羲合一，岂得于伏羲卦外别立一义哉？此图亦后人所为，故世无传焉，而诸家皆无此图，惟《本义》以之列于九图耳”；辨《文王八卦方位图》曰：“文王时本无此图，亦无此名`……后天之序，不过举一以见其余，而义亦无他说矣，何必为图以列一定之位哉”。季氏因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之卦气流行而主其序数为“震一、离二、兑三、乾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说(按：邵雍有“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之说?是本“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说而发)，并以此说而自作《六十四卦圆图》，曰：“此图八贞卦惟以震一、离二、兑三、乾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序，悔卦之加，序因贞卦可也，何必别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而阳左阴右逆顺异施哉？”此亦为有见于邵雍就六十四卦圆图说“逆知四时之谓也”之义。又就胡一桂所列《文王十二月卦气图》，辨曰：“此图以子起一月，丑为二月，即周正之序也，但文王时未有周正”，其辨亦为有见。“图文余辩”外篇就周敦颐《太极图》(朱熹改造之图)辨曰：“太极之一白圈，虽不若阴阳两体之备，善观者当能默识。惟于阴阳中加圈，则赘矣”，又曰：“此图或如景迂所言，而未必希夷之所传欤？潘清逸志周子墓，言先生作《太极图易说》，则太极别为一图，非周子所作，而《易说》则周子说此图也。是周子之意亦以太极图为义未尽善矣，特以出于师傅，不欲显言其非，而作此说以见意耳，于图盖有光焉。其间所言皆易理，可以见其为《易说》之证矣”。就蔡元定所列《经世衍易图》、《经世天地四象图》、《经世天地始终之数图》(出邵伯温)、《经世律吕声音变化图》，辨曰：“盖气化往来自然消长，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万物所以有不同也，惟于而察其机焉，则人之所以异干物，而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有以超乎气数之外也，邵子之学当于此求之”。季氏就胡一桂所列诸图辨之尤力，辨《卦气直日图》时以自作之《焦延寿卦气直日图》与之相比较，曰：“旧谓此图之传出于焦氏，今以其卦与焦异而别之”，又辨胡一桂引朱熹“易卦之位，震东、离南、兑西、坎北者为一说，十二辟卦分属十二辰者为一说，及焦延寿为卦气直日之法乃合二说而一之”说之非，曰：“朱子此论卦序与公卿大夫侯辟之配，大抵京房卦气图也，特以房之学出于焦延寿，故相传以为焦法耳”，谓焦氏《易林》“其变一以文王六十四卦而次第之”，而“以公卿大夫侯历十二辰而为四十八卦，以合辟卦十二共六十卦，此真臆见，何一毫之关大义乎？”辨《纳甲图》(按：是图坎东离西，与胡氏不同)曰：“纳甲之图有似先天八卦，但汉时先天之图未出，不闻有离在卯中、坎在酉中之说”，又曰：“纳甲卦皆以乾坤为父母，而六子对峙，阳卦纳阳干阳支，阴卦纳阴干阴支，而皆逆行，故乾起甲子，则坤当乙丑，旧法误以坤起乙未，今改正”。辨胡氏所列司马光《潜虚》诸图曰：“温公忠诚勋业，百世仰焉，留心《太玄》三十年，而晚犹不悟雄学之非，以为心学在是，则足以滋学者之惑耳，故附论焉”；此外，所辨《梅花易数》一书“意其为元末之书”，尤为有见。曰：“梅花数从上起卦，据数论爻，略不及阴阳消长之几、进退存亡之道，与邵子所精加一倍之学大异，而宋元间名儒皆未之及，意其为元未之书，已详辩于《说理会编》卷十五矣。”
然而季氏所辨易图之是非，亦有未审处。如辨《河图》、《洛书》，虽谓朱熹不当“取义于以图画卦，以书叙畴”，但仍曰：“河图者，阴阳推行之正，洛书者，阴阳混合之中，会而为一，则正在中，分而为二，则中在正，其理未尝不同，虽名河图为洛书、洛书为河图，亦何害耶？”、“至于圣人之则河图、洛书，本为伏羲兴神物以教民卜筮而发”，至谓“刘牧谓图书皆出于伏羲之世，本亦有理”云云。所谓圣人“兴神物以教民卜筮”，言之成理，已发“圣人以此神道设教”之意，然而其笃信“河出图，洛出书”古有其事，亦是囿于“圣人之言”限制，今天看来则是出于封建迷信，不可谓之为至论。又辨《邵子卦气直日图》曰：“然去乾坤坎离四正卦，而专以六十卦周一岁之日，则固焦延寿一卦直六日七分之法也。但焦延寿以后天之卦为序，故去坎离震兑，康节则以先天之卦为序，去乾坤离坎，各以其意取义耳”，此则不审所谓“邵雍卦气直日图”本是张行成仿《李溉卦气图》“以后天之体为之”之《气候图》，并非邵雍本图。
季氏于《河图》、《洛书》之后列先见于赵撝谦《六书本义》之《天地自然河图》(见下图)，辨曰：“此图必非出于陈抟、穆修之派，然其阴阳消长各得其中理，与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之图相合，以之画卦，法象显然，据此图所列卦位可见矣。此图必山林有道之士，依仿古河图附而为之者，其徒自秘，至陈伯敷而始有传耳。若谓蔡元定得之，而朱子亦莫之见，则元定于朱子无书不相讲明，岂有秘而不与之言哉！至谓龙马所负即此图，则自神其说亦太过矣。盖五十有五之数备见于《系辞传》中，将指为何物乎？且十为河图，先儒已有定论，不可以后人偶合之图遂以为古之真象也”，此沦极有见地，然所谓“以之画卦，法象显然”之说，则是不审此图由朱震所列《纳甲图》或杨甲所列《伏羲八卦图》(皆为初爻起于外之图)演变而来之易图学发展事实，恰恰是本未倒置之说。其于《伏羲八卦方位图》后曰：“此图卦画，本前天地自然河图。但前图自其生长之势而取象，故其画起于外，此图自其存主之中而取象，故其画起于内。然前图之外即此图之内，而此图之内即古河图一、二、三、四之未出于外者也”，季氏所谓之“古河图”即当时流行之十数“旋毛河图”，谓《天地自然河图》本出于“古河图”，是季氏辩证之失。既然已经看出八卦初爻起内与起外之差别，以杨甲所列初爻起于外之《伏羲八卦图》演绎之，即可得到此图。对于此图之由来，明宋濂曰：“新安罗端良(罗愿字端良)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实际上是罗
愿在宋林至“太极三变”之图的基础上，先以初爻起于外之《伏羲八卦图》演变而得“天地自然河图”，又反过来自神其图，而谓八卦由此图所出，罗愿实是一个欺世盗名之徒。
季氏又列本出杨孟春《易疑》之“龙马真象”图(见下图)，曰：“此图加圈，必因太极图阳动阴静之中有小圈而为之也”，“图内之圈，以太极言也”。此亦是不审此图本由胡一桂《文王十二月卦气图》及韩邦奇“维天之命”、“圣人之心”二图演变而来的事实。以十二辟卦初爻起于外之黑白点图即可演绎而得此图。
季本“易学四同”之名，乃是反朱熹“各是各底易”之说而来，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之易本同一心。又其发挥杨简《杨氏易传》以阐述“心学之宗”，亦是反对朱熹“杨敬仲文字可毁”之说，而有逆行之意。今观其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及学本朱熹之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易图，亦多有言之成理处，多发前人之未发。至于辨有未审之处，一则是因封建思想之禁锢，如相信“河出图，洛出书”古有其事等，亦不可多加责难；一则是虽自谓当于“康节精于数学”以求之，然其对邵雍“先天之学”犹有求之未得处，如谓“凡四图皆自邵子始传”云云，则是不知邵雍惟有《先天图》一图和“乾坤纵而六子横”、“震兑横而六卦纵”之图说，并无大小二横图及所谓“邵子卦气直日图”。
《易学四同别录》后二卷，“占辩”中有就朱熹《易学启蒙》“明蓍策”、“考变占”二篇进行辩证之文字，余之“占例”、“占戒”、“占断”等，则是本“易本卜筮之书”而述，其中所列出于《左传》、《国语》二十二例实有参考价值。
四库馆臣将季本易学著作列为存目之书，盖因其书中多有辩证朱子《周易本义》易图之内容。今《续修四库全书》采而著录之，读后令人知晓：明代中叶即有季本者，不以朱熹易图为然，而其辩证多有近正处。是书为人们研究易图学、了解易图学发展史的一部难得之作，采而录之可谓一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