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先起先试图利用被俘的皇帝从明廷或边防戍军那里索取赎金，并且试图取得宣府或大同，从而取得控制边境的要塞。虽然朝廷和大同筹措了赎金，但也先仍决定扣留他的俘虏，即使边境要塞坚决拒绝向他敞开大门也在所不惜。
似乎可以不必怀疑，就皇帝而言，他愿意与也先谈判王朝联姻之事——不过他机敏地拖延结婚日期，直到他被送回北京为止。与他一起被俘的宦官助手喜宁显然完全投到了也先一边，他在政治上和策略上为也先出谋划策，并且为后者拟定目标。
在北京，土木之灾和皇帝被俘的消息使朝廷陷入一片混乱。皇帝的生母孙太后和他的钱皇后，立刻筹措一批珍宝作为赎金送出，以使皇帝获释。朝廷在开始时倾向于听取以精通战略闻名于世的徐有贞（1407—1472年）的劝告：由于北京周围的守军这时已减少到不足10万，同时大同和宣府的命运仍吉凶未卜，他极力主张朝廷应该南迁。当1127年女真人攻取宋朝的京都汴梁（开封）时，宋朝已经这样做了。他以有权威的星象显示应该撤退的理由来支持他的论点。有的官员已将家眷和财产迁往南方。
但他的论据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反驳，后者回答说，应把那些主张撤退的人处死。由于于谦是北京的高级军事人物（兵部尚书已在土木阵亡），他的言论是有分量的，他得到朝廷的金英、兴安和李永昌三个宦官以及大学士陈循、吏部尚书王直和礼部尚书韩雍的支持。李永昌把孙太后争取了过来，于谦一派胜利了。
一旦作出了留在北京进行抵抗的决定，王朝的继承就成了迫切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新皇帝登基，以体现明王朝实现稳定局势和鼓舞军民的天命。由于皇帝的长子还是婴儿，明显的人选必然是皇弟郕王朱祁钰，他是皇帝的异母兄弟，在皇帝率军亲征时已被指定为居守。一旦于谦一派明显地取得了优势，孙皇太后就立刻命郕王以监国的身份负责政务，同时皇帝一岁的儿子被立为太子。
在他担任监国后不久，形势立刻变得一清二楚，即朝廷需要更稳定的控制。都御史对王振及其追随者提出了长长而无法逃避的指控。当监国表现得犹豫不决时，官员们群起把矛头指向王振的几个宦官同伙，并把他们打死。这时蒙古人正以俘获的皇帝的名义与边将打交道，因此这些边将得到指令，内容是以后的谈判只能以“国家为重”，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命令应予拒绝。一个边境将领这时报告说，也先打算将他的妹妹嫁给皇帝，并护送皇帝回北京重登宝座。
9月15日，经皇太后同意，群臣力促郕王亲自登基，因为皇帝被俘，而他的尚为婴儿的儿子又不能治理国家。他最初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搞乱王朝的继承顺序。只是在皇太后的批准和于谦关于国家亟需领导的主张的推动下，他才最后被说服。在他登基的前一天，南京的一个翰林学士上奏，建议他继续任监国——试图搞一个妥协，以保持规定的皇位继承顺序。但是一个新皇帝的登基势在必行，因为这样立刻会降低也先把皇帝做人质的价值。郕王不得不让步。9月23日，皇帝被俘后刚三个星期，郕王在最简单的礼仪下登基，并宣布在次年（1450年）采用新年号景泰。被俘的皇帝得到了太上皇帝的称号。对这一不合宪制的行动颁文作了简单的解释，说被俘的皇帝已经亲自促进了这一变动。
只有一名朝臣敢于提出抗议，他立刻被处死。给各卫颁布了命令，蒙古人通过被废的皇帝下“令”的任何企图都应不予理睬。使者被派遣去把所做的一切通知原来的皇帝。后者同意了，同时要使者警惕也先再次发动进攻的意图。
统治者的这一变动立刻减低了原来的皇帝在蒙古俘获者手中的价值，同时给了北京政府一个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喘息时间。但它仍造成了一个有若干问题的后果。在一次危机中，国家的政治和策略的需要在继位问题方面可以压倒礼仪顺序和礼节，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王朝的稳定性和成为正统世系的权利。由于原来的皇帝仍在世，这个事实又使情况更为严重了。在皇室两兄弟之间久不消失并毒化了15世纪50年代中期的朝廷的皇位危机，其根源就是这个十分必要的决定。
由于这些事件都因军事的发展和防御的迫切需要而发生，新政体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军事化的政体。原来的兵部侍郎于谦（1398—1457年）被提升为尚书，而且在年轻皇帝的充分支持下对所有文武官员行使权力。最紧迫的需要是加强北京的防御。约8万名由杨洪率领的宣府军撤至京师，其他的部队则从辽东召回。为了使北京的军队达到编制的人数，凡在训的兵员、沿海的守军和运输部队都被派往北京，并且受到严格的训练。北直隶、山西、山东和河南的后备军被动员起来。到敌人在10月份迫近北京时，土木所受的损失基本上已得到补充，守军又达到了22万人左右，同时，兵器的制造逐步增加，城内的粮食有了储存，对北京所依赖的几个通州大粮仓也采取了防卫措施。
北京城内的指挥按照不同的城门进行改组，以西北的德胜门的指挥官石亨（死于1460年）为总指挥。他和兵部尚书于谦都指挥突击部队，它们由在城外迎击迫近的敌人的久经沙场的将领率领。一名骑兵校尉奉命护卫皇宫，一名都御史被授予行政权力，以治理城内的居民和军人。总的说，武将负责城外的士兵，而文官则指挥驻守北京城本身的部队。
大批主张稳妥的改革政策的奏疏接踵而来。户部尚书金濂和河南的税务专使年富一起工作，为北京的防务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全城出现了高度同仇敌忾的情绪、信心和高昂的士气。这时也许是北京最美好的时刻。
在此期间也先已在集结军队，而他集结的部落首领们决心要让英宗重登宝座。他们首先袭击大同。皇帝再次被带到城门前，蒙古人说明了他们要把他重新扶上皇位的目的。但守城者拒绝了，而英宗本人则告诉守军的密使，要他们不要屈服。在又遭到阳和守军的断然拒绝后，也先放弃了通过居庸关攻击北京的计划，而采取了通过京师西南的紫荆关的另一条路线。在这里，守军能够阻止蒙古人的推进达数日之久，但最后仍被打垮了。两天后，即在10月27日，蒙古部队已出现在北京城外。最初，也先重申了他的“外交”解决方式，但是他派出的使者遭到中国人的攻击。军事行动开始了。蒙古人被击退，在土木被俘而变节的宦官喜宁的怂恿下，也先请中国人派重要的官员前来护送英宗回京，以期取得更多的高级人质。但中国人只派了两名低级官员，他们立刻证实蒙古人的提议是一个圈套。
随之展开了一系列战斗，有的规模很大，而且动用了火炮。也先的军队有7万人，而守卫者的人数以三与一之比超过了他们，而且他的东部纵队已被居庸关的守卫者罗通成功地挡住而不能通过此关前来支援他，所以在包围北京仅仅五天后，也先了解到他已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撤军，一路上劫掠农村，但未攻取城池。明军迅速肃清了华北的蒙古人残部。
对中国人来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但对也先来说，它标志着末日的开始，他受了喜宁的煽动，去追求至少征服华北的一部分和在北京立一傀儡皇帝那样的不切合实际的目标；但是他失败的迹象一旦显示出来，他对一贯不安分的蒙古部落的控制开始逐渐消失。在他从北京撤军后不到几天，他的君主，即蒙古的脱脱不花汗正在向明朝廷派出纳贡使团。可是也先的部队依然强大和完整无损，喜宁仍继续向也先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浮夸的计划。他提议通过西北发起进攻去夺取南京，然后另立英宗为皇帝；另外还提出一些同样不切合实际的计划。也先的部队继续袭击，有时在京师以北和西北的边境以相当大的兵力进行。为了对付这种袭击，中国人逐步加强战略要隘，同时骑兵又开始定期地从大同和宣府出发，深入草原进行扫荡，不过这一积极主动的政策效果甚微，并使后勤工作非常紧张，因为这一地区在前一个秋季已被蒙古人的入侵搞得一片荒凉。于谦亲自计划这些措施，他有力地压制住了一切抗议。
1450年，也先派喜宁出使中国。他立刻被中国人抓获，审讯并处死。也先于是失去了他的中国事务的专家和他的宏伟的入侵计划的制订者，退入草原。边境一带仍时断时续的发生战争。
原先专注于存亡问题和紧迫的防御工作的朝廷，这时开始认真地考虑英宗的未来了；英宗这时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他的大部分随从在进攻北京时期已经把他抛弃。蒙古人屡次试图谈判，但是中国人也许不无理由地怀疑，也先会利用英宗回京的问题作为发动一次新进攻的借口。有些朝臣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证他的返回，但朝廷拒绝进行争论。新皇帝也在逐渐巩固他在朝廷的地位。英宗的母亲被抬至显赫但无实权的至尊的皇太后的地位，他的皇后则迁至一座离宫，而景帝的母亲和妻子则成为皇太后和皇后。事情变得很明显，这时的景帝，即原来十分勉强地登上宝座和在最初的日子里证明是十分优柔寡断的朱祁钰，此时决定保持他的权力，而他的前任皇帝的返回作为一个潜在的难题，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他面前。
结果在1450年8月，当一个使团终于被派往蒙古的大帐时，使者礼部侍郎李实（1413—1485年）因发现委托他带去的信中竟只字不提英宗而大为惊奇。景帝显然不急于让他的异母兄长返回北京。李实发现这位从前的皇帝的生活条件很糟，并且甚至希望作为一个平民或皇陵的看护人回到中国，李实劝他写一封信，表示他对以前执行的政策的悔恨，并保证他不对皇位提出任何要求。此后不久，当以前曾为英宗效劳并在土木得以逃脱的都御史杨善（1384—1458年）率领的一个使团奉命出使时，指示中又没有就前帝返回进行谈判的命令。但是，也先显然看出再扣押他的俘虏已捞不到好处：杨善不得不亲自负责赎出英宗。只要纳贡关系尽快地恢复，即使给他少得可怜的礼品（杨善不得不自己出钱购买），也先也同意释放他的俘虏。
也先为他的人质安排了一次盛大的送别活动，杨善把他带回，仍由一支瓦剌的护卫队严密地护送到中国领土。景帝仍吝啬而又猜疑地对待被废黜的皇帝。已经放弃一切皇位要求的英宗在返回的途中因皇帝的命令和迎接他的礼仪细节的争吵而引起了几次耽搁以后，终于在9月19日回到北京。他受到皇帝的欢迎，并且很快被护送到南宫中的新居。三天后，他安然返回的消息在太庙宣布，一份颁布的诏书确定在位的皇帝为君主。至少从表面看，土木之灾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土木危机的后果
土木事件的后果在中文中常用“土木之变”来表示。“变”这个词指的是中国历史中一些事件的某种重要转折，不论它是中央的政变，或是具有全国意义的农民骚乱的突然爆发，或是一次大规模的外国入侵。上述的第一种和第三种肯定与在土木发生的事件相关联。蒙古领袖对北京的攻击已经使正统皇帝沦为俘虏，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行政和军事组织的全面整顿。至少就这方面来说，传统的“土木之变”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尽管边境防御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北京派出的战斗部队已被打败，而且损失惨重，许多部队被歼，但大力加固的北京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明朝廷没有被赶出它的新首都，并且表现了它要保持它在华北的地位的决心。从其他更早发生的事件看，这种反应就显得更加坚定和果敢。明朝刚刚结束在麓川的旷日持久的征战，福建、江西和浙江交界地区的大规模的农村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开封附近的黄河决堤引起了大洪水并切断了大运河。除了这些祸灾外，还有瓦剌的入侵和皇帝被俘引起的围绕皇位的危机。但是这一多方面的危机似乎对明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念起了激励的作用。坚定而果断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出现了。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甚至在发生这些主要事件的京城，官僚体制依然稳定，文武官员决心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各省本身几乎没有卷入这些事件。明朝在15世纪余下的时期中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木事件的震动和北京的新领导为了应付危机而采取了大胆和有效的措施。
应该记住，土木危机应该从敌人的虚弱这一角度来评价。也先不是成吉思汗，瓦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构成相当于13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那种威胁。在也先的时期，蒙古人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中华帝国的紧密和有利的经济关系，他们的领袖也很清楚这一事实。也先未能扩大他的战果，他在释放原来的皇帝之后又与明朝廷保持一般的友好关系，部分地是出于这种考虑，部分地则是由于他自己的虚弱和在蒙古人中的不稳定的地位。当1453年他最后自立为汗时，内部冲突立刻爆发，并导致了他在1455年的死亡。
但是蒙古人的虚弱和内部分裂并非完满的解释。在15世纪，中国保持了比较有效的行政，它的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顺利地应付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问题。
景泰政体
景泰时期，即景帝统治时期（1450—1457年），普遍地被人们判定为恢复了稳定、由干练的大臣们卓有成效地治理、进行合理的改革以及为北京和北方边境制定正确的防御政策的时期。传统的历史学家也判定，与前十年邪恶无能的宦官不幸地把国事搞得一团糟的情况相比，它的政府要受到赞誉。但是新政体不仅仅是一个从宦官统治向官僚恢复权力的过渡。至少在景帝统治的初年，新的改革受到以兴安为首的高级宦官的支持，而且是与任何官僚或将领一样热诚的支持。更确切地说，新政体的力量必须被看成是“民族觉醒”的结果，即在土木灾祸之后人们对国家需要进行彻底重建的普遍认识。
新政体与15世纪30年代王振取得权力前由三位大学士负责的前政体有某些共同点，这种延续性尤其在年长的王直（1379—1462年）身上体现了出来。1443年王直被杨士奇任命，从此他是与王振抗衡的主要人物之一，皇帝征讨也先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又是土木灾祸后处理北京危机时于谦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450年当讨论英宗返回的问题时，王直是主张派使团前往蒙古人那里的主要人物之一。1451年当他已72岁和希望退隐时，他作为一个元老政治家，仍留在朝廷担任吏部尚书，但这时多添了一位尚书与他共事。从1451至1453年，何文渊（1418—1457年）也担任吏部尚书，然后在1453年由王翱（1384—1467年）接任，王是都御史，他先在辽东，后在广东、广西负责防务时成绩卓著，这时还得到于谦的支持。
王直和王翱在关键的吏部都留任了很长时期（分别为1443—1457年和1453—1467年），他们识别和选拔官员的能力可从15世纪第三个25年的总的行政质量中看出。高级官员的稳定性是景泰政府的特点。户部尚书金濂、礼部尚书胡?（1375—1463年）、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石璞以及兵部尚书于谦本人（从1455年起石璞也任兵部尚书）都在整个景帝在位时期任职。都察院的主要官员陈镒（1445年被任命，1454年退隐）、杨善、王文、萧维慎和李实都留任而没有变动；军队的高级指挥机构也是如此，它包括了像石亨和宦官将领曹吉祥（死于1461年）和刘永诚（1391—1472年）那样一些有很高素质的人。
虽然王振已在土木被杀，尽管在1449至1450年进行了大量不利于他死后名声的批判，但新政体决不意味着宦官权力的消失。在土木灾难以后，于谦在集结朝廷力量保卫北京时最重要的支持者中就有主要的宦官金英和兴安。金英在15世纪30年代已经很有权势，但在宦官的集团中丧失了原来的支配地位而被王振取代。这时他又成为司礼监的负责人。但是他经常支持被俘的英宗的活动使他在1450年后期受到审讯并被关押。他被兴安所接替，兴安在1449年以前相对地说是一个次要人物，但这时成了宦官集团中的无可争议的首领，在关于释放英宗的谈判和在1452年5月指定新皇太子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他还以对佛门慷慨布施而闻名于世。他在整个景泰统治时期一直左右着朝廷。宦官在军界也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主要人物有曹吉祥和刘永诚，前者在麓川之役中和在镇压福建叛乱者时曾率军作战，后者曾长期在北方边境任职。两人在1453年的军事组织改革中都起了作用。
这个稳定的统治集团可与后来在嘉靖初期或万历初期控制政府的那些杰出的文武官员的集团相比，但是不论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它与更早的三杨政体之间的延续性也同样是明显的。不过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景泰的政体却很不相同。大学士陈循和高穀是平庸之辈，虽然内阁成员在1457年以前几乎保持不变，但内阁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
不幸的是，新政体没有长期保持真正的统一。英宗在南宫的存在经常给新政体投下了阴影。1451至1452年，新政体中不容置疑的领袖于谦与他原来最亲密和最重要的合作者，即有野心的石亨发生了一系列的争吵，因为石亨及其家族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皇帝退回了石、于二人的辞呈，从而失去了解决这场争吵的良机。1454至1455年，于谦得了重病，再也没有恢复他个人特有的冲劲。这种紧张状态明显地影响了朝廷和政府的气氛。使官员们日益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因素是负责司礼监的兴安开始越权行事的方式。正如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原来的皇帝的继续存在和尚未消失的继位问题也在政策问题方面破坏了朝廷的团结。
防务的改革
很明显，在经受了土木之变的影响后，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明代军队的彻底改组。当永乐帝在北京建立帝国的首都时，他从全帝国的戍军抽调战斗部队，并把他们集结在北京地区，组成了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他再从这三大营抽调他的征战军队的核心。以后某个皇帝总是从这些部队中抽调人马以支持亲征。因此，英宗率领征讨也先的军队，即1449年在土木被彻底击溃的那支军队，是由这三大营抽调的士兵组成的。1451年，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开始重新组织新的戍军，他先从所剩的部队选拔10万名战士，并把他们组成五个团营；1452年，戍军的兵力增加了5万人，并被改组成10个团营。在征募戍军的过程中于谦还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1］
对戍军的控制权原来由贵族和宫廷宦官分掌；戍军中的每个营完全自主，分别受训，并各由它自己的战地将领统率。当来自各营的士兵必须共同作战时，这种情况在战场上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在于谦计划的安排下，每个团营由一个战地将领统率，整个戍军由一名从将领中选出的战地统帅控制。对戍军的监督到那时为止只由宦官负责，这时扩大到京师的官僚集团。总之，他建立了统一的指挥，并且加强了京师武将监督戍军的作用。［2］
水利的兴修和黄河的治理
景泰统治时期另一个突出的成就是有效地进行了修理1448年秋造成的黄河堤坝裂口的工作。自前一个世纪末以来，黄河的治理屡次出现问题，黄河的河道明显地不稳定。［3］ 1448年的洪水使黄河下游的河道一分为二，南面的主河道通过颍水和淮河在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它的北支流冲垮了两岸，淹没了山东西部的地区，在那里与大运河会合。1448年的洪水不但像以前无数次洪水那样淹没了大片农田；而且这一次更加严重，因为它夺去了大运河主要河段的水源，常常引起堵塞和停航。1449年，被派去进行修理的工部侍郎发现他无法修理，于是就把一部分河水引入山东以北的大海。每年都有水灾；1452年工部尚书石璞重建了堤坝，但一旦秋汛开始，它们又崩溃了。
1449年因主张朝廷撤出北京而失宠和此后担任次要职务的徐有贞在1453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详细计划，他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被派去进行修复工作。在处理影响广大地区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时，他证明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
他乘小船四出考察，以确定主要的出事地点，然后制订一项复杂的施工计划，让许多独立的劳动队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施工，结果他雇了5.8万名劳工劳动500天以上，他的计划不仅仅是修复破损的堤坝；一条几乎长达100英里的河渠被凿成，这样，黄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进而通过济南府入海。为了保存大运河，他沿运河建成几个集水池和水库，它们装有新式的水闸，以维持正常的供水。此外，他组成一个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约200万英亩的土地到到水源。整个体系在1455年完成，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在1456年经受了灾难性的洪水，并维持了34年。徐有贞受到厚赏，在1457年被任命为副都御史。
民众骚乱和自然灾害
虽然传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景泰时期本质上是以两帝间尚未消失的冲突为基础的政治紧张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则敏锐地强调，15世纪中期和晚期潜在的阶级的紧张对立则是更基本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官方记载满是关于地主所有制的发展、徭役问题、农民骚乱和起义以及宦官专横跋扈方面的材料，有的学者主张，这种紧张状况显示了明代专制政治即将来临的危险。
但是至少从北京来看，景泰时期的基本问题是恢复稳定。前面已经谈到，军队的改革已经恢复了边境的稳定。但是，边境不稳只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威胁。15世纪50年代在内地省份出现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在长期受盗匪活动和地方非汉族居民动乱困扰的广东和广西，首先建立了一个由王翱领导的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此以前，王翱先巩固了东北边境的防御设施，后来成了吏部尚书。1449和1450年，福建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贵州也出现了问题。从1450至1452年，对贵州和湖广省的瑶、苗少数民族必须进行镇压，广东出现了严重的动荡，福建和浙江交界区不断发生农民骚乱。1453年，福建和湖广又发生起义，1454年四川南部发生起义，1455年广东和浙江发生起义。1456年，湖广的苗族是征剿的目标。
这种骚乱大部分限于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区。它一方面是被剥夺生计的汉族农民及矿工的起义，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起义，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分。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平定”这些不安分的少数民族和反当局集团描绘为“无情的镇压”，而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这种“平定”却是巩固帝国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汉族人统治的一个必要行动。作为对那些认为15世纪50年代的叛乱是农村动乱大爆发的人的一个反驳，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景泰时期是一个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但有关华北和华中的人烟稠密地区存在广泛的不满情绪的证据却很少。
1450年，山东发生饥荒。1452年，大雨和大洪水使河南的黄河和淮河流域、北直隶、南直隶以及山东受灾，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救济江北。潮湿的天气持续到1453和1454年，1453至1454年出现了异常的酷寒；山东、河南、南直隶和浙江下了很大的雪，从而使灾情更加严重。淮河河口的海出现冰封，淮河流域所受影响特别严重，数万人在这个地区冻死。1454年初，江南出现了一场长达40余天的大雪，苏州和杭州有无数人因冻饿而死。往南甚至远至湖南南部的衡州也不断下雪，许多牲畜被冻死。1455年，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使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受灾。下一年，即1456年，又是一个反常的潮湿之年，夏秋两季阴雨连绵，使北直隶、山东、河南、南直隶粮食歉收和受到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浙江和江西遭受严重的旱灾。所有这些灾害不但有破坏性和造成死亡和苦难，而且使国家因减少收入和拨出巨额救济款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皇位继承问题和“夺门”
几乎不用怀疑，由继位引起的各种问题继续给朝廷投下了阴影。由于景帝不愿就原来的皇帝的问题与蒙古人谈判和勉强地接受他的兄长返京，以及在他兄长返京后他所采取的一连串的小动作（如不让英宗过自己的生日，不让接待瓦剌的使者或参加新年的庆典），本来就很难处理的局势就更趋于恶化了。虽然皇帝成功地把原来的皇帝英宗排斥在一切公众事务之外，并逐步地把他孤立起来，但是有些著名的官员（其中主要的是长期任礼部尚书的胡?）在英宗返京之前和以后都公开地为他说话。同时，景帝接受皇位的条件已经含蓄地规定，他的即位是暂时性的，因为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未来的宪宗）在景帝任监国的同时已公开地被定为皇太子，而且在景帝登上皇位以后仍继续为皇太子。这就确保皇位的继承权最后将回到英宗的正统世系之手。
但是景帝不但决心继续留在宝座上，而且要使自己的一系保持继承权。1452年5月20日，皇帝采纳了指定新皇太子的奏议，而不顾他的大学士（提升他们是为了要他们服从）和许多重要官员的反对。英宗之子被贬为沂王，而景帝的独生子朱见济（1440？—1453年）则取而代之，被立为太子。同时，新太子之母杭妃被立为皇后，以取代景帝的正妻汪后，后者在1450年已被立为皇后。
这一赤裸裸地出于私利的行动对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无帮助；不论他可能取得什么好处，当一年多以后新太子去世时这些好处也随之丧失。新皇后也在1456年死去。再也没有皇子可以定为太子，所以景帝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有些官员提出重立前太子朱见深时，他们被关押并受到残酷的对待，有几人被鞭笞致死。
这些事件似乎使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转变成了直接的反抗。在缺乏坚强领导的情况下，朝廷分裂成派系，取代他的密谋开始形成。不用说，密谋者的动机并不是崇高的理想，也不是对皇帝行为的道德上的不安。自1452年以来与于谦的关系不断恶化的石亨将军不但有野心，而且为人爱抓权，又贪得无厌。他与于谦的纠纷从一开始既是他自己的贪污行为造成的，更是他的亲戚和食客们的这类行为引起的。京师卫戍部队的都督张?是石亨的助手。宦官将军曹吉祥也有类似的野心，他自认为是一个新的王振，在以后的年代中证明是一个极为腐化和不值得信赖的人。他的周围也是一些贪污腐化的亲戚和助手。徐有贞从没有忘记他在土木之变以后所受的冷落；他野心勃勃，希望利用朝廷的不安气氛，试图取得最高的权力。还有都御史杨善，他曾把被监禁的英宗带回，却从没有得到应得的封赏。
他们的机会在1457年初期来临了，当时皇帝得了重病。他不能上朝听政，新年的庆贺被取消。以兴安为首的宦官们试图掩盖皇帝病情的严重性，但消息泄露而让密谋者知道了。密谋者既掌握了石亨、张?和曹吉祥控制的军事机器，又得到了徐有贞、杨善控制的都察院的支持，于是集合了约400名禁军，赶到北京南城原来的皇帝的居住地，让惊讶的英宗坐上轿子进入皇宫，他们在这里“夺门”，让他登上皇位，并召集了高级官员。在官员们平静下来以后，新登基的皇帝就上朝了。
这次“夺门”行动将成为明代历史上的一次典型的政变，将被认为是另一次严重地违背礼仪的事件。当然，“夺门”行动远比1449年景帝的登基更为严重地违背礼仪。那次登基取决于土木灾难后危急的军事危机，而1457年统治者的变动是一次纯粹的政变。立景帝为帝，使处于混乱和极度危险的国家趋于稳定，而1457年的政变则是一次引起大量牟取私利和追求官职的政治机会主义的行动。数千文武官员从提升中获益，其中的主要人物将在下一代皇帝时期形成统治小集团。
与此同时，原来的景帝被贬为郕王，死于1457年3月14日，按照某些记载的说法，他被宫中的一名太监勒死。政权的接管在一开始被得意地称为“夺门”，不出几年又重新称为“复辟”，即真正合法的世系恢复了皇位继承权。
［1］ 关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简明背景，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294—305页。
［2］ 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这些措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诸如以下各地的受灾区加以推行：1427、1428、1432、1433和1434年在北直隶；1427、1432、1433和1434年在南直隶；1426、1433和1434年在山东；1427、1428、1430、1432和1434年在山西；1427、1433和1434年在河南；1427和1433年在陕西；1433和1434年在湖广；1432和1434年在浙江；1433和1434年在江西。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2—283页。
［3］ 关于《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这一时期中蒙关系的官方记载，见羽田亨等编；《明代满蒙史料：蒙古编》[198]，2，第41—336页。可简略地参看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第3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