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东里人。
其父是里的监门。
温舒小时牧羊，他把湖泽中的蒲草取来，做成简牒，编起来写字。
写得稍好一点时，当上了狱中的小吏，由此开始学习律令，不久提为狱史，县里面有疑惑的事都来问他。
太守来到县里，看到后感到很惊异，便让他代理曹史。
他又钻研《春秋》，弄懂了其中的大义。
后被举为孝廉，任为山邑县丞，因犯法免去官职，又回去担任郡吏。
元凤年间，廷尉解光治理诏狱，请温舒代理曹掾之事，官守为廷尉史。
恰逢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被废，宣帝刚继位，温舒上书，建议应该崇尚德治减缓刑罚，其内容如下：“臣听说齐曾有公孙无知作乱，而齐桓公却因而兴起；晋曾有骊姬为害，而晋文公却成了霸主。
本朝以来曾有赵王谋逆，诸吕作乱，而文帝则实现了大治。
由此看来，祸乱的结果，必将导致圣人的出世。
齐桓公、晋文公扶持势微的周室复兴崩坏的礼乐，尊崇周文王、武王的基业，恩泽施予百姓，功德遍及诸侯，虽然比不上三王，毕竟使天下复归仁义。
文帝深切期望以至德之治奉承上天之心，而崇尚仁义，减省刑罚，除关隘通津梁，对诸侯王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敬重贤良如贵宾，爱护百姓如赤子，对亲近之人奉行恕道以情相安，并推及海内，因此牢狱为之一空，天下太平无事。
在紧接着动乱之后，必须施以不同于以往的恩惠，这就是贤圣之君之所以诏示天命的原因。
以前，昭帝即位没有子嗣，大臣们忧心忡忡，焦虑合谋，都认为昌邑王为最尊最亲，便提出立他为嗣君。
然而上天不授其命，让淫乱迷住了他的心窍，于是他自取灭亡了。
深入考察祸变的原因，却是上天为了引出至圣之人的方法。
所以，大将军霍光受武帝之命，股肱汉室，披肝沥胆，以定大计，废黜无义之人，拥立有德之君，按天意行事，然后宗庙才得以安定，天下才归于太平。
“臣听说《春秋》有言，王者即位应改定正月以统天下，表示慎始有终。
陛下初登至尊之位，应与天意相合，纠正前朝的失误，定出始受天命的大统，清理苛烦的法令，解除民间的疾苦，存亡继绝，以顺应天意。
“臣听说秦有十大过失，其中有一条至今尚存，就是专治刑狱的吏员。
秦时，贬低文学，提倡武勇，以仁义之臣为贱，以治狱之吏为贵；直言进谏谓之诽谤，劝阻过错谓之妖言。
注重礼仪的正人君子不为世所用，忠良恳切之言都郁闷在胸，赞颂阿谀之声每日不绝于耳；一心只听虚假的赞美，现实的灾祸便视而不见。
这就是秦之所失掉天下的原因。
方今天下幸赖陛下深厚的恩德，没有战乱之危、饥寒之患，老百姓父子夫妻合力兴家，但还未实现太平盛世。
其原因就在于刑狱之乱。
刑狱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能再接。
《尚书》上说：‘与其杀无辜，宁可失之于不治。’而今天治理刑狱的官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使，以刻薄为明察；苛严者名闻朝野，公平者却后患无穷。
所以治理刑狱的官吏都想把犯人整死，并非是他憎恨罪犯，而是他自己安身立命就在于致人于死。
因此死人之血流遍了街市，受刑的罪徒比肩而立，以大辟处死的每年数以万计，这就是仁爱圣德之所以被伤害的缘故。
太平之世不能实现，总的来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按人之常情，安乐则愿生，痛苦则想死。
重刑之下，要他说什么不说呢？所以犯人不胜痛苦，就胡乱招供；办案者正好利用，就设好圈套进行诱供；恐怕上奏皇上被驳回，又千方百计深文周纳、罗织罪名。
因此当准奏而罪名成立，即使给善于断狱的咎鲧去看，也会认为是死有余辜。
为什么呢？因为经层层狱吏罗织，按律令条文该当何罪早已不言自明了。
如此，狱吏专为深文刻薄，残酷无比，为苟且于一时，不顾国家之患，实为今世之大敌。
所以俗语说：‘画地为狱，议不能入；刻木为吏，必不与对。’这都是痛恨狱吏所发出的悲痛呼声。
所以说天下之患，没有比冤狱更深的了；败坏法令挑乱政事，离间亲戚阻塞言路，没有比治狱之吏更厉害的了。
这就是所谓秦之弊政至今尚存的一条。
“臣听说乌鸢鸟的卵不去毁坏，然后凤凰就会飞来；诽谤之罪不予诛杀，然后良言才能进呈。
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氵于，瑾瑜匿恶，国君含垢。’陛下只有解除诽谤之罪以招纳恳切之言，广开天下之口，拓宽谏诤之路，扫除秦朝的暴政，尊崇文王武王的圣德，省法制，宽刑罚，废黜治狱之吏，太平之风才可兴起于当世，永远走向祥和康乐，与天同在，无穷无尽，天下百姓幸甚。”宣帝认为他说得很对，调他任广陵王府库的官长。
后内史荐举温舒文学为第一，升迁为右扶风丞。
当时，皇上诏令公卿大臣推举可出使匈奴的人，温舒上书，表示愿为使者随从，去暴尸塞外，以尽臣下之节。
皇上将此书下发给度辽将军范明友、太仆杜延年问询，认为其言不妥，将他罢归原官。
不久，又升迁他为临淮太守，治绩十分突出，后死在任上。
温舒跟其祖父学过历数天文，曾断言汉朝只有二百一十年，并秘密上奏预为戒备。
成帝时，谷永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到王莽篡位时，想宣扬其取汉而代之的理由，才把他的上书公开出来。
温舒的儿子及孙子都曾做到了太守一级的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