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在京师证明是一次失败，如同以前在各省进行的那样。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进变革，但是帝国政府最高层的权力集中程度却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进行全面的制度变革。可是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当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国的各种思想泛滥成灾。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思想变化，主要应归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变革工具。其中的一种工具的产生方式是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几乎从十世纪书院首次出现起，它们就成为士大夫思想活动的中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理学主要在书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书院还起了提供独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学者在这些中心里面能集体地对朝廷提出政治抗议和批评。

清代初期以后，书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进行社会政治性质的讲学和讨论，所以它们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它们作为培育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仍是重要的，这从书院林立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有一种估计认为，在十九世纪，书院约有四千五百所。据另一个估计仅广东一地清代有书院四百十一所。［1］ 然而，它们的教育职能被缩减到主要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程度。从少数在十九世纪初建立的书院，如广州的学海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学术某些复兴的迹象。

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变革之风，差不多没有触及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2］

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大夫开始改组书院和创办新学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这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3］ 比起这些地方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员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学堂的奏折。最突出的是与康梁有密切关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建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4］ 在响应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据说全帝国许多地区的旧式书院已按建议作了改变，对于开办新学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样，在1896到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而修改过程中突出的趋势是在“实学”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实学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指的是对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会关注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在若干世纪中，实学曾被儒家学者反复用来作为划分界线的支配性概念范畴，凡是他们断定为不“实”之学都概被贬斥，认为无价值。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中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有名望的古老书院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便导致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西学的重大发展。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术方面的（包括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也许还有西方语言）。但是，康梁集团对于西方政治经验和理想的重视超过了对专门技术知识的重视。康梁二人自己也直接致力于教育改革。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了一所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名叫长兴学舍，其教学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旨在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5］

这种适应政治需要的教育纲领后来为梁启超所继承，他在变法宣传中强调西方政治理想和经验的重要性，以区别于西方的技术知识。由于心中有这种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劝在杭州和陕西地方书院从事改革的友人们要以政治学院的模式办学。当1896—1897年在上海从事私人教学时，他追求的也是这种理想。后来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计划主要是要在时务学堂内制造激进思想的气氛。那个学堂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并在1900年以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崭露头角。

象学会这样的自愿组合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工具。在许多世纪中，学者之间出于文学的目的结社已司空见惯。明朝末年，某些学者官员组成的“社”对时政提出批评和进行党争。但是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出现了坚决反对社团活动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士大夫结社干政。［6］ 当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广学会在文人官员中间的积极活动，必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团体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同时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识，他们知道自愿联合的团体对于西方的进步是作过重要贡献的。当时一次普遍的有关学会职能的讨论认为，它是现代欧洲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认识是颇有典型意义的。

从1895到1898的三年中，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的学会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这些出色的学会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数沿海大城市。它们分设在十个省和三十一个不同的城市，其中二十五个在内地。可见这些学会大部分是由绅士发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国的。它们虽然分散各地，但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却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足的重要组织手段。学会主要对成年人起作用，而学堂和书院则在出身于士大夫的许多年青人中间传播新的价值观和知识。［7］

按照这些学会宣布的目标而对它们进行的粗略的分类也很说明问题。其中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三十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十五个提倡社会改革（如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二十三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觉悟。确实，在最后一类学会中，只有象保国会和其他在1898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数几个学会，才以民族主义的动听语言明确地阐明了它们的目的。但是这二十三个学会全都是由于尖锐的民族危机感而成立的。即使是那些致力于引入西方知识和改革社会习惯的非政治性的学会，也越来越认识到其活动是国家的需要，这是促使它们成立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学会的出现显然是民族主义在上层阶级中间传播的一个标志。［8］

数量不断增加的学者们联合在学术团体中，这件事还证明了在中国社会中，除出现民族意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范围更广的趋势。中国的社会传统总的说是离解性质的，即除亲属纽带之外，人们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开的联合。然而，士大夫此时在亲属或官僚体系之外采取了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组成了小型的、自愿而自治的、有具体目标的团体，这很象西方以联合为宗旨的社团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之间的学术组织打破了晚期中华帝国的离解性质的传统，开始出现了一种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许多社会团体特点的新趋向。［9］

许多学会是为了政治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还体现了更多的人参与政治的趋势。士大夫们所信奉的儒家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们作为社会精英的地位经常促使他们参预政治，但是其活动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内。然而，1895年以后的学会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象强学会、南学会和保国会等少数团体是明确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参政理想组织起来的。即使其他不是有意识地以民主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学会，也表现了学者们越来越愿意采取集体行动，从而也被卷进了政治之中。

作为改革的工具，在维新运动年头里出现的报纸和杂志比新式学堂和学会更为重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的报刊在中国已不是新颖之物。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约已出版了十二份报纸，多数在香港和上海。［10］ 而从1895年起，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报刊有了惊人的增加和新的发展。在1895至1898年期间，出现了约六十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重要的是，这时许多报纸已见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现在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和杭州，而且也出现在汉口、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内地城市。［11］

还没有说明这些报纸发行情况的确切数字。它们大多数是小型报纸，而且可能只限于在地方或地区内发行。只有五种报纸——即《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和《国闻报》——是由和维新运动密切有关的人士办的，它们号称能在大地区之内或在全国范围之内大量发行。规模最大的是《时务报》，最盛时销路有万余份。《时务报》在全国的影响能够从它的分销处数目来加以估量。当该报于1896年秋天出版时，它在九个省的十九个城市有分销处。最后其数目增加到六十七个，遍布在十五省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华侨界。甚至在西安、兰州、成都和重庆等内地城市，它也有二、三个分销处。简而言之，它几乎遍及中国本部的所有省份。3

《时务报》和其他维新派报纸的广泛发行，应部分归功于各省、府级的官方赞助。据报道，至少有十一省的官员命令所属衙门和机构购买并研究主要的维新报纸。［12］ 但是，报纸普遍受到重视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岸报刊的撰稿人不同，这些维新派撰稿者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精英的地位，这些新出的报纸不但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中间，而且特别是在士大夫成员中间，比通商口岸的报刊有着更大的影响。张之洞向他的下属推荐《时务报》的理由是，由绅官创办的这份维新报纸，“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这可能表达了当时的总的态度。在张之洞看来，绅官的参与其事是维新派报纸与由外国商人主办并以获利为目的的通商口岸报纸的主要区别所在，后者十分自然地为绅官所轻视。［13］ 正如张之洞的态度所表明的那样，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

这种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仿效教会的《万国公报》的样式，在版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报刊有明显的不同。通商口岸的报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来报道地方的和商业的新闻，至于教会主办的报刊，主要则报道基督教的活动。即使象王韬的《循环日报》这样一种进步的通商口岸报纸，广州和广东省的地方新闻仍占有重要地位，商业版一般是其他版的两倍。反之，维新派报纸有两个主要版面。一版专用于报道新闻，包括有关重要政策的诏令、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新闻以及重要的国际事件。另一版专用于社论，主要是关于国事的社会政治文章。通商口岸报纸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业和地方消息，在维新派报纸中却明显地缺乏。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立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14］

这种民族主义也许确实是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精英报刊的最主要特征。几乎每一种大报都在发刊词中公开宣称，它的出版发行主要是对民族危机的反应。甚至象《无锡白话报》这样一种专门化的小报，也宣布它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而推进白话。［15］ 正如梁启超所说，报纸的目的首先是促进思想的交流，以实现国家的一体化。

这些报纸的兴起标志着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的开始。单就民族主义而言，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当然可以上溯数十年。象王韬、郭嵩焘和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形态，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广泛的意识，很清楚只是在1895年以后才出现的；因为有了学堂、学会，尤其是有了社会精英的报刊，才使它的出现成为可能。［16］

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着一种需要参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结论是通过参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朝新方向发展和变得富强起来。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并为外国人所有的条约口岸的旧式报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会政治意义的争论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后，社会精英的新式报纸则和新学堂及学会一起，变成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有力工具。

这三种工具和机构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关于创立象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和学会中，报纸被阅读和讨论。例如，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鼓励学生阅读《时务报》。有一个公法学会，以研究国内外的报纸为主要宗旨。再如，另一个校经学会则是在校经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南学会则宣称它的宗旨之一是促进教育改革。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大大增强了它们的总的影响。它们创造了一种引起思想激动的气氛，这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广泛地起着作用。

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尽管儒家一向提倡社会责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总能引起人们对国事的实际兴趣的，何况当时清政府已经禁止公开议政。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间，而相互交流却不容易。因此，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这是1895年以后的重要的新发展。

维新时代的另一重要遗产，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集团的诞生。

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与其说是他们的阶级背景或社会地位，倒不如说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新异观点和行为准则，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要把新型知识分子和旧式士大夫进行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绝大部分士大夫是扎根于他们乡土的社会精英，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履行着重要的职责。反之，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大都是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经在从事政治组织活动，这些活动也只限于政府官僚机构中或地方社会中。确实，在进入公元十一世纪以来的许多世纪中，士大夫有时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组织活动之中：例如在宋、明两代，私立书院成了这种活动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间组成了自愿结合的团体，特别是组成了那些与十七世纪一度兴盛的著名的东林和复社运动有关的团体。［17］ 然而所有这些社会动向均已消失。可以肯定，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中国士大夫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从事这类活动。反之，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活动大部分发生在官场或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外。在城市中，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学堂、报纸和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而为后代树立了榜样。中国的知识阶层人数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们家乡的社会断绝了往来，因此当他们最初产生于维新变法的时代时，当然是中国社会中的无足轻重的人物。然崦，中国与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这类人物往往对变革特别敏感，而且经常成为变革的代理人。

知识阶层还由于他们同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而与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和传统的中国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尽管经常存在紧张和矛盾，两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联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国家。一般来说，中国的社会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评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和现代政府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总的来说，他们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一种紧张的、而不是同命运的关系。在这里，中国第一代知识阶层又证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

新、旧知识分子集团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是大异其趣的。中国士大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满。对他们来说，这种传统是天地间知识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导人类心灵和社会活动的智慧和准则。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十分自豪，对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思想源流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意识。如果士大夫有时为自己和秉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感到烦恼的话，那末，他们之间的文化一体感却是不大会出现问题的。然而，当维新时代开始时，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触已经大大开拓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同时使他们与自己的传统产生了疏远感。由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信仰从外部纷纷涌进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方向。因此，在产生中国知识阶层的同时，其成员不但有了开拓的文化视野，而且还经受着怎样与自己文化打成一片这一深深令人苦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过去士大夫几乎闻所未闻的。

从所有这些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维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

（陈高华译）

［1］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78—79、337—430页。格里姆：《广东的书院和城市制度》，载施坚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第475—498页。

［2］ 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载胡适等编：《张菊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第281—322页。

［3］ 关于江标的教育改革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281页。关于廖寿丰，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375—381页。又见盛郎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23—230页。

［4］ 《戊戌变法》，第2册第292—296页。

［5］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第64—67页。

［6］ 小韦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载《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卷101第2期（1972年春季号）第35—37页。又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6—23页。

［7］ 这里记载的学会总数是根据《时务报》、《湘学报》和《知新报》所报道的学会数和张玉法、汤志钧、王尔敏所开列的学会数计算出来的。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99—206页。又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4—165页；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2—270页。

［8］ 小韦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第55—67页。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99—206页。王尔敏：《清季学会会报》，第134—165页。

［9］ 丸山真男：《个体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实例》，见詹森编：《日本对于现代化态度的变化》，第459—531页。

［10］ 布里顿：《1800—1912年的中国定期报刊》，第1—85页。

［11］ 关于1895—1898年出版的报纸数目的粗略估计，其依据来自《时务报》、《湘学报》和《知新报》的报道，另外加上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7—270页）和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5—84页）所开列的名单。

［12］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6页。

［13］ 张之洞：《劝学篇》，卷2第16页（第111—117页）。

［14］ 布里顿：《1800—1912年的中国定期报刊》，第1—85页。

［15］ 《戊戌变法》，第4册第542—545页。

［16］ 科恩：《王韬和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第4期（1967年8月）第559—574页。参看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

［17］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5—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