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有所谓"家齐而后国治"的说法，但家最不能齐的却莫过于皇家了。在皇族内部，没有一个朝代没有发展到流血冲突的纠纷的。--为了要做皇帝，儿子杀掉父亲，弟弟杀掉哥哥，这是很平常的事。前举隋炀帝杀父就是一例。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也曾因为他的父亲（高祖）不把帝位传给他，就杀死了他的弟弟和被封做太子的兄长，逼迫父亲立刻让位。但皇室内部的冲突还不只是这一形式。
皇帝既然有最崇高的地位，皇族自然也当有特殊的尊荣。怎样使皇族尊荣起来呢？汉朝的刘邦所实行的办法还部分地保存着诸侯国的制度，他割土分封，封刘家子弟为王，分居各国。这是自己做中央的大皇帝，使各子弟们在各地做小皇帝。但结果小皇帝们都凭借地方的力量起来反对中央的大皇帝，引起了所谓"七国之乱"。西晋也实行这制度，结果也引起所谓"八王之乱"。
原来，要实行分封之制是因为在那时，中央政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直接控制全国。这正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条件还没成熟的表现。封同族人做王，本是想由血统的联系来避免地方与中央的对立。但其实，地方与中央只要在政治经济上有对立起来的可能，只靠血统的纽带是无法抵消的。在这情形下，地方势力和中央势力的斗争便以皇族内部的斗争为形式而表现出来，并且正因为表现为皇族内部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
"七国之乱"是在汉中央政权的武力镇压之下平定下去了的。"八王之乱"闹了二十多年，兄弟互杀，叔侄互杀，八个王都死于骨肉的残杀中，真是几乎令人不易相信的事。西晋的怀帝被匈奴的刘聪虏去之后，居然还回答刘聪说："我家之所以骨肉相残，大概是由于天意，给陛下自相驱除。"--这真是不知羞耻到极点了。
南北朝时宋齐两朝骨肉相残的情形也不下于西晋。宋皇族四世六十六男都在自相残杀中杀完了。齐的明帝萧鸾是齐的开国者高帝萧道成的侄儿，他不仅抢了高帝直系子孙的帝位，而且把他们全部杀光，连一个小儿也不留下。
有了这些教训，以后历代皇帝都不敢再分封子弟，使掌地方实权了。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央集权可能更加强固，已没有分封王国的必要。隋唐宋明各朝正如汉在七国之乱以后一样，对皇族中人虽有封爵，但只是坐食俸禄，不操地方的实权，这固然消灭了皇族内部兵刃相见的冲突，但坐享尊荣的皇家子孙代复一代的繁殖，对于人民却是一种极重大的负担。明太祖朱元璋时还复活了一次分封诸子的办法，结果也引起了两次皇族内的战争。有一次是燕王（太祖的儿子，即明成祖）从北方起兵抢去了惠帝（太祖的孙子）的帝位，惠帝逃走出宫不知去向，成祖怕他潜逃海外，还派人追到海外去到处搜索呢。
谈到皇族内部的纠纷，还不能忘记了皇后的地位。某一个皇后或太后在宫廷内得势，她的父母、兄弟、子侄也就联带着在朝廷上得势，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此所谓"外戚"在政治上得势了，于是宫中的这个皇后或太后也就权力增强，甚至凌驾皇帝之上了。首开其例的是刘邦的老婆吕后。刘邦规定"非刘姓者不得王"，但他死后，吕后就掌握了政权，大封吕姓的人做王。结果刘家的人虽然再起来赶跑了吕家的人，但是整个西汉和东汉的历史上，母后擅政和外戚专权的事仍不断发生。大体的情形是：一个皇帝死了，他的皇后就乘机获得权力，从皇族中选立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做皇帝，自己以太后的资格临朝听政，她的娘家人便成了显贵。外戚的专权实际上正表示，在统治层中某一部分的势力获得优越地位，这自然就要引起别的部分的势力的嫉恨。等到新皇帝也渐渐成人的时候，统治层中别的部分的势力便帮助皇帝压制太后，诛杀外戚。而这时，新皇帝的皇后及其外戚的势力又开始成长了。这样的所谓母后与外戚之祸不断地反复，把两汉的政治搅得乌烟瘴气。灭亡西汉的王莽便是这样的一个外戚。
汉以后的各朝，因皇后和外戚而引起的纷争，虽都不及汉朝的经常而严重，但也还是几乎无代无之，最著名的是唐代的武则天和韦后垂帘听政的事，慈禧和光绪帝的对立更显然的是两种政治势力的对立的反映。
由以上所述，无论是皇族中同姓骨肉的相争，还是母后外戚和皇帝的相争，其实际内容都不仅是皇族内部的纠纷。正因为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皇族是站在整个统治机构的金字塔的顶点的，所以一切在统治层内部的矛盾斗争常都集中化地表现在皇族里面，这就使得皇族内部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了。
在这种反映到皇室内部的复杂斗争中，又造成了一种很奇特的人的势力，那就是宦官。这种没有知识教养--甚至不大识字--在生理上有着缺陷的畸形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竟常常能在一个时期，隐然成为全部政治的支配者，这实在是君主专制政治下的怪现象。
宦官的存在于宫廷中，并不始于秦汉，但他们本来不过是处于皇帝的侍役地位而已；宦官的获得大权也是由汉朝开始的。因为在当时的后党外戚与皇帝的斗争中，皇帝在宫廷中所能找到的最亲近的人便是宦官，于是他们便内得皇帝信任，外与官僚集团勾结，而成为对抗外戚势力的主力。在外戚势力最后完全消除的时候，宦官势力已经不可动摇，宦官有封为侯爵的，他的亲属也凭借势力做了大官，甚至他们还有立新皇帝的权，并且造成所谓"党锢之祸"，把当时官僚中的正人君子都消灭了。像这样的宦官势力在唐朝又出现了一次。唐朝最后一百年间几乎可说是一种宦官政权。宦官握有兵权，握有实际的政权，一切做宰相的不奉迎宦官便不能安于其位，宦官杀死过两个皇帝，迎立了七个皇帝。当官僚中有一部分力量起来和宦官斗争时，每一次总是宦官得胜。到了明朝，明太祖手订的祖宗家法，一条是太后不得临朝，另一条便是宦官不准干政。但是在上述明成祖夺帝位的一幕斗争中，宦官却尽了很大的力量。从此以后，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宦官操权的事。到了明末魏忠贤时，宦官政权更发展到了最高点，满朝的文武几乎都做了这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都纷纷给魏忠贤立"生祠"。
宦官集团本不过是皇族内的寄生虫，它的所以能因缘时会，踏上政治舞台的最高峰，这显然不是它自身的力量，而只是君主专制政体的腐败的表现。当皇帝环顾左右，找不到最可信托的"心腹"时，结果只好找到这些既然不会生儿子，看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私人图谋的太监，把一切权力交托给他们。到了这时候，也就表示这一朝的皇帝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了。但是我们要想懂得宦官政治，还不能仅从皇族这一方面看，更得观察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官僚制度，那是在下一篇里就要谈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