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设定是抗战结束后霍桑、汪银林、包朗的再聚首。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加上战乱，一切近可以说“惨不忍睹”。故事讲述霍桑和包朗的好友何乃时医生找到他们，他的学生岑纪璋为一户姓顾的人家当家庭医生，那家的女儿顾玲玲被人用灵璧石打碎脑袋致死。程小青 《蓝皮书》 1948.12.15-1949.3.20

侦探小说，程小青著，讲述了著名侦探霍桑侦破一起离奇案件的故事。故事中，霍桑接到了一桩看似普通的凶杀案，但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案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随着调查的深入，霍桑逐渐发现这起凶杀案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秘密和犯罪动机。他通过细致入微的推理和调查，最终揭开了真相，将罪犯绳之以法。

又名《舞宫魔影》， 程小青 《旅行杂志》 1929.1-1929.4，第3卷第1期-第3卷第4期。死者生前在舞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盯着她。案发后，警方调查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嫌犯，又发现在嫌犯因其目的到达案发现场前死者已被杀害；好不容易找到那个更早到达案发现场的嫌犯，又发现还有人捷足先登……就这样，一下子扯出了十几个人物。最后才发现凶手是…………

这案子发生在一个滴水成冰的严寒时期。那时我已经成婚，和霍桑分居了。

“哎哟！真的！霍先生，这真是一个鬼——一个黑脸鬼！要是在这样子下去，我准会发疯！……霍先生，我怕煞哩！请你救救我！”

那时期上海社会可算是“多事之秋”。绑票、暗杀、惊骇离奇的盗劫案、神秘莫测的失踪案等等，可说是“应有尽有，层出不穷”！在这个时期，霍桑的工作自然也特别忙碌。我的日记中记着，在短短的十五天中，他竟连接地破了三件绑票案，一件盗案和两件谋杀案。我在这六件案子里面，竟也参与半数。这还不算，最近霍桑竟单枪匹马地又破了一件江南燕案。

我记叙我的朋友霍桑侦破案件的事迹有好多，读者们以为我们两人互相帮助友谊很深，都想知道我们相交的大概情况。我翻查旧竹箱，得到一册以前的学校日记，其中记录一件情迹迷离扑朔的事，是我亲身遭遇而是被霍桑所解决的。那时候我和霍桑虽然大家都就读在中华大学，但尚无深厚的交情。自从经历这件事以后我们两人的友谊就与日俱升，可称莫逆之交了。这种迷离扑朔的事，实际上是我们两人结交的媒介。

在我国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有两句形容所谓“读书人”的得意话，就是：“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凭现代眼光看，这两句话似乎已近乎陈腐而不合时宜，可是类乎这话的事实却是依旧有的。例如我的小学时老同学伍子楚结婚的那天，有几个有些“遗老”头脑的朋友，竟也把这两句话移赠他。

这一幕小小的活剧，当时曾给予我一种恐怖和憎恶的刺激。这刺激残留的印象并不因时间的间隔而淡漠。这时我握笔记叙，我的周身的肌肉还禁不住粒粒地起栗。 事情发生在我和佩芹结婚那年的秋季。婚后，我已和霍桑分居，但我在从事著作的余暇，仍不时和霍桑往来。

新医学对于神经衰弱的病症，有转地疗养的治法。我在和霍桑初期合作的那一年，经过了一次实验，认为确很有效。就在那时，我的人生经验上又刻下了一条惊险的深痕，我的日记中也因此增加了一页新颖的资料。

十月二十三日，傍晚五点钟光景，我忽接到我的老友霍桑打来的一个看似轻松滑稽的电话。 “包朗，今夜你如果没有旁的紧要事，请向尊夫人请两小时假，到我这里来走一趟。我有一种奇怪的东西给你瞧。”

“某君中学毕业，年26岁，仪表挺秀。家有薄产，愿得一年龄在20以内曾受新教育之女子为偶。有意者，请投函一六七号信箱，即当约期面晤，如双方合意，再行正式订婚。” 这一类“征婚”广告，在那时期报纸上差不多天天可以发见。同时也有女子求男的广告，那更足引起般少男们的注意。这种现象，在这20世纪所谓“文明”时代中，原算不得稀罕。颖更时髦的广告自然还有。“某男某女，于某日起实行同居生活”；或是“某男某女。于

这里是我的日记中的一节最简短而又最有趣的探案记录不，简直是霍桑别开生面的医案记录。记录的年月距离我此刻叙述时也已经很远了。时候是初夏，气候已渐渐地热起来。那天早上忽然下着非丝非雾的朦朦细雨，天空中塞满了厚厚的湿云，瞧上去阴沉沉地。郁热烦躁的空气渗透了潮湿，也像屋子里的家具那么起了霉，越觉闷腻烦躁。自然，这样的气候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和身体。

我不是自己夸口，我的听觉虽及不上我的老友霍桑，可是也并算不得怎样低弱。那天破晓时分，霍桑只轻轻地说了一声“一个女子”，我便突的从睡梦中惊醒。我向窗上望一望，晓光已是白漫漫的。在这晚秋的当儿，这样的光色，估量起来，已是六点钟光景。在夏天的这时，霍桑早应当起床，往外边作运动早课，吸收新鲜空气了。现今是秋天，我们略迟起一些。他此刻既然还好端端地躺在床上，怎么说什么女子不女子？莫非他也做什么甜蜜的好梦，

“先生，这件事提起了还会教人发抖！ “时间在半夜过后。一阵阵凄惨的吠声惊破了我的梦，我本来很贪睡，但那时不但我们的黑黑吠得很急，连屋子的前后左右也差不多都给这汪汪的声音包围了，仿佛有千百只犬合伙儿吠，不由不使我惊醒！我想起上一次西隔壁王老九家里失窃，也有过这样一回吠声，今夜里莫非又有偷儿到我们的屋子里来？

我记叙我的老友霍桑的探案纪录已有好几十种。一般读者时常写信来寻找，此外还有没有别的案件可以公诸同好。在已往的二十多年中，霍桑凭着敏慧的智力，勇敢的精神和为大众服务的热忱，所经历的疑难案件何上一二百种，并且大半都记在我的记事册里。可是发表的任务，我却没有自由的全权。我每记一案，必须先得到了霍桑的许可，才可以披露出来。但霍桑的所以如此严格郑重，也并不是出于“居奇”或“吝啬”的观念。因为有些案件是平淡

我在结婚以后，同佩芹作过一度环游东南名胜的新婚旅行，和霍桑隔离了好久。 在这个当儿，霍桑虽单身独马，但他探案的任务仍继续不息，所以有许多案件，我都不曾亲身经历。这里所记的一篇就是他单独侦察的成绩之一。是他在事后告诉我的，故而记叙的体裁，也不能不变更一下子。

这是我的老友霍桑在早年时代，初试侦探学术时的纪录之一。 他这一次的尝试，虽也遭遇了不少曲折困惑，结果却到底是成功的；而且成绩的优异，不但使他在侦探界上奠定了不拔的基础，又引起了他服务人群的兴趣，使他获得了发挥他的聆音察理，窥幽抉微的天才的机会，终于在社会间建立了不朽的光荣。因为自从我将霍桑从事侦探的经验公开发表以后，在我国传统上不容讳言的司法界的黑暗面，多少给予一些刺激而逐渐地革新。

霍桑正背窗吸着纸烟。那挟着雨丝的晓风一阵阵从窗口里飘进来，把烟雾吹得团团地打旋。我从烟雾缭绕中，瞧见他笑嘻嘻地向我说话。 “包朗，‘五鬼搬运法’的秘密，现在你已经眼见了！你这一次抛弃了笔墨，跟我回苏州来，也可算不虚此行哩。”

有几个对于侦探似乎没有多大好感的人，曾有这样几句类似讥讽的话：“侦探是靠罪案而生活的；所以罪案和侦探的名词始终连接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寻味这几句话的含意，显然在抱怨侦探是一种可憎可厌的不祥人物；他的足迹所到之处，罪案便会跟着发生。一般地说，这话是不合逻辑的，可是就事实上说，我也的确没法否认。因为罪案和侦探，有时候真会像“影之随形”。譬如我和霍桑不论走到哪里，那种种不可思议的罪案往往会跟着发生。

一个春初的下午，我们的旧仆施桂引进一个客人来。那人的年龄已在五十左右，有个国字形的脸，扁鼻大眼，身上穿一件淡灰色细回文的华丝罗夹袍，左手无名指上有一只钻戒，装束十二分阔绰，走路时也大模大样，很像商界中的所谓体面人物。

这案子发生在一个我还没有和霍桑分居的夏天。 正午时分，保火一般热的太阳满照在街心。那黄澄澄一片的砂石马路，给薰炙得如同烙铁一般。黄包车夫们赤着双足，在烈日中挣扎卖命。他们的足底上虽然起了厚茧，神经的感觉似乎比较地迟钝一些，但是究竟不会完全麻木。瞧他们的脚在烙铁般的路上拼命地起落交换，不敢稍稍停顿，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脚如果起换得迟些，也许就要忍不住地面上热灼的痛炙。但他们的足越换得快，他们背心上的

人们都说侦探生活是一冒险生活。是的，这句话我自然承认，不过，据我的经验所得，我的意识中的冒险的定义，也许和一般人的有些差别。我觉得在侦探生活的冒险之中，往往使人的神经上感受到一种欣羡紧张的特殊刺激。这是一种神经上微妙的感觉，原不容易用文字的方式表示的。举些具体的例子吧。譬如：黑夜中从事侦查，或捕凶时和暴徒格斗；或是有什么狡黠的宵小和我们角智斗胜，用计谋来对抗计谋，处处都觉得凛凛危惧，而神经上同时

的确，这一件案子是别开生面的。这可是件凶案吗？是的；但也许不是。我并不是故意发这种模棱两可的论调，实因这案子的性质和发展的步骤。在我的老友霍桑以往的数百件疑案之中，竟可说绝无仅有。这案中处处现着矛盾的事实。

我读到那一节新闻，不由不震了一震。我的眼睛虽仍瞧在报上，嘴里却禁不住失声惊诧。 “奇怪！这样的盗案真可算得闻所未闻！”

9月5日的早供，初秋天气，清早时更见凉快舒爽。我在早餐时分得到了霍桑的电话，便匆匆收拾好了，辞别了我的佩芹出来。霍桑的电话只有一句简单话。 “包朗，如果你的日记中还容得下一种新鲜资料，赶快到火车站来！”这话一进我的耳朵，顿使我十二分兴奋。原来近几月来，我和霍桑合作的机会很少。

我们从十八路电车上跳下来，绕过了转角，霍桑立定了向前瞧一瞧，便遥指着那一排并列的西式房屋。 他说：“包朗，这大概就是倪金寿所说的朝东洋房了。” 我应道：“他既然对你说白杨路的朝东洋房，当然就是这一所。”我们继续进行。我又说：“那边好像有十多幢同式的洋房。金寿可曾说明门牌？”

在一般有贪杯习惯的人们的意识中，谁都承认酒这东西有特殊的效用。那些旧式的酸溜溜的先生们，往往把“解愁”和“钩诗”的字样来讴颂酒德。比较有些新知识的人物对于酒的评价却不同了。说上什么“刺激神经”“畅流血液”，“提振精神”一类的考语，似乎也承认酒有兴奋的功用。但我的老友霍桑对于这些见解都是反对的。他说酒精中含着毒素，能够使神经麻木，减弱官觉的性能，总是有报无益。这句话我以为说得太过，也曾跟他辩论过。

我深信故老们流传下来的俗谚，有好多都是有着强固的心理根据的。譬如酒人们所颂赞的那“酒逢知己干杯少”一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霍桑和我都是不会饮酒的。有一次他因着多喝了几杯，竟至闹出一件笑话，我曾记过一篇《失败史的一页》；因此，霍桑平日更难得饮酒。可是也有例外。那天晚上，霍桑因着好几天没有见我，说得高兴，他竟会和我一同上万丰酒楼去小酌。

那年革命军的势力还没有达到东南，东南二省间忽然起了内战。当战争最剧烈的当儿，说也惭愧，那沿铁路线一带的人民，都把上海租界——当时租界还不曾收回——当作了避难的安乐窝，竟扶老携幼像潮涌似地赶来。战事发生在铁路线上，铁路的交通虽断，一大半人都乘着长江轮船大绕***。上海社会的心目，都盼望着内战早日结束，别的事都不足以引起他们的兴味。

霍桑是我的知己朋友，也可称之为“莫逆之交”，我们在大公中学与中华大学都是同学，前后有六年。我主修文学，霍桑主修理科。霍桑体格魁梧结实，身高五尺九寸，重一百五十多磅，面貌长方，鼻梁高，额宽阔，两眼深黑色，炯炯有光。

三十年代的上海，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华丽的别墅中突然传出枪响，鼎鼎大名的“舞台王后”被杀，死者身上既有枪伤又有刀伤，显然凶手不止一人，一代神探霍桑神机妙算，终将这起双重谋杀案大白于天下……

“那时候是在半夜过后，十二点钟已经敲过了好一会。昨天上半天下了一阵疏疏的秋雨，午后两三点钟虽住了雨点，天色仍是阴沉沉的。到了晚饭后八点钟光景，忽又下起大雨来，足足注泻了三个多钟头。虽然不能把‘倾盆’的字样形容那雨势，但屋檐下的水溜中奔流不绝，屋后的两只大缸都已储满了水，便可见雨势的一斑。但到了十一点过后，呼呼的风声转了方向，雨脚便渐渐地收束。

说起我的嗜好，也有不少项目：如旅行文艺美术纸烟等，近年来又加上一项，就是瞧电影。这天晚上恰是八月十三。晚餐时一阵子倾盆的雷雨把温度降低了不少，凉风习习已含着些儿凉意。我的妻子佩芹因着那一阵大雨，伊的瞧那《金缕痕》片名的兴致竟也像气候温度一般地降低了。我的意志比伊坚定得多，晚膳既毕，仍独自冒着雨前去。这《金缕痕》一片在描写和结构表演取景方面，处处都合乎艺术的原则，的确当得起“名片”的评价。所以我虽

在我的许多朋友和那些见面时照例点头实际上还够不上称朋友的人们中，很有几个类似小说憎恶者的相好。他们常有一种近乎讥讽的见解：“小说中的悲欢离合的情节往往曲折幻复得使读者休目惊心，尤其是侦探小说，其实都是出于作者的想象，都是作者的故弄手段，事实上决不致如此。”这种议论的来由是否因着他们对于小说有什么特殊的恶感，故意要贬损小说的价值，我固然不得而知，但我敢证明，这见解实在是错误的。

凡熟识霍桑的人，总知道他是个反对饮酒和最不喜欢无谓的应酬的人。譬如人家的弥月冥庆之类的宴会和俗例上无事生事“摆阔”性的酬酵，他往往规避不往。这不是他的矫情，也不是孤高落寞；他实在认为太虚泛无聊。但假使有二三知己，不拘形迹地把酒谈心，他也会高兴地喝几杯。并且在这种投契的当儿，引起了他的谈锋，他还肯把他经历的奇诡案子讲出来助兴。

时候是七月的上旬。我和霍桑因着我们的老同学丁松琴的太夫人七旬大庆，特地一同回到苏州去贺寿。丁松琴住在幽兰巷中，我们为避免旅馆的烦嚣和与朋友们的应酬，就下榻在松琴家里。丁老太太的寿辰是七月九日。这一天天气很热，来宾又多，什么戏法、游艺应有尽有，一直闹到了半夜方才散席。松琴是受过新教育的人，在一个药厂里服务，但丁老太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伊平日自己很俭约，但在施舍上却毫无吝色。这一点深得霍桑的敬佩，因

我先来介绍一下本案中的一个角儿。那人姓韩名承祖，是一个旧式商人，年纪已有五十五以外。他身上穿一件细夏布长衫，白纱袜，黑缎鞋，非常整洁朴素。他一手执一柄折扇，一手执一块白纱巾。面上灰白中带青，一双棕色眼珠满现着惊恐的神色。他坐在霍桑的对面，把那折扇紧紧地握着，似乎已忘掉了扇子的功用，只把他的回动的右手中执着的那块白巾不住地在他的额角上抹拭。那白巾己经湿透了，差不多绞滤得出水。霍桑仍闲散地躺在那张藤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奇怪！这种声浪在爱文路七十七号里面实在是难得听见的。这分明是鸡叫的声音，而且我推测鸡声的来由是从我们的办事室中传出来的。我们何曾养什么鸡？即使暂时养几只备食的鸡，苏妈又何至于这样昏债，竟把我们的办事室做鸡场？

我的朋友霍桑以非职业性的姿态从事侦探罪案的工作已经好多年了。几年中，上门请求帮助的人接踵不断，我的朋友接办的案子很多，我曾先后把其中精彩的案件记述下来并公诸于世，让社会人士一起欣赏。凡是读过我文章的人，都已熟悉他的为人，不用我再作介绍。不过有一点得向读者报告，虽然我的朋友破案很多，我不可能全部把每一件罪案介绍出来。其中当然有原因，并不是我贪懒。每当我的朋友侦探案件时，我总是和他在一起，有时也冒着

是的，当侦探的人，危险是工作上当然的报酬。惊疑和恐怖，更可算是家常便饭。我自从和霍桑合作以来，所经历的惊变危险，正不知多多少少。譬如我在“黑地牢”一案中，我曾亲身被绑，后来又不幸中了一枪，在当时我固然感受到一时的紧张，但事过境迁，便也淡然忘怀。这就因侦探的生活，本来和惊险为绿，种瓜得瓜，自然也无所怨怼。可是我这一次的奇怪的经历，却是一个例外，此刻我执笔记述，还觉得牙痒痒的，余怒未消。

这是若干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和霍桑还住在苏城。初冬的雨夜，北风呼啸，越到晚上越是寒冷。突然有一个客人来访我的朋友。客人年约四十岁左右，穿着深颜色花绸的厚裘皮袍，十分大方。他乘轿子来，衣服鞋子都没有湿，但是面无血色，身体微微抖动，似乎十分怕冷。我冷眼瞧着，他的这种神态。并非全是为了寒冷的缘故，一半是因忧虑所致。客人先自我介绍，说姓何名芝贝，是苏城的税务局长，接着就匆忙地说明他的来意。

我要引用那一句“大风起于萍末”的成语，来形容这一件起初看似平凡而结局却出人意外的迷离消税的惨案。是的，我的引用也许近于曲解原意，但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件血案的过程，恰像是由一阵习习的微风，演变而成为投木飞沙的巨随。

那头发花白的老妇刚才在霍桑书室中的那只专供来客的安乐椅上坐定，忽又跳起身来。伊举起了两只干瘪皱皮的手，在空中画符似地乱摇了一会，又气息琳琳地说话。 “先生，我怕极了！我当家的在纱厂里做工；一天不做，一天不活，实在担不起风险！万一闹出事来，我们一家门都活不成哩！先生，我委实怕极了！先生，总要你想想法子！”

在一般人的眼中，霍桑的性情要被看做是相当古怪的。他最厌憎无聊的应酬。 他常说我国的有闲阶级里面，有一种专门应酬不作别用的人才。他们靠着祖先的余荫，无所事事，生活的方式只限于今天李家请客，后天张家答席；或是王某三十大庆应当去应酬几副扑克，赵家如夫人开吊，又得去敷衍几圈麻将。“不作无益事，怎遣有涯生？”便是他们的人生哲学。结果影响了那些意志薄弱的后辈，弄得社会的风尚奢靡好闲，正当的社交反不容易推行开

那是一个深秋天气的星期六下午。春江轮船已定在这晚上一点钟驶往香港。到了黄昏十点钟光景，船上热闹异常，男男女女的乘客都陆续地上船，舱面上挤满了乘客，船员，送客的人，和许多搬运行李的脚夫。这些送客的人们即使不是新婚夫妇或是相知的密友，可是都照例地临别依依，不到开船的时刻，谁也不肯早一刻分手。但是那无情的汽笛不时发出那吁吁刺耳又刺心的锐声，一再地警告这些送客者们：“船将开了，快分手罢。”同时它又似乎残