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

马政

天圣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请市籴刍粟，上因问辅臣诸坊监牧马几何[1]，王曾对曰：『当今比五代马多数倍，计刍秣费，岁不下百万，盖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陕西蕃部人中马立定数，余听民间市易，二三年间，必大蕃息，此与畜之外厩无异也。祖宗旧制，以群牧司总天下马政，其属有左、右骐骥院，分领左、右天驷监、左、右天厩坊。畜病马有牧养上下监牧，兵校长有提举、指挥使、副使、员僚十将、节级、兽医、槽头刷刨、长行，调上乘有小底。诸监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领之，各据刍地列棚，并课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厩。孳息有赏，耗亡有罚，其为条教甚备。然马之孳息不足以待国用，常市于边州。雍熙、端拱间，沿边牧市，河东则麟、府、丰、岚州、火山军、唐龙镇、浊轮寨[2]，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3]、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灵、绥、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牧市惟麟、府、泾、原、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军，其后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置场。天圣中，犹得蕃部省马总三万四千九百余匹云。』

明道元年，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监废，京师须马，取之河北，道远非便。』诏遣左厢提点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镇宁、灵昌、东平、淳泽四监虽废，然其地犹牧本监骐骥院马。洛阳单军镇监去京师近，罢之非便。』乃诏复二监，以牧河北孳生马。

二年七月，范仲淹安抚江淮，陈八事，其五曰：『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边人，行之则困中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开元、天宝间，牧马数十万匹。禄山为乱，王师败于函谷，曾何救焉?且骑兵之费，钱粮、刍粟、衣缣之类，每一指挥，岁费数万缗，其间老弱者尚艰于乘跨，况战斗乎?然西北戎马不可不收：既至京师，宜多鬻于民间，假其刍牧，或有边用，一呼可集。又重税以禁江淮小马，勿使至近里州军，则西北之马可行，外慰边心，内为武备，且减刍牧以亿万计。』上嘉纳之。

宝元二年五月丙申，群牧司请下秦州增价市马，从之。

康定元年二月，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辄隐者，重真之法。宰臣、枢密使听畜马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五，尚书、学士至知杂、閤门使以上三，升朝官閤门祗侯以上二，余命官至诸司职员、寺观主首皆一，节度使至刺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皆勿括。出内库珠偿民马直，又禁边臣私市，阙者官给。

出內库珠还马直乃月未，今从本志。书并本志云：并边七州军免括马。盖此后事，今削去。

韩琦言：『陕西科扰频仍，民已不胜其困，请免括此一路，安众心。』从之。（此据《家传》，当考。）

十二月丁未，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从陕西经略使所上考策也。

括驴五万，孙沔奏议，或可删。附魏泰《东轩录》云：陈执中天资滑稽，谑玩无礼。庆历中，韩魏公琦帅陕西，将四路进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执中有旧，荐于韩公。韩召之，谕以入界事。执中雅不欲为是行，因问韩公曰：『北之族帐无定，万一迁徙深远，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乎?』韩曰：『吾已尽括关中之驴以驮粮食。驴行速，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徐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大怒其无礼，遂不使入关，然四路进兵亦竟无功。按：括驴乃康定元年十二月事，泰误谓庆历中。今附见于此。

庆历元年七月，诏诸路本州厢军军员阙马，听自市三岁以上、十三岁以下、高四尺一寸者，官用印附籍，给刍粟。

八月甲申，诏河北置场括市战马，沿边七州军免之。

按：康定元年二月括市马，止是京东西、淮南、陕西等路。庆历元年八月，乃河北。《实录》于此即书免缘边七州军，盖指河北，而本志则于康定元年二月并书其事，恐误也。今从《实录》。又按《朔历》：河北转运使乞于天雄军等六处置场买马，诏除雄、霸等七州军不买外，余二十七州军并依六场例收置。然则本志误审矣。

二年六月戊寅，诏河北转运使司籍民间所养马，有边警则给价市之。

五年七月甲戌，枢密院言：『咸平初，陕西振武乡兵许结社买马，以升填广锐军。往岁河东已尝如此例。今河东诸军阙马，又广锐指挥人数不足，欲听本路宣毅、义勇乡兵结社置马，官助其价，以升填广锐之阙。』从之。

壬子，內出藏库绢二千万，市马于府州、苛岚军。

营田

天圣四年九月辛未，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以田赋民，每顷输税五分，诸州所差耕卒并牛并放还。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顷余八十亩，唐州百七十顷。自咸平二年，转运使耿望奏置营田务，每岁于属县差借种田人牛，夏又借耨田夫六百人，秋又借刈获夫千五百人，岁入甚广。后转运使张巽改其法，召水户四十一分种之，未几皆诉免，务遂废。景德二年，转运使许逖复奏兴之，而岁添役兵夫。至是，转运使言其非便，诏遣屯田员外郎刘汉杰与转运使同定利害，而汉杰言：『务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而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偿失，故废之。

转运使当是余献卿。耿望事见咸平二年四月，与此差异。欧阳修为许逖行状，亦不载复营田务事，当考。

庆历元年十月辛丑，诏：『陕西用兵以来，本路所入税赋及内库所出并留两川，上供金帛不可胜计，而犹军储未备，宜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边费。』

十一月乙卯，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言：『镇戎、原、渭州地方数百里，尝被西寇钞略，无复农作。今竭关中之力，耗都内之钱，才可赡延州、保安军粮刍之费，若更供亿它路，则邦计危蹙可优。臣谓宜以贼马所践无人耕种之地大兴营田，以新拣退保捷军，每五百人置一堡，等第补人员，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习武艺，以备战斗。今老弱罹杀害，而壮者悉被驱虏，将来纵有归业，皆家资荡然，不能自耕其田土，并官为收买之。如愿复旧地者，以官所种田苗半给之，庶几农田不荒，而边计可纾也。』是月，范仲淹奏攻守二议。其议守曰：『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地，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外裔也。臣谓寇敌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战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臣昨在延州，见知青涧城种世衡言：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石。臣今观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士兵以守之，因置营田，计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籴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功相远矣。』

十二月戊寅，诏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4]，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戊子，大理寺丞宋回为内殿崇班、管勾陕西路营田。

二年正月乙丑，诏以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

三年七月，范仲淹、韩琦言：『臣等窃见陕西昨来兴置营田，本欲助边，以宽民力。除沿边空闲膏腴地土处开垦外，其近里州县，官吏不能体朝廷之意，将远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抑勒近邻人户分种，或令送纳租课。又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课不过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种，每亩须收数斗，致贫户需纳不前，州县追扰，无时暂暇，缘人户自用兵已来，科率劳弊，至于已业，尚多荒废，实无余力，更及营田。其所出租课，多是抱虚送纳。窃睹编敕指挥，不得将逃户田土抑勒邻人佃莳，盖恐害民。况今岁灾旱犹甚，理当优恤，不可非理烦扰，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挥，应陕西近里州军营田一切废罢，如元条租佃，即令依旧额出租；如元系远年瘠薄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者，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所贵疲民受赐，归感睿仁。』诏罢陕西内地营田。

均赋

庆历三年十月丁未，诏天下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税输，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其弊，以增赋入者议赏。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5]，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谘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谘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共事。谘等用十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及王素为谏官，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谘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记闻》以为执政不然其议沮罢之，谘本传以为遭母丧去。今从《食货志》。

嘉祐四年八月己丑。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不以为便。诏谕如旧。是日，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往诸路均田，从中书门下奏请也。本独以为田税之制其废已久，不可复均，朝廷亦不遽止。后虽均数郡田，其于天下，不能尽行。

五年四月丙戌，令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同详定均税。

六月丙寅，命天章阁待制张掞同详定均税。

九月丙申，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吕公弼同详定均税。

十二月。先是，知永兴军刘敞朝辞日，言关中岁比不登，民多流移，请发仓赈之。又言均田扰民。上令于所部采访利害以闻。及敞至永兴，具奏孙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税，百姓惊骇，各恐增起税租[6]，因此斫伐桑柘，赖转运使薛向处处张榜告谕[7]，方得暂止。访闻只打量万泉一县，近须一年乃毕。蒙减者则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词诉狱讼，恐自此始。乞且召还孙琳，更俟丰岁，庶几灾伤之余，不至惊忧。敞意谓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为方，方度之，诚使其核实无颇，然但为能知田亩高下尔。至于均税之法，以地肥瘠为差，其勤力从事田亩修治者则赋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亩荒瘠者因获减赋，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尽知田事，或挟私与夺，上无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独主事者乐其名。敞所以求待丰岁者，恶斥言之耳。敞又以为琳之度田，起自万泉、龙门，此两邑皆山田，崎岖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8]，非旬岁，不可周遍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异功。会敞奏至，中书信琳言，即具报，敞但降敕榜，禁民毋得残桑柘而已。其后河中民果诉增减田税不平，凡数万户。

敞事具敞行状及奏议。

欧阳修亦言：『臣为谏官时，尝首言均税事，乞差郭谘、孙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言不便，寻即罢之。近者伏见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陕西均税，始闻河北传言人户虚惊，斫伐桑枣，尚不为信。次见陕西州军有上言岁俭民饥，乞罢均税者，稍已疑此一事果为难行。而朝廷之意决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见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诉于三司，然则道路传言与州郡上言虽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于京师，此事不可掩蔽，则民情可知矣。盖均税非所以规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窃知朝廷本只以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初不令其别生额外之数也。近闻卫州、通利军括出民冒佃田土，不于见在管榷数内均减，重者摊与冒佃户，却生立税数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诉也。又闻澶州诸县，于见令实额管榷外，将帐头自来桩坐有名无纳及失开阁两项远年税数，并系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长兴年桩管虚数，并摊与见今人户。又闻以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减带碱地，并碱卤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并一例均摊与税数，谓此虽不可耕种，尚有煎盐。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来，蒙赐恩恤，于行盐禁，只令据盐斤两纳税。今煎盐者已纳盐税，又令更纳田税，岂祖宗所以惠河北民之意?又闻河南不殖之地系禁盐地分者，亦均摊与税，又不知民何以纳也?澶、卫去京师近，偶可闻知者如此，其余远地，所谓均税悉便于民，其可得乎?以此见朝廷行事至难。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贪功希赏，见小利，忘大害，为国敛怨于民。朝廷不知则已，苟已知之，其可不为救其失哉？欲望圣慈特赐指挥，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议，将实榷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其余生立税数及远年虚数，却与放免，及未均地分，并且罢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今闻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

欧阳修言不得其时，今附刘敞后，当是未除枢副，十一月已前，或因敞对论此，修亦具奏，时为翰林学士，九、十月之间也。

六年五月丁酉，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吕景初同详定均税。

七月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司马光同详定均税。光既立条约，下诸路监司施行，又言：『国家凡欲立事，当先使赏罚明白，然后事无不成。职方员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县税，皆得平允，并无词诉。若与愚庸之人烦扰败事，同归常调，一无殿最，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优加酬奖，并其余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来者睹之，无不尽力矣。』

建仓

常平仓

景祐元年七月。天下常平仓置已久，领于司农寺，至是月壬子，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一画，增为二百万，它无得移用。』许之。枢密直学士杜衍亦尝建议曰：『岁有丰凶，谷有贵贱，计本量委散滞取赢，宜究其术。若官以法平之，则农人有利，粟有所泄。今豪姓蓄贾乘时贱收，而拙业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则稽伏不出，须其翔踊，以牟厚利，而农民贵粜，九谷散于穰岁，百姓困于凶年。虽劝课官家至日见，亦奚益于事哉?盖常平仓制度不立，有名而无实。谓宜量州郡远近、户口众寡。时有饥熟，取贱出贵，严以赏罚，课责官吏，出纳无壅，增损有宜。公籴未充，则禁争籴以规利者。籴毕而储之，则察其以供军为名而借假者。夫香象珠玑久藏府库，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阙母钱，愿斥卖赐之，补取其乏。』

衍传，常平议在衍为中丞后。今掇出附见。衍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

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诏司农寺以常平钱百万助三司给库费。自景祐末，不许移用常平，数年间有余积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诏。

庆历二年八月壬申，诏河南府、孟、郑、滑、陈、许、颍、蔡、邓、唐、随等州发常平仓粟，以赈贫民。

四年正月，陕西谷价翔贵，丁丑，诏转运使出常平仓米贱粜贫民。

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灾异数见，请行数事，其三曰：『今诸道常平仓，司农寺管辖，官小权轻，主张不远。逐【杰按：应是"诸"之误。】处提点刑狱多不举职，尽被州府借出常平仓钱本使用，致不能及时聚籴，每有灾沴及遣使安抚，虽民委沟壑而仓廪空虚，无所赈发，徒有安抚之名，而无救恤之实。又国家养民之政本在务农，因民之利而利之，则朝廷不劳心而民自养。臣请选辅臣一员兼领司农寺，力主天下常平仓，使以时聚籴，以防灾沴。首诏诸略提点刑狱，今后得替上殿，并先进呈本路常平仓斛数目，方得别奏公事。移任者亦须依此发奏，方得起离。仰司农寺常切纠举，及委辅臣等速定劝农赏罚条约，颁行天下。』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诏天下常平仓依元籴价，粜以济贫民，毋得收余利，以希恩赏。

义仓

庆历元年九月乙亥，诏天下立义仓。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请复置，曰：『唐贞观中，自王公以下，垦田亩税二升，其实太重。至永徽以后，自上户以降，计户以粟，亦复不均。今宜令五等以上户计夏、秋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人，水旱税减则免输，州县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为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即补官，是岂以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而为之尔，与夫乘岁之丰收羡余之人，于天下之广，为无穷之利，岂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人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人常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家实先受其赐矣。损有余补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司，会议者异同而止，于是琪复上其议，上纳之。已而众论纷然，以为不便，遂诏令第上三等户输粟，寻复罢。

止令上三等戶输义仓，乃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皇佑五年十二月，左司谏贾黯建言：『天下无事，年谷丰熟，则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以赈之则籴不足，课粟富人则力不瞻，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谷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已过半矣!夫水旱之灾，虽尧、汤所不克，今不思所以备灾之术，而岁幸年谷之熟，则是求出于尧、汤所不可必者也。臣尝读隋史，见所谓立民社义仓者，取之以时而藏之于民，下足以备凶荒，而上实无所利焉。愿仿隋制，诏仿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熟，立法劝课，蓄积以备灾，此孟子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亦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议司农寺，且命李兑与黯合议以闻，乃下诸路度可否，而以为可行者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赡给，或谓置仓烦扰。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七八。原其所自，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立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则盗贼利在轻货[9]，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亦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绝，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销除盗贼之原也。若谓已有常平仓足以赡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荒，发以赈救，则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费又出公帑。方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而小有水旱，辄致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赈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为烦扰，则臣闻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义仓之设，本为百姓，晓谕诚至，约束诚勤，则下民虽愚，宜无所惮。况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如臣言可采，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行。

广惠仓

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广惠仓。初，枢密使韩琦请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既建仓，乃诏逐路提点刑狱司专领之，岁终具所支纳上三司，十万户以上留一万石，七万户八千石，五万户六千石，三万户四千石，二万户三千石，万户一千石，不满万户一千石，有余则许鬻之。

校勘记

[1]辅臣原本作『转臣』，据《长编》卷一○四改。

[2]浊轮寨原本作『浊沦寨』，据《长编》卷一○四改。

[3]镇戎原本作『领戎』，据《长编》卷一○四改。

[4]陕西四路原本作『陕西西路』，据《长编》卷一三四改。

[5]田赋不平久莫能治原本作『田赋莫□久不能治』，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

[6]『及敞至永兴』至『各恐增起税组』原本脱『兴』至『各』凡二十二字，致文意不畅，兹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7]处处原本脱『处』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8]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原本作『三二百里□□而琳法』，据《长编》卷一九二改补。

[9]轻货原本作『轻贷』，据《长编》卷一七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