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卓尔康撰，尔康有《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分为六义：曰《经》义、曰《传》义、曰书义、曰不书义、曰时义、曰地义。持论皆为醇正。其《经》文每条之下，皆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举系於盛衰兴亡之大者，别为类叙，亦颇有体要。中间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以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纪岁，自有阏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又如五石、六鹢谓外灾，何以书？为其三恪，且在中国。不知晋之梁山崩，宋卫陈郑灾，岂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阳，谓晋欲率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无可訾议。尤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碍。此类皆不可为训。然如谓“郑人来渝平”当依左氏训更成，其以为堕成、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谓一国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为大，乃不知侵伐之义，强为之辞：则皆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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