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纷纷败于战阵，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宁静的气氛，这时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即已潜滋暗长的仇恨终于表面化了，并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建成和元吉两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例如，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就深知当时的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有偏颇不实之语。［1］

到了公元621年，李世民由于战胜了窦建德和王世充而声誉骤隆，太子建成则因大部分时间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树立同样的声望。也就在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国其余一切贵族之上，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命他开府洛阳。李世民立即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约有文武官员50人的强大的随从人员集团，其中许多人来自东北部平原原来已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他开始向太子建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挑战了。［2］

李世民很可能也从其他方面威胁建成。公元621年他设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学士当他的国事顾问。文学馆的创办很可能提醒太子建成，世民有继登大宝的野心。3

从这时起，建成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把后者班子中的几个人调往别的岗位上去。［3］ 与此同时，他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长安的力量，这支力量称长林兵，因为他们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建成与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还获得高祖后宫中许多妃嫔的支持，他们在不间断的宫廷阴谋中在皇帝面前给他们说好话。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军务经常不在首都，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没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却在洛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础，以此来与太子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衡。［4］

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进行得很得手。可是公元624年阴历六月，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据说，有人曾劝杨文干应为太子建成起兵并拥立太子为帝；是时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则住在离宫。阴谋被揭露，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分别从长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在。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太子建成拒绝了一位部属劝他夺取帝位的进言，反而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恕。可是，杨文干却举兵反叛。按照史书上的某些记载，唐高祖答允立李世民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另外几位将领率兵去讨伐杨文干；官军一到，杨文干即为其部下所杀。

与此同时，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宫的妃嫔们和宰相封德彝（封伦）等人成功地掩饰了整个事情的真象；而且尽管太子的几名顾问和李世民的至少一位随从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长安当太子。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5］

唐高祖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脱离直接接触，并且曾作过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但是，他陷入了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而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设法诋毁对方，而唐高祖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又极端摇摆不定，对他们的态度看来取决于他们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同时，局势也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见。

到了公元626年，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后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对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帮人马。杨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觊觎之心日渐增强，他便召李世民进宫并明白地告诉他，他不可能从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帮助。［6］ 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己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阴谋而被开革。他的将军尉迟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几乎丧生，而当他后来被他们在朝中诋毁时又是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的。当突厥人于公元626年初入侵边境时，经建成提议，元吉被派往抗御突厥人；他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建成和元吉并且厚赂李世民的关键人物，希望他们倒戈相向。唐高祖似乎并不反对他们搞这些名堂。最后，据说李建成想毒死李世民，虽然对行事的时间——甚至对这个事件本身——都一直有人争论不休。

一个时期以来，李世民的最有影响的官员们曾敦促他对他的两个兄弟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在制订进攻性策略时行动是缓慢的。可是，他谦恭下士，慷慨大方地笼络了洛阳地区的地方军事精英人物（豪杰），而且用自己的一千人马警卫着这个城市。可能他是在想，如果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话，他可利用洛阳做避风港，或者用它作为反对建成和元吉的基地。

最后，刺激李世民采取行动来反对他的兄弟们的事件终于出现：据他的探子报告，他们计划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际将他杀害。这时，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他又贿买玄武门禁军将领常何，使之听命于己。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于它地处冲要，所以禁军都驻扎在它的左近，以负责防止任何敢于政变的尝试。［7］

阴历六月初三，李世民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唐高祖即对此事进行按验。次日早，高祖的一个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通知建成和元吉，他们便决定不去朝廷而径自去见皇帝求情，因此打马直奔皇宫，想为自己辩护。

可是正在这时，李世民领12名［8］ 心腹部署在他此时已控制的玄武门阵地。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他们被伏兵袭击。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则被李世民的军官尉迟敬德所杀。建成和元吉的随从于是对玄武门发动攻击，但当两位被杀主子的头被拿来晓示众人时，他们的攻门努力便即刻瓦解了。

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现了颇不利于李世民的态度：他曾允许把李世民的几个要员调走，同时他也默默地看着建成在京城发展部队，使它的人数明显地多于李世民的部队。［9］ 紧接着玄武门的事变，李世民派了他的可靠的将军尉迟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处死的人）去向皇帝报告政变的结果。据说，在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这时，尉迟敬德身穿全副甲胄荷戈而至（这一行动通常罪当处死），把高祖两个儿子的死讯告诉了他。李世民用了这一戏剧性的手法告诉他的父亲：唐廷内的潮流变了，他现在完全控制了局势。［10］

玄武门事变之后仅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政府的实际控制权。阴历八月初九，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了皇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被谥为太宗）。与此同时，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

唐高祖逊位之后，无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都变成了退隐皇帝，只偶尔出席宫廷礼仪。关于公元626年以后的年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最近事变所引起的创伤似未治愈。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诉陈：年迈的高祖住在宫城西部狭窄的大安宫内；虽然它去太宗之宫咫尺，但太宗已经好久没有去省视他了。马周还进一步指责说，当太宗要去夏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受热天的煎熬。［11］ 可是，后来太宗也要邀请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时，高祖谢绝了。太宗于是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大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但高祖在施工期间却一病不起，而于公元635年阴历五月死去，没来得及住进他的离宫。另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唐太宗给他父亲建造的陵寝明显地小于他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伟的陵墓，他也打算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安葬之地。这一举措的含义肯定对唐太宗的一位官员有所触动，他讥讽太宗为不孝。［1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1］ 《资治通鉴》，卷184第5738页《考异》；《资治通鉴》，卷190第5960页《考异》。

［2］ 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89—256页，特别是第218—249页。

［3］ 布目潮风在他的《隋唐史研究》（第296页起以下诸页）中讨论了太子建成以下的这些安排。

［4］ 《旧唐书》，卷69第2515页。关于建成与世民敌对双方各拥有的支持者的问题，见陈寅恪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6（1952年），第1—14页；章群：《论唐开元前的政治集团》，载《新亚学报》， 1.2（1956年），第29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134—135页。

［5］ 有若干证据表明，太子建成是被诬罔的。见《资治通鉴》，卷191第5986页《考异》。李树桐走得更远，他认为传统记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后世史家——特别是许敬宗所精心编造出来的。可是在《隋唐史研究》（第276—281页）和《玄武门之变》（载《大阪大学教育部集录》，16[1968年]，第29—32页）中，布目潮风反驳了这种看法，但他并未提出具体理由。

［6］ 《资治通鉴》，卷191第5990页。唐高祖告诫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

［7］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0—143页。

［8］ 按照布目潮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说法，李世民所带领的人是12名，而不是传统记述中的9名。

［9］ 见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文史哲学报》，8（1958年），第174—175页。

［10］ 《资治通鉴》，卷191第6011页。

［11］ 《旧唐书》，卷74第2613页。

［12］ 《新唐书》，卷97第3871页；见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1974年），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