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朝典故是明朝較大的一部叢書，僅我們所見就有三種傳本。一、朱當■〈氵眄〉國鈔本）。二、佚名國朝典故本。此本似朱氏鈔本的殘闕本。三、明刊鄧士龍國朝典故本（下簡稱鄧氏刊本）。這次整理校點的底本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收藏的鄧氏刊本。

為什麼要選擇鄧氏刊本呢？這就需要從該書的形成、特點、流傳等方面說起。鄧氏刊本的形成似與朱氏鈔本有關。朱當■〈氵眄〉，魯宗室鉅野王朱泰澄之孫，生卒年不詳。鉅野王一宗，在明代封將軍者一百一十人，中尉二百二十九人，其中朱當■〈氵眄〉最負盛名。康熙袞州府志卷三０封建志記載：「鉅野諸宗，多尚文雅，最著名者曰將軍當■〈氵眄〉，博覽羣集，蓄書甚富，購得異本，手自鈔錄不下萬卷，尤功墨妙，發為詩文，甚別雅。」朱氏鈔本凡一百一十卷，收明初至嘉靖朝史籍六十三種。鄧士龍，明江西南昌人。萬曆乙未（一五九五年）科進士（二甲第四十九名），由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國子監禁酒。鄧氏刊本亦一百一十卷，收明初至隆慶朝史籍六十四種。拿鄧氏刊本與朱氏鈔本相較，除少數篇目外，大體相同。因朱氏鈔本成書在前（序作嘉靖二十二年），鄧氏在輯錄時參閱朱氏鈔本是完全可能的，不僅絕大多數篇目相同，甚至連書名、卷數也未作變更。但是兩書也有不同之處。一、篇目稍有異同。如朱氏鈔本收嘉靖朝史籍宸章集錄一卷、敕議或問一卷、大狩龍飛錄二卷，鄧氏刊本則刪去此四卷，另選輯世宗實錄四卷，其中第四卷後附穆宗實錄。又如鄧氏刊本於卷六二前聞記後附尊聞錄，卷一０五星槎勝覽後附海槎餘錄，而朱氏鈔本則未收二錄。二、同記一事，選本不同。如記明太祖平定蜀夏的史書在明代較為通行的有黃標平夏錄、佚名平蜀記兩種。朱氏鈔本收佚名平蜀記。鄧氏刊本卷八則收平夏錄。但鄧氏所收平夏錄又非黃標原作，乃輯黃標平夏錄、佚名平蜀記二書而成。前半部為黃氏之錄，後半部為佚名氏之記。三、鄧氏刊本糾正了朱氏鈔本的一些錯誤。如兩書均收有蓬軒類記四卷。朱氏鈔本文前載有王鏊序一篇，鄧氏鈔本則不錄此序。鄧氏何以不收此序，其因不詳。但在客觀上確實糾正了朱氏鈔本的一個錯誤。王鏊序文，原是寫給蓬牕類記的。蓬牕類記，五卷，明黃君暐撰，朱氏把蓬軒類記誤作蓬牕類記，且把王鏊之序移花接木。實際二記並非一書，蓬軒類記乃明陸容所撰。（詳見本書卷六八校勘記）四、朱氏鈔本無按語，鄧氏刊本敘事之間多有所按。這些按語有對史事的考證，有對人物、事件的評價。以當代人論當代人和事，本身就具有史料價值。五、鄧氏刊本錯誤較少。近人李文田在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所藏朱氏鈔本上題有：「其文往往不同，知此本之鈔，蓋在刊本之前矣。校刊本為佳。」正是因為「校刊本為佳」，所以我們選擇鄧氏刊本做底本，加以點校整理。

鄧氏刊本所收史籍涉及時間很長，包括元末明初至隆慶年間二百多年的歷史。其中有實錄，有傳記，有文集，有筆記，有譯語，體裁多樣。從選目上看，他注意廣收博採，對各種不同傾向的著作能夠兼收並存。這些史籍都是研討明朝歷史的重要資料。

還應提到的是鄧氏刊本流傳極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叢書綜錄皆未著錄。明史卷九九藝文志·史部·故事類雖記「鄧士龍國朝典故」，亦誤作「一百卷」。著名史學家謝國楨先生生前對此書整理出版十分重視，早於一九八一年就寫下前言，但由於我們教研雙忙，延誤了校點時間，使謝老生前未能親見此書的刊行，甚是遺憾。

本書的整理由許大齡、王天有全面負責，參加具體工作的有王天有、趙子富、王碩、伍躍、萬明、陳杰、華祝、李景屏、金立、高壽仙、亦甫等。此外，趙子富也參加審閱了部分稿件。由於我們水平有限，疏誤之處或許難免，敬請讀者不吝指正。

點校者一九八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