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农民起来了，又倒下去了。大地在一度激烈的撼动之后又归于寂静。在这大地上重建起一个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殿堂。从农民战争的失败中得到好处的还是地主统治者。
汉朝的政权，无论是前汉的刘邦（汉高祖），后汉的刘秀（光武帝），都是偷了农民战争的果实而得到的。刘邦起先利用农民反秦的力量，但本身所代表的却是地主的利益，刘秀则是一开始就和农民对立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得天下，又是另一种情形。朱元璋本是贫农出身，还做过小和尚，流亡各地，参加了当时反对元朝的农民"红军"。他从"红军"中的一个小兵，渐渐爬上去，有了独当一面的权力，但还没有立刻脱离"红军"的系统，所以起先地主士大夫都不愿和他合作。后来朱元璋竭力拉拢地主士大夫，他们也就团结到他的周围，使他的政策和做法发生变动，使他从一个农民的领袖变成了地主的皇帝。最后朱元璋果然成功了，但成功的已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反元的农民"红军"，有的已被元朝消灭，有的则被朱元璋吞灭。
太平天国的结果表现为另一种情形。有些史书上说：因为清朝依靠汉臣新编军队而打败了太平天国，所以事平以后，清朝不得不重用汉臣，实际政权渐归汉人。这说法虽似乎是根据事实而发，但事实的真相却是一部分汉族地主，本来还受清朝政府的歧视，但这回出死力帮了大忙，所以就能较多地分享到一部分政权。农民的血肉成为这批地主获得较高权力的垫脚石。
这种种情形虽然各各不同，但都是地主从农民战争中收取了利益。农民自己得到什么呢？他们在起义的烽火高炽的时候，固然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但到了失败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更多的血来偿付了。
封建时代的战争本是十分惨酷的，对于叛乱农民杀戮之惨，更不待说。千万农民是在快到饿死的时候才叛乱起来的，也只有到千万农民的尸骸躺在血泊中的时候，叛乱才会平息。死了的死了，活着的又被迫着在新的统治者下面，照老样地生活下去，继续忍受着沉重的封建剥削，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在失望中期待，酿酿着下一次的叛乱。
那么，由此看来，农民战争只是无目的的破坏和旧秩序的回归的循环过程么？--那也不然，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虽然总是逃不了悲剧的命运，但不是毫无意义的悲剧。
长期的封建时代并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其间也有一步步的进展。每一个专制朝代，在基本性质上虽然相同，但又各有着他自己的制度、政策、法令，靠这些来管理社会，也造成一个短期间的繁荣景象。但客观形势向前发展，使既有的政策、制度、法令，发生破绽、流弊，以致完全不能适应，而专制统治者仍旧仗着他顽强的统治力固守着旧有的一套。这时候，社会的进展就走到了绝路。农民战争的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虽然农民是抱着他们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起来的，但客观地看去，他们的行动的作用是扫荡了腐败的旧政权，也就使封建社会的继续前进成为可能。没有农民战争，我们就难以想像封建社会何以能在这长期中一步步不断前进。有人拿历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当做封建时代中分期的界线，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农民战争大规模地反复发生，又正是尖锐地表明了在封建社会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专制统治者绝对解决不了这问题。既解决不了这问题，就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另一方面，农民虽拿起武器，作生死的斗争，但也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把这问题提出得更加尖锐，也就促使解决这问题的时机一天天更加接近了。
尤其在对异族统治的反抗中，更显出了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蒙古人一百年的统治，满洲人三百年的统治，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进步都起了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当时的农民受到了最大的灾难，而也只有农民敢于起来做反抗的先锋。这两代农民战争都曾把反对异族统治、恢复中华，提出来做为鲜明的政纲，结果他们也的确是成功了。假如没有千万农民奋不顾身地起来，那在异族主宰下的漫漫黑夜还不知要长到多久！
拿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来看，最可看出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了。因为太平天国是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
假如从来的人都把农民战争着做是毫无意义的草寇，那么孙中山先生就是第一个打破这传统看法的人。他看出，历史上农民的"造反"正是对于专制政体的反抗行为，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他尤其再三强调。在中山先生早年所撰《太平天国战史序》中非常惋惜太平天国的失败，指出在满清统治下"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所以只有农民孤独地起来发动革命，不得不失败。在民国十二年的一次演讲中，中山先生也说："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他把"辛亥革命"看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未完成的任务。中山先生一方面批评了太平天国不能实行民主，还是称帝称王，以致闹成内讧，"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而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又十分推崇太平天国当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他说："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他以为这种制度是接近于共产主义的（见中山先生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欢宴各将领演说）。
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就能对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作了公正的评价。自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已是远超过农民战争的范畴，也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中山先生既能看出农民战争的意义，所以他也就看出了要使民族民主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把农民动员组织起来，而要通过革命的过程建立新中国，就必须认真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有耕种的土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能够看出这一点，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