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1、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子朔。） 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司。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以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案：原阙二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於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於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他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云‘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故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时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以理财，特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时事宜恐不须并，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於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复，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於上前，日高不决，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朕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曷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陈升之传》：由是忤安石，称疾归卧逾十日，帝数敦谕，乃出。会母丧，去位。）
2、丙寅，邢恕为崇文院校书。（《长编》卷二百十一：三年五月乙巳，胡宗愈言：“新进士，崇文校书未有法度。”恕堂除近地，试衔知县。原注：熙宁二年十一月三日初为校书，十年三月己巳复为校书。案：程俱《麟台故事》卷二：熙宁中，以前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校书。先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恕以为贾谊、马周之流，召对，而有是命。乃诏今后应选举可试用人，并令除崇文院校书，以备访问任使，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合入差遣。《宋史·邢恕传》：恕从习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登进士第，补永安主簿。公著荐於朝，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亦爱之，因宾客谕意，使养晦以待用，恕不能从，而对其子雱语新法不便。安石怒，谏官亦言新进士未历官而即处馆阁，开奔竞路，出知延陵县，县废不复调，浮沈陕、洛间者七年，复为校书。）
3、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恁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4、庚午，迩英讲读毕，上留司马光，问以变更宗室法，光》对曰：“此诚当变更，但宜以渐，不可急耳。”（《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5、甲戌，中书、枢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亲疏之施未有等衰，甄叙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议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官尊长，同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将军换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内殿崇班、太子中允，并与州郡监当，一任无败阙，与亲民；副率换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满，如职事傒集，操守修饬，即委本州长吏，及监当，保罪保明，与亲民差遣；无保明，即依外官条例。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授；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今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经大义及策。初试考退不成文理者，馀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多，毋过五十人。累经覆试不中年长者，当特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者，虽在外俸钱，依在京分数，许依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者，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进士、明经举有出身人，至员外郎，与迁左曹。宗室不出官者，袒宗元係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郡防奭使止；非袒免亲至遥郡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者，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壻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壻官。壻有官者，与免入远，许依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句；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婚姻。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制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於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於爵土，次则通籍於闺台，并留京师，参朝奉请。然以世叙浸远，皇秩益藩，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者！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为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日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於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富於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今之所难及若嫡子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於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王偁《东都事略》：十一月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
6、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毋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愿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 上曰：“人与法，亦相表悰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於得人，缓於立法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光曰：“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又毕氏《通鉴考异》云：王应麟《玉海》云，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通鉴汉纪》曹参事，因言参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纪》，是月壬午书御迩英听讲。而庚辰之讲不书。按《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谓前日，乃庚辰也，所谓后数日，乃壬午也。《宋史本纪》及《司马光传》混而为一。案：毕说是也。惠卿云云，亦见《纪事本末》壬午日。《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亦分系庚辰、壬午二日。）
7、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型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於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是，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五年一变者”。） 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三十年一变者。”） 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与此文小异，且多数语。据云：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谓之不变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淫厚敛，而盗贼起。宣帝以总覈名实，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杀萧望之，而汉道衰。皆非由变法与不变法也。夫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耶？《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谓实无聪明，而强作之，非谓旧章不可变也。） 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卿闻惠（案：原脱上三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於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岂得为时变也”六字。） 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 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侍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及《皇朝类苑》卷十五，与此上数语文异。据云：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讲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 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史记》，光进读（案：原脱上六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通鉴毕，降阶，上命迁坐墩於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王珪礼辞，不许，乃皆再拜而坐。） 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珪对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不能尽知；使闻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实也。”上曰：“据所闻言之。”） 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穫，责以穀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可以利民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 光曰：（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愚民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於凉，共弊犹贪；作法於贪，其弊若何？） “昔太祖案：《愧郯录》卷十五引文作“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馀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 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上曰：“未尝罢。”光曰：“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岁减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皆病末矣。”） 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而无治法也’。”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复与众人讲论治道，至晡后，王珪等请起，上命赐汤。） 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惠卿进读，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平国用中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之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光曰：“臣上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皆在中，未审曾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而已，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不便。”吕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闻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以给戍卒，时人稀物贱，米斗十馀钱，草束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常守其价，不增，岁饥税皆免而和籴不免，遂为河东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8、是月，以宋氏为才人。（《长编》卷二百四十四：熙宁六年四月庚子，以才人宋氏为婕妤。原注：云：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一日生皇子。案：《十朝纲要》：贵妃宋氏熙宁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进婕妤。元丰二年进充媛，八年进婉仪。政和三年进贵妃。熙宁二年十一月生成王佾，六年四月生唐王俊。）
知璧州林英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太常博士、知鄞县张峋提举两浙常平仓事，前宣州司理王醇管勾两浙常平仓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三人不推行新法被责事。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知鄞县张峋二年十一月差两浙，前宣州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两浙，据以辑入。案：张峋两浙提举，王醇两浙勾管，皆见本文。）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程颢谓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为险要，或为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旧时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谓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颢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将悔之。”安石默然。后果有卖金陵者，虽悔之，何及也。
又：京师郡国地震，元发三上疏指陈致灭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谕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他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执政，卿逾月不对，而大臣力荐用唐介矣。”元发曰：“臣恨未有死所报，陛下知遇，岂爱官职者？”唐淑问、孙觉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劳之者甚厚。元发顿首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坏城池庐舍，命元发为安抚使。官吏皆幄寝，居民恐惧，弃家而茇舍，元发独即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身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河朔遂安。使还，大臣将除公并州，上复留。案：元发即滕甫。《东都事略·滕元发传》云：滕元发初名甫，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此后文及甫为文及，邓润甫为邓温伯，皆以避讳改。
1、闰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午朔。） 庚子，初修御河。先是，议者请於武城县入大河故道，下五股河。都水监刘彝同程昉相视，而通判冀州王庠谓开葫卢河为便。彝等以其地浅漫沮洳，用功多焉，不若开乌礻阑堤、大小流港，横绝大河，入五股河，以复故道。乃令提举便籴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再视，而议与彝、昉合，於是发邢、洺、磁、相、赵、镇六州兵夫凡六万浚之。（《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原注：去年闰十一月庚子初修，又载议者请於武城县云云。辑入。案：《宋史·河渠志》五：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於海。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出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先是，议者欲於恩州武城县开御河约二十里，入黄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谓，第开见行流处，下接胡卢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虽於河流为顺，然其间漫浅沮洳，费功尤多，不若开乌礻阑堤东北至大、小流港，横截黄河，入五股，复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举便籴粮草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案视，二人议协，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濬之，以寒食入役。毕沅、徐乾学《通鉴》并云：闰月庚子，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六州兵夫濬御河，以寒食入役，从刘彝、程昉请也。又案：明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乃诏辍三万云云，可参考。《宋史·程昉传》云：熙宁初，为河北屯田都监。河决枣彊，酾二股河导之使东，为锯牙，下以行竹落塞决口。加带御器械。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合为一。及二股东流，御河浅淀。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
2、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纪事本末》卷四十五，又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河东行交子法，置务於潞州。考《宋史》，置交子务壬子日，毕氏《通鉴》同。或乞置在初九日壬寅，诏置在十九日壬子也，三年七月壬辰罢。见《长编》卷二百十三。又案：《宋史张景宪传》云：陕西转运司议，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於官，而易以交子。景宪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陕西，民将无以为命。”其后卒不行。）
3、戊申。（《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闰十一月戊申可参照。案：《编年备》要：侯叔献与杨汲提举淤田，引水於畿县、澶州间，岁坏民田庐，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赐二人田各十亩。九年冬，罢淤田司。《宋史·河渠志》五：秘书丞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公私废田，略计二万馀顷，多用牧马。而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馀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於行水。欲於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馀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三十六陂，以灌溉民田。”诏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杨汲同提举。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或以为非。沈存中《笔谈》云：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为《史记》所载“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田，於下泽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久矣。又案：《宋史·杨汲传》云：权都水丞，与叔献行淤田法，瘠土皆为良田。而《河渠志》则云：熙宁元年，秘书丞侯叔献提举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是《宋史》本传与《志》所载美恶两异其说，而《志》以为熙宁元年，《长编》原注则以为二年。今考《玉海》卷二十二，载熙宁二年闰月十五日侯叔献》言云云，又载戊申以提举府界常平使行之。《长编原注为不误。）
4、己酉，著作佐郎曾布差看详衙前条例。（《长编》卷二百二十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中丞杨绘奏疏云：“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前条例。”据以辑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讬可与谋事者，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月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宋史·王安石传》：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讬，得曾布信任之亚於惠卿。又《曾布传》：以韩维、王安石荐，上书言为政之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见，论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与吕惠卿同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一时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资，登延硕学远识之臣，思大有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横议，和之於下。人人窥伺间隙，巧言詀诋，以譁众罔上。是劝沮之术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坚神宗意，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使毋敢言。故骤见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韩琦上疏极论新法之害，神宗颇悟，布遂为安石条析而駮之，持之愈固。）
5、壬子，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邠门引上殿。”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一月，除诸路提举常平官。上脱“闰”字。《宋史於闰月下》云：是月，差官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纪事》亦俱不系日。王偁《东都事略》云：闰月壬子，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行青苗法。应郡县每岁春秋未熟，据民等第，以常平、广惠仓钱敛散取息。今依《东都事略补“壬子”二字。） 时天下常平钱穀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纪事本末》卷六十八。都官员外郎游烈除广东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九：四年春正月己酉，游烈送审官东院，以亲老愿从便地。原注：云：游烈除广东常平乃二年闰十一月壬子，逾岁未赴。据《长编》本文云云及原注辑人。）
6、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当刺手背，刺何补於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云：“臣愿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将此等军。今募兵出於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足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案：“分将此等军”至“今社稷之长计也”，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增入。） 且祖宗朝北戎无警，即便罢兵，今即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无此二十五字。） 上极以为然。（案：以上五字。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文增入。又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云：“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云云至“当以礼义奖养”，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又“臣愿择其乡闾”云云至“上极以为然，”亦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尝论租庸调法”至“何由而立哉”，附四年五月九日，馀并两存之。《纪事本末》文略有删节，据彼文增辑。） 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体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於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戎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日，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二百四十三：六年三月癸亥。可参考。）
7、是月，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林英改两浙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英自置提举未尝出巡，诏訩替。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闰月改两浙。此据本文及原注辑入。）
1、十二月癸亥朔，诏：“近降宗室授官条例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亲属例有当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亲，并与右侍禁、奉礼郎；小功，左班殿直，试大理评事；緦麻，右班殿直，试秘书省校书郎，异姓准此。有服女之壻，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职；緦麻女，三班借职。诸妃、大长公主遇南郊，许奏有服亲两人，圣节更不许奏。使相：子，西头供奉官；亲孙、弟侄，与右侍禁；大功以下亲，三班奉职。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右侍禁；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奉职；小功以下亲，借职。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左班殿直；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以下亲，借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奏职；亲孙、弟侄，借职；大功以下亲，三班差使殿直；緦麻以下亲，更不许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评事，馀依旧。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许奏有服外亲，其待制及观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许奏？姓准此。郎中以下，该荐者，四次南郊许奏大功以下亲一人；少卿监以下，更不许奏。緦麻亲又照应省府及职司等诸般职任差遣，各随正资序奏荐亲属外，其权及权发遣者，班序、衣赐、杂给、支赐等，并依正权官例，即不得依正入资序人例奏荐恩泽。”（《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2、乙丑，安石奏以李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定权监察御史悰行。原注：云：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又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注云云。辑入。案：《宋史沈括传》：故事，三岁郊邱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
3、丙寅，王安石议建三馆祗候。（《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壬寅，章奏付三馆，令明其条贯。原注：付三馆，盖朱本缘安石意增入。安石议建三馆祗候，见二年十二月丙寅，至四年六月罢。）
4、丁卯，拨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充买盐钞本钱。（《长编》卷二百十九：熙宁四年春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罢永兴盐钞。原注：云：二年十二月五日，拨钱十万充买钞本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增二十万。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买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钱，继又增二十万。《纪事》不系日，今据原注辑此。）
5、庚午，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知齐州王广渊为京东路转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一：五月丁巳，广渊由京东转运使为河东转运使。原注：广渊为京东漕在二年十二月八日。案：《东都事略·广渊传》：神宗即位，中丞司马光、御史刘述蒋之奇复言广渊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齐州，改京东路转运使。）
6、甲戌。（《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彦博对资政，顾问京东等路禁军数，遂诏并军额。原注：熙宁二年十二月可参考。案：原文已佚。马氏端临《文献通考》卷百五十三云：熙宁二年，诏并废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总兵之拨拼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为三百五十五人。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定以常额。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溢员者，以补他军之阙，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依高下同领。）
7、乙亥，上论有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犹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废困无有已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案：《宋史·兵志》五云：陈升之欲令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不然，无补也。”帝以为然，曰：“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也。”两府议上番，或以为一月，或以为一季，且令近戍，彦博又以为难使远戍。） 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滑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卻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瞑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开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服振作，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樊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仇雠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僣伪之国，及所募以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於前，必事成功於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係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功，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此据《实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三年十二月。案：《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例。原注：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此条，彼文亦可参考。朱本之误由此。）
8、太常侍丞鞠真卿责知寿州。（《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降知寿州、太常丞鞠真卿为太子中允，坐前任江南转运使，抑勒百姓，以苗米折纳钱劾去官勿论，特责之。原注：云：去年十二月乙亥责寿州，今又责。）
赐宗谕手札。（《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辰，赐宗晟宅。原注：云：二年十二月赐宗谕手札可参考。案：原文已佚。）
9、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韩维”。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於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1０、乙酉，（《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以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十二月乙酉可参照。案：原文已佚。《玉海》卷二十二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命於夹河引汴水溉田。是月癸亥朔乙酉为二十三日。）
诏：“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得赐名授官，止令应举。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免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其未有出官者，依旧入大小学。”（《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11、丁亥，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馀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12、是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馀枝，权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沅《通鉴》均同此，在二年十二月。《东坡集》、王宗稷《东坡年谱》，均作四年正月。两相岐异，必有一误。详辨见五月末《议贡举》下。《东坡集》载《奏状》云：右臣蔊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自是以来，臣每见同列，未尝不为道陛下此语，非独以称颂盛德，亦欲以朝廷之间，如臣等辈，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然窃谓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实，莫如以臣试之。故臣愿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为贤者卜其可否，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馀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动也。臣虽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案：《东坡集》此下有云：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且卖灯皆细民，（案：《东坡集》作“卖灯之人，例非豪户”下又有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 安可贱售其值？（案：《东坡集》此下有云：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 故臣愿急罢之。”（案：《东坡集》作“愿追还前命”下又有云：“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欤？可不畏欤？近日小人妄造非语，士人有展年科场之说，商贾有京城榷酒之议，吏忧减俸，兵忧减廪。虽此数事，朝廷所决无，而此纷纷，亦有以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於民。方当责己自求，以消谗慝之口，而台官又劝陛下以严刑悍吏，捕而戮之，亏损圣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买灯之事，使得因缘以为口实，臣实惜之。方今百事未除，物多及敝，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不能无少望於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如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张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明皇遣使江南采䴔䴖，江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数极论，亦为罢之。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并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咎之。臣忝备府寮，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於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曰：（案：《东坡集》《上神宗皇帝书》亦在四年，与《纪事本末》异年，必有一误。《集》中《书》云：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朆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案：《东坡集》此下有云：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朆。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灭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怨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今经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贤君圣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面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罪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山之蹲鸱，而欲以废五穀，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於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於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今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操瓢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代，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於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予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缘何而得？朝庭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於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徼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惓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惓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生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古之贤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逆之臣；卫至弱也，季札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逄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於武、宣矣，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於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於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以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既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荡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试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係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敝贤之士！至於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於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豪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未称，其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於计省，重兵聚於京师，以古揆今，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於此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谏议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祸乃至於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於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而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恩例，定任子孙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於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於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於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於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轼素不为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狱精敏，声闻益远，论事益不休。（《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毕沅《通鉴》节载此疏，年月同此，云《书》上，安石见而深恶云。）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案：《宋史·本纪》：癸酉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云：熙宁二年敕，今后官失入死罪一，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胥吏失入一，人千里；二人，恶远州军；三人者，敕配於千里外牢城。自后注：浸轻易犯第不知自何人始耳。
又：令诸路预给钱和买䌷绢。案：《编年备要》：行预买法。《太平治迹统类》：三年正月，右正言李常言：“臣近闻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以陈汝义所进羡馀钱五十万贯，随和买绢钱俵散。今卻每贯纳见钱一贯五百，於常岁折科和买之外，又取二十五贯。”《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使和买䌷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䌷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
仁和张大昌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