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的时候，在宋朝文武官员中虽然有很多走着张邦昌、刘豫的路线，但同时也有李纲、宗泽那样的人，他们身当危急之秋，在朝廷中坚持抗战主张，并且用实际行动鼓励士气，激发民心，这才奠定下南宋建国的基础；也有岳飞、韩世忠那样的人，他们在南宋初年，亲率大军，辗转苦战，阻止了金兵南下，还一时把战事失败的形势扭转了过来。这些人的确是值得歌颂的英雄。在当时，宋朝政府并没有坚定的抗战政策，朝廷中妥协求和的论调始终占着支配地位，所以像李、宗、韩、岳那样的人是尤其可贵的了。
在我们歌颂这些英雄的时候，应该看出来，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英雄。
前面提到，在刘豫降金时，济南人民不愿从他，由这一事就可知道当时的民意了。在那时随着金兵南下，大河南北一切沦陷土地中都有义兵蜂起，那都是人民自动起来守土抗敌的力量。李纲、宗泽竭力主张重用这种民军。宗泽在最危急时，能够坚守开封，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和河北、山西各处山塞中民军联合了的原故。他之所以自信能够渡河收复失土也是因此。岳飞、韩世忠也是同样。因为他们敢于提兵北伐，所以人民踊跃投效，士气旺盛，而黄河以北的各地义军也纷纷给以响应。在这些自动起来的义军被朝廷中主和派诬为盗贼、加以诋毁的时候，宗泽曾向宋高宗说：河东、河西的人民纷纷起来勤王救驾，甚至有在脸上刺了字以示和金人誓不两立的，他们都是忠义之士；现在皇帝却把勤王者看做盗贼，岂不是褫（chi）夺了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于民么？宗泽这段话可以表明他们是如何尊重人民的抗金力量。能够尊重人民的，也就为人民所爱戴，像李纲受主和派攻击而被罢免的时候，汴京城里的军民不期而会的数万人，一起在皇宫前面喧闹，不看到李纲复职就不散，这就逼得皇帝不得不把李纲重新召回。
由此可见，这些英雄的产生也决不是偶然的。产生这些英雄的背景是当时在人民中的抗金的情绪和力量的高涨。他们的主张和作为确是和人民的愿望相符。并且他们能够看出人民的力量而愿与之结合，因此他们也就能够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了。
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在明末看到，在明末也有史可法、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等许多人，他们也是站在官僚士大夫的身份上，和当时在人民中风起云涌的反清潮流相结合着，坚持不屈地从事斗争，一直到死方休。像何腾蚊，在南明政府下镇守湖南、湖北，能够集合各地人民义军，并且和李自成旧部的农民军队合作抗清。像张煌言，在清兵已席卷东南的时候，还在浙江各地发动义军，在浙闽沿海苦斗了十多年。他们都是在力战之余，失败被俘，坚决拒绝诱降而从容就义，这种坚定的节操确是可歌可泣，而他们和人民结合的这一个特点更是不应埋没的。在那时，也还有很多的属于士大夫身份直接在民间组织义军抗清的，像有名的学者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当旧的统治政权在异族铁蹄下面陷于崩溃的时候，自然在整个的统治阶层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狡黠卑鄙的人立刻投顺了异族的"新朝"，去做新贵，也有沮丧绝望的人采取消极的自杀的手段，"以身殉国"。这后种人虽也节烈可钦，但其实只是统治者无出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并没有能当作英雄的名字而留传下来。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面临到国破家亡的危机，眼看着旧统治机构的残破无能，却能够回头看到了人民中的力量，于是他们把个人的坚贞不屈的品格和依靠人民的方针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这才使他们成为永远值得追念的英雄人物。
从今天来看，这些人和人民结合的程度还是非常不够的。他们究竟仍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站在人民中间，而仍是抱着统治者的利用民力的看法。当统治政权还在主张着对外敌妥协求和的时候，他们就不免陷入了矛盾之中，以致像岳飞那样被牵引到风波亭的悲剧之中了。--这种由历史时代和身份地位所给与他们的限制诚然很大，但假如因此而把他们一笔抹煞，那就不是公正的历史估价了。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专制统制政权在还保存着足够的力量时，对于异族的入侵，是也会主动地实行抗拒的。但一面进击外族，一面仍直接加害人民，这就使他们的对外战争没有什么意义。例如东晋和南宋偏安一隅，在统治力相当恢复后，都曾进行过北伐。东晋时刘裕北伐，成果最大，连长安都从异族手里恢复。但他在长安横征暴敛，并不使人民的苦痛稍减，于是不到一年以后，长安又被匈奴占去，而这时刘裕已回到南方，想抢皇帝做，不再顾到北伐了。南宋时，由于一贯地对金屈辱议和，已经渐使民气消沉了，到光宗时，韩侂（tuo）胄为相，内政上毫无改进，受清议的批评很利害，却想博得收复失土的美名，但兵衅既开，连连败北，结果还是议和了事。--这些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倘不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没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赖，那么单纯在军事上和入侵的异族周旋也还是无效的。由此也就更加证明了，能够称为民族英雄的人，是只有那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人。
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中，我们更忘记不了在明代中叶御倭的名将。那时，在东南沿海，深受倭寇侵扰，形成很大的危机。数十年间，官兵不断进剿失败。在最危急时，俞大猷、戚继光诸人起来了，他们出身贫寒，多知民间疾苦，因而知道如何才能动员人民力量，用新的方法编练军队，并坚决执行军民联合一致的方针，这样才能把倭寇肃清。假如不从他们和人民结合这一点上看，是无从了解为什么他们在当时独能成就这样的功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