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许多人知道我曾在五六年前辑集辨伪的文字，很劝我把这些东西整理付印。我既拗不过他们的好意，但也找不到时间把搜得的材料整理就绪。因想宋濂的《诸子辨》卷帙最少，不妨先印出来，稍塞同志们的责望；并且可以把它作一回尝试，如其销场不坏，以后还可由朴社印些大部的辨伪著作，如万斯同的《群书疑辨》之类。所以现在便把这书印出来了。
这书原来编在宋濂的文集里，没有单行本。我最早知道它，是由于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的短序中说的"明宋景濂有《诸子辨》，予合经、史、子而辨之"一句话。但我并没有宋濂的文集，所以不曾读到。直至民国九年十一月中，因标点《古今伪书考》而检得此书，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浦江傅氏刻《宋文宪公集》本，一为京师图书馆所藏明刊《宋学士全集》本，便依据了这两本钞录了。可惜这两本的刊刻都不精，误字很多。现在发印此书，凡两本异同处，择善而从；至于两本一例错误的地方，非灼知其为某字之误则不轻于改正，因为恐怕随意改了反而更错。标点旧籍是很不易的，希望读者诸君肯把我的误处随时见告。
宋濂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主修《元史》，这想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0），卒于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七十二。这本书是元顺宗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做的，他那时年四十九。那时明太祖的将邓愈打下了建德，宋濂遣妻孥到诸暨山中避难，自己独住在浦江很寂寞，便把平日积蓄的意见写成此书。在跋上看，他著这书始于是年三月丙辰（十八日）之后，至六月壬午（十五日）脱稿，不满三个月。因为家室屡次迁徙，没有书籍存留，单凭记忆，所以定得并不详细。过了两年，他就受明太祖的征召了。
宋代辨伪之风非常盛行，北宋有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南宋有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洪迈、唐仲友、赵汝谈、高似孙、晃公武、黄震等。宋濂生在他们之后，当然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他的书里征引他们的话很多，尤其是高似孙、黄震二家，而此书的体裁也与《子略》和《黄氏日抄》相类。接着这书的，有他的弟子方孝孺《逊学斋集》中《读三坟》、《周书》、《夏小正》诸篇和他的乡后学胡应麟《四部正讹》诸书。这一条微小而不息的川流流到了清代，就成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公然用了一个"伪书"的类名来判定古今的书籍，激起学者的注意了。
我们现在要表章这此著作，只为它们的作者肯用一点自己的心思，能给与读者一个求真的暗示之故，并不是说他们的批评和考证都是很精确的。老实说，在现在时候，这些著作是早该没有价值的了。即如此书，你看宋濂在序跋中所说的话，成见何等的重，态度何等的迂腐，他简直是董仲舒请罢百家的口气。他恨不使庄子受孟子的教诲，恨不强葛洪改学《六艺》，恨不把《公孙龙子》烧毁了。他一方面既以《吴子》的"五胜者祸，一胜者帝"的话为然，一方面又以吴起的"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的事为合理，这是怎样的矛盾自陷？他称许《尉尉子》的"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的话为慈仁，却忘记了本书中尚有"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威加海内"等鼓吹杀人的话。这种遮遮掩掩，缚手缚脚的态度，真使我们看了难过。就是考证方面，也有许多很浅陋的地方。如他信《鬻子》非伪书，而其理由只是"其文质，其义弘"。他不信《化书》为宋齐丘作，而其理由只是"使齐丘知此，则何为不得其死也？"（里面自然也有很好的，如《亢仓子》、《子华子》、《淮南子》、《文中文》诸条。）总之，他是用善恶功过的信条来论定古书的真伪的。这种的观念，在现代的学术界里是绝对站不住的了。
我们既经看出他们的态度是卫道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浅薄的功利思想，入不得现代的学术界的，为什么还要表章他们呢？唉，这原是我们的学术界里的公同的羞耻！我们的学术界真是太不长进了，在十四世纪是这样，到二十世纪还是这样，宋濂们的孤陋的见解比较了现代的一班陈腐的学究的头脑尚算得是新颖的。我们现在要做一种开新的工作，还不得不从他们一辈人说起，请他们一辈人做我们的先导。我希望这书出版之后，大家看了，知道在五六百年以前已经露出了这一线的求真的微光，便想起我们生在今日，应该怎样地努力，使得我们的成绩，可以超过他们。若是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甚至于捧了伪书当法宝看待，岂不令古人在地下笑人！
再有一层，我们也须知道的。我们现在能有这样清楚的头脑，能够作出比古人精密的考证，满目看出古人的错误，这并不是我们比古人一概聪明，乃是我们遭值的时势比古人一概好。我们固然要不辜负自己的"一切要求解放"的时势，但也须原谅古人在他们的"不许发展自己理性"的时势之下所作的贡献。在他们那样的时势之下，能有这一点怀疑的趋向，一点一滴地留传给我们以零碎的疑古的遗产，使得我们增加了许多寻求真理的勇气，这真是可以感谢的呵！
我常说，只要大家在作一件事情时肯想一想，世界的进步不知将怎样地快。读者们，如果以我这意见为然的，请在读这一本书时就想一想罢："我们对于他所批评、所考证的应不应信它？如其我们对于他的话觉得不对，我们自己便该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