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蔡锷由广西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数年的军中生活，使他亲身体会到所谓的“新军”，依然是风气败坏，纪纲废驰。“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面对这种现状，他感到只有号召“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挈维系，激荡挑拨”，“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才能“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正好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委托他编写一份“精神讲话”的教材，蔡锷认为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于是便从他们的奏章、函牍和日记中，摘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分类凑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以此作为云南新军的“精神讲话”。全书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其中前十章论治军，后两章谈作战。

曾国藩、胡林翼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的，他们的军事思想，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曾胡善于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注意吸收和继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尤其是曾胡是以理学家的身份谈兵的，理学是其兵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种浓厚的理学背景使得曾胡对中国传统兵学从范畴到体系都做了重新的诠释，从而提出了大量富有借鉴意义的命题，如治军方面的“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用兵方面的“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这些极富理学意蕴的兵学命题，深深地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推动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体现了理学思想的深刻性，而且通过对传统兵学范畴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自先秦以来即存在的兵学与儒学的对峙与紧张，促进了宋明以来兵学与儒学合流的进程。胡林翼所说的“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便透出了兵儒合一这样一种信息。这对于传统兵学地位的提升，应当说是有意义的。

《曾胡治兵语录》各章都附有蔡锷的按语。这些按语或者是对本章内容的概括归纳，或者是对曾胡言论的评述，或者是借题发挥，阐明蔡锷自己的思想。蔡锷对于曾胡“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的思想十分欣赏，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对于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蔡锷也十分崇尚，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并将其忠君卫道的内容转换为救国救民的大义，从而为这个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蔡锷还从曾胡“以主待客”的作战指导思想受到启发，对西方军事思想中的“极端进攻”作了批判分析，提出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反映了蔡锷军事思想的过人之处。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阶级局限性，蔡锷在按语中多次对曾胡二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罪行进行称诵，并称太平军为“粤匪”等。凡此等等，请读者朋友注意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