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开始阶段，安禄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 他的十万多名主力军经河北迅速南下进攻，实际上未遇到抵抗，同时命属将留守幽州（范阳）、营州和山西北部的代州等叛乱基地。一个月后不久，他们就已进入河南。

叛乱消息在几天之后传到朝廷。杨国忠甚至在这时还在安慰玄宗，说叛乱在几天内就会结束；又说只有安禄山本人要谋反，他的部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追随他的。但对王朝威胁的这种盲目低估立刻证明完全是错的；玄宗经过了开始时的惊慌失措和不相信以后，就派效忠于王朝的将领前往洛阳和河东南部去全力征募和训练部队，同时刚从塔里木盆地的安西返京的封常清则被派往洛阳去准备防务，以对付叛乱者。封常清匆忙集结一支六万人的部队，并切断了洛阳的黄河大桥以阻挡叛军的推进。但安禄山在此地下游渡过黄河并进逼汴州（今开封），于阴历十二月攻陷该城。就在此时，安禄山得知玄宗已将他儿子处死，还迫令他妻子自尽。他一怒之下便屠杀了汴州的全部守军。汴州为运河体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的失守切断了朝廷的南方供应线；安禄山派一名部将留守汴州，自己率军攻洛阳。

封常清的新兵组成的军队证明不能与叛军匹敌，屡战屡败。洛阳的河南尹达奚珣在755年阴历十二月十三日向安禄山献城投降。同时，封常清已先退到陕州，接着经过一次血腥的惨败后，又退到实际上难以攻破的潼关，这是入侵者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他在这里与曾在中亚身经百战的英雄并已在准备防务的高仙芝会师。叛军终于被挡住，他们的主力在陕州东面数英里之处安营扎寨。

安禄山因攻下洛阳而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于是开始准备建立他自己的长期统治的王朝。756年初，他自立为新王朝大燕之帝，同时宣布新年号和着手任命大臣以组织自己的中央政府。不少唐朝的有声望的官员支持他。同时，他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

他在这里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军面前巍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灵奉命指挥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

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

叛军不但在南方遭受挫折。在河东的极北部，一支辅助的叛军试图西进攻打黄河的北套。他们屡败于郭子仪之手，郭子仪的勤王军收复了代州，并控制了关键的战略要冲东陉关。

但安禄山的主要问题却在河北。在叛军向洛阳首次冲击时，他们没有有步骤地降服或占领这个道，而只是留人数不多的守军控制通过太行山的井陉关，以防勤王军从河东进入河北。几乎不久，在恒州刺史颜杲卿及其堂兄弟德州刺史颜真卿的领导下，一个组织松散但范围广泛的勤王运动在河北发展起来。这一起义有切断洛阳的叛军与其北方基地幽州的联系的危险。到756年正月，正在计划亲自率军对潼关发动决定性大进攻的安禄山发现，除了河北最北的幽州周围的叛军基地和该道西南角紧挨洛阳附近的地区外，他已丧失了对全河北的控制。河北中部和东部约有人口1200万的17个州匆忙地组成了约20万人的军队，宣布它们效忠于唐朝。

颜杲卿派出代表，企图争取幽州基地叛军将领倒向勤王的事业。但安禄山得知这一密谋，于是就处决和替换了他的将领。叛军这时对颜杲卿的恒州据点同时从南北夹攻。经过激烈战斗，恒州失守，颜杲卿被俘，然后被押送到洛阳处死；叛军又控制了沿太行山山麓南北大道上的各个州，在那里进行血腥的报复。安禄山与他北方基地的交通线得以恢复，但勤王军仍牢牢掌握河北中部和东部平原的一些人口稠密和富饶的州。

同时，长安朝廷由于叛军的推进在潼关受阻和南面的叛军被牵制而得以喘息，它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已经采取了十分激烈和具有极其严重的长期影响的措施。当叛乱的消息被证实时，朝廷立刻决定撤出西北的全部常备军，只留下维持地方秩序所需要的少量守军。这一撤军没有立刻产生影响，因为吐蕃王刚死，吐蕃急于想维持和平。但从长期观点看，从河西和陇右撤出大量军队的行动将使西北和中国在中亚的统治听凭吐蕃人和回纥人的摆布，并标志着中国将在今后的几乎1000年中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

但玄宗别无其他选择。京师的军队人数很少，训练又差；在京畿区召募和训练新兵需要时间；在洛阳周围的最初几次遭遇战表明，这些匆忙征募的新兵无法与安禄山的老兵相匹敌。西北的边防军是唯一能与叛军相比的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紧靠长安之北原受安思顺节制的朔方镇大军仍忠于王朝，并由郭子仪指挥；郭子仪原为安思顺麾下的将领，虽为著名的职业军人，却是一个出身名门的高级官员之子。安思顺的另一个有契丹血统的将领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的代理节度使。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对集结在潼关保卫京师的军队的指挥。玄宗对封常清和高仙芝不能打败叛军之事非常恼怒，已断然地把两人处死。不久前是陇右节度使而且在威信上只有他能与安禄山相匹敌的哥舒翰被任命为集结在关中的所有部队和潼关守军的统帅；同时各道都奉命征兵，准备对洛阳发动全面进攻。但哥舒翰病重，不能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他的副将们又经常争吵不休。

755年末和7856年初期，朝廷为了便于组织防御以对付叛军进一步的推进，开始任命指挥国内各道的节度使和受叛军威胁的地区的防御使。这类任命越来越多；中国内地新藩镇的设立导致了一连串中央权力下放的措施，这证明是唐朝后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到756年阴历二月，叛军仍在河北握有主动权，并已企图重占中部平原各勤王军控制的州。叛将史思明在这里已开始围攻深州，邻近诸州勤王将领解围都告失败，损失惨重。为了解救深州，李光弼通过井陉关进入河北，在阴历二月十四日夺取重镇恒州。这就为勤王军提供了河北的一个据点，使之能从河东控制极为重要的井陉关，并再次切断叛军从北方南运给养的主要路线。史思明停止围攻深州而去对付这一新的可怕敌人，但被击败而不得不北撤至定州。

同时，颜真卿在河北的东部已取得对包括自己的德州及贝州（它是设有东北诸军大军需库和军械库的主要供应基地）和博州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控制。他的部队移向西南去攻占魏州。山东北部的青州刺史贺兰进明也征集了一支勤王军，渡过黄河与颜真卿会师，并且有力地负责指挥作战。到阴历六月，地方的勤王军已攻占冀州，控制了河北平原的中部富饶区。

史思明已对恒州李光弼的部队进行有力的反攻，并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李光弼向郭子仪求援，阴历四月初，郭子仪率军经井陉关与李光弼会师，从而组成了一支超过十万人的大军。四月初十，勤王军投入战斗，大败叛军，并迫使史思明北逃至定州，使另一个叛将蔡希德往南撤至邢州。勤王军占领了赵州。

五月初期，安禄山下令从洛阳地区和幽州的北方基地调兵增援史思明，企图把李光弼和郭子仪赶出河北。阴历五月二十九日，两军在嘉山遭遇，摆开阵势进行大战。叛军一败涂地，伤亡甚众；史思明幸免于难，逃往定州，李光弼跟踪而至，把他围在定州。

从此，河北的许多州又群起反对叛乱的刺史，倒向勤王军一边。安禄山此时处境最为困难。他既不能进入关中，又不能向南面突破；他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兵将，同时勤王军一占领河北，就会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干脆放弃洛阳，退回幽州老巢。

朝廷这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因而出现了能在几个月内平定叛乱的良机。但宫廷的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杨国忠的地位日益不稳，因为反对杨国忠及其党羽是安禄山自己谋反的公开辩词，也是倒向叛军的许多变节行为的理由；所以潼关主帅哥舒翰拥有的左右一切的兵权使他有如芒刺在背。杨国忠的敌人曾企图说服哥舒翰，希望他或是请求将杨国忠处死，或是干脆把他杀掉。哥舒翰拒不听从这类建议；但杨国忠却在主力军后面部署了两支军队，名义上作为万一潼关失守时的第二线，但实际上是保护自己免遭哥舒翰可能发动的打击。但哥舒翰要求这两支军队应置于他的全面指挥之下；六月初，他把他们的一个将领召至大本营后斩首。杨国忠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了。

奏报此时开始传到朝廷，说面临潼关官军的叛军已经兵力空虚，他们已被削弱和筋疲力尽。玄宗命哥舒翰发动正面攻击，夺取陕州，进而收复洛阳。哥舒翰非常正确地加以拒绝，说他的军队的防御地位固若金汤，而叛军在其他几条战线则节节败退。他得到河北的战地指挥官李光弼和郭子仪的支持，他们正准备北上打击幽州的叛军老巢。但杨国忠力促玄宗迫使哥舒翰进攻；宦官使节们带了玄宗的个人命令前往哥舒翰的大本营。哥舒翰除服从外别无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令部队转守为攻。阴历六月初七，他们在黄河河岸和群山之间的狭隘地带遭到叛军的伏击，被彻底击败。至阴历初九，叛将崔乾佑已占领潼关，从此在他的部队和长安之间无险可守。带了少数人马在战斗中逃生并企图组织残部负隅顽抗的哥舒翰被自己的部下所迫而向安禄山投降。

哥舒翰部下有人在初九来到长安，向玄宗报告了危急的局势。玄宗召集大臣们商议，杨国忠建议玄宗退到四川，因为他已命他的家乡剑南道（四川）的副使在那里准备了避难地以备朝廷应急之需，还因为叛军实际上是攻不破那里的。阴历十一日和十二日，大部分官员和许多平民已从长安逃往山区和周围农村。当一小批官员在阴历十三日上早朝时，他们发现玄宗已带了精心挑选的护卫骑兵星夜秘密出逃，只有杨国忠、少数高级大臣、杨贵妃及其亲属、几名皇室成员和几名玄宗的贴身宦官随行。大部分高级官员和许多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

玄宗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从长安出逃的，护送的士兵桀骜不驯，他们对造成潼关祸灾的罪魁祸首杨国忠特别怨恨。阴历十四日，玄宗一行抵达马嵬驿，他们在那里遇到一批挡住杨国忠之路和开始向杨诉说缺粮之苦的吐蕃使者。有些护送士兵指控杨国忠与外番策划叛国，就群起而攻之，把他和他的家属杀死。秩序暂时恢复后，护送的将领要求玄宗还应处死杨贵妃。完全无能为力和听凭哗变部队摆布的玄宗别无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他忠诚的大宦官高力士把她绞死，这样，护送的士兵才被安抚下来。

随着杨国忠及其家属之死，一场就玄宗四川之行是否适宜的争论同时出现，因为四川被杨国忠以前的支持者所控制。有人建议玄宗应撤往西北或太原，去集结支持力量；还有人则建议他们应回长安（它直到阴历十七日才被叛军占领），准备困守。但玄宗已决心去四川避难，于是决定继续前往成都，同时皇太子被说服留在关中，以便在北方集结和组织抵抗力量。皇太子带领2000人的一小支护卫部队以急行军首先抵达关中西部的原州，然后前往朔方镇大本营所在地灵武（灵州，今宁夏省银川），于阴历七月九日抵达该地。三天后，他在官员们的劝说下僭越帝位。史书上称他的庙号为肃宗。

肃宗立刻开始在关中组织勤王军（除了长安周围的渭水流域地区，该道的大部分仍在勤王军手中），并开始从回纥、吐蕃、在塔里木甚至远及拔汗那的几个保护国那里召集支援力量。

得到上皇称号的玄宗这时仍在赴四川的途中，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在阴历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随从减少到1300人，然后举行了建立流亡朝廷的仪式。直到阴历八月十二日，通告肃宗僭越行为的使者才抵达成都。被杨贵妃之死受到内心折磨和弄得筋疲力尽的年迈的皇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此事，于是在阴历十八日派自己的大臣们随带皇权的象征物前往肃宗的大本营。唐代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之治到此结束。

玄宗在成都留到757年阴历十月，这时已是在郭子仪从叛军手中收复两京以后，肃宗把他请回长安，迎接时礼仪隆重。他开始住在他喜爱的兴庆宫，后来在760年阴历七月，他搬入皇宫内，这可能是因为朝中还有许多人效忠于他，他可能作为党派阴谋的中心人物，对他的继位者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他死于761年阴历四月，享年77岁。

本章的叙述大量取材于新、旧《唐书》和司马光在11世纪作的《资治通鉴》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读者必须注意某些情况，其中之一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在材料上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旧唐书》（成书于945年）提供了几乎这一时期的全部基本材料；《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使用某些遗闻轶事加似补充；《资治通鉴》（成书于1085年）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整理和严谨的批判性的鉴别；《资治通鉴》编者当时掌握的某些材料已经散佚。

但关于756年以前的时期，《旧唐书》的编者不过是完整地转载了柳芳在759年完成并上呈肃宗的最后一部唐朝国史。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材料，因为史馆所藏关于唐朝以前几个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档案，包括起居注、实录以及较早的国史，都已在756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期间被付之一炬。

在这场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记载是史官韦述作的一部国史稿。这部史稿记述的确切时间范围还不能肯定，但它几乎肯定叙事至741年（开元期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时已分别被记载在《今上实录》和《开元实录》中：前者共20卷，于8世纪20年代在张说和唐颍的指导下编成；后者共47卷，在742年以后某个时期编成。《开元实录》特别被提到，说它已毁于756年的大火，［2］ 但由于韦述于8世纪30年代已在史馆工作，他可能已使用这些材料来编写他的国史稿。

当柳芳在758年奉命撰写国史时，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据早期实录写成的玄宗朝早期的记载；这些实录由于是在玄宗在位时所写，它们一定是以赞誉的语气写出来让他过目的。为了完成这部直至756年的历史，柳芳的工作十分困难。大部分材料已经散佚，无法寻找；我们知道，在8世纪60年代曾有编一部玄宗朝新实录的企图，但大部分文献已经无法找到。此外，柳芳是在政治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写作的。他在新帝肃宗的指使下撰写，而肃宗已通过明目张胆的篡位而把玄宗废黜，所以需要把他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说成是一个行政不当的时期，以便为他的行为提供道义上的理由。但同时玄宗本人仍在世，他后期的几个为首人物仍在活动和掌权。安禄山发难的这场叛乱仍未解决；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险，他因在756年附逆曾被处以流放，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缓刑，是为了让他从事历史写作。

我们知道，柳芳所写的历史在送呈肃宗过目时受到严词批评。760年后，于休烈（他补上了肃宗本纪）和令狐峘对史稿作了一些小的修订。柳芳本人并不满意，于是又改弦更张，私下编写了《唐历》一书（现已遗佚），在书中增添了一些细节。

但柳芳的760年的国史基本上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吸收到他们所写历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录的。因此，关于玄宗时期的记载内容是不均匀的。约在741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献依据，而且一般地是颂扬；他对玄宗的最后若干年则材料较少，语气特别带有批判性。这种不平衡不但明显地表现在本纪中，而且也表现在列传中。8世纪40和50年代的许多高级官员的传记都很简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员根本没有传记。朝廷中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没有留下可与张说和张九龄的文集相比的详尽的个人文集，以解决正史中玄宗最后年代缺乏材料的问题；二张的文集使我们能够非常详尽地填补8世纪20和30年代的历史空白。

因此，在对玄宗时期进行研究时，我们就处于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境地，而且编写他历史的客观情况也使这部历史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如同所有前人所做的那样，我在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办法，即把整个玄宗时期分成三个阶段：一、政权巩固时期；二、日益受到宫廷紧张形势妨碍的积极参政时期；三、玄宗不再起积极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控制的最后一段时期。但读者应该记住，柳芳的记载是奉命为强制性的政治目的撰写的，写作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和困难。我们永远不能了解8世纪40和50年代许多大事的幕后真相，这是因为材料干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应予说明的问题。1

［1］ 关于安禄山叛乱的情况，叙述最清楚的作品为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和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主义的根源》（载于j.c.佩里和巴德韦·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莱登，1976年]，第33—60页）。关于安禄山的基本史料，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有译文，后者把《旧唐书》卷200上的传记译成英文。以下叙述基本上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17—218。

［2］ 《唐会要》，卷63第1095页（于休烈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