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改革都没有教育变革产生的那种长远意义。中国从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从传统的标准和注重传统向西方的标准和注重西方转变，在这些方面，日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曾经使甚至容闳的一小批学生在1872年留学美国之事也有了争议，并且在1881年迫使学生归国和撤销留学生团。但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态度让位于重视出洋留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最后成了晋升的关键性的条件。日本似乎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最诱人、最经济和最不出乱子的来源。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1］ 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因此，经过最近的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2］

学生的出国始于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第一批十三名学生来到日本。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他们不懂日文，因而他们初期的课程主要是语言课。不到几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离学。单调乏味、难以下咽的食物以及现实的或想象的陋习，使他们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学生完成了学业，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问题的专家。他们开始用中文写作有用的日语教科书和留学日本的指南。

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下一轮的侵略始于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的行动，这一轮侵略又引起了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同时也使日本成了一条更易被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经谈到，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主要的维新派及其信徒们逃往日本避难。虽然清廷试图利用导致1900年义和团灾难的蒙昧主义的潮流，但象张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以及象康有为、梁启超等在维新运动中受挫的知识分子仍然继续重视去日本留学。

张之洞早已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该利用日文书籍。他强烈地支持出国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学生毋忘其国［3］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谈到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4］

于是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1899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一百名。张之洞派出的使者还调查那里的学习设施。在他的指示下编写的一本留学指南，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从此一直是标准的指南读物。张之洞这时还派出少数军事专家前去学习。热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员。梁启超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它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 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

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看到中国派学生到他们国内留学的重要意义。象上田万年等学者和大鸟圭介等外交家都开始就教育其邻国子弟而出现的机会和责任问题向其同胞们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大隈重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制订出由日本向其大陆邻国偿还历史债务的“主义”的。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取行动，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以便使他们在到达后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作好准备。他还意识到民众的爱憎心理以及可能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坚持拨专款兴建足够的宿舍，以防止可能对学生进行无礼、利用或“诱使腐化堕落”的行动。假期到日本重要地方的旅行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学生们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5］

在此期间，义和团的灾难以及愚昧的排外主义的失败，使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们的教育和制度改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紧迫感。对出国留学的重视迅速加强，为去日本受教育提供机会的出版物也激增。这时，去日留学和出仕二者开始挂上了钩。与此有关并且最终发展而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和最后取消。出国留学代替了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政府工作的基本条件。

对东京学生的人数也有直接的影响。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估计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两万人，估计数的悬殊如此之大，说明在护照、签证、学校或课程注册等统计数字不可靠的情况下，是难以计算人数的。研究这一留学动态的第一流学者实藤利用当时保守的估计数，算出的总数如下：

在留学风达到最高峰时，学生中也有举家赴日的，如父亲陪着儿子，年轻的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前来学习。其中只有少数人来日准备正式学习，或者能够正式入学，所以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人数仍较可观，却大大低于驻留在日本的人数。［6］

很少教育机构有能力应付这种汹涌而来的人潮。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校。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建于1898年）、高等大同（建于1899年）、东亚商业（建于1901年）和弘文学院（建于1902年），而同文书院东京分院（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弘文学院前后共收7，192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鲁迅和陈独秀。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又使张之洞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7］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很不好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学，象日本学校接纳他们一样准备不足。许多学生上填鸭式的课程，他们看重节约时间和强调集中精力于关键性学时上。多数学生根本不上正规学校。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因此变得更短了；他们的急躁和不满情绪直接传到了中国的亲友那里。但是象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的重要意义。东京和中国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响远远不限于在日本学校学习的人。因此，学生们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这两者的质量问题最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经历，可从留学生的回忆录和自传中看到典型的情况。这种经历还作为文献资料被收在中国和日本当局编的调查和报告中，并且反映在许多学生出版物中。［8］ 旅日往往从一些已去日本或正准备去日本的人的鼓励开始。学生们往往回国鼓励其他人学他们的样。他们一旦到达东京，神田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学生们寄宿在神田区，在那里的商店购物，在那里的饭馆就餐。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象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为专门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译文以及刊物和教科书的企业而开设的。理发师不厌其烦地使他们的辫子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化样式，结果凑合成一种向后梳得直而高的发型，称为富士发式。［9］ 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经历常常充满着矛盾和讽刺。这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记述中看出，他从1903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本小客栈的第一夜充满着令他惊奇的事。“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10］ 留学生可能会收到告诫他们在日本社会应怎样待人接物的指导性传单。交通是靠左行走，不大声呼叫，不无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要尊重妇女，在拥挤的街车中向老幼妇女让座，注意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不问他人年龄，不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饭。［11］

这种名义上一切为了留学的实际留学经验，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日本的教师和作家乐于使留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境。他们的事例中充满了过去出国在外留学的日本人的经历。各专业的代表人物都准备提供保证，使他们相信，这个专业的成果对中兴之治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1］ 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有实藤惠秀的《明治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特别应重视《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学史》1960年版的材料；有关的论述取材于第140页和第110—111页。

［2］ 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第631页。

［3］ 根据《张文襄公全集》卷203中的《劝学篇·游学二》，应为：“一去华近，易考察”。——译者

［4］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1页。

［5］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5页的摘录。

［6］ 数字根据上引著作第545页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计1909—1912年和1915年学生数的根据。各学校毕业生的按校统计（上引著作第138—140页）显示学生毕业的学校从帝国大学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学校。关于1901—1939年的数字，实藤列出中国毕业生总人数为11，966人。

［7］ 关于学校、专业和日期的情况，见同上著作，第64—79页。

［8］ 实藤准备了一套中国人写的日记目录。到1902年已有57份旅日日记；有一名官方视察员李宗棠记录了这个时期九次去日的见闻（见同上著作，第313、425页）。1906年以后，中国政府出版指导性的月报供在日本留学之用。还有不少小说，其中最出名的为《留东外史》。实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书中对它进行了研究，此书有1944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由张铭三翻译。

［9］ 见孙伯醇（1891—）的回忆。孙伯醇于1905至1914年在东京学习，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国外交界工作了一段时期后回到东京，在外国语大学和东京都大学当讲师。见他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国》，第30期（1966年5月）第24—33页。特别可看他的《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第31期（1966年6月）第28—33页。

［10］ 景梅九然后回顾了汉代的一些风俗，那时中国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读者这些风俗以及过分的礼貌准则仍在日本流行。见《留学回顾》。此书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译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翻译。

［11］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92—195页）转载了这种《留学生自治要训》的传单，并且指出，当时的中国小说有时把归国留学生描写为文静而有礼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